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詹伯慧

一、闽方言研究的现状

闽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处于相当突出的地位。就使用人口而言，据张振兴先生近年来的统计，闽、台、粤、琼等省以及浙、桂、苏、赣等省（自治区）的少数地区就有5462多万人，加上海外华人及港澳同胞中以闽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的也有1000万人，这样，世界上用闽方言作为日常交际工具的就有大约6500万人①。这个数字当然比不上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的北方方言 （官话方言），但以其在海内外的影响而言，闽方言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其他汉语方言。最近有人就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势力进行排队，认为最强势的方言在北方为北方方言，在南方为粤方言②。除了南北两大强势方言之外，我想闽方言和吴方言无疑也该属于强势方言之列。吴方言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不亚于闽方言，但在中国大陆以外，闽方言的影响却大大超过吴方言。

闽方言的地位和影响使闽方言的研究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远的如18世纪一些“十五音”系统的闽方言音韵著作及19世纪以来一些传教士编纂的闽方言字典暂且不说，单就近半个世纪海内外关于闽方言的研究来说，其人数之众多、成果之丰硕都居汉语各大方言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已刊闽方言研究成果的篇（册）数字，大概超过500项。我们在《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的附录“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参考资料选目”中遴选了闽方言的著述371项，而同时选入的粤方言著述是206项。这还只是选到1987年为止，此次闽方言研讨会上，林伦伦先生在宣读他的《广东闽方言研究述评》一文中所附“广东闽方言研究文献要目”（截至1992年），就列出广东一省的闽方言著述181项，可见粤方言尽管被认为是比闽方言更具强势的方言，实际上闽方言的研究成果却大大超过粤方言。几十年来闽方言研究的覆盖面已遍及闽、台、粤、琼各省不同类型的闽语，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共时的描写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也有历时的比较研究，涉及音韵、训诂等许多课题；而闽方言的形成问题、分区问题，以及一些突出的方言现象，如文白异读、连读音变、训读现象、本字探索等，或多或少也都陆续有所发现、有所讨论。此外，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机构的日益增多，学术活动的持续活跃方面，闽方言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像这样两年一度的闽方言学者国际盛会，现在是第三届了，今后还会继续举办下去，通过这种定期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检阅闽方言研究的成果，总结闽方言研究的经验，交流闽方言研究的心得，作用无疑是非常显著的。

尽管闽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的成果，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两个不平衡：

一是研究布局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闽方言研究者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到闽南、闽东这两支闽方言上，闽南方言尤其是“众矢之的”，成为闽方言研究的聚焦点，包括福建闽南话、台湾闽南话和广东潮汕闽南话在内的三大支闽南方言，几十年来先后发表的著述估计超过400篇（册）以上，而闽方言其他支系的调查研究、成果就大大不及闽南方言了。一些地方的闽方言，如海南闽方言、粤西雷州半岛闽方言，以及分散在浙、赣、桂各省的闽方言，至今研究者仍然寥寥无几。

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在描写分析方言音系、整理归纳方言词语，以及揭示文白异读、连读音变、本字词源等方面做文章，而对于闽方言的宏观研究，如综合比较方面和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却注意得比较少，著述也就很难见到了。1985年张琨先生发表的论文《论比较闽方言》和1986年张光宇先生的博士论文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③以及1991年出版的陈章太、李如龙两位闽语学者的专著《闽语研究》④等，可算是综合比较研究闽方言中较为重要的论著。近年来在《方言》等刊物上虽然偶尔也有一点从整体上、宏观上论及闽方言的文章发表，但是从数量和分量上看，都和闽方言研究的客观需要不大相称。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描述整个闽方言面貌，绘制整个闽方言地图，编纂整个闽方言词典的工作摆到显著的位置上来；而福建省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编写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在印出《讨论稿》以后，陆陆续续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修改、定稿工作，迄今也还没能正式面世；至于广东、海南等省的闽方言全面调查工作，更是迟迟未能起步。可见闽方言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填空补缺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研究布局和研究内容不够平衡的现状，看来一时还难以得到迅速的改变。

二、闽方言的分区问题

闽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差异也很大。关于闽方言的分区，从大区到小区，从省内到省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几十年来的讨论和实践，现在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取得共识。

