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唐作藩：《田野春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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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春秋》封面，甘于恩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MEMORY
序
唐作藩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一个花甲前我们班里最小的同学阿詹亦已进入八十华诞了。1948年秋我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时同班同学有20人 ，49年夏由于解放战争 ，我们许多同学离校或休学了。1950年秋我和饶秉才、许绍早三人复学时就与49年入学的欧阳觉亚、詹伯慧同年级了。这时同班七人中还有47年入学而休学了两年的麦梅翘大姐和50年自香港插班来的王豫远。我们同在石牌本校生活、学习两年，共同选修了岑麒祥先生的《语言学引论》、商承祚先生的《文字学》、严学宭先生的《读书指导》、张为刚先生的《国语与方言》和陈必恒先生的《现代中国语法》等课，但由于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课程都未修完。记得1950年复学不久，就投入修建白云机场的劳动；接着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同学都报了名，最后我们语言学系的47级林穗芳同学被批准入伍，全系全校相继举行了欢送会。51年春夏我们被调去参加以李德全部长为总团长的少数民族慰问团，奔赴粤北瑶族地区进行慰问活动。我们分工不一样，伯慧与欧阳与系主任岑先生等参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组，我则被指派参加秘书组，具体负责一路押送慰问品。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回到广州还参加了在省委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华南局第一书记兼省委书记叶剑英同志和李德全部长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跳舞。是年秋，我们又被派参加广东省土改工作团，赴粤中清远县山区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我被分配在副点，担任一个乡的工作队副队长，而伯慧则被派在面上，独自一人掌握一个乡，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和锻炼。52年春我们又提前被调回中大，参加三反运动，实际是要我们参与老师们的思想改造运动，听取老师们的思想检查。后来又让我们投入忠诚老实运动。回想起来，这都是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左的做法，而我们都经历了。
语言学家詹伯慧
1952年暑期后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中山大学的文、理科迁入岭南大学所在的康乐村，和岭南大学文、理科合并，成立新的综合性的中山大学，取消院一级行政，文科设有独立的中文、语言学、历史、政治、外语等系，原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先生担任我们语言学系系主任兼汉语教研室主任，并为我们大四班开设了《语法理论》课。岑麒祥先生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给我们讲授《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课。严学宭先生调去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担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副院长；张为刚先生则调新成立的华南师范学院。原岭南大学高华年教授和钱松生讲师留在中山大学，钱先生给我们讲授《音韵学》；高先生为我班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课。上课之余，我们还常在一起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比如学习拉丁化新文字。
中山大学南校区
岁月凝结成文明
1953年6月底各门课程基本结束后，高华年先生让我们自己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去实习。我们班一行七人到武汉后即去看望严学宭先生，他非常支持，把我们分成三个组，分别调查三种少数民族语言，为我们选派了发音人。我与伯慧兄分在一组，调查广西仡佬族语言，经过两周的实习，我们合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作为实习成绩，复写三份，交给严先生一份，我们各自留一份。回到广州后，即去华南师范学院报到，参加全广州市各大学应届毕业生的集中学习，听了陶铸同志的政治报告。主题是：坚决服从分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社会主义。约一个星期的毕业学习结束后一回到中大，每个同学就收到一份工作分派通知书。伯慧兄被分派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而我则留校做语言学系助教兼系秘书。
但一年之后，我们中大语言学系全体师生调往北京大学，并入其中文系.。真是有缘分，不久，伯慧兄也被武大派来北大进修，我们又在一起聆听王力先生的《汉语史》、岑麒祥先生的《语言学史》和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论》等课。伯慧进修的主攻课程就是方言学。他自小就随着父母熟悉了饶平的客家话和潮州的闽南话，后来又生活在广州掌握了标准的粤语，富有学习方言学的天赋，所以袁家骅先生很赏识他。这时许绍早也被所在的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派来北大向王力先生进修“汉语史”。1957年7月我与绍早兄作为王力先生的助手，而伯慧兄作为袁家骅先生的助手又一起到青岛海滨分别参加编写《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教材，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一个月。此后，汉语方言学就成为伯慧兄一生教学与研究的专业。
1981年，詹伯慧先生与王力先生（左）合影于日本
伯慧兄才思敏捷，勤于笔耕，著述等身。在上大学四年级时，他非常钦佩那些世界和平运动的使者，就写作了一本歌颂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即《在反动统治下英勇斗争的和平战士》（1951）。在五六十年代武汉工作期间，为了响应与配合全国方言普查和推广普通话，他很快就编写出《武汉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和《湖北方言概况》（合作1960）。在武大除了开设汉语方言学课，还参加现代汉语的教学，编著《现代汉语方言》和《现代汉语》教材（集体）。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他成为被冲击的对象，教学与研究被迫停止；我们也暂时失去了联系。70年代末我去武汉探视在城市建设学院工作的二妹夫妇及在咸宁湖北变压厂工作的大孩子时，曾到珞珈山上去看望伯慧兄。他们三口子挤在一个平房单间里，他谈到“文革”中受凌辱的情况，居然被污蔑为特务，造反派胡说他的手表是用来向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真是太可笑了。“文革”结束，雨过天晴以后，我们才又恢复经常的联系。1980年秋他被教育部派往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负责语言学课程的教学两年，直至1982年春回国，我们一直书信不断。据我所知，他在东京曾为促成王了一先生80年访问日本做了许多准备的工作，了一师抵日时，是他陪同平山久雄教授到成田机场接机，期间他又曾在东京客居寓所，亲自下厨弄几道“中华料理”，约请几位渴望见到了一先生的日本朋友来他家和了一先生伉俪畅叙友情。伯慧兄在日期间，出版了《浠水方言纪要》（1981）和《汉语方言文集》，业余还写点日本见闻，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东瀛杂记》(1982武汉大学初版，1989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他的《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也由在东大听他讲课的筑波大学讲师樋口靖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82）。
