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由鳌湖艺术村承办、打边炉和《住区》共同策划的第二届鳌湖乡建艺术研究项目“普遍共存：捕捉、丰富、再创！”在鳌湖艺术村启明学校举办，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论坛在启明学校的校舍前的空地上进行，现场没有空调，没有隔音墙，在场观众与演讲者甚至要被太阳追着跑，随时调整座位，被迫躲到树荫底下，最后，观众与讲者都围坐一团，边界消失，座位交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乡村工作现实工作情景的写照——必须要面对面、硬碰硬地触碰乡村问题。
上半场论坛由打边炉主编钟刚主持。五位与谈人分别从各自多年的乡村实践及研究出发，实打实地围绕乡村建设的基础工作展开探讨。我们希望借由讨论艺术乡建过程有哪些问题无法避免、在城市化背景下华南乡村经历怎样的转型、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风暴中的“千村一面”等，揭示与正视强势城市文化下被遮蔽的乡村面貌，以此谨慎、持续而富有弹性地推动乡村工作。
以下为论坛上半场的发言实录，以10个问题的方式串联全文，由《打边炉》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有删减，发表前经过与谈人的审校。讲稿整理：劳秀汶。
我前天跟朋友开玩笑说，现在走在大街上随便碰见五个人，有三个在做乡建。当城市发展遇到瓶颈时，就会把危机转到乡村，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因为乡村能满足各个层面的人的期待，包括功利性的经济目的、精神或道德需求等。但真要把乡建做好，难度会越来越大。2000年，我开始在乡村拍摄摄影作品，就发现了乡村诸多现实问题，触发了我对乡村更深度的思考，并介入到乡村行动，这可能是最早的艺术乡建实践了。我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的艺术放进乡村，而是通过艺术行动去建构社会的“关系与桥梁”——建构人与人、社会、自然、历史等等的“关系”，并通过建构，期以重建和修复那些丢失的传统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从开始介入，到乡村恢复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良性发展状态，我就会慢慢退出，把它交给乡村的村民。但这必须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触动和激活乡村的关系网络。乡村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单单一直依靠外部力量介入，肯定不是合理的方式。艺术家进入乡村，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当乡村久病不医、“病入膏肓”，必须先“把脉”诊断出到底是什么病，如果一上来就做大手术，外部强势干预，那么乡村很可能会被破坏掉。所以，我认为到乡村，首先是要判断乡村价值——有广义价值，也有地方性差异。乡村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价值，像中国文化的阴阳概念，既有看得见的村落历史景观价值，还有看不见的且更重要的乡村伦理、族群等文明价值，后者是乡村秩序的构成基础，会无形地影响前者。
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中国文化是完整的一体两面，把“阴”去掉，“阳”就不存在，就会垮塌。中国古代乡村的节庆都是通过民间游戏的方式，来巩固与强化乡村的伦理秩序。经过文革的破坏、“反传统”的社会改造等过程，今天所恢复的乡村节庆完全抽离了乡村文化价值，变成了娱乐活动，成了嘉年华、狂欢节。做乡建，修几个房子很简单，要想触动乡村最核心的问题非常困难。要知道，乡村伦理秩序是乡村的隐性价值，重建恰恰也是最难的。所以在中国南方做乡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宗族关系和亲属关系，盲目行动，那可能就会碰壁。在乡建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多主体联动”，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协商，而非放大某个单一的主体权力，我认为这样能把问题缩减到最小。艺术家不是单一的、技术性的专家身份，要放弃精英主义的立场。
我总结过艺术家在乡村的多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启蒙者”。不是启蒙村民，而是启蒙掌握着乡村资源和权力的主导者。乡村工作最难的是和他们打交道，他们大多受到现代性“毒素”的影响，即处在单一的经济发展和逻辑之中。以前破坏乡村是服务于经济，今天保护乡村、推向市场还是服务于经济，二者都是发展主义下的逻辑。第二种身份是在地的学徒。很多时候，社会往往对艺术家有一种期待，也有偏见，但艺术家有自身的局限，社会千万不要对此期待过高。我们每到一个乡村，都会小心翼翼地先做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家的方法，了解地方性知识，谦虚地向当地人学习，经过大量深入论证，和村民等多方协商，才能慢慢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艺术家的第三种身份就是不同主体关系的协调人。