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史鸣威，安徽亳州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在《上海文化》《基督教文化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近年来，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接近当代人的日常生活，AlphaGo战胜顶尖棋手李世石、柯洁，“Ai文艺”、Ai写诗不仅进入文艺界的议题范围，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实，[2]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当代“显学”。[2]如此纷繁复杂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但是一个逐渐清晰的事实是：“后人类”[3]已经成为跨越人工智能学、科学、人文学学科壁垒的重要概念，关涉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人工智能是新世纪科幻小说的重要一环，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关键节点。刘慈欣、韩松是中国科幻写作的重要代表，两人都参与了当代文学对人工智能形象的建构，而且形成了不同的思考与书写，通过文本流传于世，具有多重维度的价值和意义，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科幻小说里人工智能书写的社会启蒙价值。
众所周知，“后人类”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知识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这正是因为后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象征着未来技术的可能性，而对于人文学则意味着以往所延续的社会形态乃至人文价值，可能要遭遇根本性的颠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后人类也有其忠实的拥趸：“后人类主义”，其主张人作为一段技术初级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为‘后人类在作积极地准备’，未来是‘属于后人类’的。后人类是已经完成了进化的人类”，[4]是通过技术达到新层次的存在。而且“后人类主义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对科技，后人类主义者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对于科技可能带来的反作用，后人类主义者常不太关注”。[5]质言之，后人类是技术融于人类的生物本体进而改造人类的产物，一旦将技术应用于人类原初本体的改造，后人类的起点就开始了。以此为基础，科幻小说所建构的后人类景观，能使读者清晰地观察后人类的多种可能性。尽管后人类主义似乎在整体上有着统一性，但是文学常带来多元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判断。 在以刘慈欣和韩松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群中，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的方向展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就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书写而言，不论是以往学者所提及的“近景、中景、远景”三重人工智能叙事的内容，[6]还是小说所展现的波澜壮阔的科幻史诗情结，都昭示着叙述者对人工智能未来可能性持有的一种暧昧的“技术至上主义”。刘慈欣在《一个和十万个地球》中指出，人类为了一个地球而放弃了投资太空开发是十分不明智的，在他看来，“人类正处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前夜”，[7]不应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中断拓展太空新技术的可能性，可见其对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和美好愿景。所谓“暧昧”则是指刘慈欣小说也或多或少地肯定了人文精神和艺术的魅力和效用，尽管前者对后者的肯定是片面的，仿佛是对技术世界之附属品的褒奖。
一方面，刘慈欣小说里的人工智能书写形塑一幅幅壮丽崇高的宇宙未来景观，并在景观内部安置属于人工智能的位置，整体上构成了对生命体成神之路的想象。在近距的科幻景观里，人工智能是被控制的机器，是效能优秀的工具。《三体》里的人工智能智子是三体的代言人，以一个日本女忍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的不同纪元。智子是技术文明孕育的“花朵”，但是她在地球人眼里倒不如说是一位没有情感的女魔头，是一把屠杀的“武器”。在程心放弃向宇宙发射坐标信号之后，三体文明迅速摧毁了地球的军事力量，智子作为两个文明之间的使者，剥夺了提供生存基础的科技，强令全体人类迁徙到澳大利亚来消灭几十亿人。当生物体执行毁灭几十亿生灵的命令时，很难想象她能没有丝毫情绪波动。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智子只有一如既往的冰冷和淡漠。在中距的科幻景观里，人与机器走向了联合。《时间移民》借冷冻人穿越时空的经历描绘了人与机器融合的历程，人的进化伴随着人类本质的丢失，伴随着自我的机械化，人类成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人类最终成为了工具。在远距的科幻景观里，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成为宇宙间无所不能的神灵。《诗云》想象了一个从鼻涕虫进化而来的生命体，其层级之高要以“神”来命名：
