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即古人在提及尊者（圣人、皇帝或长辈）时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而以别的字来代替，如上讳下讳（不直呼其名，每曰上讳某、下讳某。上讳即名之上一字，下讳即名之下一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先伯讳上大下正”）。这种避讳我把它称为“避尊讳”。

避尊讳的对象有四类（此处参考百度百科）：

一是讳帝王名，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zhi，4声，属鸡形目 、雉科 ）要改称野鸡。

二是讳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辈祖辈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陆游 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 的州官不准下属及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三是避圣贤，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四是避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 ”或“私讳 ”。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 ，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 ”，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 ”，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 ”。后来《后汉书 》的作者范晔 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 ”，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 ”的，竟人不知鬼不觉 的变为“郭太 ”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 ”了。

由于避讳，会造成一些专名或文献典籍内容的改动，如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嫦娥本名姮娥，西汉时，汉文帝名刘恒，为避帝讳改名为嫦娥。《老子》有个名言，即“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原文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但为了避文帝（刘恒）的讳，也改为“常”，“常”即永恒。历史上许多地名的改动，也多与避讳有关。例如江苏宜兴原名义兴，宋初避宋太宗赵匡义的讳而改；素有“齐鲁首邑”之称的济南市历城区始设于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年)，五代后梁时期,为避太祖朱温之父朱诚名讳,更名为历山县，至后唐时才复名为历城县。

由“避尊讳”延伸出对某些词语（带有消极意义联想）、各种消极现象（灾难或死亡）的回避，这种避讳我把它称为“避贱讳”。当代社会避讳现象越来越少，这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有关。但在汉语方言中，语言避讳依然是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属于语言民俗。语言民俗往往与方言紧密相关，或者说，多数以方言的形式来展现。我们不妨以粤方言为中心，联系其他方言的情况，来观察汉语方言的避讳文化。

俗语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广人多，方言迥异，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往往同当地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五彩缤纷之状。趋吉避凶、求吉避险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死亡、灾难、疾病、贫穷都是人们所忌讳的，并对此怀有恐惧心理，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尽可能地使用一些委婉用语。在汉语中，各方言使用的禁忌语有所不同，反映次文化和地域心理状态的差异。

例如，老北京人忌说“蛋”、“球”，所以像这几个词都是北京口语的特有说法：“鸡子儿（鸡蛋）”、“摊黄菜（炒鸡蛋；摊的鸡蛋饼(纯鸡蛋，不放面粉）”、“木樨汤（蛋汤）”，还有皮蛋叫“松花”，鸡蛋炒肉叫“木犀（或写作樨）肉”，蛋炒饭就叫“木樨饭”；“球”则经常用作骂人的话，因此北京一带的人名和招牌都很少用“球”字。

但上海话却不避“蛋”字，而忌用“卵”字（指男性的私处），粤语地区不避讳“球”字，故人名经常可见“球”（40年代香港出版过著名的小说《虾球传》，“虾球”即书中的主人公），商业上像“球记饼家”之类的招牌随处可见。

语词避讳有两类，一类是意义（形象）不好，需要回避，如许多地方忌“虎”，温州话遇“虎”字改称“大猫”，长沙除叫“大猫”又叫“大虫”，韶山又叫“山猫”。一类是语音造成与某个音节同音，引起不好的联想，也要回避，如长沙话将“腐乳”称为“猫乳”，将府正街叫做“猫正街”，管老虎钳叫“猫头钳子”或“剪丝钳”。因为“腐”“府”与“虎”同音，当然还是基于方言心理要避“虎”。为避“穷”字，湖南东安话管鳙鱼叫“富鱼”（在东安话中“鳙”、“穷”音近）。湘中一带，人们则把芹菜称为“富菜”（因“芹”、“穷”音同）。浏阳话管舌头叫“赚头”，长沙话叫“赚子”，娄底话叫“赚口”（因“舌”“折”同音，忌讳“折本赔钱”，反其意取“赚”字），常德话叫“口条”。上海人到医院探望病人，一般不宜送苹果，因为“苹果”与“病故”谐音，是需要回避的。

省港地区由于商业发达，讲求吉利，所以广州话的禁忌语在各方言中数量最多。比如“猪血”、“鸡血”令人有不好的联想，所以要改说“猪红”、“鸡红”（花都梯面客家话则称为“鸡旺”）；“猪肝”的“肝”与“干”同音，所以要说成“猪润”（广州话）、“猪湿”（阳江话）；“舌”与“蚀”同音，有不好的联想，所以要避讳，“舌头”要说成“脷”，“猪舌”便是“猪脷”；水上人家忌讳“翻”字，而“帆”字与它音近，故要改称“船艃”（或作“巾”旁）；“伞”与“散”同音，“散”即“不聚”，意思不好，所以“伞”要说成“遮”（取其功能），“撑伞”粤语说“担遮”，粤语中有一些与“担遮”相关的歇后语，如“老婆担遮——阴公”、“和尚担遮——无法（发）无天”、“落雨担遮——死党（挡）”。不一而足。