乡村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我们是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说不定过几年，换一个乡村掌权者，换一批外来的投资者，局势马上就变了，各主体都有不同的长期目标和短期诉求。我们把这些诉求和期待尽可能地协调，只有这样，介入乡村的工作才能逐步地往前推进。第四种身份是日常生活的战士。艺术家介入乡建的过程，会遇到很多“错误”的东西，有时要斗争抵制，有时也要妥协，但底线是不能放弃的，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既不向权力妥协，也不向资本妥协。总之，理想主义的初衷不能变，更不能被资本收买。所以，有些艺术家也只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恋战”，“愿做他乡是故乡”，除非是自己的家乡，但自己的家乡都有很多变数。现在很多乡村艺术活动受日本影响很大，我曾经和日本大地艺术节的策划人交流过日本和中国的乡村差异。日本乡村的“天地神”都在，就是“人”走失了，都到城市去了。这是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所致，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到城市，但其土地还是私有化，乡村秩序基本都没被破坏，用艺术的方式把人吸引回来，就能解决日本乡村凋敝的问题。然而，中国的乡村“天地人神”都垮塌了，用任何单一的方式是无法解决中国乡村长达百年的问题。
况且，中国的南北乡村境遇差异过大，北方乡村面对的是权力问题，南方乡村则是不良资本问题。我在北方做了十几年艺术乡建，在南方也做了六年。北方的乡建由政府和权力推动，乡村中的政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南方则是它的自治能力很强，乡村保留相对完整，在借助当地的知识传统基础上，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适当激活，就能推动乡村自身的发展。所以用好资本很关键，但也要警惕不良资本，它对南方乡村的破坏力很大。
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员、广东省农村经济学会副会长当我们讨论中国乡村时，一定要先划分类型，而不是抽象地归纳出几条特征。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异非常大，不仅有北南方之别，还可以从西部、中部、东部来划分，东部的乡村基本上属于农民工的输入地，中部则为农民工的输出地。从全国范围来看，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可归属为一种类型：它既是农民工的输入地，并且每个村都存在集体经济。1980年代初，我们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土地实际分到每家每户。到1990年代初，分下去的土地又再度收归集体，这在珠三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为什么土地收归集体？因为有“三来一补”，当时香港的很多企业家到珠三角投资建厂。那时候农村用地相当放开，把耕地拿来盖厂房非常容易。盖厂房获得的租金收入，一定是超过农业种植的，所以农民都很拥护，把土地使用权集中起来，以集体的名义建厂房出租。珠三角的农村小组有经济社、行政村还有经济联社。后来，经济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称之为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面向所有村民，人人都有份。而股份制是股东才有份，股东是“生不增、死不减”，股数基本恒定，不会因为村民出村入村、出生死亡而改变。股东的股权不能仅仅从经济学层面来理解，它是含有多重权力的叠加。2010年广东省在佛山南海推行“政经分离”的改革试点，主要是把股份公司的选举和村委会的选举分离开来，即把股东的成员权和村民的身份权分开。如果二者搅和在一起，便牵扯到复杂的利益因素。由于股份是固化的、股民会逐渐老去，新生代希望得到股份。我在调查时发现，新生一代的村民没有股权，他们成长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就会要求相应的权利。在珠三角的农村里，目前存在股民和一般村民两类人。这个共同体要继续往前走，也许要依靠股份制转向集体经济的方式。南方乡村的转型，需要先从一个村庄共同体的内部来理解。珠三角城市群里的乡村，也涉及城和村的关系问题，二者是互嵌的关系，难分中心与边缘，既可称为“城中村”，也可以叫“村中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都有贫民窟，这意味着住在贫民窟的人失去了土地，不得不依附城市生活。但在中国，虽然我们有2亿多农民工，可是农民工在家乡都有土地，对他们来说，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家园象征，包含一种家的概念。即使农民工在城里遭遇挫折，他依然可以选择回到村里，或暂时回村过渡，所以有学者把农村视为“蓄水池”。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中国没有贫民窟，并且这还得益于城中村。深圳的房价挺贵的，很多年轻人到深圳创业打拼，他们会选择住在近郊或者城中村。