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8 / Sunday

留下乡音，记住乡愁：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

建设的再思考

刘显钊

［摘  要］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作为国内首座实体语言博物馆，在缺乏现成办馆模式借鉴的情况下，仍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总结过往，继续前进，语言博物馆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校方在继续推动贺州方言资源搜集及整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语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以语言博物馆为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到方言保护与传承这项事业中。

［关键词］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方言保护与传承;社会教育

   2019年5月18日-5月19日，研三的我参加了我们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组织的贺州调研之行。虽然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不在行程内，但长期关注方言问题的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参观了一回。行走在其间，不难感受到贺院语言研究团队工作的不易，以及科研人员们在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时，我也觉得，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还可以建设得更好。喜闻语言博物馆乔迁新址之际，本人不揣简陋，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整理成文。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因为该校的刘宗艳等多名教师之前也写过类似的文章[1]，本文也是由我与语言博物馆的邓玉荣馆长等多位教师的讨论内容整理而成的，所以题为“再思考”。

一、方言资源的搜集及整理始终是语言博物馆建设的核心任务

    参观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时，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方言自然语料的展示。在博物馆内的电子音像展示区，参观者可以通过操作电脑，点击有声数据库链接，查看贺州各方言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如俗语、谚语、歌谣、故事等。当丰富多样、动听鲜活的各种乡音在耳畔响起时，使用这些方言的来访者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如贺院英语教育专业的学生董娴就说道：“平时只有回家跟父母老人、乡亲邻里才会用家乡话交流，自己还觉得挺土的。突然在学校博物馆里听到家乡话，感觉有一点陌生的同时竟然还发现了一种以前不曾发现的美，特别是在歌谣里。原来自己的家乡话也可以这么好听，还可以进到高大上的博物馆里。”[2]因为本人的母方言在贺州并没有分布，所以在参观时，我选择了当中相对熟悉的客家话来听，也有类似的感受。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是收藏保管，对于语言博物馆而言，贺州方言资源的搜集及整理自然是重中之重。方言资源最直观的呈现就是活的语料，这也是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原因，贺州学院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出色，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力争把贺州的每一种语言都“搬”进语言博物馆，使之长期成为子孙后代共同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语言消亡的速度之快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相对于“记住乡愁”方面的“尽人事、听天命”，“留下乡音”方面我们要尽力与时间赛跑，抢救这类不可再生的语言资源。

另外，本人认为，方言资源不是只有自然语料这一种呈现方式，它还表现为本地的一些招牌、对联、契约、账簿、族谱中的方言字书写，而此种资源恰恰容易被人们忽视，也是需要语言博物馆去搜集整理的。参观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时，我就发现馆内展出了不少贺州当地的契约、账簿、族谱等俗文献。这类俗文献在历史研究中很被诟病的一点就是，书写者常囿于自身的文化水平，行文中大量使用方言词和各类俗字，整理时颇费工夫，而这些正是历史时期语言使用情况的真实反映。如果说自然语料是语言资源的无形体现，那么方言文献就是语言资源的有形展示。

    过往方言研究人员之所以不太重视这块，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在观念上更为看重方言活体的田野调查；二是俗文献多且零散，搜集难度不小；三是除广东的粤方言外，其他南方方言少见系统的书面语文献，当地人的方言书写多是呈现一个杂糅的状态，不是很有代表性。这就导致俗文献中既有准确的方言词汇，又有用以摹写方言的同音字，更有基于强势语言的书面语，整理的难度很大，研究的价值也大打折扣。

    无论如何，这些文献对方言研究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当地人书面语使用的自然状态。语言博物馆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将无形的方言语料以有形的形式呈现给参观者。这在传统博物馆中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因为语言博物馆的特殊性质，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个人认为，语言博物馆或许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探索：一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像语言博物馆已有的展出形式便是这种，参观者通过查看各类方言俗语、谚语、歌谣、故事的音频，了解本地方言文化的魅力；二是方言实物载体的展出，即选取具有典型方言色彩的俗文献等实物载体进行展出，并在博物馆中试图重构贺州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使参观者置身于“无声胜有声”的方言环境，获得参与式体验。

