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论 | 竺家宁：谈詹伯慧先生对台湾学术界的影响
（詹伯慧教授近照）
谈詹伯慧先生对台湾学术界的影响*
竺家宁
（台湾政治大学，台北E-mail: zjn@nccu.edu.tw zjnenator@gmail.com）
提 要 詹伯慧先生是两岸学术界共同景仰的知名学者，他在方言学、汉语语言学都有巨大的成就和贡献，同时也对台湾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语言规范、方言与共同语、方言史三大方面来论述詹伯慧先生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阐述其学说和论点对台湾语言研究的影响与启迪。
关键词 詹伯慧 语言研究 贡献 台湾 学术影响
一、前言
詹伯慧先生是两岸学术界共同景仰的知名学者，他在方言学、汉语语言学都有巨大的贡献与影响。詹先生曾经访问台湾多次，应邀讲学，对台湾年轻一辈的学者影响甚大，对台湾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研究经验。本文试图处理詹伯慧先生提出的一些语言观念，一方面介绍他的学说和论点，一方面也从当中看出在两岸交流上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1.语言规范问题
这是詹先生论著中比较关注的课题，詹先生曾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包含《当前一些语言现象与语言规范》、《再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漫谈海内外汉语言文化的互动》等。
2.方言与共同语
詹先生另外一个关注的课题，是有关汉语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以及互动的关系。这方面他发表的论文包括：《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略论方言地区的双语应用问题》、《汉语方言调查与汉语规范化》、《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
3.方言史的问题
再其次，詹先生也在方言史方面多次提出其研究心得，包括：《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评述》、《汉语方言研究30年》、《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等。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三个课题，来介绍詹伯慧先生的观点，并描述这些观点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回响。
二、詹伯慧先生在语言规范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詹伯慧《再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特别提到了国外的经验。法国1635年成立了权威的法兰西学院，这个学院的职责之一就是研究法语的规范化。进而提出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性就更不待言了。在这个方面，从1979年开始正式出版，尔后多次修订增补的《现代汉语词典》，詹伯慧先生认为是集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大成的权威之作。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李行健主编)，又在词汇规范化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广东省粤、闽、客三大方言鼎立，学习普通话问题很多，在方法上，詹伯慧先生主张广东的语文工作者，自然应投身推普工作。要结合方言的实际，研究本地区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异同，找出对应规律，这样就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学话中的难题，使大家能更有效地掌握好民族共同语的规范。詹伯慧先生也强调，语言应用的舞台非常广阔。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不会使所有方言都消声匿迹。
詹伯慧先生论述了语言规范化与语言应用多元化的关系，也可以从国外的经验观察，像亚洲的新加坡是个典型的语言多元化社会，欧洲的瑞士，北美的加拿大也都是语言多元化的国家。语言多元化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多少障碍。南亚大陆的一些国家，就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由于语言应用多元化，在政策上存在问题而导致民族冲突，新加坡政府面对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现实，一方面尊重各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使用各自母语的权利，在华族的中小学中，一定是英文──华文双语并用，同样，在马来族学校中，除了英文作为教学语言以外，一般也是以马来语作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人口七成以上的华族人民，使用着祖辈从中国原居地带来的各种方言母语，所以有必要推广共同使用的普通话──华语。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原以中国闽、粤、琼地方方言为母语的华族人民，都能使用共同华语(普通话)进行交际，而在宗亲、家庭范围内保存各自方言的另一层多元化语言应用的格局。形成一个在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社会中各种不同层次、不同作用的语言并存并用，各司其职的和谐局面，这确实是新加坡语言政策上的极大成功。