长期以来，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一直是把闽方言作为汉语方言中两个并列的大方言区对待的。他先是在1934年为上海《申报》60周年纪念印行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中所提供的语言区域图里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其中就有闽方言和潮汕方言两区；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自己所提的九区方言作了修订，修订后仍是九大方言，而闽方言仍为两区，只不过把原先的“闽方言”具体化为“福州方言”，而把潮汕方言改为厦门—汕头方言。这反映出赵先生始终认为福建东部福州一带的闽方言，跟闽南地区包括粤东潮汕地区的方言，是应该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分立两区的⑤。与此同时，另一位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则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而认定“闽语”只能算作汉语八大方言中的一个区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语言学者一直采用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提出的分列两区⑦。而台湾的语言学者， 以董同龢先生为代表，则基本上沿用赵先生的九区说而略作调整，在闽方言的处理上改从李方桂先生的闽语合为一区说⑧。海峡两岸语言学者对于汉语方言中闽方言这一支的态度，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合为一区和分为两区两种不同的分区见解。把闽语分为两区的学者多着眼于差异性，目的在于突出两支不同闽语的差别；把闽语合为一区的学者则多着眼于一致性，目的在于显示闽方言的共性。尽管各地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仍然有“大同”的一面，有许多的“共性”。这两种不同的分合之见，应该说都是有一定根据的。

随着闽方言调查工作的逐步深入，各地闽语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加，在比较全面了解闽方言内部分歧情况的基础上，许多闽语学者，特别是福建省内的闽语学者，大都感到就闽方言的内部差异而言，分为闽北（或闽东）和闽南两个方言区是难以反映闽方言内部分歧的实际情况的，闽方言至少有好几个不同的支系，各支系都有明显的差别，但同时又存在着共同闽语的特征。与其分列闽北（东）、闽南两区，倒不如取其“大同”的共性而把各地闽方言统统列为一个大方言区——闽方言区，至于这个闽方言大区中内部各种差异，则留到分区的第二个层次——次方言（或称方言片）中去反映。这种观点基本上认同于早年李方桂先生把闽方言统列一区的观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⑨，只是当时还未能引起方言学者的足够重视。进入80年代以后，闽语合为一个方言区之说才逐渐在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成为主流。1979—1980年，我写《现代汉语方言》一书和袁家骅教授修订《汉语方言概要》一书时，都用了“闽方言不再分闽南、闽北两大区”的观点，而使汉语方言的分区从原来的“八区”转为“七区”。我把这一“七区”的体系也引进到由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现代汉语》中来⑩。随后由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电视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也用了将闽方言合为一区的“七区说”，而原先采用“八大方言”的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在1987年的新版本中也改从“七区说”，把闽方言合为一个方言区了。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中的汉语方言部分，在设计框架条目时，也考虑到汉语方言的分区以“七大方言”为主流，并考虑到要和社会上流行较广的现代汉语教材取得一致，同样也就从七大方言说来设立条目，而把闽方言作为一个大方言区设条了。大家知道，80年代以来，“七大方言”、“闽语合一”不但是中国大陆汉语方言分区的主流，也已成为台、港及海外各地汉语学者所乐意接受的分区体系了。在座的丁邦新教授十年前在《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一文中，就以汉语七大方言作为论述的对象，而把闽方言作为七大方言中的一个来看待⑾。近期由李荣先生主持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尽管对汉语方言的分区作了较大的调整，把汉语方言划为十个方言区，但仍把闽方言作为一个区，改变了过去把闽南、闽北分列为两个方言区的做法⑿。时至今日，我们已可以断言，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把闽方言作为汉语各大方言中的一个大方言区，这一点海内外汉语学者都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谈及闽方言分区的问题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分区的第二层次上，即闽方言下面如何进一步划分次方言（方言片）的问题上。