质言之，“神”经过漫长的进化史，已经褪去了物质世界的一切现实和具象的特征，提炼为极端抽象的概念，成为承载真理的形而上。“神”再也不需要过多符号来表征，一切的玄妙都落实为两个简明的几何体。[8]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引人深思的科幻想象，因为其内在早已连接了中国先秦的易学，又涉及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终极之“神”也具有了科幻想象的真实性，技术至上主义也并不是现代人的“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刘慈欣小说中对于人的机器化、人的自我改造，也持部分保守态度。《时间移民》里的人无限制地使用技术改造自身，终于致使文明走向灭亡，电子国度消亡了，留下一个回归本来面目的蛮荒星球。更令人深思的是，《诗云》里无所不能的“神”也遭遇失败。“神”是想象的人工智能的终极——历尽千辛万苦自我改造而成的上帝，自信全知全能，每每夸耀自己的神奇伟力。他（她）可以瞬间塑造一个人类的碳基生命体，可以将太阳系的全部物质用来记录随机排列的诗歌，然而他（她）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在诗歌艺术上超越李白这一事实，最终带着对人类诗歌艺术的崇敬之心抱憾而去。也即是说，无论是以程序为基础的写诗软件，还是以人机结合的人类改造，都难以逾越人文艺术的永恒性。
近乎与之相反，韩松笔下的人工智能成为了人类的实际统治者，而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也彰显了科幻人文主义倾向。韩松的“医院三部曲”表现出一种奇诡之风，这一风格围绕着“医院船”的“异托邦”空间塑造。某种程度上，韩松小说的人工智能叙事构成了“福柯场域”的未来景观，进而形成了内在的批判逻辑。所谓福柯场域，其一可以追溯福柯所提及的“异托邦”空间理论，即着意于医院、疯人院等空间的独特之处，从乌托邦之外寻找空间的活力；其二则要追溯到《规训与惩罚》所提及的边沁“全景敞视监狱”：通过一种环形结构的建筑，达到中心瞭望塔对圆周犯人的全天候监视目的，进而令囚犯不得不自我审查、自我约束。此模型存在的监视、控制和规训，广泛蔓延于“学校、医院、工厂和兵营”。福柯在《全景敞视主义》这一章的结尾指出：“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相像，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9]
韩松的小说“医院三部曲”里，杨伟所接触的“药时代”已经开始显露其阴森恐怖的一面。“药时代”表面上一切以生命为中心，而医院实际上实行对人的全方位立体的监管，一旦进入医院几乎再难得见天日，以至于许多病人组织叛逃。随着医疗机器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疾病的苛刻逐渐近乎强迫症。《驱魔》塑造了一个医疗人工智能形象：司命，也是“医疗船”的中枢首脑，病人的命运完全被他[10]所掌控。首先，病人必须接受司命派遣的众多机器人的治疗，而这种治疗配合全天候的检测系统，业已构成了全方位的监视。其次，病人不得不每日诵读司命编写的《医院工程学原理》，并依仗此书解释一切现实遭遇的问题。最后，非常具有隐喻意味的是，病人的姓名全都以药物化学名称拼凑而成，例如疣啶、痉哌、疝噻等。对姓名的重新编码，对独立思考精神的剥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此种多维度的改造一旦成功得到实践，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也就烟消云散了，符号化的个体成为“医疗船”上一个个徘徊不定的“幽灵”。
人工智能，一个有魔力的话题，因为它关系着人类的命运与未来，关系着后人类何以生成。在这个领域里，文学畅想未来、探寻真相等诸多功能都由科幻文学这一载体而实现。刘慈欣和韩松对人工智能的书写呈现出后人类的多重维度，由技术与人文的分歧生成的复杂性成为文学、科幻的重要景观。那些绮丽多维的想象蕴含着对人工智能的支持和批判、信奉与反思，会在某一时刻为现实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呈现各具代表性的未来观是科幻文学的题中之义，然而文学绝不止步于此，文学不会、也不能止步于对现实社会或未来社会的一种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发现那些人类终将难以避开的难题，是用人文学敏锐的触角洞察世道人心的变异与可能。韩松说“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11]也许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人工智能科幻小说所表现的后人类景观是未来社会人们将要面对的现实，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后人类的到来极有可能改变人类的主体性，并且这种改变绝不像人类进化史那样缓慢，而是会像雷·库兹韦尔指出的：技术产生指数级的更迭变化引起整个社会、族群和物种的惊天巨变。[12]奇点临近，数千载未逢的大变局就要来临，科幻小说既是在黎明破晓时看到了振奋人心的一缕曙光，也有可能是在日落黄昏时看到那一抹令人心惊的隐忧。刘慈欣和韩松的小说就叙述了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后人类时代可能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其人工智能形象的塑造本身包含着丰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内涵，在社会中传播具有理性启蒙价值。