避讳有一定的心理理据，避讳与各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不同是有关系的，深究下去，又常常跟方言的读音相关。

我们经常遇见不同方言区的人，对于不同事物的命名，显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敏感度。原因就是由于方言不同，其心理认知也有所不同。粤语区的人喜欢吃鹅，跟鹅相关的美食有烧鹅、碌鹅、焖鹅、狮头鹅等，但吴语区则不太通行食鹅，甚至“鹅”的名称也要回避为“白乌龟”，原因在于“鹅”与“我”同音（粤语不同音），吃鹅等于“吃我”，当然不宜说！

再比如说，粤语区的命名喜用“培光”、“培正”、“培道”，那么，为什么粤语区的人对“培光”一名不忌讳呢？原来粤语口语里不说“赔”，相同的意思说成“蚀”，如“蚀底”（赔本）、“蚀哂”（赔光），“培光”一语引不起赔本的联想，一般人当然不会忌用了。这样看来，专名（地名、人名、机构名）的确定在人际交往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像“吴旭”、“吴晓郁”这类名字（显然是官话区通行的名字）在粤语区往往会闹出笑话。

说一个南北避讳差异的店名。在广州粤垦路有一家餐馆叫“黄B湛江鸡”，水果快餐连锁“百搭果”的招牌食品名为“B仔（布丁、果冻等）”，北方的店名、菜名大概不会带个“B”的音，因为B与女阴同音，骂人的话有“牛B哄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在粤语中“B”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虽然粤语书面上也有“屄”字，不过读的不是B音，而是 [ hi55 ]（“系”读高平调），读音跟B完全不同，自然无需避讳了。

自古以来，死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恐怖、不祥的字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hōng），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只有最下等的庶人才直陈“死”，其余都是婉辞。这是受到“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封建宗法思想和礼教观念的影响。现代社会生活中，普通百姓也同样忌讳言“死”，创造了大量“死”的婉辞:“老”“过身”“走了”“去了”“倒哒肉山”“落气”“弹四郎”等等。真可谓怎一个“死”字了得！各地方言对死的说法亦有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

例如，上海人把“死”婉称为“到龙华”或者“到西宝兴路”去，二者都是上海火葬场所在地的地名。而北京人则说“上八宝山”。

讳疾忌医，与“死”有关的事物也有禁忌。闽语的海丰海城话把“坟墓”称为“风水”。穗港地区用“长生板”代替“棺材”。“空屋”中的“空”在粤语中并非不祥字眼，然“空”在广州话中与不吉利之字“凶”同音，于是人们说“得个吉（空空如也）”，用“吉屋”替代“空屋”，因而常有“吉屋出租”的招贴。出售空楼房也改称为“交吉”。所以“交吉”和“不交吉”实际上应该是“交空”和“不交空”，字面的意思指的是交易的房屋是否已无人居住、是否已经腾空，在法律上指的是交易房屋是否正在被第三者使用。

湖南话中有关“棺材”的委婉词语有:千年屋、千年木、长生、寿器、寿材、老材、方子、匣子等。许多地方管出殡叫“出门”,管“坟山”叫“祖山”,送已故老人叫“送老客”东安, 抬灵枢的人叫“金钢”浏阳、“大力士” 资兴土话，抬灵枢的大木杠叫“龙”浏阳，抬运灵枢叫“抬大轿”资兴土话，入殓叫“上材，下塌”长沙，办丧事叫“做大碗饭”资兴土话。衡阳、安仁等地不能说“吃夜饭”, 因“夜饭”是死人时半夜请人吃的饭，故改称“吃点心”。

由于“四”与“死”谐音，所以粤语地区与“四”有关的事物常常要回避（尤其在商业方面），比方有的大厦没有四楼，有的宾馆“十四楼”用13B楼代替；电话号码、车牌号有“四”的，便乏人问津。

（一）粤语避讳的内部差异：粤语通行区域甚广，它通行于广东、广西的许多县（市），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广东的粤方言较之广东省内其他方言而言，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通行于珠江三角洲、粤中地区、粤西南地区以及粤北的部分地区。就行政区域来说，现在的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珠海市、深圳市、茂名市、阳江市、云浮市所辖县（市）以及湛江市、韶关市、清远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的部分地区，是粤方言通行的范围。

因此，粤语的避讳现象，也不一定完全一致，比方粤西地区“扁担”说成“担湿”（原形是“担竿”），“猪肝”说成“猪湿”，就与珠三角不同。

即使是在珠三角地区，同一个对象，避讳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比如广州话一般不说“伯母”而说“伯娘”（“伯母”谐音“百无”），但三水话则说成“伯有”（“有”是“无”的反义词），三水话连“妗母”也避讳为“妗有”，这是连带避讳的例子。

