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朴学为根，承上启下——方一新教授学述【转发】

编者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倏忽间，中心至今已走过了20年岁月。这期间，在教育部社科司、学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学界同仁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心成员沉潜向学，努力奋进，继承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前辈的学术遗产，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发扬新的研究风格，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目前在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敦煌语言文字、近代汉字、汉语历史语义及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研究特色。

饮水思源。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心各位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出生的祝鸿熹、黄金贵教授，1940年代出生的俞忠鑫教授，1950年代出生的颜洽茂、黄笑山、张涌泉、方一新、汪维辉、王云路教授，1960年代出生的许建平、池昌海、关长龙、彭利贞、庄初升教授，无不为中心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尽心尽责。职是之故，中心微信公众号推出“学述”系列，以显各位教授治学树人之成绩，谨表敬意云尔。

方一新教授学述

文 | 卢鹭

方一新教授治学数十载，以传统朴学为根柢，用力至勤，创获该备，又能承上启下，发“中古汉语”研究之新声，于此潜心矢志，博览旁收，兼采今古，转益发明，迄今出版专著多种，发表论文百余篇，在训诂学、汉语史、词汇学、文献学等领域均有可观造述，本文谨略陈闻见，对方一新教授的学术经历与主要贡献作简要述论。

一

学术经历

方一新教授（为行文简洁，下文省略“教授”）祖籍浙江黄岩，1957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孩提时代，随父母工作调动，先去了浙江著名的华侨之乡——青田；大约在60、61年时，又随父母来到台州地区所在地的临海县，寒暑假时常与胞弟及堂弟妹们在黄岩老家摸鱼捉蟹、割草喂猪，在田野里撒欢嬉戏，成了童年最美好的记忆。1974年6月高中毕业后，方一新作为知青来到东海台州湾的头门岛插队劳动，一干就是四年。直至高考恢复，于1978年10月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7月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祝鸿熹先生。期间，他潜心研读乾嘉学者的经典小学论著，完成了硕士论文《评〈广雅疏证〉关于联绵词的解说》；又受到段玉裁、王念孙著作的启发，对高亨先生《诗经今注》、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所注《诗经·邶风·北门》“埤益”提出了商榷意见，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释“政事一埤益我”》。

1985年硕士毕业后，方一新留校任教。1986年发表论文《试论〈广雅疏证〉关于联绵词的解说部分的成就》，作为之前研究成果的总结；同年又发表了《〈世说新语校笺〉校点拾遗》一文，他之后的研究兴趣也从中初见端倪。

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为二级学科博士点，方一新即于次年顺利考取该专业博士生，师从郭在贻、蒋礼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世说新语〉语词研究》，随即发表了《〈世说新语〉词语札记》《〈世说新语〉语词释义》等一系列论文，对“道”“损”“泓峥”“拉攞”等中古新词新义作了精当的阐释。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方一新的研究兴趣开始从传统的训诂考释拓展到研讨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上，尤其关注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汉语史分期问题。1992年，《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与王云路合撰）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汉语史分期问题作出了详明的释证，主张将汉魏六朝的语言从上古汉语中独立出来，并以东汉至隋代的汉语为“中古汉语”。

蒋礼鸿先生为《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作的序言便提到：“一新在他的一篇关于《世说新语》语汇的论文里提出了把‘古汉语’分成上古和中古两期。这个设想很好，现在他俩这部书就是这个设想的具体实践。”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响应。《例释》还大规模采用先唐佛典作为汉语史研究的材料，是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先行者。《例释》全书近40万字，引书多达400余种，收录代表中古时期特色的词语500余条，考释精详，多所发明，面世以后，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并在1993年获得北京大学第五届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前五届一、二等奖均为空缺）。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完成之后，应责任编辑李静之邀，方一新、王云路又合作编写了《中古汉语读本》，并在1993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读本》对中古文献旁搜博采、披沙拣金，从中选录五类最具代表性的古白话文献，包括佛经、小说、诗歌、杂著、其他。选文之下附有题解，介绍语料的性质、主要内容。该书最具特色也最见功力的是对选文中能够体现中古汉语面貌的词语进行注解，释义精当，例证丰富。刘坚先生在《中古汉语读本·序言》中说：“编著这部书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也是汉语史研究工作的新进展。”“本书更大的贡献在于对这些文献的诠释。”2006年，《中古汉语读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收录的文献新增了史书一类。2018年勘误重印。《读本》选文精当，博覈可观，使读者既可由此窥见中古白话文献的大体面貌，又能初步了解中古词汇的特点，对于中古汉语研究具有指津辟径的意义。

