无法回避的过往：读《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简介：于立杰，西南政法大学2018级本科生，与维特根斯坦同天生日的狂热崇拜者。
前言：当今时代的民族主义
以赛亚·伯林曾说：“在今天，至少在西方世界以外，不与民族主义感情结盟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可能获胜。”这句话看似夸张，却将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点破，甚至可以再进一步地说，哪怕是在自诩“进步”“现代”的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力量仍不可小觑。“民族主义的思潮从何起源？又因何兴盛？”伯林仅仅指出这一现象，并未究其根源。但其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其《想象的共同体》给这一领域带来了“哥白尼式革命”。他将对民族实体探索的核心视角，由物质的地理环境条件转换为群体心理的认同与想象。从这一独特的视角为我们阐发了“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
一、漫长的准备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意识步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想象形式。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所以“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产生的关键在于“想象”的形式不同，而在“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前，最主要的想象共同体是作为有组织宗教的信仰共同体，以及作为世俗统治象征的王朝共同体。
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共同体仰仗产生共同想象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基督教世界）却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被更贴近大众的各地方语言所取代，宗教共同体逐渐失去了其影响力。
联结所有基督徒的基督教中心—梵蒂冈
同样地，在十七世纪的西欧，神圣君主天然的正当性也在慢慢衰退，启蒙运动的思潮与此起彼伏的革命，冲击着摇摇欲坠的王朝，王朝共同体在随后演化为了依靠民族主义大树才能存活的藤蔓。
欧洲最为成功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其全盛时期统治领土囊括大半个欧洲
与旧日共同体衰落一同催发民族主义的是，人们对时间认识方式的改变。在古典时代，人们处于一种神谕式的时间观念之下。该观念认为历史不是一条因果锁链，没有过去与现在的截然二分，我们都是“与时间并进的”，并始终处于时间的尽头。
这种通过宗教的绘画，雕塑等来传达的时间观念，其性质是垂直、神圣的、纵向时间上的相似性。在这一观念中，“我”可以通过想象出一个与其相似存在的“我的祖先”来获取一种永恒的时间体验。
拉文纳教堂壁画，其中耶稣身着紫袍，这明显是不符合耶稣诞生的时代的，而是与拜占庭帝国文化相符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却被认识为横向的、由时钟和日历标示的时间体验。这其间体现了一种“同时性”，没有人会认可“我”与“我的祖辈”间生活形式的相似程度要大于“我”与“同时代人”间生活方式的相似程度。在这一前提下想象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得以成为可能。当然这一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世俗科学的推波助澜，尤其是新兴的文学形式极大地加快了这种转变。小说与报纸让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与“我”类似的“陌生他人”，使每一个阅读报纸或小说的读者意识到，“阅读”这一行为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报纸的读者必然会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复数的阅读群体
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萌生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土壤。在安德森的论证下，印刷资本主义冲击了“神圣语言”的垄断地位，使得各地方言有了丰富发展的机会，让各个方言的使用者成为了未来民族主体成员的预备队。同样，丰富的印刷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新兴文学形式的发展，小说报纸变成普罗大众的必需品，新的时间观得以在更广泛的头脑中殖民。
在旧日共同体衰落，新的时间观念出现，以及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的满足，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与人类宿命般的语言多样性这三者”。在这三个因素之间充满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下，方言性的“印刷语言”出现了，而这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的特殊方言共同体——民族，终于出现了。
二、从新世界到旧王国
与之前的研究者不同，安德森并没有将欧洲作为民族主义的源头，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新世界—美洲大陆，并以此作为民族主义思潮的真正起点。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等诸多存有大量欧裔移民的殖民地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并且迅速明晰了彼此的界限。为何这些使用相同语言（西班牙语）且有着与伊比利亚半岛宗主一样白色血统的美洲人要如此决绝的反抗西班牙？为何他们在反抗成功后并未因彼此间的共性联结为一个国家，而是彼此分隔？
玻利瓦尔与西班牙人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安德森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朝圣之旅”。由于西班牙对于未来庞大殖民地失去控制的恐惧，所有殖民地的高级职位都由“纯粹”“值得信任”的半岛人——即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本土的白人担任，而海外移民后代不论出生在新世界的任何地区，不论受到怎样的教育，其在官方行政体系中的移动终点必定不会出殖民地。他们的晋升阶梯的终点，可能是墨西哥城、利马等殖民地的行政中心，但绝不会是宗主国的政治中心—马德里。他们永远囿于殖民地的体系之中，甚至没有机会出任殖民地总督这样的当地“一把手”。在此过程中，这些白人“失败者”会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同伴和他们一样经历着相同的命运，那么，这些同伴就成为了“同类”，成了最初的民族共同体成员。
就像宗教意味上，去往圣地的朝圣之旅。当通向伊比利亚圣地的道路被封闭后，这些海外欧裔殖民者只能将本地的行政中心作为终点，渐渐将“圣地”本地化了。利马、圣地亚哥这些原来无足轻重的站点，变成了凝聚共同体的象征。这样，一个围绕着各自旧殖民地的行政单元，多元相异的美洲民族共同体诞生了。
可以看出，今日拉美国家界限与旧殖民行政区划界限有相当的重合（巴西属于葡萄牙殖民地）