闽方言内部的分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沿用比较粗略的划分法，把原先认为差别很大，可以并列两大方言的闽北（闽东）和闽南就作为闽方言的两大支系，而以地处闽东的省会福州市作为闽北（闽东）方言的代表点，以闽南重邑厦门市作为闽南方言的代表点。至于福建以外其他地方的闽方言，包括广东、台湾、海南、浙江以及广西、江西等省中少数地区的闽语，则笼统地视为闽南系的外延，归入以厦门为代表的闽南方言。闽方言这种粗略分为两大支系的格局，在闽方言调查工作逐步深入，各种方言现象纷纷“亮相”以后，自然也就难免被打破了。打破了闽南、闽北（闽东）两大次方言对峙的局面后，新的分区格局如何建立？直到1983年，两位资深的闽方言专家陈章太先生和李如龙先生在《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一文中，根据他们长期调查研究福建各地闽语的心得，明确提出福建闽语宜分为五个次方言区：闽东话、莆仙话、闽南话、闽中话、闽北话，并在随后发表的姊妹篇《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一文中列出这五个闽语支系的语音特征，还指出这五个次方言的划分不仅语言上符合事实，而且“也反映了福建先民依山傍水聚落繁衍的事实，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生活上，这五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如此，这种分布情况又是和历史上行政管理区划的建制相一致的”⒀。

至此，福建闽方言下面第二个层次的划分，算是有了比较清晰的眉目。1985年以后，笔者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的闽方言条目时，就采用了这一闽方言区五个次方言的体系，随后我们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时，也采用这个闽方言的分区法来介绍闽方言⒁。现在看来，就福建省内闽语而言，这一五区说大体上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福建各地闽方言差异的情况，无疑是可以站得住脚的。问题在于，五区的划分只着眼于福建省内的闽方言，至于福建省外各地的闽方言，是不是还一如既往，把他们统统归到闽南话一支中去呢？这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看来，以往把散居福建以外各地的闽方言都看作是闽南方言的支系，无疑太粗了一点。粤东潮汕地区约1000万人口的闽方言、台湾岛上有人作为“台语”看待的闽方言，跟以厦门话为代表的福建闽南话差别的确不大，同列为闽方言区下面的一个次方言区（方言片），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远在广东西南角上雷州半岛通行的闽语（黎话），跟粤东闽语有着明显的差别，跟福建省内的闽南话的差异也相当突出，是不是一概归入闽南次方言？我看是可以考虑的。至于海南省通行的闽语、浙江省南部通行的闽语，从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跟福建闽南话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海南闽语的某些特点（如声母中有近似吸气音的º，ë，某些塞音、塞擦音缺少送气音等）甚至在所有汉语方言中都很少见，把它们从闽南话中分列出来另立一系，我看也是可以考虑的。除此以外，处于别的方言包围中的一些零星闽方言岛（如广东中山隆都话），不妨视其主要特征考虑归入闽方言的某一支系，或一时举棋难定，则暂时保持“游离分子”的状态，只确定其为闽方言的身份，不必具体划归哪一个次方言。这样一来，闽方言的内部分区，大概就会是以下这个格局：

                   闽北

                   闽东

                   闽中

                   莆仙       台湾闽南话

闽方言        闽南       福建闽南话

                   海南       粤东潮汕话

                   雷州

                   浙南

上图显示闽方言共分为八种次方言（方言片），其中福建省内五种次方言，福建省外则除了台湾闽南话和粤东潮汕话仍归福建省内的闽南话，共同组成闽方言中最为庞大的一支“闽南大军”外，其余海南、雷州和浙南的闽方言，则独立各成一支。图中还缺少广东的海陆丰闽语，我想一般可把它归入潮汕话系统，因为历史上广义的潮汕地区也包括海陆丰在内，而就语言特征来说，海陆丰话跟潮汕话也是比较接近的。

倘若上图基本符合闽方言内部差异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划分闽方言的第三个层次——方言小片（土语群），也就不会太棘手了。

方言分区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通常总是拿一些最有区别性的特征条目来作为方言分区的依据。无论是第一层次方言区的区分，还是第二层次“次方言区”（方言片）的区分，以至第三层次“方言小片”（土语群）的区分，都要有具体“对内一致性”和“对外排他性”的特征条目才行。闽方言之区别于其他大方言，其体现出“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共同特征条目，如语音方面的普遍反映“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古全浊声母字今多读相应的不送气声母、古匣母字今口语一部分读同“群”母及“云、以”母等；词汇方面普遍以“厝”为“房子”，以“骹”为“脚”等特征，倘若也拿来作为划分闽方言各个次方言的区别性条目，显然就不合适了。拿海南闽语来说，既然我们认为它可以在闽方言中独立一支，就应该拿出它区别于其他地区闽语的特征来，例如前面提到的声母中有º，ë声母，以及舌尖塞音、塞擦音缺少送气声母（无t‘、ts‘声母）等，还有词汇中突出的“训读泛滥”现象（如“不”、“无”、“没”都念bo）等，或许就可以用来作为海南闽语的区别性特征条目。