《中古汉语读本》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中古汉语读本》（修订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关于这两部著作的撰写过程，有师友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撰著《例释》和《读本》的那些时日，方一新、王云路伉俪利用不上课的时间，特别是寒暑假，全身心投入到书稿的撰写当中，为此在1990、1991年的两个暑假，都放弃了去大连看望父母、孩子的计划。时值盛夏酷暑，方、王两位老师的家里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方一新赤膊上阵，汗流浃背，总在右手腕处垫一块毛巾，避免汗水打湿了稿纸。郭在贻教授在给王云路的信中曾说：“我与一新经常见面。他很用功，我每次去，都见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在读书，做卡片。年轻人最大的优点莫过于用功，求知欲旺盛，这一点，一新有之矣。”

1993年，方一新的研究课题“六朝史书词汇研究”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基金资助，开始撰写专著《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笺释》所考察的语料包括《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十多种中古史书，收释词语一百八十五条，钩研证辨，源流兼赅，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获甚丰。《笺释》于1997年出版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古史书语言研究。2001年，该书获得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方一新关注的问题也进一步延伸到语料考辨、专书研究、词汇学理论等方面，尝试利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视角考察汉语词汇史的面貌和演变机制。1997年，方一新开始撰写《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一书，1999年完成初稿，又经十年打磨，反复刊订，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是对20世纪以来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次认真梳理和全面总结，也是作者多年研究心得的体现。该书论及词汇史分期、词汇研究学术史、中古近代汉语语料、词语考释等问题，系统论述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从宏观层面整理爬梳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建立了较严密的框架，清晰描绘了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又以微观角度辅以实证，注重将理论的阐述、方法的介绍与具体词语的考释结合起来。全书分为上、下编，共十六章，计百余万字，体大思精，融会贯通，整理、探讨了中古到近代时期的词语约3500条。《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获得了浙江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方一新开始关注汉译佛经的译者和译成时代问题。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材料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但前人在研究、利用早期译经时，多未能对其年代和译者题署进行严格甄别。方一新以“东汉魏晋疑伪佛经的语言学鉴别研究”为题成功申请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年完成项目最终成果《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与高列过教授合作），结项鉴定获得“优秀”等级。2011年，该书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次年出版。《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一书利用语言现象的时代特征来考辨早期佛经的译者和译成时代，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计49万余字。上编叙述中古时期题署可疑佛经的概况和相关研究，介绍了利用语言来鉴别译经题署的方法和步骤；中编考辨一批译者题署有误的佛经，如旧题安世高、支谶、康孟详所译经；下编主要对《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等失译经的翻译年代进行考辨。2013年，《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获得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年，获得教育部第七届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方一新再以《东汉佛经译者语言特点比较研究》为题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完成书稿并顺利结项。方一新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受到海内外佛教史和佛教文献学者的关注和引用（如辛嶋静志《〈道行般若经〉词典》、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In Praise of the Light、那体慧（Jan Nattier）的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等），扩大了国内汉语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

方一新从事研究的同时，亦从教学实践中汲取心得，2008年出版编著《训诂学概论》。该书是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的重点项目“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的一种，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训诂学概论》一书秉承授人以渔、金针度人的理念，汲取前代学者的成果和经验，对训诂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条例术语、实际功用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论述，也介绍和评价了古代的语文辞书、古书注解等，对于古汉语、古文献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乃至一般文史爱好者皆有裨益。此外，方一新关于本科教学的研究报告“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与吴秀明、徐亮等合作）对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现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一个方向）三个专业本科生进行调研追踪，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一套切实具体的教学方法和实践理念，撰写并发表了数篇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这一研究报告先后获得了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方一新不仅在个人研究上成果卓著，多年来还为学科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1999年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方一新担任主任，二十年来始终勤慎尽责、任劳任怨，与中心同仁齐心协力，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绩。期间，中心整理前辈学者的论著，出版了《蒋礼鸿集》《郭在贻文集》等；编辑学术刊物《汉语史学报》，迄今已出版二十四辑，获得了学界的肯定与好评，《汉语史学报》从2008年起入选CSSCI集刊目录；组织落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担任“十三五”期间中心重大项目“汉语历史词汇语义研究”总负责人、“今训汇纂·两汉卷”项目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首席专家等。此外，还致力于加强中心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往与联系，成功举办了十余次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汉语史研究中心于2001年入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后多次接受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检查评估，在151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始终稳居中上水平，作为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机构，实属难能可贵。曾任教育部985创新基地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两届4年）等。目前方一新担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主任、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所长、古典文献学专业（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2021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主任，对于学科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主要贡献