广州暨南大学饶秉才兄欲在暨大建立语言学系，通过组织向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和北大发出商调函，要求将伯慧、绍早和本人调去暨大。我们虽然都支持秉才兄，但结果只有伯慧如愿以偿。1982年秋他回国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83年秋调入暨南大学任教授。我于1982年曾应聘来暨大讲学三个月，为研究生与高年级同学开设音韵学和汉语史两门课程。此时伯慧兄尚在东瀛，我们虽未能共聚暨南园，但他的夫人陈雅仙大夫已先期调入暨大，我和内人也常常到他家去，从嫂夫人那里得知伯慧兄在国外的一些情况。
伯慧兄1983年10月正式调入暨大，1985年就出任刚恢复的暨大文学院首任院长，对暨大的文科建设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久，他主持建立了暨大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开始招收研究生，1990年他成功申请在暨大中文系建立了第一个博士点，开始招收以方言研究为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此后他连续15年培养了29位博士生，在暨大逐步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汉语方言研究梯队，学术界戏称为“詹家军”。这支方言研究队伍在伯慧兄的组织领导下，对广东境内的方言（包括粤语、客家话、闽南语以及各种土话）逐步进行普遍、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逐渐扩展到广西、海南岛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方言，为我国南方的方言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80年代末之后我不断收到他邮寄来的著作，例如：《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991））、《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主编之一，1987—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合著主编，1994）、《语言与方言论集》（1993）、《方言 共同语 语文教学》（1995）、《汉语方言论集》(合作,1997)、《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合著主编，1998）、《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主编，2000）、《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广州话正音字典》（合作，2002 ）、《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2003）、《新时空粤语》（主编，2006）、《詹伯慧语文评论集》（2008）等30多种专著。他还发表了300多篇论文。伯慧的成就愈来愈大，他的学术影响愈来愈广。论资历年轮，他在当年方言學界的“九兄弟”中排行老三，但其著述成果却格外突出。所以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他，不断付与他重担，给予他荣誉。自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1993年和1998年又连任第八、第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八十年代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 就连续两届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广东省委副主委。每年春、冬两季都要来京开会，每次动身前他都要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见告他的行程，让我通知在京的中大语言学系的老朋友，约定相聚时间。有时在会议期间，有时在会议结束之后。如在会后，往往留宿在阮绍光学长府上，有时也到寒舍来歇脚一两个晚上。有一年春天，正逢清明节，伯慧还与我们一道到万安公墓为王力先生与岑麒祥先生扫墓，以怀念我们最尊敬的老师。
詹伯慧教授出席学术研讨会
平时我和伯慧还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比如在中国语言学会上、在纪念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师辈等学术研讨会上，特别是近几年我们连续三次在广州、南宁、香港相会在粤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008年12 月，他还约了麦梅翘、饶秉才、欧阳觉亚、王豫远等老友相聚在香港，同班七人中就缺许绍早，可叹他在11年前已永远离开我们了！
2006年我与杨耐思兄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出版，是年10月出版社在重庆召开专家座谈会，伯慧兄等应邀出席。会上有人提议、大家附和并决定编写一部七卷本的《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系列（包括《现代汉语卷》、《古代汉语卷》、《汉语成语卷》、《汉语方言卷》、《汉语俗语卷》和《少数民族语言卷》）。大家还一致推举伯慧兄出任《汉语方言卷》的主编，他看在我们老同学的份上，推辞不掉，会后立即商定编写班子和编委成员，网罗了全国各大方言区的顶级学者，于2007年4月在暨南大学召开编委和顾问联席会议，商讨编辑方针、规模和完成时间，并在暨大文学院前举行揭牌仪式。后来由于经费未能及时到位，搁浅一段时间，一直拖延到今年秋天才重新上馬，伯慧兄依然勇挑重担，下决心要在一两年内让这部350万字的方言大辞典杀青面世，他的雄心令我深感惭愧和抱歉！
今年8月为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举行的中国语言学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本来10月下旬在湖南湘潭举行的第二届湘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不想他临行前一天眼底出血医生要他住院治疗，非常遗憾！但有幸我们于本月中下旬又在广州、潮州相聚了，参加了潮州市人民政府和韩山师院联合主办的纪念我国著名的词学家、教育家、诗人詹老伯安泰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本于文学是门外汉，但伯慧兄盛意难却，抱着学习的愿望与怀念的心情欣然前往，与会之后收获不小，感受甚深。明年7月伯慧的弟子们和暨大文学院、中文系的领导与同事们将为他举办庆祝八十华诞的盛会，并编辑出版庆祝文集，约我写点东西，我当然很高兴，于是记叙了我们六十年来的交往与友情，以作为我对伯慧兄的祝寿辞。谨祝伯慧兄健康长寿，为汉语方言学和中国语言学的大发展做出更多的成就和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0年12月30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暨南园里一道珍贵的人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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