城中村的低成本集聚功能明显，它是通向城市化不可或缺的桥梁，降低人口集聚的门槛。不要动不动就对城中村进行整体搬迁或改造，虽然政府可能会从土地财政中获益，但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一座城市的发展。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恰恰是处于最有创新能力的阶段。把城中村全部迁走，往后人口集聚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年轻人不愿意来，城市也就失去活力。珠三角的乡村还有一对关系需要注意。早年很多企业都开设在村里，企业老板多是本地人，工人则来自四川、贵州等地，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来打工。当中不免会出现劳资矛盾，矛盾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土客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今天珠三角的乡村，已经从劳资关系转为主客关系，即房东与房客的关系，矛盾要少得多。201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新的补充，非户籍人口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只需申请并经过所在地的村民代表会议同意，便可以参加选举。珠三角乡村的主客关系，从原来的对立、并行，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融合阶段。乡村发展或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公共产品，在于如何把村民组织起来。与北方相较，南方的乡村更有活力。这不仅体现于它的集体经济，还因为其经济社往往也可以给宗族性的活动提供一些支持。我认为宗族是乡村基层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好好利用它，是能够激发其公共性的。这是南方乡村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说，其他的乡村建设行动是一种改造的动作，艺术乡建则颇有涵化的特点，即允许杂糅，在艺术介入之下，贯通乡村的各个部分，达到和谐的状态。
我经常去一些山区，会看到很多因为撤点并校而弃之不用的“希望小学”。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百名乡村建设艺术家，选出一百个被废弃的希望小学进行艺术营造？甚至我们可以把这项行动命名为“新希望工程”。
景观设计师，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乡建一事，可类比古时修炼功夫，修炼功夫者不能单讲理论，还要实修。实践过，做过，再说话就比纯讲理论宝贵。今天在座的几位都是实修派，特别难能可贵。还有，眼前的事，并不只是眼前的事，凡事有它的背景，有它的来历，要从远处说起。说多远呢？100年够不够？差不多吧，大概也就是从晚清开始，100多年血与火的洗礼，不管是一般社会人士还是知识界，从这一百年的痛史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信仰，叫现代化。把现代化说成是一个民族的信仰，过不过分，大家可以讨论，但现代化的确被赋予了一种弥赛亚（救世主）的面孔，人们相信，我们达到现代化目标之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摆脱落后屈辱和一切差强人意之时。百年间的农村，一路高歌猛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艳阳天》……不回顾了，到了改革开放，大规模城市化，农村的子弟进城求学，鲤鱼跳龙门不回来了，外出打工的也基本不回来了，城市化把资源财富、年轻和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在城市，留给农村的，往往是老人和孩子，尽显凋零。今天看，再温情脉脉，农耕文明也是“旧日黄花”，乡村是母体，当然也是一个准“废墟”，如同母亲子宫的概念，丧失生育功能的母体子宫，就会“荒芜”，成为“废墟”。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动机是好的，力图扭转这个颓势，本是可喜之事，但做法却往往走偏。好多村子上面拨下来两三千万，不用白不用，老屋墙面粉刷一新，建筑屋面改成鲜艳夺目的彩瓦，搞广场做绿化，用的是城里市政和房地产的那套图纸，河涌硬化，加上“汉白玉”栏杆……这样一来，对原来的乡村景观破坏尤为严重。2020年之后，疫情下积蓄了多年的各种焦虑矛盾凸显出来，GDP增速到两位数是难以为继的。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对于城市来说，就是毫无节制地盖楼造城，而到了农村，则是用城市过剩的产能覆盖田园。对此，我们一定要审视这么做会带来什么。
