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文化 | 甘于恩：《绘声绘色看方言》丛书序
屈指算来，我来到广东已经有35个年头了。那是1984年9月初，我离开了福建省老干局，搭着便车来了广州，那时广州虽然是华南地区的大都市，可按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地方还是很破旧，天河一带的道路还很破烂，路边栽满了木麻黄树，我一路颠簸进入暨南大学，正式开始我三年的方言学研究生的生涯。
序
甘于恩
屈指算来，我来到广东已经有35个年头了。那是1984年9月初，我离开了福建省老干局，搭着便车来了广州，那时广州虽然是华南地区的大都市，可按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地方还是很破旧，天河一带的道路还很破烂，路边栽满了木麻黄树，我一路颠簸进入暨南大学，正式开始我三年的方言学研究生的生涯。
说来好笑，那时候我对广州话完全没有概念，研一的上学期，记得是临近年底的时候，学校在教学大楼里放映《星球大战》的录像，我非常兴奋，在福州没什么机会接触这种外国大片，现在可以一睹为快，自然不会放过机会。我买了票进去放映厅，里面早就挤满了暨大各学院的本科生（1984年暨大的研究生还很少），他们多是广东本地生或港澳生，耳边充斥着粤语。电影开始后，我才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原来《星球大战》配的是粤语音，我一句话也听不懂，周边的人看得入神，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自己却像个傻子，恨不得电影早点结束。我下决心学好广州话。刚好我的三位研究生同学都是粤语区的，彼此之间使用粤语。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插图为书稿部分内容)
可是，有语言环境，还得自己有恒心，肯下功夫。正巧第二年导师詹伯慧先生带着我们四位研究生（好像还有一位饶秉才先生的研究生丘学强），前去海南讲课。一路上我便缠着3位师兄师姐，请教广州话的读音。当时我们都试着学记音，我便用国际音标将广州话的读音在方言调查字表上逐个记上，特别是彭小川师姐，对我的问题是有问必答，极其耐心。另外，暨大84级的研究生很多住在羊城苑，我和林柏松、林勇、陈伟明（后来暨大文学院院长）住一套单元，他们都是广府人，彼此间也说粤语。这对于我提升粤语的听力有莫大的帮助。
当然，光有这些，还不足够。除了听，还要大胆说。平时上街，买菜、问路、回答问题，都尽量使用刚学来的粤语，上世纪80、90年代本地人还比较多，出门接触粤语的机会相对较多，客观上有利于粤语能力的提升。加上自己的确感兴趣，每天听佛山台的粤语讲古，听香港电台，广州话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自1985年起，暨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珠三角方言，我负责5个粤语点的调查。刚开始有导师带着，把基本音系弄下来，但接下来就得自己一个人“孤身走我路”，独自在一些粤语点开展工作。虽然那时自己的粤语还是很生硬，但基本对话是没问题的。一年多的调查下来，跟发音人基本上是靠粤语交流，这对于我的广州话能力，是一个巩固和改善的过程。1990年《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综述》出版，里面附录了不少粤语的经典童谣，标注了国际音标，自己对粤语童谣有了初步的了解。
1991-1992年，应香港理工大学某系主任的邀请，我到了香港理工（当时还是叫“学院”）做了整整一年的助理研究员，帮忙做机器自动分词。香港的行政语言是英语，我的英语口语乏善可陈（书面语还马马虎虎），平时与职员或同事交流，就靠粤语，俗话说“熟能生巧”，自己的粤语在使用中不断地有了长进。业余还编了一本《粤语研究书目》，开始进一步接触粤语童谣的语料。
真正从生活中接触粤语童谣，则是1998年底女儿降生。接近40岁才有这个宝贝，自然开心得不得了。平时小家伙跟我比较多，我喜欢给她放一些曲调优美的粤语童谣磁带（如《月光光》《鸡公仔》《氹氹转》《嗳姑乖》等），培养她的乐感和语言能力，小朋友在粤语童谣的滋润中健康成长，我本人也从感性上更深地体认了粤语文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开始从理论上关注童谣的语言分析，并指导学生撰写这方面的学术论文。2007年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创刊《岭南学》杂志，为岭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我在《岭南学》杂志第3辑上发表了《论粤语童谣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009），我在文章中指出：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以及熟悉传统粤语童谣的年老一辈的老去，粤语童谣的收集将变得越发困难，这对粤语文化无疑是个无可弥补的遗憾。因此，目前有必要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将传统粤语童谣的收集、记录与研究，作为一项文化工程来进行。
我的这个想法得到学界和民众的肯定。随后我还在《粤语研究》（澳门粤语学会学刊）上发表《论粤语童谣的语言学研究》（2010），在《南方语言学》上发表《佛山童谣词汇的民俗文化意蕴》（第二作者，2辑，2010），并在多种场合发表演讲，呼吁重视童谣文化资源，如2011年4月在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做的《粤语童谣的文化学意义》的演讲、2011年5月在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做的《粤语童谣的语言学价值》的演讲、2011年12在湛江师院做的《感受岭南古风，领略粤语魅力——从语言学视角研究传统粤语童谣》的演讲等。
