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丨刘勋宁：真正的学者是孤独的——纪念桥本万太郎先生八十周年诞辰[转发]

【编者按：桥本万太郎，1932年生于群马太田，1987年逝于东京。1957年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65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亚细亚大学讲师、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员、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师、夏威夷大学助教授、大阪市立大学讲师、大阪市立大学助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副教授及高级研究员、东京外国语大学助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桥本在OSU读博时的导师是比他小不到九个月的王士元，桥本的夫人是他的同门师妹余霭芹。余先生是广东台山人，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王士元在给桥本的悼词中评价道，桥本对于两个研究方向有倡导之功——地理对于语言演化的影响，汉语方言的地域变体中反映出的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史。桥本正值学术盛年遽然逝去，王士元因此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从2002年开始设置了桥本万太郎汉语历史音韵学奖，现为该会三个常设奖项之一。】

1982 年夏天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是《清涧方言》。因为中国的博士制度还没有恢 复，我先留校工作了。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侯精一先生带着桥本万太郎先生来到北大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按约定我们在那里会面。侯先生是我的硕 士论文外请答辩委员，大概事前他已经介绍过我的论文了，所以一见面侯先生就对桥本先生说，他的方言里就有“ki”“khi”这样的音，他建议我送一本学位论文给桥本先生。那天在座的有我的硕士导师王福堂先生，其他还有谁已经忘记了。听到桥本先生表示欣赏我的论文， 王先生现出为学生高兴的那种抑制不住的甜蜜笑容，这难忘的一幕一直印在脑子里。（《语言学论丛》第 14 辑桥本先生文章的后记里说‘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与中国教育部签订的“学术交流备忘录”，笔者于1982年11月至 1983年3月访问北京大学’，据此这一天当在11月初。）

桥本先生那次访问北大，直接促成了中文系的语言学讨论会制度。（之所以称为“制度” 是因为后来一直坚持了下来，并且学生发表还可以获得 1 个学分。）我研究生时期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古入声在清涧话中的分化与广州话的长短入》那时候已经交出版社，即将印出(载《语言学论丛》第10辑，文末注终校时间:1981.12.25)。我向桥本先生介绍了论文的内容。桥本先生鼓励我在讨论会上发言。他说，现在世界上关于内外转已经有高低、强弱两种假说， 加上你的长短说，就有三种假说了。我说，有的想法还不成熟。他说，虽然不成熟，如果以后证明是你的预见，岂不更好！后来有了第一次讨论会，我碰巧回青海探亲去了，由朱德熙 先生主持了第一次讨论会。我的发表变成了第二次讨论会。桥本先生那时候不在北京，当时已经回国，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会。(参见《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笔者文，语文出版社 1993。)

顺便说一说那次讨论会上郢书燕说的事。那天的讨论会辩论很激烈。最后由正在北大讲学的梅祖麟先生走上台来做总结。他说，我过去不相信王力先生的长短入的说法，现在听了刘先生的报告，我相信了。梅先生是给我说好话了，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挺委屈。因为我的 长短跟王先生的长短不是一回事。我的长短指的是外转的元音是长的，内转的元音是短的。也就是说，上古汉语的元音分长短两类，是一个贯穿元音系统的特征。王先生的长短指的是入声内部分两类，长的后来变去声，短的就是后来的入声。长短的名称虽然一样，实质却不 一样。梅先生的说法一时给我解了围，但到底还是没有支持我。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名称；仅仅支持名称，实际可能南辕北辙。

现在国际上也有上古汉语元音分长短的说法，国内郑张尚芳先生力主此说。但是郑张尚芳先生的长短指的是一二四等是长的，三等是短的，跟我还是不一样。这也说明看问题不能 只看名称。还有的学者说，元音的舌位高低决定了元音的短长，这短长显见得不是那长短。这是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郢书燕说，或可叫作郢书燕憎。

后来我到美国，跟桥本先生的夫人余蔼芹教授说起，才知道“强弱”的说法就是桥本先生本人的说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桥本先生是一位多么纯粹的学者。——他不象有的学者，如果自己有一种看法，甚至有时候也不是他自己有一种独立的看法，只不过是先接受了一种成 说而已，就不允许别人再有别的看法，更不愿意把别人的看法与自己的抑或是自己借来的看法并列。