闽方言的内部分区是在具有共同闽语特征，明确属于闽语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如果我们遇到某个方言具有闽方言中某个次方言所具有的特征而又并不具备闽方言共同的一些特征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闽方言的一支来看待。例如，闽方言的莆仙一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性特征：声母中有边擦音Â，这是它区别于其他闽方言支系的重要依据，但粤方言中某些地方（如桂南、四邑）也有Â声母，难道我们能据此就轻易把四邑粤语和莆仙闽语扯到一块，认定它们的“亲戚”关系吗？当然不行。我们既不能因为有Â而怀疑莆仙话的闽语身份，更不能因为有Â而改变四邑粤语、桂南粤语的粤方言资格。

三、闽方言的本字和用字问题

闽方言是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方言之一，它保存着许多古代汉语的特点，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有不少语言学者对现代闽方言中的古汉语语词进行寻根溯源的考证工作，作出了不少的成绩。例如，最近出版的李新魁先生、林伦伦先生合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一书，便是考证闽语词源的一项丰硕成果。在考证词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接触到考证本字的问题。一个活在现代闽语中的古语词，可能在写法上跟原先有出入，我们查阅文献，对证音义，费尽心机把本字考出来，还它本来的面目，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把本字考出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缓解大量方言词语“有音无字”的问题，使方言用字能够有所依循，减少各行其是的混乱现象。

现实的问题是，考释词源、考证本字是语言学家的事，而使用方言、运用方言词语却是广大民众的事。在一个文化还比较落后，教育还谈不上普及的方言地区，你考出来的本字，如果是个常用的字，本来人们笔下就常用着，只是由于词义或语音演变的关系，使得常用的音义跟方言口语中的音义对不上号，因而视而不见，总觉得口中的方言词“无从下笔”。针对这种情况，只要你把考出的方言词本字公之于众，向方言地区的人民群众做些宣传解惑工作，我想，群众大概会乐于接受的。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这时也许就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通过对方言本字的考证，也就可能有助于提高方言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方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我们考证出来的本字，倘若是个非常少用的生僻字，甚至是一般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未收录的字，就算你的考证再准确，你的解释再合情合理，你完全可以写出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然而却难以在方言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这时，研究归研究，应用归应用，两者总不容易挂上钩。群众本来已经在方言词语无字可用的困境中所采取的应急办法——使用同音字、训读字或自造方言字等，尽管不及你考出来的本字科学，甚至你会觉得群众笔下的方言字是“错字”，你也无法说服他们改掉原先用错字的习惯来使用你那有根有据的本字。在这种情况下，考出本字来固然可以感到欣慰，但你考出来的本字得不到社会的应用，语言的研究成果和语言的实践相脱节，在本字没能流通的情况下，你也只好“深感遗憾”了。当前方言地区在用字上存在着的一些混乱的现象，跟我们的本字研究工作未能和方言地区的社会用字沟通，考证出来的本字又多属生僻难字、不大符合汉字使用中从简从俗的趋势不无关系。既然本字没用上，同音字、自造字、训读字也就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很难谈得上有所规范了。闽方言词语目前用到书面写作上还不很普遍，方言用字上的问题也还不至于像粤方言那样突出。但闽方言使用地区辽阔，内部差异远比粤方言大，随着各地乡土文化的发展，闽方言的用字也有可能日趋增多。在这种形势下，结合目前考本字和用本字的情况，个人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本字应用与约定俗成问题