（一）大力推动中古汉语研究

1. 提出“中古汉语”为汉语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进一步明确“中古汉语”的时限

自二十世纪30-40年代起，学界对于汉语史分期已有讨论，并提出了“近代汉语”的概念。著名学者如高本汉、太田辰夫、王力、吕叔湘等，都就汉语史分期作过探讨，并初步形成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发展阶段的认识，但对于中古、近代汉语的时代上下限，则尚存分歧。方一新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对这一问题抱有浓厚兴趣，并选择了中古名著《世说新语》作为切入点，对中古汉语进行了持久深入的考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成为中古汉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1992-1993年，方一新与王云路以“中古汉语”为题合撰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两部著作出版，作者深入挖掘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语言材料、语言事实，引领风气之先。在《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里，作者提出将汉语史分为四期的意见，即以先秦、秦汉为上古汉语（西汉为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东汉至隋为中古汉语（初唐、中唐为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晚唐五代至清初为近代汉语（清代中晚期为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五四运动至今则为现代汉语阶段，而这一观点实际上源自方一新完成于1989年的博士论文《〈世说新语〉语词研究》。这一主张明确提出“中古汉语”为汉语史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比较妥善而周全地确定了“中古汉语”的上下限，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也不断为各方面的研究所证实。中古汉语研究日益得到汉语史学界的重视，研究群体逐渐扩大。

方一新教授与王云路教授合影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2. 发明中古词义，总结词汇时代特征

方一新对于汉语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建立在对大量语言事实的准确把握上，他对中古文献语言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博采东汉至隋代的史书、小说、杂著、译经、注疏等多种语料，并注重中古汉语和上古、近代汉语的比较，以此作为划定汉语史分期的依据。除上述《例释》《读本》两部专著外，方一新还发表过多种论著，其中对《世说新语》词语的考释研究即已多达二十余篇，抉发大量中古时期新见语言成分，对许多新词、新义的溯源引例也早于《汉语大词典》，乃至有将最早用例提前近千年者。

《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一文及《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第八章总结了中古汉语词汇的特征，包括：

（一）文白分歧明显，新兴口语词、俗语词大量增加。

（二）新词新义大量增加。新词包括两种来源，一是为表达新概念而造词，二是换用新词来表达旧概念。新义也有两个层面，一是历时层面，即在上古旧义基础上引申出新义，二是共时层面，即中古新词的多义性。

（三）词汇复音化趋势增强，出现了许多能产的构词语素。

（四）词的聚合、组合关系日益丰富，同义词大量增加，等等。

以上所归纳几种特点，论著中皆有丰富的语言事实作为依据，且能循流溯源，疏通脉络，通过扎实的个案考察提炼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准确勾勒了中古汉语词汇的整体面貌和阶段性特征。

（二）深耕汉译佛经文献语言研究

利用语言发展的时代性特征对可疑文献进行年代学考察，这一方法已被学者成功应用于对《列子》、八卷本《搜神记》等中土文献的考辨上。方一新长期关注早期佛经语料，注意到不少佛经存在着译者或时代题署有误的问题，而以往研究使用佛经材料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佛经翻译年代不作甄别，直接以后代经录和大藏经的题署为据，这就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另一种倾向是完全抛开疑伪佛经，因其翻译年代不确，而放弃本可发挥重要语料价值的大量经文”（顾满林《佛经语言研究与佛经的语言学考辨——读〈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偏颇。

