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平山久雄：回忆詹伯慧先生在东京生活的片段
(图为詹伯慧先生)
回忆詹伯慧先生在东京生活的片段
平山久雄
在东京大学任教多年的中国教授黎波先生要在1980年春退休，我们有关教员商议了一下，决定从中国大陆聘请教授，于是1979年的秋天，通过中国使馆向中国教育部要求推荐一位汉学专家，任期两年。年底快放假时，中国文学专业主任伊藤漱平先生打来电话告我，大使馆刚刚把教育部的文件寄来了，推荐的是一位汉语方言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名字叫詹伯慧先生。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曾读过他早年的几篇著作，素有钦佩之心。等过完年开学，我们就在文学部的教授会上详细介绍过了詹伯慧先生的著作内容，然后由全体教授会成员投票，结果是全票赞同，这样便正式决定聘请了。
签证手续顺利办完，1980年4月初詹伯慧先生来到东京。请他先生住旅馆休息两天、与大使馆联系好之后，我陪他到东京大学来办手续，中午和中文专业的教授们一起聚餐。这时我忽然想到，我们虽然已写过几次信向他介绍东大的教学情况，说明请他担任的课程内容等等，但还没有好好解释一下学校对个人的关系，我心里就着慌了。因为日本的大学和中国的很不一样，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不住在学校里面，学校只给教员发俸薪，其他一切都不管，也没有“外办”。学校只是按规定给外国教授提供一定限度之内的租房费用，因此我们已替詹伯慧先生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定了一所公寓，不过每天做饭、洗衣服等琐事，基本得由他自己来解决。詹伯慧先生虽为书香门第，但不像我们日本男人，生活能力很强，为人又十分积极、乐观，竟能较容易地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这使我们展了愁眉。他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日语会话，可以自己买东西，也掌握了东京复杂的地铁线路，在广阔的东京市内，到什么角落都很自在。詹先生喜欢听音乐，每晚十点电视台播送的十分钟“世界名歌”，是他最爱看的节目。他随身带来了一套精巧的功夫茶用具，时常让我们一边听组合音响的音乐，一边品尝佳茗的清香。
（詹伯慧先生1980-1982年在东京大学）
那时正值中日间学者的交流开始不久，官方规定不能随带家属，我们几次向使馆提出有关要求，但夫人来日终于没能实现，詹伯慧先生在东京生活的两年，可能始终感到不便与寂寞，这是我至今深为遗憾的。还有一种意外的特殊情况。在这不很顺当的生活条件下，詹伯慧先生不惜精力和时间，也不顾劳累，做过多次学术报告，介绍了中国大陆汉语研究的最新信息和动向，对中日汉语学界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交流得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詹伯慧先生的课、报告以及日常的谈话，我对中国汉语学界的许多人名都耳熟了，以后在日本或在中国，每有机会跟某位中国学者初次见面，都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在那两年里，王力先生、饶宗颐先生相继访问日本，如果詹伯慧先生不在东京的话，我恐怕只能在演讲会上遥遥瞻望，难以亲临二位名家的謦欬了。
（陪同王力伉俪访问东京大学，左二【后排】为平山久雄先生）
詹伯慧先生很愿意给人帮忙，又继承詹安泰先生的关系，交际范围非常广。当时中国各地常给他来信，其中往往写着各种各样的要求，他都一一极诚恳地对待。例如有位内地的老先生信中说：听说日本有叠伞，不知是什么东西？詹伯慧先生赶快弄了一把，一面打听出东大研究所有位教授要到那地方开会，就托他带去。还记得有一位南方的学者要恢复当地的世界语组织，请他跟东京的世界语支部联系，把最近世界语的资料和旗帜要来，我就帮他查了电话簿子，知道世界语支部在早稻田，我们一同坐地铁去完成了任务。如此，我对东京和东大加深了了解，人际“关系网”也大为扩展了。1983年东大工学部担任国际交流得相马教授邀我一起去访问中国科技大学，回国途中参观了建设中的宝钢，这也是由于詹伯慧先生留下的关系。因为有几位中山大学的计算机专家来日本，詹先生委托我和工作部联系，安排交流，我才结识了相马先生。据我观察，詹伯慧先生为人做事都采取十二分主义，我们东京人倒是七分主义，总喜欢留有三分空白，詹伯慧先生可能对此常感到隔阂。
有一次詹伯慧先生得了病，有个博士生陪着去东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看了就说：需要动手术，但这里不能开这种小刀，给您介绍一所校外的医院吧。詹伯慧先生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跟同房几个病人用英语和日语交谈，谈得很熟，病房里笑声不绝。其中与一位姓源宫的老人特别有感情，出院后我们一起去拜访他横滨的家，顺便也到附近的名园“三溪园”走了一趟。恭贺詹伯慧先生六六华诞《汉语方言论文集》里有一张三溪园的照片就是那时拍的。后来我也得了同样的病，就直接到那所医院开刀，尽管我的日语十分熟练，然而跟同房的谁也没有结成朋友。
在那两年里，我和伯慧先生经常交谈，无论在学校、在彼此的家里，还是在地铁里、在旅行的途中，几乎不断地闲聊，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我们是同行，年龄又比较接近，虽然一直生长在大洋两边，但同样地曾处过动荡的岁月，所以有一种同时代人的感觉，不乏共通的话题，相同的感受也比较多。詹先生是位老成人，一方面又不失童心，对凡事所寓目的的事情都感兴趣，我总动员贫乏的汉语努力给他解释，怕每每只给他留下了隔靴搔痒之憾。与此相反，我吸收的东西非常丰富，开阔了眼界，除了学问之外，也学到了不少为人之处。他具有南方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气概，也常从谈笑中透露出来，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的看法有时也不能完全一致，这倒也有意思。记得有一次谈到学术上的“权威”，我说日本要是有人推某一位学者为权威的话，一定会有另一个人说，他并不是什么权威；詹伯慧先生听了莞尔笑曰：权威并非由个人认定的。这句话当时让我很受启发。
我在东大任教期间，每逢与詹伯慧先生熟悉的中国学者来访问时，总要邀他去“凭吊三位名人遗迹”，一是东大农学部校园里“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纪念碑，二是鲁迅先生所住“伍舍”的房子，三是詹伯慧先生住过的公寓，这三处都在离东大文学部走一刻钟的范围之内。而现在朱舜水纪念碑据说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伍舍早就被拆了，只有隔着围墙望见的树丛依旧，詹伯慧先生的公寓也改建了。上野公园附近有一家詹伯慧先生评为“实惠”的中国饭馆，山东老板去世之后终于关闭，变成了一家游戏店。詹伯慧先生离开日本已将近二十年，在这岁月中东京的变化实在也不少，好在当时和他结交的许多友人，除桥本万太郎、辻伸久不幸病逝以外都还健在，在他们的心中詹伯慧先生的印象还是格外鲜明、亲切的。
（东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在东京涉谷设宴款待詹伯慧先生）
（平山久雄，东京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
（原载甘于恩主编《田野春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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