我曾经留意中文词“打造”滥用的程度，一个会议发言者，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使用该词，一篇政府文件，频繁大量使用“打造”，而大家的反应见怪不怪。这不只是一个语文的问题，字和词的背后，指向的是我们的世界观、造物观。我们可以“打造”高速公路和高铁，但无法“打造”一棵几百年的树木，无法“打造”一堵几十年老墙壁的岁月斑驳。用“打造”的哲学“打造”的乡村是极端粗暴的，乡村一定不能“打造”，面对乡村，我们能不能柔造，甚至不造。“打造”中的“打”，明显就是暴力，可以休矣，建筑师李保峰老师说得好，“轻触自然，轻柔建造”，我们能否允许一种景观设计乃至于文化思想中的温柔思想或是保守主义，来平衡和抵消过去几十上百年留下的革命式的现代主义狂躁？说回景观吧，我认为做乡建，以下几方面的景观考量相当重要：第一是格局。在乡村大拆大建、另起炉灶搞新的规划是危险的，房子能变，道路能变，格局不能破坏。过去的村子非常注重选址，这是第一位的，比设计还要重要。你可以观察，一个村子和周围山的关系、水的关系，风从哪来，水从哪去，这都是这个村子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要尊重原有的乡村格局。第二是体量。柯布说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当下各种新区建设是在造机器。一座城市有一千万人，按人口指标来建会展中心，出来的一定是巨物机器，单是停车场就得几千个车位。把这样的尺度放到乡村，即便是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几栋几十层的楼，摆进村里，巨物入侵，这个乡村就完了。乡村容不下超尺度的物体。我们可以想想，乡村为什么可贵？因为它的体量和人体生理结构是匹配的，我们从本能上喜欢这个尺度。插一句，我并不是一个回归自然派，作为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读者，我其实很认可他提出的“逃避自然”。自然有洪水猛兽，虎豹豺狼，太多威胁了，文明是对自然威胁的反应和逃避，我们逃避自然的第一站，当然就是乡村。乡村并不是自然，真正的自然是难以抵达的，你吃不消的，乡村不过是第二自然。至于城市，是我们逃避自然的第二站，现在造了太多太密的人工物，是个大机器，逃得太远也不行，我们是从自然出来的，有些想念自然了，就要做些调整，比如建公园。第三是材料。我以为，乡村建造的原则是，应使用一定比例的乡土或自然材料，如所在地的石、瓦、砖。对现今最简易可得的是工业建材，不赞成完全弃之不用。第四是时间。并非提起乡建，就得“托古人”、“托旧籍”，只会挖掘历史人物或考究村落的陈年老事。艺术乡建的好处在于，能够把当代人的创造性、浪漫与活力带到乡村。乡村既要向后看，也要往前走，但从文明的角度看，历史流传下来的事物要尊重，对先人神明有敬意。古人教过我们，敬可近之，也可远之。最后是植物。这些年关于植物的争议特别多，这说明我们植物观的混乱，我们和植物的关系，人们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乡建中乡村植物的培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照搬房地产或者城市市政的种植手法。但这不该是乡村植物的样子，也会让乡村财政背上长期的养护负担。不要老青睐什么精品绿化，姹紫嫣红，层层叠叠，既不自然，也昂贵。前些年经常可以出国，我留心越是发达国家，纳税人的财政看管就特别严，他们的公共绿化大都是自然放松的、便宜的，他们很少在这上面这么奢侈。在农村，菜地、果园都是绿化的好形式，每个地方有自己的乡土树种，都很美。我们乡村的树还是太少了，尤其是北方的乡村，大灾荒的时候，扒树皮吃保命，树就死了，以后希望这种残酷不要再有了。我在顺德、南海、番禺都生活过，是半个广东农村人了。当地村落里的榕树，可以栽种在村头，但绝对不会出现在家前屋后。植物在中国人的精神及生活世界里中，从来不是纯物质的存在。村里的大树一定是风水树，有的还被封为神树，村民是会去祭拜的。乡村的知识系统是地方性知识，偏偏它在今天没有地位，因为学校不考。乡村的基础知识系统，其实已经式微。在一个老阿婆眼里，她知道村里哪棵树有神灵，也知道哪把草治什么病。华南地区有大量的草药，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普通的草、普通的树枝，人家能看出名堂，而我们就是个“睁眼瞎”。这些年运动式的乡建，让我忧心忡忡。在广东待了几十年，我一直认可英国人洛克的思想，市场很重要，不能拿意志和臆想营造乌托邦。如果成千万上亿的资金都往农村砸，砸下去之后而无经济成效，全体国民都得为之买单，最后银行存款会稀释，通货膨胀就会到来。这些砸进去的钱如果是非市场行为，看不见的手可以帮助我们前进，也可以扇我们耳光。中国农民是集纯朴耐劳、狡黠功利为一体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好处和坏处都是实在的，你要给他们实在、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第一是钱，第二是权，这在农村最好用。在乡村，不实用的东西都不长久。我们都希望看到很美的乡村，但即便对于中古时代的文人而言，田园牧歌和桃花源其实也只能是梦想。现在乡村废墟化，未来城市也会遭遇。你把现有的城中村拆了以后，新的城中村就会生长出来。如果没有GDP的一定增长，大量高楼的玻璃幕墙、电梯老化而无法维护之时，它们将成为低廉住区，或者空置废墟，变成新的城中村，类似已经消失的香港九龙城寨。
村庄的废墟化和非废墟化程度，取决于城市介入的程度。乡村需要城市人群和城市文明的参与，并带来城市的财流、物流、人流和智慧流。一个完全只是自身意义的、封闭自洽的乡村不会存在，那会是真正的废墟。