方一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以《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与高列过合著）为代表，前后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如《从译名演变看疑、佚佛经的翻译年代》《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与高列过合撰）、《佛教词语的始见年代与可疑佛经的鉴别》《文献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概念义理考察与早期佛经鉴别》《〈撰集百缘经〉非三国吴支谦译的语言学证据》（与张雨薇合撰）等）。研究中既借鉴中土文献语言的考辨方法，也充分把握佛经语料的特点，对于利用语言时代特征考辨佛经译者和译出时代作了卓有成效的实证性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此类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问题，拓展了汉译佛典语言研究的思路，得到了来自汉语史、佛教史、佛教文献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热烈反响。

1. 研究实践

汉译佛经是中古时期一种特殊而重要的语料。方一新对于早期汉译佛经语言研究有专攻之力，早年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即已充分利用了佛经语料；编写《中古汉语读本》时，更专门分出“佛经”一类，选取《六度集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语言生动、故事性强的佛经作为中古汉语口语的代表。此后对佛经语料保持了长期关注，考察《长阿含十报法经》《中本起经》《生经》《出曜经》《兴起行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多部佛经的词汇语法现象，刊布了一系列论文，引领了早期译经语言研究的热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方一新开始关注佛经语料的可靠性问题，陆续对一系列失译或题署有误的佛经进行了语言学考辨，包括译者和时代题署均有误的《兴起行经》《㮈女祇域因缘经》《太子慕魄经》《撰集百缘经》等，以及译者不详而旧题译出时代有误的《分别功德论》《大方便佛报恩经》等。对于译者题署有误的佛经，主要通过与该译者其他可靠译经进行对比，考察其语言风格是否相似，同时也对比同时期语料，确定其时代是否可靠；对于失译经的考辨，则主要通过对比同期译经的语言，确定其大致的译出时代。

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该经在《大正藏》题为“失译附后汉录”，在《出三藏记集》等早期经录中均不载其译者和时代。方一新以多种词汇、语法现象为鉴别项，对其时代进行考察，指出其中的佛教词语如“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以及如来十号等，皆仅见于东晋或以后译经；《大方便经》中部分普通词语，如“坌身”“作贼”“求觅”“毁骂”和“～切”式复音词等，均不见于东汉译经；《大方便经》疑问词语的使用情况也与东汉译经迥异，如东汉译经多用“何等”而《大方便经》少用，《大方便经》使用“何因缘故”“以/因何事故”等疑问词或疑问结构，但这些语言成分均不见于东汉译经。综合而论，《大方便经》不应为后汉译经，其译出时代可能是东晋以后。这一考察，充分利用了语言的时代特征作为判断依据，与文献证据互相补充、呼应，对于此类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 方法论总结

综合前人成果和自身研究经验，方一新对利用语言时代特征鉴别译经译者或译成时代的方法作出了总结，提出了科学、严格的鉴别标准和鉴定原则。《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与高列过合作）一文及《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的第三章，提出几种应当注意的原则：

（一）在选择考察对象时，要注重文献记载方面的证据，如应参照现存最早的译经目录《出三藏记集》，早期的注释、序言、引用等材料也可以作为佐证；

（二）在选择比照对象时，应选择同一译者或同一时代的可靠译经；

（三）在提取语言标准时，可从词汇、语法、行文风格三方面考虑：词汇标准包括译名（含音译词、意译词）和普通词语的使用情况；语法标准包括句法和词法两方面，如比较某些句式或虚词的使用频率和历时更替状况；行文风格则包括开头语、结束语、句子格式、特定套语等要素。

在上述几种语言标准中，以往从事佛教文献研究的学者多关注译语和行文风格，但往往疏于对普通词语和语法的考察，这一点恰好也最能体现汉语史学者的研究特长。普通词语和语法成分较少被后人系统地改换修订，可以视为另一种有相当价值的鉴定标准。方一新在2009年发表《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一文，总结了普通词汇作为鉴别词的四种选择标准——常用性、规律性、联系性和时代性。“常用性”是量的原则，作为一个鉴别词，必须有一定的使用量；“规律性”指的是可以类推，即鉴别词应该有规律、具有可推导性；“联系性”指应注意词语之间的联系与比较；“时代性”是更替的原则，既指出当时不该用何词，进而说明所考辨的年代使用的是什么词，以明演变。

（三）对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方一新所关注的内容也由疑难词语考释向探讨词义演变、考辨语料、总结方法上拓展，进而作出全局性的、学术史性质的全面论述，涉猎广泛，多有深中肯綮之论。

