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特备节目（音频）|甘于恩：我的高考【修订版】（福建福州话/唐若石、福建漳平话/李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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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啦！本刊特重发主编甘先生的《我的高考》，并配上福州话、漳平话两种音频，以纪念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今年由于疫情关系，考试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国人的心态更为沉稳。希望莘莘学子以后浪的姿态，超越前辈，考出优异成绩，步向光明的前程！
我 | 的 | 高 | 考 |
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入学的大学生，
很多人都以羡慕的眼神看待我。
其实，神圣的不是我，神圣的是那个时代。
自己作为当事人，有些记忆已经模糊，
趁现在脑袋还好使，写出来跟大家分享，
也是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1977年，对于我个人而言，是很值得珍惜的年份。1977年3月，我从青阳中学（现在的“晋江一中”）转学至厦门三中，算起来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不过对于我来说，却意义重大。从小到大，一直长住在晋江，只有短期到厦门（父亲是厦大的教师）、福州（老家）住过，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到厦门读最后半年的高中，心理很自卑，因为班里的同学都是城市人（那个时候晋江还很落后，厦门人提起晋江人，往往会用鄙夷的口吻说“晋江仔”），着装比我时尚得多，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时尚这个概念。考上大学后，我偷偷买了一双皮鞋，还给父亲数落了半天。这是后话。进了厦门三中，户口还没迁入，严格来说，还是晋江人，暂时寄读在那里，心情不太好，也怕自己将来没有出路，所以埋头读书，以为自己会被拉下一截，但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没多久，教育水准还很低，因此我在三中还不算太落伍，语文、数学、化学都不错，可以达到优秀的等级，英语多少忘记了，不过应该也不错，记得有个厦门港的同学英语很次，周末来北村我家找我恶补，用汉字标英语，私下被我笑得要死。我最差的一科是物理，只能及格。中学临毕业时，三中举行作文比赛，我写的一篇批判“四人帮”八股文的作文，得了第一名，让我信心大增。
（与舅舅一家，居中的站立小孩为作者）
可是，中学毕业后要做什么？那时好像上山下乡还没正式停止，经济缺少活力，社会就业面窄，前途似乎无望。好在1977年10月21号，广播里播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实在是太开心了！至少看到一丝希望。不过，多年来累积下来的考生，数以百万，父亲告诫我，别对考上抱太大期望。想想也是，我一个18岁的应届生，怎么竞争得过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呢？我是留城对象，父亲还是想让我好好读书，因为读不了书的话，很可能要去当学徒工。他还专门请他的一位中文系朋友（教古汉语的许锡昌老师）来为我补习作文。那时中文是热门专业，高考报中文的人很多，我也有文学梦，也想进中文系，父亲本意是让我报理科（因为化学成绩还行），但我物理很烂，怕拖了后腿，最终他还是同意我报中文。当时高考似乎没有现在这样如临大敌，这样紧张备考，多数考生也没有家长送进考场，都是自己想法进了考场，糊里糊涂考完就是了。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网络可以查询，最后的结果就是看那一纸通知书。大多的考题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语文科考了一题学习王铁人的读后感，地理科考了马里亚纳海沟。
高考好像是1977年12月的事，考完之后在家无所事事。心想单凭我这两把刷子，恐怕没啥指望考上大学了。12月下旬，有单位招工，那就去试试，我可选的只有小学和蔬菜公司，报了小学，不知道是成分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名落孙山。只好被厦门蔬菜公司录用为学徒工，去门市收购郊区农民送来的蔬菜。父亲打趣说，如果一辈子在蔬菜公司，怕是连老婆也讨不上了。就这样，我在蔬菜公司呆了2个月左右。1978年2月的某一天（应该是中下旬），我在家里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左邻右舍都替我高兴，好像也沾了光似的。消息传到蔬菜公司，公司领导有点舍不得，说将来大学毕业后，是不是考虑再来公司呀。我笑笑不语。离职之前，公司还为我和另一位入伍的同事开了欢送会，每人送了一本《毛选》第五卷和一个脸盆。着实让我开心了一番。
（厦门《海西晨报》2017年6月15日A3版刊载《我的高考》部分内容）
记得入学报到是1978年的3月初。入学后先是去劳动锻炼，在后山水库挖土，之后又去挖防空洞（当时两岸关系尚处敌对状态），再之后是一段军训。大概半学期后才转入正规的学习阶段，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形，不过当时确实就是那样。大学四年，风风雨雨，恩恩怨怨。这四年，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很快也就感受到差距和压力。论才华，论知识积累，论人生阅历，我都不如很多同学。所以，在大学期间，想努力追赶，不敢松懈，因此，个人情感方面，基本上是空白。我有个舍友叫伍林伟，平时跟我关系很好，周末还带我这个小兄弟去参加舞会，结识了一位外语系的女孩，名字里有个字跟我一样，蛮谈得来的，但她好像跟舍友也很好，所以我不敢造次。大学毕业后还给她写过几封信，不知道算不算“暗恋”？由于距离原因，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专业方面，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不过当时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因为社会刚刚拨乱反正，对知识的渴求无以复加。图书馆里、路灯下，到处都是勤奋读书的同学。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决定扬长避短，参加语言学兴趣小组，经常聚会探讨学术问题，有一次，还跟同学去了鼓浪屿，当面向语言学家黄典诚先生请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得到较高评等，毕业前，还写了一篇短论文《析“再”》，刊登在专业期刊《辞书研究》上，也出了一把风头。由此坚定了我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信念。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恢复高考已过去40多年了。我能有今天小小的成绩，真的得感谢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尽管不少人对高考制度有微词，但假如没有40年前的那场高考，我可能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而且还有千千万万的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我们处在目前这个机遇与困惑并存的年代，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不忘初心，努力前行，为这个社会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做点实事。在满足温饱之后，勿过分追求个人的名利和个人的享受，毕竟，人的个体作为躯壳，在这世上最多不过百年，但精神财富却能长留人间。谨以此文献参加今年高考的后辈，并与诸君共勉！
2017年6月6日匆草
6月8日再改
注：衷心感谢大学同学陈松钦、黄卷庄指正细节
2020年6月30日三改
（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注：本文初稿刊于“语言资源快讯”2017年6月8日
文字&图片：老甘
编辑：木子棉
审读人员：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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