关于语言规范化与语言多彩多姿的关系，詹伯慧先生强调汉语是高度发达的语言。语言规范化方面的问题，做到去芜存精，既维护了语言规范的准则，又不至于影响语言表达的多彩多姿。在语言规范化与方言词语运用的关系方面，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语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从各地方言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成分来充实自己，使自身更臻丰富和完善。
早年共同语中吸纳过个别江南吴语(以上海话为代表)的语词，如“垃圾”、“尴尬”等；近十多年来随着南北经贸交往的日益频繁，又有一些粤语的词汇“北上”进入共同语的词库，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约定俗成是主导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则，那么，语言规范化和约定俗成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呢？这一点，詹伯慧先生强调唯有约定俗成才是形成各种语言现象，造成各种语言差异的通规，才是打开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的总钥匙。约定俗成甚至可以使“错了”的东西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积非成是”了。某个按传统读音规律应属误读的音，只因大家都习惯念错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你不得不承认的读音，也只好让它以“俗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字典、辞典。詹伯慧先生提到广东人因为南方终年不见冰雪，人们普遍都是冰雪不分，于是言及冰雪的词，往往混淆不清，最典型的莫过于说粤语的人，凡普通话以“冰”为语素的词，大都以“雪”代之，如“冰棍儿”是“雪条”，“冰淇淋”是“雪糕”，“冰水”是“雪水”，“冰箱”是“雪柜”，“溜冰鞋”是“雪屐”，“冰镇”是“雪藏”，这一系列以“雪”为“冰”的词语。这就是约定俗成。
在缩略词方面，詹伯慧先生举例说，如“北京大学”叫“北大”，“兰州大学”叫“兰大”，清华大学，有谁把它简称为“清大”？天津的名校“南开大学”，上海的名校“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就都不取一、三字作简称，而取前二字作简称，说成“南开”、“复旦”和“同济”。新加坡国立大学，不能简为“新大”，习惯上叫做“国大”。这也是约定俗成。
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从1956年便开始编纂，在老一辈语言学者吕叔湘、丁声树等的主持下，一大批语言专业人员埋头苦干，经过十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1965年印出“试印本”，1973年以“试用本”名义发行，1979年才开始出版正式的本子，以后陆续进行多次修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吕叔湘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一大批熟谙汉语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语言工作者，由陈章太、李行健两位牵头，组成了庞大的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队伍，全面开展了对大约一百个北方方言点的词汇调查。这是规范工作的基础。
詹伯慧先生指出近几年来，社会上语言文字的应用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问题，用字的规范得不到认真的贯彻，乱造简化字、滥用繁体字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另外，时下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更非花大力气跟踪调查不可。及时汇集社会上流行的新词新语，进行整理分析，阐明来龙去脉，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新词语词典》一类的工具书，其中也包括一些或谓“港澳”，或谓“港台”的词典，说明不少人在注意、在收集新词语，特别是南方粤、闽方言的词语，并将之与民族共同语进行比较，编纂成书。不过，詹伯慧先生也指出，有的商业色彩很浓，而学术价值不高，纯属粗制滥造之作。如把“港”、“台”词语硬拉到一块，就有常识性的毛病。
据统计，《现代汉语词典》原收词5.6万条，1996年修订版收词6.1万条，其中新增词目9000多个，删除陈旧词语及过于专门的科技词目4000多个。增收的词语以新词语为重点，约占所增词语的1/3。这许多新词语，正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而产生的。《现代汉语词典》如此大面积的进行修订增补，充分体现出汉语规范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
詹伯慧先生提到近几年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也有计划地出版冠以年号的《汉语新词语》，每年一册，每册收词数百，颇有“新词语年鉴”的作用。这样持之以恒地编纂下去，对于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来说，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资料汇集工作。由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经过多年努力，也已在最近出版问世。