考出来的本字希望能得到应用，这种想法是合情合理的。方言学家探求本字跟古文字学家研究甲骨文的目的并不完全一样，相信不会有哪位古文字学家希望现在的人用甲骨文来作书面交际工具，但是历来考证本字的语言学家，多少总有一点“匡谬正误”的想法，希望考证出来的本字能在纠正方言用字的错误中发挥一点作用。如前所述，既然你考证出来的本字，群众不一定乐意使用，我们也就不能不在脑子里多打几个转：群众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考证出来的本字？这也许首先还得重新从语言文字的本质和语言文字流通的特点入手来认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记录语言的文字虽然是人为的，但一旦成为公认的书面交际工具，同样要受到约定俗成的制约。群众认字写字都按约定俗成的一套办事，写字用字的人很多，懂得文字学，能考证出本字来的人毕竟很少。群众不懂本字、不懂词源，但是他们需要口头言语交际，也需要笔下文字交际，一旦嘴里说的方言遇到没有现成汉字可写时，总要想办法来对付，等不到语言学家考出本字来再来书写，这就有了同音代替，有了“训读”，也有了许多创造“俗字”和“方言字”的“新仓颉”出现。同音字也好，训读字也好，自造字也好，一经使用很快就会流通开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你考本字在后，他用俗字在前，一旦人们用惯了俗字，要改弦易辙，谈何容易！所以说，到了某个方言词已有了一个哪怕是“不大合理”的公认字时，想扭转局面实在是太难了。此时此刻，与其评头品足、愤愤不平，说这个字写错那个字不对，倒不如平心静气地回到“约定俗成”的观念上来。其实错与不错也不是绝对的，一旦约定俗成了，长期都这样用了，“积非”不也可以“成是”吗？你考证出方言的本字来，把方言中常用口语的“娘家”找到了，对方言的研究是贡献，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是贡献，社会上自然承认你的研究成果。考出来的本字如果能用上当然最好，用不上也无妨。在用与不用的问题上，尊重既成事实，多走群众路线，不就可以减少烦恼、心安理得了吗？

（二）本字认定的准确性和差异性问题

考证本字是一项非常细致的研究工作。从事方言本字考证的人，既要熟识这个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也要通晓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的学问。本字的确定要从形、音、义三方面同时入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马虎，音证、义证一般都要通过书证来检验，倘若词义的分析完全正确，语音上却存在差距，或语音上虽对上了号而词义又不尽相同，那可不要轻易下结论。考本字切忌牵强附会，更不容许捕风捉影、生拉硬套，否则容易以讹传讹，流为笑谈。如果你考出来的本字本身就错了，又怎能叫人应用？李荣先生于1991年11月在南京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学术会议上谈及方言词典编纂中的本字问题时，他说方言本字“搞对了锦上添花，搞错了画蛇添足”。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很中肯的。

我们闽语研究者在考证闽方言词语的本字上下了许多工夫，有了许多成果，但有时同一个闽方言词，不同学者考出来的本字却不一样，这就令人纳闷。其中可能有对的也有错的，这作为学术探讨问题不大，一旦作为提供给方言地区人民书写方言词语的用字，倘若不能保证本字的准确性，就很成问题了。如果是准备编到方言词典中去的方言本字，学者们最好能够取得共识，尽量避免出现分歧。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摆到我们桌面上来了。姚荣松先生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两岸闽南话对方言本字认定的差异》，谈的正是这个问题。何止“两岸”对方言本字的认定有差异，就是同一岸的学者也存在着不少对闽方言本字认定的差异。“人”到底是“农”还是“侬”，“房子”是写作“厝”好，还是写作“”好？不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吗？对方言本字认定的差异写成文章来讨论当然可以，但是既然编进词典，就具有权威性和典范作用，编者总不能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致使读者面对不同面貌的本字而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吧！现在国内正在编纂几十个方言点各为一册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希望同一方言区各方言点使用的方言本字，能通过方言大词典的编纂协调统一起来。例如“站立”这个意思的方言词，在闽方言中用本字“徛”字，在粤方言中却用“企”字，考出来的本字既然是“徛”，在闽方言系统的各种方言词典中（如厦门、福州、潮汕、海南等）是否就可以统一用“徛”？至于粤方言的词典，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在群众笔下多用“企”表示“站立”，我看“企”就让它作为具有“站立”义项的方言词出现，但同时注明“本字为徛”。这样既尊重了群众用字的习惯，又反映了本字考证的成果，可谓两全其美。