二、教导人们热爱乡土是语言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

    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单靠语言学家的个人之力是很难实现的，只有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方可完成，故而语言博物馆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必须要唤起人们对乡土的热爱，这也是语言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内容。方言文化的体验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语言博物馆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电子音像展示区对贺州各方言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有声展示就做得很好，若能在参与式体验的内容上进一步完善，再辅以优秀的讲解，定能大大激发参观者对乡土文化的热情。尔后，语言博物馆可以在这部分人中招募语言保护的志愿者，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事业中。

    另外，语言博物馆应该为有志于贺州方言传承的人提供一个有效的方言学习平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供贺州各方言单字、词汇、语法例句的音频或视频。因为对于方言来说，最好的保护就是使用，就像黄姚古镇的那口仙人古井一样，你可以说它土，但它继续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长久。可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似乎都不知道方言该怎么用，他们在日常的方言学习中经常只满足于本地简单口语的学习，对于相对书面的字词则不作深究。这就不难理解年轻一代人在使用母方言时常会出现夹杂普通话或当地强势方言的情形，因为他们不会用自己的方言去念这些字词，更不要说用方言来读书了。很多人在用方言读书时，都只能用训读的方式进行。

    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那些相对书面的字词在日常生活中都用不到，逐字照念无异于“播音腔”，而在地方只需要具有地方性知识就足以生存。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现代化时，原来方言俗语的覆盖面难免就会变窄，越来越受限制。年轻人如果连这些汉字在本方言中的读法都无法确定，就更难用方言表达所有书本知识范围的内容。原来都能承载大体相同的生活内容、知识、思想，因此而无高下之分的不同方言之间的语域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方言一旦相对不健全、处于欠发达状态，濒危就难以避免。

    而方言学习的规范化除了“说”以外，还有“写”。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罗鑫老师就曾针对梅州客家话的使用情况说道：“梅州是‘世界客都’，有着500多万的客家人，应该说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客家城市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有人讲客家话。然而，客家话的普及并不乐观。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梅州市民只会听、说客家话，并不能读、写客语文。”[3]322比起方言的听、说、读来说，写的困难无疑更大，这是因为大部分人日常接触的书面语是以官话方言为基础的。此外，心态因素也不容忽视。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学生时代时，同班同学不乏喜欢用方言者，他们也常在网上书写方言进行交谈。这时，我发现：说粤方言的同学常会用“某”通假“无”，说客家方言的同学则会用“鱼”通假“汝”。前者纯粹是偷懒，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用的都是汉语拼音输入法，他们直接按照白话的发音来敲普通话的拼音，还美其名为“通俗”。后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不知客家话第二人称单数为“汝”而用同音字“鱼”代替的，另一种其实是知道但觉得“汝”是古文，感觉用起来很怪。

    汉字不是普通话的专属，这种把汉字作为声符来使用、置其意义于不顾的做法，不但背离了汉字的书写系统，而且使得方言永远成为一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网上有一个北方人嘲笑粤语的笑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说用普通话书写是“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用粤语书写则是一连串的“咯”，如同鸡叫。这种笑话本来没有意义，却因为方言书写者的自甘堕落而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

    其实，方言的书写远没有很多人想的这么难，只要学过一点基础的语言学知识就可以掌握。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在小学时接受过汉语拼音教育，掌握了声韵调的基础知识。这时，只要教会他们使用方言调查字表，让他们先标上自己懂得的字的发音，便可总结出本方言大致的语音规律，再根据这一规律由已知推未知，掌握更多汉字在本方言中的读音。这种学习往往会伴随着惊喜，人们会发现自己平时所说的一些方言词并非是有音无字，而一些误读及错误书写也得以纠正[4]。比起费时费力的方言正音字典的编纂，这种普及正音的方法简单而行之有效，母语学习者也无需掌握艰涩的语言学国际音标，凭借仅有汉语拼音基础便可为之。语言博物馆不妨以本校在校学生为对象，推广这一学习方法，再借学生之力，进一步向社会各界推广。