三、詹伯慧先生在方言与共同语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詹伯慧先生曾发表《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认为闽南方言是汉语方言中源远流长、多姿多采的一支，流行于闽、粤、台、琼、浙等省。浙南地区的闽南话通行范围不广，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进行过零星的调查，发表过有关的文章，海南岛的闽南方言是全岛的交际用语，台湾、大陆乃至海外的学者，近几十年都有做过调查。詹伯慧先生认为，开展两岸闽南方言的调查研究，当前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分工协作，对闽南方言作一番全面的调查。就目前情况看，台湾省闽南话（台语）的调查工作基础较好。广东省的闽南方言势力最大的潮汕方言（通称潮州话），把潮汕地区闽南话的全面调查和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可望会收到更好的效果。2.广泛收集资料，开展专题研究。曹逢甫教授提出的论文《闽南语动词分类研究》便是一篇深入讨论闽南方言语法特征的专论。3.综合比较，揭示整体面貌。闽南方言遍布海峡两岸好几个省，在各省各地调查研究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及时着手集结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者的有关资料和论点，进行归纳统计，综合分析。闽南方言研究更高层次的具体体现，例如，50年代董同龢先生撰写《四个闽南方言》；80年代陈章太、李如龙两位先生撰写的《论闽南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就都是这方面很有益的实践。4.绘制方言地图，编纂方言词典，是不容忽略的工作。如今面对着闽南方言这样一个通行地域跨越海峡两岸好几个省。在编写有关闽南方言的著作时，是决不能不考虑方言地图的安排的。5.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研究。地方方言反映多姿多采的地方文化，海峡两岸各个支系的闽南话，必然也反映出闽南文化的多姿多彩。在进行闽南方言的调查研究时，结合当地历史文化背景来探讨，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
詹伯慧在《略论方言地区的双语应用问题》一文中，强调既推广了普通话，又保留了方言的社会语言应用格局。这样一个方言地区双语应用的格局，既符合方言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化的需要，也体现了社会语言生活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于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詹伯慧先生提出1.在渊源方面，方言和共同语无疑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2.方言和共同语从内涵上看，不同的方言和共同语可以说是不分上下、不分主次的。由于汉语方言的特殊性，汉语各方言存在着渊源关系，许多语言要素在不同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往往也就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由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地区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日渐加强，人们的南来北往更加频繁，方言和共同语的接触和融合必然加剧，相互间的影响必然更加显著。近20多年来南方方言的词语大量进入到共同语，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
有的地区汉民族共同语显然占着社会交际语中的主导地位。例如新加坡，由于政府下大决心、用大力气连续20多年在全国人口76%的华人中实行推广“华语”（普通话、国语）的政策，现在已做到华人中除少数年长者外，绝大数都能以“华语”（普通话）来进行交际了。可见在方言与共同语双语并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可能出现不同的双语应用模式。
詹伯慧又在《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当中论述，既然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宏观研究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加强宏观方面的研究，包括理论方法上的研究，也就是当务之急了。比方说，汉语方言跟汉民族共同语的关系问题，汉语方言的分区及各种方言的归属问题等等，就有必要着力加以深入探讨。
民族共同语是建立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的，但是，进一步要问，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可见北京方言的语音跟作为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北京语音”在概念上显然是有别的。单就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而言，就已经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几十年来语言学界惯用的汉语“七大方言”说和近十来年新提出的“十大方言说”，应该说都是从语言事实出发设计出来的，之所以各执己见，难以统一，我想恐怕主要是彼此对如何构建汉语方言分区总框架这个宏观问题存在不同见解的缘故。
在描写、叙述一种方言的现实面貌时，一定要以口语的记录作为主要的依据。以口语材料为主，以书面材料为辅始终应是方言研究取材的原则。方言研究有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在历时研究中，要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轨迹，要认识方言间存在的关系，要构拟古代方言的面貌，就只能依靠古代文献的资料。