（三）方言字、同音字的选用问题

方言词语有音无字是普遍现象，但这些词语如何表现却各行其是。如前所述，除了使用考出的本字外，还有同音代替、自造方言字、同义训读等多种方式。同一个方言词，甲方言用本字，乙方言用同音代替，丙方言也可能自造方言字或采用训读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不足为怪的，也可算是方言特色的一种表现吧！就闽方言来说，方言学家们考出来的本字不少，但有的本字只在闽方言这部分地区通行，有的本字只在那部分地区通行。同属闽南方言，拿福建、厦门等地的闽南话跟广东潮汕地区的闽南话来比较，如果我们记录一段口语语料，注意其中的方言词语，一方面会发现厦门使用本字而潮汕话不使用本字的不少（如“颂”——穿，“喙”——嘴，“樵”——柴等），当然也有少数潮汕话用了古词连带用了本字，而厦门话不用的，如“睇”（看）；另一方面，厦门话和潮汕话自造的方言字也并不一致，如潮州的“唔”厦门用“伓”，都是表示口语中的“不”，而潮汕话由于“说话”口语是tã，便自造了“呾”字，这在厦门话中就没有了。这类差异属于当地群众自发的用字习惯，我想可能跟方言区的民间口头文学、说唱文学等是否发达以及方言在书面语言中出现机会的多少不无关系。有的方言区群众造方言字的积极性比较高，方言俗字俯拾即是，本字的市场不免大受影响。例如粤方言，我们随便拿起一份当地的报纸来看，方言字、同音代替的字在各种副刊中用得很多，而经过我们一些语言学者考证出来的粤方言本字，却很难在报上见到。面对这种五花八门的自发使用方言字、同音字的现象，我们语言工作者该持什么态度？要不要有所引导，有所规范？应该说，引导是需要的，规范也是需要的。但首先必须细心观察，多作调查，掌握情况，然后才能在充分尊重群众用字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逐步使之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就拿同音代替来说，既是同音代替，“音”总该是差不离吧？例如，现在粤语报刊中常见“而家”这个同音代替的方言词，意指“现在”，但偶尔也能见到用“依家”、“宜家”甚至“呢家”等来代替“而家”的。我看，这也不必大惊小怪，之所以会出现同音代替的“异体”，无非是大家都自发选择同音来代替，这些“异体”都基本音同，只不过缺乏统一的规范罢了。当前我们就是要广泛调查，从各个方面收集到方言用字的种种表现，同音也好，训读也好，自造也好，有见必录。要意识到用字的分歧也是方言特色的体现，在众多不同的方言用字中，你心目中可以认为哪一个比较合适，但还是不要轻易抛弃其余的；你可能已考证出来某个方言词的本字，但也不能因为有了本字就把群众使用惯了的方言字全否定掉。

本字是早先古人创造的，方言字却是现代人创造的，现代人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方言字来记录现代使用着的口语，可能要比用古代人使用的本字更为自然。我们一方面要做本字的考证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做方言词语用字的考察工作。一旦考证本字有了成果，同时对方言用字的了解也比较全面，就会心中有数，比较有把握，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考虑方言用字中哪些是较为可行的，哪些是有待商榷的，分别就不同的类型进行分析，再提出处理的办法来供社会用字参考。就闽方言来说，由于方言成分进入书面语的机会远不及粤方言多，更没有诸多敞开大门广纳方言词语的新闻媒体、商业广告、通俗报刊等在推波助澜，除了民间说唱、地方戏曲之外，方言词语在书写中市场比较狭窄，因此，方言俗字、同音代替等现象还不至于太引人注目。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能不加以关注，拿闽语中最有势力的闽南方言（外延包括潮汕和台湾的闽语在内）来说，在一些地方性通俗作品中，甚至在报纸副刊上，有时也可见到方言词语出现，这些方言词语的表现形式如何，有没有各自的用字规律可循，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方言字（词）典的注音问题

方言用字的问题必然牵连方言字（词）典的注音问题。倘若语言学家们考证出来的方言本字受到广大方言使用者的支持，能在社会的语言应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有考证无误的本字在方言区畅行无阻，原先使用非本字的人也乐意“改邪归正”，抛弃自造字或同音代替、训读等方式，那么，方言字（词）典中收录的方言词，既以本字的面貌出现，也按通行的音读来注音，两者自然不会产生矛盾。例如闽语中表示“人”这个意义的方言词如确实应是“农”，那么，在闽方言的词典中，就收“农”这个词，标音或lan（厦门等地）或naN（潮汕等地），然后，在释义中注明“人”的义项，不就万事大吉了吗？问题却出在：社会上的用字并不因“人”本字为“农”而采用“农”来表示“人”，换言之，闽方言区人民的书写习惯仍用“人”字而不用“农”字，那么，在闽方言字（词）典中，这个“人”的注音该如何处理？要不要用实际上是所谓训读音的lan或naN来注“人”的音？字（词）典一般总是带有规范性，对读者的读音会有指导意义，字（词）典上注的音读者一般都会承认它是正确的读音，自己的读音如果不符合字（词）典中的注音，就考虑自己的读音错了，应该跟着字（词）典改正过来。