2013年我在我的学生彭咏梅所著的《佛山传统童谣辑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的序中说道：
将来更要紧的事情，就是利用现代的数字技术，将各地童谣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既有音像，又有文字转写，这是留给我们后代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广东有三大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和雷州方言）以及客家方言。它们大致的分布和使用情况是：粤方言主要分布在珠三角、粤西和粤北（部分），全省粤方言的使用人口大约在6000万-7000万之间；闽方言分布在东西两端，除佛山、东莞、江门、肇庆外其他各市都有零星分布，使用人口接近2000万；客家方言主要流行于粤东的梅州、揭阳，粤中的河源和惠州，粤北的韶关，粤西有部分县市有客家人分布，广州市主要是增城、花都、从化、白云有较多客家人，其他各市（区）也是呈零星分布状态，使用人口略超2000万。三大方言区都有不少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方言童谣，方言童谣都与方言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反映儿童生活的点点滴滴，承载着成年人的童年记忆。因此，童谣不单是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流行程度而言，粤语童谣影响最为广泛，闽、客童谣则大多局限于所在方言区。有些传统童谣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现代传媒的发达和现代教育手段的多样化，使得传统童谣的传承出现危机。随着时代和生活场景的变迁，传统童谣的抢救便显得越发紧迫。好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进行传统童谣的记录、整理和传承。如《潮汕方言歌谣研究》（林朝虹、林伦伦著）、乡土教材《潮汕文化读本》（陈平原等主编）、《老广新游之广府童谣》（越秀区文联）、《佛山传统童谣辑注》（彭咏梅）都是较好的读物或专著，对岭南地区传统童谣的记录、注释和研究，皆比较到位、比较科学，韩山师范学院的老师，还在潮汕各地的幼儿园开展传统歌谣的教育与传承，受到社会的好评。客家方言虽然没有专门的童谣结集，但在一些专著中，也不乏记载，如《客家古邑方言》（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第五章的第三节记录了河源地区流行的15首童谣，但总体上而言，客家童谣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较之粤、闽方言，是比较后进的。
这套《绘声绘色看方言》丛书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问世的，编委会还邀请我出任主编。由于杂务缠身，具体的编选工作是由各册的编著者担起大任、细致完成的。在此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皆是各自方言民间文学研究的行家里手，在内容的拓展上，不仅有可以让儿童理解方言与日常生活关系、增加民俗文化知识的导读与分析，还有由浸润于各自文化的著名画家创作的、生动有趣的国画插图，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别出心裁地用“视觉化”的方式，来演绎、诠释三大方言中有个性特色的方言词汇，再加上由专业老师指导、童声演绎的童谣音频，果真“绘声绘色”，令人耳目一新，可谓对岭南地区儿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读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语言资源保护中心一直致力于童谣的收集、整理与活化，发动广大大学生记录身边的童谣，将母语中的“传家宝”录成音视频，在“语言资源快讯”公众号上推送，假以时日，这也将是一笔可观的文化典藏。
因此，《绘声绘色看方言》的出版，只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而不是结束。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岭南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唤醒社会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而确保中华优秀文化可以代代相传，永不止息。
是为序。
甘于恩
2018年9月30日匆草于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
11月4日再改
往期回顾:
方言文化 | 甘于恩：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的特色【中】
方言文化 | 甘于恩：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的特色【上】
编辑 | 林羽仪
审读 | 王雅茜
责编 | 甘于恩
投稿邮箱: jnufyz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