1. 疑难字词考释

方一新从学以来，即以字词训诂考释作为起点，此后积年用力不辍，始终以准确发掘语言事实作为研究根基。如前文所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等专著，均以释义精审见长。方一新还与王云路一同主持编纂了《中古汉语词典》，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初稿完成有年，目前正在修订充实，准备出版。书稿共有4000余个词条，计120万字，是目前第一部中古汉语断代语言词典。

方一新先后发表过多篇训诂考释类论文，对于中古文献着力最勤，举凡《三国志》《世说新语》《异苑》《观世音应验记》《抱朴子》《建康实录》等中土著述、《生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兴起行经》等汉译佛经均作过多篇校释札记。文章从小处着眼，常以一字一词之解而使文通义畅。

方一新所考释的疑难字词可以分为“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两类。前一类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其形成的理据不易厘清。以方一新对《世说新语·政事》“刺促”一词的考证为例（《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 659-660页），前人已释为“烦扰不安”义，但未说明其来源，方一新进一步指出它是《楚辞·卜居》“哫訾”（一作“促訾”）之逆序形式。后一类字词虽字面常见，却容易使人忽略其中古今词义的差别，方一新对于这一类词格外关注。《〈世说新语〉词义散记》一文对“俭”表示“悭吝”义、“损”表示“病情转轻”等例都作了准确的考释。又如《〈世说新语〉词语校读札记》认为，《夙慧》“止得襦”，残写本作“正得襦”，当以后者为是，因“正”有“止，仅”义，系六朝俗语；又如《任诞》“定将去”，《世说新语校笺》据沈校本认为应作“乃将去”，方一新指出作“定”者是，“定”在汉魏六朝文献中有“乃、却”之义，表示轻微转折的语气。

方一新在考辨研究中往往能自出机杼，虽有他家珠玉在前，犹能更上一层。“护前”一词已有众多辞书、论著作过解释，然而古往今来聚讼纷纭，未得确诂。《中古词语“护前”、“觉损”考辨》一文调查了“护”“前”在中古至近代汉语中的用法，考察其语义特征和搭配关系，指出“护前”之义从中古到近代存在两个阶段，前期如《三国志》中尚是“护己在前、争强好胜”义（王继如先生释为“争占前列”义），而到宋元以后，则由于误解而产生了“回护以前的失误、护短”义。

《中古汉语词义求证法论略》一文总结字词考释的方法步骤，即：“求证中古汉语的词义，大致上先要辨字、明词，再进行释义。‘辨字’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辨识文字正误……尤应注意辨识写本俗字。‘明词’，就是进行词的切分，区别词与非词，明确考释对象。‘释义’包括查考、汇证、推阐、审例、比较、探源、求验等步骤。”这是方一新多年来从事词语考释研究的经验之谈。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而方一新能够踵事增华，推而广之，具有指导意义。

2. 中古特色词语发覆

方一新在考察中古汉语词汇时，尤其注重对当时俗语词的发覆，这一类词罕见于高文典册，却很能体现中古语言的特色，如《〈全晋文〉解诂》一文考察了两晋时期的法帖、书信，又参之以前后的佛典、小说、史乘、类书等材料，比类综合，揭举了一批汉魏以来的俗语词，如“呼”“谓呼”表示认为义、“定”表示修改义、“列”表示论述陈说义、“乃复”表示竟然义、“吐下”表示吐泻义等；又如《汉魏六朝俗语词杂释》择取了“谐偶/谐耦”（表示吉利、顺利）、“大行小行”（指大小便）、“宕”（指旁边）、“言/念言”（指想、思索）等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词、新义，为之作了准确的释义。这一类词由于中古以后不再通行，后人往往不识其义而误改，方一新对此类现象也多有辨正，如《〈异苑〉词语校释琐记》一文指出“顿”在六朝可作范围副词，有“皆、倶”义，《太平御览》引文改作“倶”；“满中（香饭）”为魏晋习语，表示“充满其中”，而《御览》误作“中满（香饭）”，等等，均是以汉语史的眼光和方法推进文献校释研究的典范。