与此同时，作为字（词）典，又应该如实反映出每个字（词）在社会上流行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业已约定俗成的实际读音，不能无视客观上的实际音读，哪怕这个音读并不符合语音的规律，只要已在群众中通行无阻、习以为常，就不能够回避现实，不能够充耳不闻。到底应该在方言字（词）典中如何处理注音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把社会上虽不流行，但根据规律折合的、符合古反切今读的音认作正确读音，和社会上虽已广泛流行但不符合规律的误读音（或训读音）同时注出，并且表明编纂者的态度：或以前者为正音而以后者为“俗音”，或两者并列，其中一个作“又音”看待；二是编纂者在两种读音中有所选择，只取其一作为正音注出而舍弃另一个读音，到底选择哪一个，也就表明了编纂者的态度。

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在已刊的一些闽方言字（词）典中都可以看到，有时同一部方言字（词）典，在对待不同的字（词）目时，又交叉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拿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小型潮汕方言字典——1979年版李新魁编的《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和1983年版吴华重主编的《潮州音字典》来看，对潮汕方言字（词）的注音就大不一样。且以“夜”字为例，本字无疑是用“暝”（莫庭切，一般闽语多写作“冥”，而“夜”字的反切则是羊谢切。潮汕地区通常并不写作“冥”或“暝”）来表示“夜晚”的意思，而是跟民族共同语一样仍用“夜”来表示“夜晚”，但这个“夜”字的读音却明显采用了“冥”的读音，也就是“夜”字的训读音ｍｅ。李著在“夜”字下先注ia7也7，再注上“俗”mên5骂5，显然是认为潮汕方言“夜”字应正音为ia7，而时下通行的读音mên5只不过是“俗读”；吴著“夜”的注音是：“毛楹3〔猛3〕，又：毛楹5〔猛5〕”，显然都是注的“冥”字的音读，承认“冥”的读音就是潮汕方言“夜”的读音，既不管这个读音是否是“训读”，也不考虑拿反切的拼音方法，根据“夜”的反切来推断它是另一个符合语音规律的读音。透过这个实例，看出两位作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李新魁先生比较注意字（词）典的规范性、指导性作用，社会上已有的读音如果不合该字的反切，即不符合语音规律的，尽管已经广泛通行、约定俗成，也只能承认这个音是“俗读”，字（词）典的首要任务是把每个字根据语音规律确定的正确的形、音、义告诉读者，起到字（词）典的典范作用，发挥字（词）典的指导性功能；而吴华重先生则完全从俗从众，他的出发点是：字（词）典的注音应该是约定俗成的实际读音的记录，某个方言词在社会上的实际读音是什么，我们就把它作为正式的音读反映出来，不必再管其他的读音。

两种对待方言字（词）典注音的不同态度，从理论上看，李氏的做法似乎较为全面稳妥，但从实践上看，被李氏定为正音的音读，社会上不遵守不流通，因为现代语言的读音，不一定都是按照语音规律、按照反切来定的；而李氏认为属俗读的音，却很容易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俗”与“正”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我们提倡改变俗读的习惯，确立正音的规范，难免会给人以将书本上理论上的音读强加给广大民众的印象。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无意改变俗读的影响，字（词）典的正音作用又将何以发挥？“典范”的功能又从何体现出来？看来，这又得回到我们的研究与推广、考证与应用之间的关系上来思考了。

研究的成果、考证的结论当然很值得珍视，但成果是否能全部用来指导语言的实践和应用，始终还是一个问题。语言的实践归根结底还不能不受到约定俗成的制约，联系社会流通的因素，我们在供一般应用的方言小字（词）典中，认为语言工作者不能只是考虑如何吸纳研究、考证成果的问题，而要同时考虑能否获得社会认同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合理对待方言字读音中的正读和俗读。当然，对于那些明明属于错误的读音，即使社会上早已相当流行，我们仍有责任使之得到及时的纠正。不过，最好赶在某个讹读音还没“积非成是”之前就做好工作，一旦时间拖得太久，使用的人积习难改，也就“回天乏力”，最后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种讹读音的地位了。