詹伯慧另外发表了《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剖析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全民共同使用的语言，总是有利于治国安邦，有利社会发展的。我们现在还经常提到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方言中的许多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自然也有跟共同语相同的，当然除了相同的因素以外，方言中必然还会有一些跟共同语相异的地方。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种亲密关系的语言(或方言)。
共同语形成后，还会继续从其他方言中吸取有益成分来丰富自己，犹如30 年代就有一些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词汇被吸收到“国语”(普通话)中来一样，到了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南方经济“先走一步”对北方的影响，又有不少粤方言的词汇被吸收到共同语中来。至于各地方言中不断涌入共同语的因素，那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事了。就这一点来看，方言与共同语并非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
方言甚至连语音系统也因经不住普通话的冲击而产生了变异。明显的例子就是吴方言上海话声调现在只有5个，而在老一辈市民的嘴里，却是有7个声调的。就是在广州以至整个珠江三角洲这样从来认为方言习惯比较顽固的地方，近年来会说普通话，愿说普通话的人也大大增加，社会语言环境已不再是只有方言独霸的局面了。
南方的粤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汉语方言中最具“强势”的方言，但是，詹伯慧先生强调一个先进的民族和一个发达的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地方方言所不可比拟的。方言和共同语言是语言大世界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交际工具，它们同样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
在一些方言处于“强势”的地区，共同语的推广只是立足于使普通话成为人人会说、人人爱说的一种共同交际工具，而并不存心要使方言从此消失，事实上这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历史悠久，流通较广的地方方言，是不可能因为共同语的进入而从语言社会中消失的。而同时保持方言作为配角，与共同语并存并用。这实际上就出现一个“共同语得到普及，方言得到保存”，以共同语作为社会公共交际工具和公务往来的语言，以地方方言作为乡亲交往、亲朋叙旧的语言。
詹伯慧《汉语方言调查与汉语规范化》又指出只有开展汉语方言调查，比较方言与共同语的异同，彻底弄清方言中形形色色的特点，才能面对语言事实，对各种方言现象进行分析整理。当年主持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正是后来《现代汉语词典》编辑定稿的主持人。《现代汉语词典》其中也凝聚着汉语方言调查工作者的一份心血。
四、詹伯慧先生在方言史的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詹伯慧先生《方言区分问题再认识》一文说，从黎锦熙的汉语方言十二系，到赵元任、李方桂的汉语九种方言、王力的五大方言区，到当代的八大方言、七大方言一直到近期提出的十大汉语方言。这些观点，涉及了汉语方言如何区分的问题，詹伯慧先生认为方言界线的划分和方言分区不是一回事，方言通常指的是地域性的方言, 并不指所谓的“社会方言”。方言的分布是方言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十九世纪曾有一些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方言没有分界线可言, 他们的根据是“方言在地理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渐变的连续体”。其实在现实的语言社会中, 不同方言的分布界线并不是绝对不能划分的。总的来说, 既然方言的分区原则上要从方言的实际表现出发, 自然也就应该以语言方面的因素为主要的依据了。具体说来, 各地方言中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 必然就会成为方言学者进行方言分区时首先考虑的因素。汉语方言中的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等, 分布地域都相当辽阔, 有的翻山越海, 绵延数千里, 但仍然能够确认一些分隔在不同地域的方言归属于同一个方言区, 正是通过对其语言特征的剖析和比较来下结论的。全面剖析比较方言的特征, 重要的前提是对各地方言的语言构成因素, 包括方言语音、方言词汇、方言语法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在全面掌握方言特征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以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归纳出不同的方言区来。现代语言学者们较常用的区分不同汉语方言的方式是基于各地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产物的前提, 联系古音在现代汉语各地方言发展演变的情况, 通过古今语音比较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方言。大致上是拿切韵音系和各地方言音系做系统的比较。例如丁邦新教授讨论到方言的分区问题，就充分考虑了切韵音系。罗杰瑞，在划分汉语方言时采用了他认为“既照顾到历史的深度，也反映现在方言之间的关系”的一套标准, 选取了包括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他更注重词汇、语法特征在区分汉语方言中的作用。与此同时, 近十多年来, 陆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方言词来作为区分汉语方言条件的“特征词判断法”。为此，有的方言学者在遴选不同方言的特征词上下了不少工夫, 例如黄典诚分别列举了闽语的语音特征、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其中词汇方面从厦门、莆田、福州三处口语里选取了33个常用字，认为这些就是典型的闽语特征词。