当新大陆民族解放的风暴逐渐停歇的时候，旧世界的天空却被乌云笼罩，欧洲的民族主义时代随即揭开了序幕。
十九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百年间产生的欧洲民族主义有两大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是“民族语言的民族主义”。之前的美洲是不存在多样的语言的，而官员的“朝圣之旅”，在欧洲并不属于隔绝划分共同体的最主要因素。故语言就成为了这波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并且得益于“印刷资本主义”民族语言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不论是纵向的阶级中，还是横向的地域范围里，每种语言都获得了稳定而忠诚的使用者。其次，这是“盗版的民族主义”。他们全都得参照远方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骚动后，不那么遥远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见的模式而行。安德森认为继美洲之后，其他的民族主义都是其“盗用”，以此为模板并进行改进。尤其是那些带着启蒙色彩的民族国家、共和制度、共同公民权、人民主权、国旗、国歌等新兴概念，随着美洲的政治一起来到世间，使得王朝帝国、君主专制、臣民身份、世袭贵族等既存概念黯然失色。最终这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革命犹如弹药库着火后，每一次小爆炸又引发另一次爆炸，直到最终的烈焰划过天际，使黑夜变成了白昼般的巨大咆哮。
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攻城略地，古老的帝国已经无法再依仗君主的神圣来获得其合法性。旧日的统治阶级既想顺应当时民族主义的潮流，又想保证王朝制度的合理性，“官方民族主义”应声现世。
1848民族之春—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席卷欧洲
安德森认为“这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的武力抵抗，民族主义浪潮下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的原则，并使之与旧王朝原则结合的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先期政策”。这一时期的王朝想要统一国家，对于已经产生的民族理念，欧洲宗主国想方设法进行“归化”，于是努力推行一种民族语言作为国家语言。安德森将其解释为王朝想同时结合归化与保存权力的运动。
以俄罗斯帝国为例，1887年波罗的海各省中，俄语被强制规定为所有国立学校的教学语言。这个措施之后又被扩大到私立学校。在本身就存在多个语族的庞大的沙皇领土上，俄语便成了使不同性质臣民同质化的最好工具。同时，沙皇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原本领有众多不同领地头衔的沙皇，变成了独属于俄罗斯这一民族的总代表，沙皇统治俄罗斯变为了沙皇代表俄罗斯。这一幕也发生在由霍亨索伦统治的德国和汉诺威统治的英国，各国王室纷纷选择“归化”于过去自身领土上的民族，自此君主的神圣性与民族性再也无法分割了。
汉诺威家族因其德国出身而备受争议，最后顺应英国民族情绪改姓为英国化的温莎
从新大陆到旧世界的过程中，从美洲民族主义强烈的反建制色彩到官方民族主义中维护旧制度的清晰目的，民族主义渐渐地从一种独特自发的情感想象变成了可以复制模仿的技术手段。随着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各个政权对民族主义“想象”的运用也愈发熟练，民族性成为了最现实的政治根基。
三、反思与可能
当古老的帝国崩塌，新兴的民族国家从其间诞生，无数人为自己的新身份而欢欣鼓舞，民族主义代表的进步与解放似乎昭示着一个美好未来的降临。但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民族主义似乎更像是惨烈战争的催化剂。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主义在始发阶段，无论是在19世纪的欧洲，还是20世纪初的亚非殖民地，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本身是为了扩展和联合更多人群。但之后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却滑向在人群间制造分离，区隔和限制。乔治·奥威尔甚至直言道；“民族主义是由自欺煽起的权力饥渴。”
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酝酿出了德日法西斯政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界痛定思痛，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这种反省最终反映到对现实政治的安排。“普鲁士”这一政治实体的彻底消灭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似乎展现出一定的效果。但当下从日本右翼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诉求，到欧洲排外民粹主义的兴起，我们仍能看见“民族主义”那徘徊不散的身影。就算是在彻底反思忏悔的德国，我们也能够想象《希特勒回来了》这样的影片所描述的未来。
《希特勒回来了》讲述了一个希特勒穿越到现代德国，结果再次受到大众追捧的故事
这不禁使人思考一个问题，民族主义的建构特征，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建构的方法将其消解？还是说，民族主义本就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一环？
在安德森的理论中，民族共同体本是于人类意识中自发生长的植株，但在生长过程中与政治技术相关联，以至于最后成为了一种可以为权力所培养塑形的盆栽。在这一构想中，将“民族”的想象彻底地消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其代表了一种处于人类生活形式中本质的“归属感”的需求。但是当其发展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必须警惕其力量。
在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区分作为“政治手段”的民族主义话语和作为“个人情感”的浪漫抒怀？如何在保留本民族骄傲认同的前提下，将自我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地位中？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自然要保持一种“如实”的态度，去了解“民族主义”的历史与过往，去寻找本民族绚烂“想象”下现实的根茎。
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除非我们先抛弃像‘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会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病态’这样的虚权论点，并代之以竭尽全力地、一步一步地学习真实的和想象的过往经验，我们就不可能对限制或防止这类战争做出任何有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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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帝企鹅
本期编辑 ✎ Zor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