此外，有一部分中古新词仅在专类文献中通用，属于某一题材或文体的特色词语。方一新每每注意这部分特殊词汇，如《〈世说新语〉词语札记》《〈世说新语〉词义散记》《〈世说新语〉解诂》《汉魏六朝翻译佛经释词》等文章指出，由于六朝品题人物、互相标榜之风盛行，产生了一批表示品评人物的词语，如“道”由“言说”义引申为“品题、评价”义，“方”有“评论短长，指责过失”之义，“商略”为“品评，评论”义，等等。此外，有的词语集中用于某种特定的文体，如《〈世说新语〉词语札记》指出“损”表示答谢对方的馈赠，常见于六朝以来的书札中；又如《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一文指出，“羸人”（指女人）、“嘱累”（指嘱托，托付）、“辈”（表示种、类）、“黠”（表示聪明）等基本上只见于佛经。此类研究，综合考察了特定时代、文体乃至个人风格习惯对于文献语言的影响，使得中古汉语研究有了更细致丰富的视角。

3. 演变机制探讨

方一新在《训诂学与词汇史异同谈》一文中阐述汉语词汇研究的古今联系，指出传统训诂学和当前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区别和联系，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尤其在抉发新词新义、考释疑难词语的来龙去脉方面有交叉重合。方一新时刻关注、吸收当代词汇学研究的理论，从揭举、考释词义出发，逐步深入到探索汉语词汇的历时演变及其内在机制。

举例而言，方一新在《东汉语料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刍议》中提到中古以来“不听”产生了“不允许”义。他在抉发新词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它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查考，《“不听”之“不允许”义的产生年代及成因》一文通过考察语法结构、分析义素、辨别语境，对“不听”在汉代以来产生“不允许”义的过程和动因进行了考察，指出“不听”从“不听从”到“不允许”的发展主要是受文化心理的影响而从“耳”到“口”，由接受声音发展为接受内容。该文获浙江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

又如《〈抱朴子内篇〉词义琐记》一文指出古籍中“肠”“腹”二字常可通用。十余年后，《“肠”可指称“腹”及其成因》一文（与王云路合作）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古籍中“肠”“腹”混用的现象，指出二者表示悲伤或激动的情绪，为“以身喻心”的隐喻机制，而用“肠”泛指胃肠或整个腹部则属于转喻机制，语用因素促发了这一转喻的产生。文章还借助现代汉语方言材料，对这一现象加以证明。

方一新采用多种方法和视角，对汉语词汇的面貌和机制进行全面、多元的考察，其成果包括：考察词语的新旧更替，如《“眼”当“目”讲始于唐代吗？》《从〈抱朴子〉4组名词看中古基本词的更替演变》《从多版本〈老乞大〉四组异文看通语词与方言词的更替演变》（与王云路合作）；从词汇化、语法化的角度考察词的历时演变，如《近代汉语“看来”的词汇化和主观化》（与雷冬平合作）、《反义复合词“好歹”的语法化及主观化》（与曾丹合作）、《“多少”的语法化过程及其认知分析》（与曾丹合作）、《“甚至”的词汇化历程》（与姜兴鲁合作）等；从概念场和语义场的角度，考察词的共时面貌和历时演变，如《中古“雇赁”概念场词汇系统的词义演变》（与姜黎黎合作）、《安世高译经头面、五官类词语义场初探》（与卢鹭合作）、《东汉译经动词的动宾关系》（与张静合作）等；利用梵汉对勘的方法考察中古译经词汇语法现象，如《中古译经中的“愚”“痴”考探——兼谈基本词更替过程的复杂现象》《基于梵汉对勘的东汉译经中“V（O）已”结构研究》（均与孟奕辰合作）等等，不一而足。文章既扎根于汉语实际，又能联系、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汉语词汇的演变机制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

4. 语料鉴别与发抉

方一新多次强调语料对于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语料时代的真伪先后，二为不同性质的语料在口语性上存在层次差异。他不仅始终将这种理念贯穿于研究实践，还数度撰文作了专门论述。