丁邦新在他原先构建区分汉语方言的历史音韵条件之外，又提出一些“特字”来。他所说的“特字”，范围比较小，既应属于常用字，而又最好不要是名词，因为名词容易借用。他所指的“特字”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韵书漏收，如“贷”字韵书属“透”母，却读成不送气的“代”，声母演变不合正例，可能这个字还会有“定”母一读，是韵书漏收了②读半边字，如“械”为匣母字，官话读如“戒”可能是读半边的结果③受常用字影响，如“玻”，韵书为“滂”母，可能受“波”影响而读po。④避讳，如“勾”、“钩”原为“见”母字，粤语中因避开男性生殖器的音而改声母k为ng声母⑤存古，如闽语“糊”字读k，跟其他方言读擦音声母不同⑥音变遗留。
詹伯慧先生认为典型性的条目不一定需要很多, 但一定要经得起检验, 确实符合区分汉语方言的条件。按理，典型性的语言特征是存在于各种语言要素中的。但实际上各地方言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比较突出，而表现在语法方面相对较少, 加上对方言语法特征的发掘还不够充分, 客观上也就造成方言学者较多依据语音上和词汇上的特征来辨认不同的方言了。事实上在汉语各地方言中, 语法上的特征并非微不足道, 像人称代词, 南北各地就很不一致。随着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征判断法”还有不少可供区分方言的潜在条件有待发掘。
在汉语方言分区的实践中, 迄今还没有采用“听懂度”方式取得满意结果的记录。曾经有人因听懂度很低而怀疑汉语方言中的粤语、闽语等是否仍可视为汉语的方言, 这种撇开方言历史渊源等因素而轻易判定粤语、闽语等并非汉语方言的看法, 绝对是不可取的。
汉语方言分区的格局方面，詹伯慧先生认为汉语方言分区的层次，正如任何一种科学的分类，都必然会有不同的层次分级的。语言学的谱系分类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群等不同的层次。汉语方言的分区也应该有不同的层次, 并且给各个层次以适当的名称。李荣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主持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时就提出过汉语方言的区划最多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大区—区—片—小片—点。并说明“大区是总括的名目, 只在必要的时候使用, 并不是每个区上头都有大区。”
其他分区特征，例如北方方言也有保留入声的, 但那毕竟不是北方方言共同的整体现象, 不像南方方言那样, 各地都有入声存在。又如语法上人称代词的第三人称, 北方方言基本上以用“他她”为主, 而南方各方言却大都非“渠拒”即“伊”, 除湘语外, 基本上没有用“他她”的。要是这类的例子多挖掘一些出来, 南北方言的系统差别也就显示出来了。
关于分类上，汉语七大方言与汉语十大方言的问题，詹伯慧先生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流行汉语方言分七区的说法。七区是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八十年代后期, 李荣教授在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时提出了十区的说法, 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十区是在七区的基础上增加了晋语、徽语和平话三个方言区。十区说自李荣提出来迄今已经十多年了，虽然已经用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 但始终存在着一些争议, 还未能在方言学界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 因而一些现代汉语著作, 包括汉语方言著作, 目前仍然保留七区的体系。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新设立的三个方言区，特别是晋语、徽语和平话上面。对此, 詹伯慧先生的看法是：晋语在北方方言中比起其他北方官话来无疑是有一些较为突出的特征的, 但是综观汉语方言的全局, 把晋语从北方话中独立出来, 恐怕还不如留在北方话的大家庭中, 作为有特色的一支北方话, 更为切合汉语方言分区的实际。