首先，在人工智能展现出极为高效的工具性时，工具所带有的那种冷冰冰的僵化思维也被保存了下来，一板一眼地执行着毫无人性可言的行动。如果说《三体》中的智子还只是敌人的武器，有一种朴素的敌我之别，《赡养人类》里人类用人工智能管理社会，就显露出作茧自缚的意味。“终产者”凭借生物科技活了很久，并且利用新技术不断地提升自身能力，最终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将整个星球都收为私有。人类的大多数就只能在全封闭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里呼吸污浊的空气，饮用千万次过滤后的液体，吃以排泄物为原料合成的再生食物。一旦遭遇轻微的风险，就必须自我分解，为家人献出自己最有价值的物质：尸体。最终，无产者们无法抗拒地被“终产者”驱逐了，因为“一种力量正在孕育，它将使国家机器变成一部真正的机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机器，这就是人工智能（AI）”。[13]人工智能作为执法者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的严令，保护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捍卫”了“终产者”的生命和财富的安全，却留下了文本最大的讽刺：服务变为压迫。福山认为一旦进入后人类时代，人类所珍重的那些价值和属性可能会成为负担，而被人工智能所轻视和不屑。[14]将工具性贯彻到底之时，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思维将会把人类自身认可的价值抹除。一方面，在使用技术改造人类本身时，技术的工具性在所难免地要影响人的本质；另一方面，人类使用技术的工具性，而技术的宠儿——人工智能一旦独立，很有可能将这种工具性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而对人的自由意志乃至生存条件造成极大的限制。其次，人工智能会如何对待人类呢？在堪称“智神”的人工智能面前，人类不过是脆弱的生物。克里斯·哈尔布斯·格雷认为后人类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后现代技术的背景下，大屠杀和古拉格集中营（Gulag）看起来好像是在排练”。[15]《驱魔》里的司命不断强调“病”的长久存在，无疑是暗示了人类被看轻、被统治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前所未有的极权者。司命是“医疗船”上的算法，“司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利用大数据全面管理医院船”。[16]问题在于，反乌托邦小说预言的未来并未成为现实，被奉若神明的司命的可能性何在？事实上，在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网络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在欺骗着我们。原因在于算法持续优化并和资本合作，通过大数据形成对消费者的倾轧，即“实施个性化定价”。[17]基于“算法治理”的网络生态所带来的“技术欺骗”已经开始包围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形势之下，令人不得不承认：如果人类不用人工智能改造自身，任由人工智能随意超越，那么韩松“亡灵三部曲”里的司命也有可能是一个“宿命”，是挣扎不脱的梦魇。最后，人工智能来袭昭示着后人类成为不得不反复讨论的议题，人类或许只能将自身改造成可以与人工智能争锋的“电子人”。因此，如何选择人类本性中可贵之处加以保存，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存一份赤子之心，守住人性的本真，将成为令人进退失据的难题。刘慈欣小说里的文明必须拼尽全力生存，无论是《三体》里人类与三体文明的斗智斗勇，还是《时间移民》所展现的人类进化的未来史诗，似乎一切问题解决的根本都要依托技术的增长力。尽管如此，《诗云》还是给艺术留下了一个充足的园地，在吞噬帝国击败地球联军之后，在人类被永远奴役的末日之后，机缘巧合之下，伊依对诗歌艺术坚持得到了“神”的认可，在喜爱宇宙艺术的“神”的帮助下，人类终于有了一线生机。而且，《赡养人类》塑造的“终产者”形象也提示人们——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坚守平等的信念，技术不能成为权贵的“禁脔”，而是应当造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所在。此外，韩松在《驱魔》的扉页写下“因为痛苦，才知道是活着”，痛苦是作为人的最刻骨的体验，所经历的精神创伤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在记忆中会经常浮现。韩松“医院三部曲”里众生皆苦，但为了解脱这种痛苦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于医疗技术，最终导致了极权的“医疗船”，出现了人工智能司命。“医疗船”上的病人被大海包围，名字也都改成医用化学元素的组合，为了摆脱病患而终生陷入病患，为了摆脱痛苦而终生痛苦。这种悖论透露出一个隐喻的真实：如果不能警惕自己对技术的推崇，不能觉醒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不能察觉人之为人的特质的消逝，那么等待着的将是难以摆脱的深渊。因此，于人工智能热潮汹涌澎湃之际，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敲响了有关未来的警钟：每个人都必须高度警醒，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批判地看待问题，珍惜那种看似无用和渺小的属于人的敏感，否则得到的也许并不长久，却要面临人类本质渐渐消逝的悲哀。多种问题的揭示展现了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对社会的理性启蒙价值，即促使人们思考技术和未来，思考人类所必须坚定的原则和意志。因此，在文学与社会的关联中，主体的思维得到新的拓展，顺应了后现代社会转型的需求。