编纂较为详尽的大、中型方言字（词）典，当然更应该做到充分接纳，充分反映方言研究、方言考证的成果。对于这个问题，林伦伦先生提出过方言字典“要注意注音的规范化问题，要注出每个字普通话有对应关系的有古反切为依据的正音，做到无一字无根据”。同时，要认识到方言字典也应该是方言的翔实材料，应该尊重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原则，如实地把每个字在方言中的读音记录下来。因此，我们主张方言字典对俗读字和训读字应该正俗（训）音均注，并用“训”、“俗”等符号加以区别⒂。

四、闽方言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当前闽方言的研究虽然相当热闹，却存在着地区不平衡和内容不平衡的问题。这些不平衡现象的解决，必然会大大推动闽方言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使闽方言研究中某些薄弱的环节能够得到加强，从而达到更好地揭示闽方言整体面貌的目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充分发挥闽方言研究队伍“兵强马壮”的优势，跳出各自为战的篱笆，把眼光多放到整个闽方言上，多看到宏观的问题上。只要齐心协力、加强协作，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几场“攻坚战”，就一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较大的成绩来。当前有必要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1）闽、台、粤、琼、浙等省的闽语学者，尽快组织好本省闽语的普查工作，整理出各调查点闽语的音系，收集一定数量的方言词语，在此基础上争取通过多年的努力，编写出本省闽方言点字音对照和词汇对照来。

（2）就闽方言共同的一些突出问题选择若干代表点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在三五年内写出一批反映闽方言若干特点在各闽方言区的表现，附有相当数量的对照比较图表及闽方言特征的分布地图。

（3）在各省分别摸清省内闽方言的分布区域及其语言特征的基础上，组织跨省协作的研究组，汇总各省闽语资料，有步骤地进行闽方言的全面综合研究，制出各地闽方言的声、韵、调对照表，字音对照表和词汇对照表，着手绘制闽方言全图。至此，作为汉语方言中最为复杂的闽方言，其全貌也就会展现于世，而闽方言总论一类的专著也会接踵产生。

上述这几项大工程的顺利开展，必须有一定的研究组织来进行策划，做到决策民主化；每个课题开始以后，要经常讨论总结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像现在举行的这种闽方言研讨会无疑应该坚持继续举行下去，每两次这样规模的研讨会中间，还可以穿插一些小型的专题研讨会。这样一来，闽方言的学术研究氛围就一定会越来越活跃，闽方言的研究也就必然会沿着不断拓展、不断深入的方向健康发展下去。

为适应闽方言研究工作的发展，组织好闽方言学者间的协作，是否有必要组织一个跨地区的闽方言研究会，最好也能在这次会上酝酿一下，提出一个方案来。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11期，第三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专号，1995，香港）

注释：

①参看：张振兴 闽语的分布和人口方言，1989（1）

②参看：易丰汉语方言势力探微语文建设通讯，1992（37）

③Chang Kuangyu（1986），Comparative Min Phonology,UC Berkeley.Ph.D.disertation；张琨.论比较闽方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本第3分，1985，台北）

④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⑤赵元任的方言分区转引自丁邦新 《汉语方言分区的条件》一文注二，丁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4卷1、2期合刊，1992，台湾新竹。

⑥李方桂的分区原载Chinese Year Book，59~63，上海商务印书馆，1973年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Berkeley,U.S.A.)），创刊号刊出李氏《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再次发表他的八大方言说，此文汉译本刊于《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北京。

⑦参看：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⑧参看：丁邦新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食货出版社（台北），1974354~356

⑨参看：潘茂鼎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中国语文，1963（6）

⑩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 《现代汉语》教材中汉语方言一节由我执笔。该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⑾参看丁邦新的《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载《清华学报》新14卷1、2期合刊，1982年，台湾新竹。

⑿参看：李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方言，1989（3）

⒀参看：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133

⒁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292~297；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108~115

⒂参看：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73。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图文编辑：珊珊

图文审读：燕辉

责任总编：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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