五、詹伯慧先生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台湾地区在语言规范上，很早就进行国语推行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在这里聚集交融，为了有效的沟通，必须要有一种共同的声音搭起桥梁，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国语推行的主要原因。詹伯慧先生对于语言规范问题一向非常重视，他以广东地区推行共同语的经验，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论述，强调了推行共同语不会使方言消失，他也强调亚洲南部一些国家由于语言的分歧，导致民族冲突，其中新加坡面对多种族、多语言的现实，一方面尊重各族的母语权利，一方面也努力的推广华语，也就是国语或普通话，使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造成了新加坡的合谐局面。詹伯慧先生特别强调，这就是新加坡语言政策上的极大成功，这种情况和背景跟台湾十分类似。语言规范和方言的运用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国语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从方言中吸收成分来充实自己，使国语成为一种全民主导的沟通工具。詹伯慧先生也指出，新词的产生也是共同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大陆上每年发行一册《汉语新词语》，反映了共同语新词的衍生和变化，台湾地区也由国语会进行收集新词的工作，这些新词经过约定俗成之后，又成为共同语规范的重要依据，这个现象跟詹伯慧先生所强调的“汉语规范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这样的观点完全符合。
詹伯慧先生在语言研究上另外一项重大的贡献，就是对于方言和共同语问题上的探讨。在这个课题上，詹先生强调了两岸闽南方言调查研究的看法，认为需要两岸充分的分工合作，收集资料，然后进行归纳统计。例如台湾学者董同龢对于四个闽南方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此外，詹伯慧先生也强调了闽南文化的多彩多姿，所以应该结合历史文化的背景来探讨更有意义，这项呼吁也正是目前台湾努力的目标，詹先生也指出了，由于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交流往来加强，于是，方言和共同语的接触、融合越来越显著，使得近二十多年来，南方方言的词汇，大量进入共同语，台湾目前通行的国语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闽南语词汇。例如粉丝又名冬粉，豆浆又名豆奶，水烧开了通常说成水滚了，自行车说成脚踏车，车子轮胎打气叫做灌风。再如量词的使用，记一支大过，买一尾鱼，唱一条歌，这些都显示了闽南方言在台湾的强势地位。詹伯慧先生还提出了，方言研究必须兼顾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台湾地区闽南语的研究风气兴盛，但是一般比较欠缺的，是对于语音史的了解，这一点必须使声韵学成为未来方言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这样才有可能深化方言研究，而不仅仅只是浮萍式的描述而已。詹伯慧先生一再提及，方言与共同语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这种了解，在台湾地区也逐渐获得了共识，因为人们也都体验到一个进步发达的社会，不能没有一套有效的沟通工具，国语在多元社会的台湾、在社会发展进步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人们也体验到，方言不可能因为共同语的推行，而在社会中消失，方言和共同语是并存、并用，相辅相成的。这种认知和詹伯慧先生所说的“以共同语作为社会公共交际工具和公务往来的语言，以地方方言作为乡亲交往、亲朋叙旧的语言”是完全吻合的。
詹伯慧先生另外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方言史的问题。这一方面，詹先生在毕生的方言研究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强调了“语言特征”是方言分区的重要考虑因素，有些方言分布辽阔，或分隔在不同的地区，我们却能够知道，它们同属一个方言，正是通过“语言特征”的了解而下的结论，这些“语言特征”包含了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这样才有可能归纳出客观的结论。此外，更重要的是联系汉语历史发展、联系古音演变，也就是拿切韵音系和方言音系进行比较，这才是方言研究的正确途径。詹伯慧先生的这项呼吁也正好是台湾近年来方言研究的方向。例如台湾学者丁邦新先生，讨论到方言分区问题时，就充分考虑切韵音系的来源。丁先生建构了方言的历史音韵条件，又提出了“特字”的概念，用来作为方言分析的判断依据。这正是詹伯慧先生所强调的“像人称代词, 南北各地就很不一致。随着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征判断法’还有不少可供区分方言的潜在条件有待发掘”，举个例说，第三人称北方方言用“他”、“她”，南方方言用“伊”、“渠”。这里可以看出两岸学者研究方向和思考概念上的相互影响。
六、结论
综合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詹伯慧先生不仅仅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启发了继起研究者的思维方向，同时，在两岸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詹伯慧先生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了方言和共同语的定位问题，也包含了语言规范的问题，以及方言史研究的问题，这些都对台湾地区的历史语言研究和方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庆祝詹伯慧先生八十华诞的今日，我们认为，更应该提出来，对詹先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达我们的最高敬意。
（原载《南方语言学》5辑，2013）
* 本文在“庆祝詹伯慧先生8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2011年6月27-30，广州）上宣读，有修改。
（上图为詹伯慧先生2018年4月26日下午在南方科技大学为丁邦新教授的讲座做背景介绍）
往 期 回 顾：
编 辑｜陈嘉乐
审 读｜张静静
责任总编｜老 甘
ios 用 户 赞 赏 请 扫 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