邓春儒，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深圳观澜鳌湖村原住民，艺术家，鳌湖艺术村发起人王亭，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吉林延边人，策展人，鳌湖艺术村联合发起人去年我们做了第一届鳌湖沙龙，主要从鳌湖现存的建筑形态出发，讨论古建筑在当今艺术情境下的使用。乡建这个概念一直不断在各种场合被提起，我们之前一直回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庞大的纯粹的艺术项目，不想借到乡建这个热门话题的光，也不想被简单归类，而是保持自身的纯粹性。直到去年，我们意识到不应该回避这个话题，开始慢慢接受在乡建话题设定下的种种。所以今年第二届的沙龙，会落实到更具体的乡村问题，如何透过乡村看待城市的变化，如何把乡村理念与真实生活结合起来。因为鳌湖对我们俩来说，就是生活。从2012年搬回鳌湖至今，已经快十年了。这段不短的时间，春儒有了几种身份，是艺术家，也是原住村民；是艺术管理者，也是村里股份合作公司的股民。我们的日常就是做搭建“桥梁”的工作，为各种人和背后的利益带来连接和沟通。春儒的角色不可替代，成了大家口中的艺术村“村长”。刚回村里的时候，没什么人认识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的同辈也对春儒不了解，双向都很陌生。大家只认识春儒的爸爸，他是1970年代乡里的书记，后来做买卖去了。于是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村民们认识、了解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回来住，还要在这里折腾点事：先是在村委会的场地教村里的小孩们画简单的素描，因为素描就是一些大众眼里的画画技能，很受欢迎；后来逐渐发展到邀请其他艺术家来做交流，甚至是附近观澜版画基地驻留的艺术家，我们都会想办法先邀请来家里开Party，混熟了之后，再请人家来搞公教活动。
一开始，很多村民不免会觉得我们是在“搅局”，猜测我们的意图，比较防备。但村里股份公司也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提供采购画画材料的基本经费。一段时间内密集地做下来，我们慢慢地得到了一些村民和长辈的认可，碰面时大家会主动打招呼，大人们也跟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叫春儒“邓老师”。这些年间很多人来了又走，有些艺术工作者被出价更高的后来者挤压走，有些则是像浪人一样不习惯待在一个地方太久，主动离开，但总体人群相对稳定。对于认真生活和创作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在村里遇到问题，我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忙解决。有些建筑师，在这个村做个所谓的乡建项目，又去别的地方再复制一个，做完就走，也不用管后续的使用和发展。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春儒的根就在这里，我们是走不了的，项目的一切后续工作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选项。
鳌湖后来被划为历史风貌区，才得以整体保留，不被拆除。一方面是这些年通过我们在地发生的各种文化活动，让不同的艺术群体、机构以及个体慢慢产生连接，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的介入和推动，政府其实一直在积极思考文化和经济并行发展的策略。和湖贝、东门直接由地产商介入的更新方式不同，鳌湖的地产转移为公配方式，作为公共空间，提高了整个地块的容积率。这既能保证股民的利益，也更加明确鳌湖的公共文化属性。面对村民、学者、艺术家以及地产商之间的不同视角和需求，怎么更新，怎么保留，我们都要沟通。对接各级政府和项目——非常多的事务占据了我们大部分时间。春儒作为村里股份合作公司的监事会主席，肯定要站在股民的立场去看待这些问题，再转换一下身份，又要用艺术工作者以及管理者的专业方法，站在多种角度去衡量项目的可行性，找到适合的方案。类似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日程中不断持续地做。我们俩达成共识一直都是充满挑战的事情。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不一样，春儒一直身在其中，而王亭相对疏离，可以保持旁观，除了策展等具体事务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站在春儒的对立面看待问题。春儒做事总是快速反应、迅速开展，用特别积极的态度往好的方向预想，王亭就会比较防备地找到这些阳光背后的阴影，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尽量拖慢节奏，走慢一点，容错率就高一点。我们把这种不一致的常态看作最大的共识，当然这是建立在彼此非常信任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每个因为喜欢鳌湖而来的人，可以真正生活在这里，好好做作品，安静生活，而不是来消耗这里现有的美好，甚至把糟粕带来。不过这些年的经验也让我们相信，乡村有自身的新陈代谢能力，加上我们这些对乡村有着美好期盼的人的纠偏能力，是可以让事情不断变好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下来，时时反思，不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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