谈及科幻小说的启蒙价值，常常令人将目光投向科学知识的传递以及上文所述多重问题意识的激发，这固然根源于现代社会启蒙话语的泛滥，也不能不说是忽略了文学作品所应承载的人性启蒙的张力。就新世纪科幻小说而言，韩松的《驱魔》通过反乌托邦叙事建构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经由“福柯场域”的破与立赓续了新文学之人性启蒙传统。一方面，《驱魔》描述了一艘奇诡莫名的“疯人船”，一艘渗透了“全景敞视主义”模型的“医疗船”，一座人工智能——司命统治的医院。作者运笔之间早已隐含了对人工智能的质疑，对技术至上的批判，以及对自由意志和人性启蒙传统的肯定。另一方面，韩松密切关注“医院”“精神病院”“癫狂”，[18]也关注边缘空间和边缘人，而且其小说的内在质地包含着浓厚的反乌托邦的人文关怀，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福柯对“规训”社会的审视与批判。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详细剖析了“愚人船”载着疯人四处流浪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原因在于驱逐社会共同体的异端，并且通过水来完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净化作用。福柯通过对“愚人船”的研究戳破了现代文明对“人”这一概念的建构，发现了知识建构背后所隐藏之权力的可怕，从而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启蒙价值。与放逐疯人的“愚人船”相似的是，韩松小说里人工智能控制的“医疗船”也载满了被驱逐的病人。表面上看，医疗船“超出油轮，胜过航母，城池一般。不，不是一座，而是一个巍峨城市群。海天之际，盈眼满目，皆是飘扬红十字旗的巨艟，浩浩荡荡，齐头并进，光彩曜煜”。但是实际上，这条“医疗船”已经难以为继，“甲板布满脓痰，积如雪原，病人一步一滑”。[19]“医疗船”的内部运行机制也已经腐蚀，机器人腐朽槁烂、药物匮乏、地下黑市横行、病人生不如死，而那些苟活的病人却又多是《医院工程学原理》的忠诚信徒，早已失去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愚人船”的形象在15世纪文艺中的形成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20]事实上，福柯所强调的是对“愚人船”的重新认识，是让人更加接近人的本质，他指出人的理念建构伴随着对疯癫的驱逐，伴随着自觉地掩盖和修正。“愚人船”所承载的疯癫揭示了现实世界残忍的一面，眼见的现实世界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它已经过人为的修正。在“愚人船”已经消散的未来，在“愚人船”的接任者——疯人院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未来，“医疗船”这一意象的出现，无疑是照亮了思维的晦暗深处，将病人集中起来赶到大海的孤岛上，是荒诞的、恐怖的，无疑是能够启迪当代社会之人反求诸己，更新自我对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 前面提到“医疗船”这一形象与“愚人船”的相似性及后者的象征意义，除此之外，《驱魔》里“医疗船”还是一种“全景敞视”类型的建筑。韩松笔下的司命实际上处于“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司命是住在瞭望塔里的观察者。司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算法，他的诞生要归因于人类对人工智能医学的重视，但是，“算法最终会颠覆设计者的立场”，[21]司命出现本来是为了人类服务，却成为整个“医疗船”里病人们所敬仰的神灵。与之形成呼应的是，韩松反复强调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言：“我在《驱魔》中引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我们为之奋斗的与我们所建成的完全两样。’”[22]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乏通过“全景敞视建筑”来建构反乌托邦叙事的作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王小波的《黑铁公寓》。小说里人人都必须住进黑铁公寓，接受不留隐私的全天候监视，“全景敞视建筑”的可怕之处在于，瞭望塔里的观察者可以随意地窥视四周圆形建筑里的被看者的生活，而后者却只能接受这种随时投来的目光和绵延不绝的恐慌。此外，格非的《山河入梦》也隐晦地借鉴了“全景敞视”模型，谭功达和姚佩佩秘密通信，自以为可以逃脱生天，甚至再次相见并生活在一起。却不知所有的通信，所有的行动轨迹都被躲在暗处的“眼睛”所洞察。在这个层面上，韩松的人工智能书写构成了鲜明的反乌托邦气质，不但赓续了中国新文学的人性启蒙传统，而且昭示了启蒙在人工智能时代尚未过时的现实。在这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未沿着乐观主义者设置的路径层层进化，历史最后就终结于算法，终结于未来无所不能的专制独裁者：司命。这是韩松为人工智能预言的命运，这个命运既是对技术的质疑，也是人性启蒙的呼声——人们时刻也不能忘记那些人之为人的重要原则和追求。