《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一文强调了东汉语料的重要性，探讨了如何利用中古早期语料进行词汇史研究。文章指出，东汉时期的翻译佛经、乐府诗歌、神怪小说等，是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当时口语面貌的材料，在使用这一时期的语料时，需要鉴别其作者和写作年代。沿着这一思路，《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等一系列论著，以汉语史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在实践中检验了中古语料的时代与真伪，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前言》深入探讨了汉语史研究如何判定史书材料的年代。在太田辰夫先生区分“同时资料”与“后时资料”的基础上，方一新进一步讨论如何鉴别分析多属于“后时资料”的史书语料，认为“史书中的材料应该分为两大类，即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所谓的原始资料，包括正文中原文引录的当朝文献和《三国志》《后汉书》二书旧注中征引的汉魏六朝典籍。原始资料当中，以奏疏、信札、诏令这几种的口语成分较多，研究价值也较大，原则上可以作为当朝人的作品。而原始资料以外的记言、记事部分都属于其他资料，这一部分材料，理应看作是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这一主张在后续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广受认同。

另外，方一新还时刻关注新材料，常利用简帛石刻、敦煌写卷、日藏汉籍等，将其与传世文献或中土文献进行互证，抉发新见语料的研究价值，包括：《古写本〈世说新书〉考略》、《敦煌写卷〈中本起经〉校读札记》、《〈石仓契约〉（第一辑）语料价值初探》（与路方鸽合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浅说——读北大简〈苍颉篇〉随札》和《中古佛经写本与刻本比较漫议》（与王云路合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漫议——读〈吐鲁番出土文书〉训诂随札》、《早期写经与刻经互证琐议——以〈太子须大拿经〉为例》等等。除上述专题讨论外，方一新在校勘考释研究中也时常采用新出材料，如《“三顦”“五腄”杂考》一文，即以多种日本古写经材料补正刊本大藏经之不足。

5. 学术史梳理

方一新始终对汉语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保持密切的关注，为代表学界最新动向的研究著作写过多篇书评、序跋，例如《〈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等）读后》（与王云路合作），撷取《世说新语•言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一句，作为《辞典》胜义纷纶之譬喻，可谓精警切要。又如为蒋冀骋先生著作撰写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收获——读〈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王云路合作）、为朱庆之先生著作而撰写的《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与王云路合作）、为吴金华先生著作撰写的《读〈世说新语考释〉》、为李维琦先生著作撰写的《评〈佛经续释词〉》（与王云路合作），此外还有《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与王云路合作）、《评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与王云路合作）、《读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与王绍峰合作）、《读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与姜兴鲁合作）、《汪维辉著〈《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评介》等等，皆能客观全面地揭举得失，叙述的当，评论剀切，有助于学人及时了解最新研究动向、吸收时贤的优秀成果。

在紧密追踪相关成果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方一新多次撰写综述性文章，回顾、反思以往研究，并展望将来的研究趋向。如2003年的《20世纪的唐代词汇研究》、2008年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以几部断代词语通释和专书语言词典为例》、2010年的《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郭晓妮合作）、2011年的《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与高列过合作）、2014年的《2013年古汉语研究回顾》、2015年的《近二十年的古汉语词汇研究》（与刘哲合作）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出版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下编，方一新在此书中对“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简史”做了详实的梳理和总结，概述从古至今的相关研究著作和理论方法，总结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课题和有待深入研究的新领域，为年轻学者指示门径。

三

结语

方一新远承乾嘉学脉，亲炙于前辈大师，在青年时代即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他从传统小学与文献学出发，融合现代语言学的理念与方法，研究精详，新见迭出，在中古汉语、汉语词汇史、汉译佛经语言研究以及训诂学等领域均有创见与开拓。多年来，方一新不仅在个人研究上卓有建树、硕果累累，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学科建设，组织学术团队、搭建学术梯队、培养学术人才，始终保持平和豁达、朴实真诚、与人为善的初心，其为人之笃诚，又真可谓“文如其人”矣。

作者简介

方一新，男，1957年10月生。1985年在杭州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200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年评定为二级教授，2018年入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科研岗）”。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汉语词汇和训诂学。出版著作有《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均与王云路合作）《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与高列过合作）；编著教材《训诂学概论》；主编《中古汉语研究》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专著《中古汉语语词例释》（1993）获第五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专著《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2001）、论文《“不听”之“不允许”义的产生年代及成因》（2005）、专著《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2010）先后获浙江省第九届、第十三届和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2011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七届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本科教学研究报告“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吴秀明、方一新、徐亮等合作）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近十项。曾应邀到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1999年至2019年初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2020年起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主任。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