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第十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暨海外汉语方言专题讨论会于2012年12月8至9日在广州暨南大学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共提交了90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使粤语研究的水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届研讨会体现出以下特色：一是内容广泛，既有共时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方面的研究，又有历时的多维考察；二是方法和角度较往届有所不同，学者采用了史料学、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学、认知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演化语言学、语料库等多种手段，体现了学者既注重传承又求新求变的学术理念；三是非常重视方言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两位学者对泗里街粤语歌谣的研究，引起广泛的兴趣；四是新人的积极参与，有近三分之二的论文由中青年学者提交，尽管有的观点还较为稚嫩，但他们敢于创新、勇于提出问题的勇气，获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赞赏。

粤语是汉语方言中充满理论活力和应用价值的一种大方言，已经举办了17届研讨会。自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以来，海内外学者对粤语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先生所说:粤语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其理论重要性体现为：（1）粤语作为南方方言中与古百越语接触最多的方言，音系特征别具一格，包括声母、韵母、声调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色，自从黄家教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广州话无介音说”以来，不少学者持续地对此开展深入的研究，其中张振兴、刘叔新、麦耘、伍巍、邵慧君等都多有新的阐发，深化了认识，丰富了汉语方言的理论体系；（2）粤语的形态特点，针对某些学者“汉语缺乏形态”的观点，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尤其是从粤语的语义变调、变韵、代词的屈折变化以及体貌标记，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做了许多研究，加深了对汉语方言形态特点的理论把握；（3）粤语作为一种最具开放性的方言，与异文化有诸多接触关系，这既包括与早期百越民族的接触，也包括与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接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留下明显的印记，如李敬忠提出粤语成分与壮侗语族具有密切关系，詹伯慧、黄家教对粤语特殊语序的关注，彭小川细致描写广州话语法的个性特征，甘于恩致力于粤语代词系统特色的总结，刘丹青从类型学的宏观视野来讨论粤语语法，都对汉语方言理论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4）粤语是广东三大方言中最注意理论总结的一种，迄今为止出版了《香港粤语语法研究》（张洪年，1972）、《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詹伯慧、张日昇，1990）、《Cantonese——A Comprehensive Grammar》（马诗帆等，1994）、《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1994）以及《广东粤方言概要》（詹伯慧、甘于恩等，2002）等等，不同程度地提升了粤语研究的理论高度。

本期“岭南方言研究——粤方言专题”刊出的3篇论文各有研究的视角和深度。麦耘教授的《也谈粤方言梗摄三四等韵文白异读的来由》通过全面而深入地剖析粤方言梗摄文白读，否定了粤方言梗摄白读的客赣底层说，这对于认识粤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分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作者还从移民史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取角独特，具启发性。陶原珂研究员的《广州话指示范畴的表意分布》对粤语指示范畴的语义表达进行了整体观照，体现了广州话语法研究精细化的特色。台湾学者董忠司教授的《香坂顺一的〈广东话研究〉及其声韵观》对日本汉学家香坂顺一的粤语研究和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提炼，评述其理论优势与不足，为粤方言研究史以及粤语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和成果借鉴，作者指出：“在建立粤语研究发展史中，应该把香坂顺一的相关著作，补入早期研究的适当地位；在地域上，粤语研究者应该补入台湾或日本地区的相关研究者。”此意见应该受到重视。

（出自《暨南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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