整体而言，韩松小说的“福柯场域”书写破的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对人性的压抑和戕害；此外，通过“福柯场域”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尊重人性本身的敏感与脆弱，树立了人性可贵的信念。人工智能所开启的后人类时代昭示着一种社会形态和伦理道德变革的到来，科幻小说家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里敏锐地体察到人性遭受戕害的可能。也正是意识到技术对人性戕害的可能性，意识到技术乌托邦将会带来灾难，新世纪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回归到人性的传统，从而具有比以往科幻文学更深刻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启蒙视角来理解新世纪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似乎很难得出文学已经边缘化的结论。文学创造者通过自己的匠心独运来努力回应社会，呼应现实，唤醒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正如韩松所说的“曾经科学技术离我们还有点远，但现在就到了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23]其中寄寓了科幻小说家的肝胆气魄和雄图大略。经由人工智能题材的书写，后人类的多重景观蕴含了技术与人文的思考。刘慈欣小说展现出未来人工智能的丰富维度，不仅有科普意义，而且通过许多问题的揭示启迪社会思考。韩松小说则充分质疑了人工智能的可行性，并设想人类终将陷于人工智能独裁统治的可能性，通过“福柯场域”的破与立，破除对技术的迷恋与崇拜，重新树立对人性和自由意志的信念。故此，其文本虽则奇诡隐晦，却始终蕴藉着人性启蒙的张力。韩刘两人的人工智能书写，贡献了不同向度的构想、思考与启示，一方面有助于引起读者对人工智能这一迫切事物的反思，另一方面则从以各自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洞见参与了科学/人文启蒙这一重大社会论域，进而拥有不可否认的当下性与现实性。《驱魔》的扉页上写着：“痛苦是人类的属性，它能证明你还活着。”《诗云》里的“神”即便学习人的爱恨情仇，即便拥有改天换地的神奇技术，却也找不到诗云里那些超越李白的诗歌。因此，在人工智能大潮汹涌而来的时代，人们应当万分珍惜那些人之为人的情感，以及作为主体的自由灵魂。
注释
[1]参见杨庆祥等：《AI文学，一次革命性冲击？》，《江南》2019年第6期。
[2]在中国知网上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209199条结果，而且，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围包括传统理、工学、医学等多个重要领域，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3]张伟：《技术媒介与当代文学生产的“后人类”向度》，《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4][5]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13页。
[6]参见王峰：《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三种时间想象与当代社会焦虑》，《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7]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页。
[8]刘慈欣：《诗云》，《科幻世界》2003年第3期。
[9]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55页。
[10]司命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笔者认为用“他”来代指更为妥当。
[11]丁杨：《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0日。
[12]参见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13]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第19页。
[14]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5]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第21页。
[16]韩松：《驱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5-26页。
[17]邹开亮、刘佳明：《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困境与出路——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考量》，《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8期.
[18]《韩松精选集 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62-164页。
[19]韩松：《驱魔》，第5页。
[20]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5页。
[21][22]《韩松精选集 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第233、235页。
[23]丁杨：《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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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上海文化》
（2021年第8期）
图片来源
网络
排版
韩慧楠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