三、学术研究的继续推进是语言博物馆不断实现创新的生命线

    博物馆要想保持长久的吸引力，定然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而学术研究的继续推进正是博物馆不断实现创新的有力保障，这点学界早有共识。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为例，其之所以容易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正是与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的。对于语言博物馆来说，贺州方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将为语言博物馆的建设提供极大的助力。

    就方言研究来说，语言本体研究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不过，一些另辟蹊径的研究，有时会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研究语言问题的学者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不懂音韵学，可他从史实考证出发写成的《从史实论切韵》《东晋南朝之吴语》两文，却得到了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鲁国尧先生就曾说道：“音韵学界十分流行的切韵音系基础为长安音的学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陈先生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从具体的声母、韵母或声调去作论证，而他以坚不可摧的史实对‘长安音系说’彻底否定，迄今无人敢有异辞。”[5]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地理学界在这方面的探索。从谭其骧先生到周振鹤先生再到张伟然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一直都有从事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其中，周振鹤、游汝杰两位先生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合作模式及其研究思路就堪称典范。

    遗憾的是，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少的。张伟然教授在《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中就指出了这种窘迫，并分析了症结所在：“显然是由于方言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专业性太强，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从事这一研究的相当少。倒是一些语言学者在从事方言地理研究的过程中，运用历史地理思维工具的越来越常见。”[6]151这就说明，在学科分化日益精细的今天，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很难单打独斗，通常要由历史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合力来推动。

    语言博物馆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广西向来被认为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肥沃土壤，而贺州方言的复杂情况在广西亦为一绝。这不但为语言博物馆的成功建立奠定基础，而且为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对象。贺州学院已经拥有一支较为成熟的语言研究团队，对本地方言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若能以《桂东北地区方言地图集》的绘制为契机、以语言博物馆为平台，首先与本校民族文化博物馆的研究团队实现对接，然后联合校外历史地理、移民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定能将贺州方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既然是合作，难免会碰到一些观念的冲突问题。就本人的感受来说，方言研究是最容易使人兴趣盎然，又是最容易使人意兴阑珊的。以“方言有没有文化”这一问题为例，有部分学界人士会断然给出否定的答案，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讳谈“文化”一词，不想与被学界广泛批判的文化语言学扯上关系。而非语言学专业的学者在研究方言时，常会大谈方言背后的“文化”。可见，吸引大量其他领域学者跨入方言研究的是“文化”，语言学本身的理论方法并不是他们的兴趣点。

    这点在广西的客家方言研究中较为突出，方言学者和客家文化学者经常都是各说各话，不了解对方的研究进展。即使知道了，也不太瞧得上对方的成果。对于文化语言学的是是非非本人不想过多讨论，我只是觉得：一些观念的问题既然暂时无法解决，何不搁置争议、多做实事？凡是有志于贺州方言研究的其他领域学者，语言博物馆都可以考虑吸收到自己的团队中。而与贺州方言有关的研究成果，无论其是否符合语言学的学术规范，都应当予以一定重视。贺州籍的其他专业出身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学科对母方言的一些判断，可能不一定很专业，但不能说不正确，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只要不是学术不端，不妨选择学术宽容。因为只有统合多方面的力量，贺州方言的研究与传承才能越做越好。

四、结语

    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作为全国第一座实体语言博物馆，自成立之初就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开馆三年来，成果丰硕。不过，国内语言博物馆的建设仍缺乏可供直接参考的模式。这意味着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将会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就本人的参观体验来看，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在继续推动贺州方言资源搜集及整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语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既为本地的方言学习者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又为不同视角的方言研究者搭建一个可以实现通力合作的平台。这样下来，“留下乡音、记住乡愁”或许不再是梦。

［参考文献］

[1] 刘宗艳.语言资源富集地区语言博物馆建设的模式探索——以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为例［J］.贺州学院学报，2016（1）.

[2] 周仕敏.广西贺州学院建实体语言博物馆——留下乡音 记住乡愁［N］.中国教育报，2018-12-06（2）.

[3] 罗鑫.客家话概说［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4] 刘显钊.母亲是我的语文教师［J］.教师博览（原创版），2019（4）.

[5] 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J］.语言科学，2007（2）.

[6] 张伟然.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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