避讳也可能导致语言中产生形变、音变现象，如“鸠”[ kɐu55]在广州话中指“男性生殖器”，多用于骂人话，如“憨鸠”（傻瓜）。“勾”、“钩”、“沟”三字按音韵地位应与“鸠”同音，但由于“鸠”会引起不良联想，故“勾”、“钩”变读为 [ŋɐu55]，而“沟”则读为送气的[ khɐu55]。

（二）粤语中的数字迷信：数字迷信实质上便是人们避讳心理的一种折射。粤人喜欢的数字是：1、2、3、6、8、9、10，“二”与“易”音同，“三”音近“生”，寓意“生猛”，即生命旺盛之意；“六”即“六六大顺”；“八”音近“发”，寓意“发达、发财”；“九”音同“久”，寓意“天长地久”；“十”则意指“十全十美”。粤人不喜欢的数字有：4、7。因此，在吃围餐的时候，忌讳点7道菜，但点6道或8道都没有问题。

在粤语的日常生活中，意头好的号码很抢手，如168车牌网自称是中国最具人气的车牌选号网站，尾数是168的车牌号，据说可以卖出20万元以上的价钱；粤语区数字迷信还带动了某些行业的兴旺。电话号码带有吉祥数字的，选用便得付额外的费用。本人买过一张手机卡，由于卡号带有“字，店主还给了较多的折扣优惠——这张卡的末三个数字是164，在粤语中就是“一路死”，看你还敢用不？其实，数字迷信跟其他语言迷信一样，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记得有份报纸曾发过一则配图报道，一辆车牌号码为168的小车，因车祸翻倒在路边，看来吉祥号码并没有给车主带来好运。那么，相反的，所谓“不吉利”数字也并不会令你大祸临头。

（三）避忌与讨彩：忌讳的反面是求吉，这是由避讳心理反映出的双面。食材名称吉利，也很受欢迎，如“生菜”（谐音“生财”）、“蚝豉”（谐音“好事”）、“发菜”（谐音“发财”）、“芹菜”等。粤餐馆的命名很能体现这一特点，如“家肥屋润”是蒸腊肉和腊猪肝合炒的一道菜，“猪肝”避讳说成“猪润”。又如“金凤迎春”（白切鸡）、“发财就手”（发菜炖猪脚）、“年年有余”（蒸鲩鱼或蒸石斑），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应景菜名，如婚宴上有“带子成群”（带子炒杂丁）、“早子肥鸡”（红枣蒸鸡）、“百年好合”（莲子百合羹）；寿筵上有“海屋添丁”（冬笋炒螺片）、“富贵白头”（蟹黄炒椰菜花）；升学宴上则要点“芹心上学”（芹菜炒猪心）、“独占鳌头”（姜葱焗鲤鱼）之类。

（四）行为避讳（行为禁忌）：除了语词避讳外，粤语区的人还有一种行为避讳。如广州人对晦气之事反应极快，若打个喷嚏，男的就说“大吉利市”，女的则啐上一口说“睬！”如果在喜庆宴席上打碎碗碟等物，旁边马上会有人说：“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或“岁岁（碎碎）平安”，这样才觉得心里踏实安乐些。

（五）客家方言的避讳现象：客家话是广东三大方言之一，其文化习俗与粤语有同有异，包括避讳现象。这里略举几例。

（1）忌与死亡相关的事物。平远客家话“桑”“丧”同音，所以桑树叫做“酸子树”，“报丧”也说成相反的“报生”；死亡是由于病痛引起的，因此，客家人对于病痛也往往需要避讳，如信宜新宝话“小孩生病”叫“冇自在”，广西陆川客话则说成“唔乖”。

（2）忌讳性事。“交合”的本字为“鸟”（都了切），俗作“屌”，客家话读做[tiau3]，但飞鸟则读为阴平，音同“雕”，这是因为忌讳“交合”意思而改变声调的调值。    

（3）忌讳衰败、分离。传统社会“水”资源非常重要，对于客家人尤其如此，所以，不少客家话会回避“干”的语音，如陆川客家话“担杆”（扁担）要说成相反的“担湿”，这在粤西一带相当普遍。

（4）在与粤语接触的地带，客家话容易受粤语的影响，某些避讳说法可能来自粤语，如增城荔城客家话把“猪血”说成“猪红”（其他客话则说成“猪旺（里）”，如兴宁客家话，也是避讳），“雨伞”称为“雨遮”（避“散”音），即属此类。

客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相对于粤语文化而言，避讳的数量、范围与程度都少、小、轻得多。也就是说，体现在财富方面的避讳，就不如粤语区那么繁复。

（六）潮汕方言的避讳现象：潮汕地区处于闽、粤过渡地带，与客家、粤文化都有接触，在避讳习惯上也有其特色。值得探讨。限于时间，将来另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