现在知道，桥本先生那次是“1982年11月-83年3月 由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作为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客员研究员，进行东亚大陆诸言语类型地理论的研究：青海省、甘肃省西 北官话方言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言语调查”(见《桥本万太郎著作集》第三卷:略年谱。内山书店2000)。寒假里，桥本先生到青海西宁调查方言。因为我父母在西宁，寒假要回家探亲，学校就派我打前站，到青海师范学院(现在的青海师范大学)先行联系。桥本先生经兰州大学随后到西宁。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那时还没有正式调离青海，她的丈夫倪复贤教务长主持了会议，由我在会上转达了北大对安排的要求。这也是一件缘分的事。记得青海师范学院安排我们到湟中县塔尔寺做方言调查，调查就在大殿里进行。同去的还有张成材先生。调查底本是桥本先生自带的，现在已经不记得调查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桥本先生做调查，不仅做详细的笔记，而且反复模仿发音人的发音，问他对不对，认真的样子令人感动。只是反复问发音人，有时候问烦了，发音人也点头称是。

桥本先生在青海师范学院做了一场学术讲演，具体内容也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桥本先生最后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位朋友找了一个对象，扁扁的脸，大家都觉得难看，可是他的朋友却觉得漂亮得不得了。结婚后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毛病，看东西上下长左右窄，所以没有发觉他的对象的脸是扁的。朋友们跟他说，你为什么恋爱的时候不把头歪过来看一看呢。引起哄堂大笑。我不相信桥本先生真有这么一位朋友，这大概只是一个笑话。不过这说明，如果天生的眼睛有毛病，看什么都会变形，也很难自己发觉；当然也不是没有克服的办法，这就是要有意识地换一个角度看，特别是要常常倒过来看一看。

桥本先生住在胜利公园招待所，是西宁最高级的宾馆，其时不对外开放。胜利公园的前身是马步芳时期的麒麟公园，面山傍水，在“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的光秃秃一片黄土的西宁，这是一片难得的丛林。据说他住的那座别墅是为毛泽东修建的，毛泽东没有到过青海，常年空置在那里，被桥本先生享用了。我去宾馆看过他一次。房子很高级， 就是有点旧。桥本先生说，除了空气干燥，其他都很舒适。而且早晨服务员敲门，他让服务员等一会儿，服务员在门外回答“E!”他还以为回到了日本。他向我解释，日语应答说“hai!”, 可是口语里或者方言里也说“E!”。可见桥本先生很会说笑话。

在北大期间，桥本先生做了一次关于东干语的学术报告。报告是在北大中文系二楼会议室做的。我生于青海西宁，西宁话也是我的母语之一(我在家和父母说陕西清涧话，在学校和同学说青海西宁话)。所以，桥本先生的讲演引起了我对东干语的极大兴趣。桥本先生能够亲自到中亚东干人居住区调查方言，这令我钦羡不已。我常常幻想有机会我也拿着调查笔记 本，穿行在东干人的帐篷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住的是帐篷)，发现他们说的话我又懂又不懂，不懂的地方正好解决了我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不久后，我在古旧书店买到了 手头这本绿色封面的《拼音文字研究参考资料集刊——东干语拼音文字资料》。这本书引起了我更加强烈的对东干语的研究欲望。书里不仅有语言的详细解说，而且提供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文，从中可以看到没有受到北方官话覆盖的原汁原味的西北方言以及竟然在这 种口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书面语。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东干语的连读字调和单字调的关系问题。桥本先生指出，东干语和一些西北方言，单说时不分阴阳平或者阴平和上声，可是连读中仍然可以区别。根据桥本先生所说，我验诸唇吻，发现西宁话果真如此。我口里的西宁话只有两个单字调，但是有四个连读字调。后来回西宁，我又特别用背对背猜字的办法做了甄别。(因为与现行方言调查报告的成果不一样，我想将来写论文吧。)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桥本先生用“和平”的“和”字来说明东干语声调不稳定的性质。可是我以为这个字是不能用来做方言调查的。普通话“和”字用的最多的地方是当连词用，而西北方言意思相当的连词说“带、连、跟”，不说“和”。这是其一。与“和”字连带出现的几乎都是不太常用的书面语；其中“和平”一词尽管人人知道，然而结合面奇窄， 除了“世界和平”，就连“国家和平”也不怎么说，至于“城市和平”“乡村和平”“社会和平” 完全不能说；恰好像人人向往“和平”，可这世界上并没有和平，所以不是说大话，就难得说 “和平”。这是其二。正因为是假想和遐想，“和”字的音也飘来飘去没有根，《现代汉语词典》 就收了五个音：hé、hè、huó、huò、hú，而且这些音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厘不清。如果要调查口语音，几就是对面也不敢相认：人们喜欢“和 hé平”，不喜欢“和 huò稀泥”，其实和平就是和稀泥，不和稀泥没和平。不光方言如此，就是普通话也是瞎“和 huò弄”，比如“和 hè你一首诗”就是跟你“和 huò”，可是念 hè。而且真要叫真儿，我以为口语的“和弄”念“糊 hù弄”。所以别看这样的字常见，却不适宜做方言调查的项目——除非做专题研究。这件事， 也让我颇想亲自做一次东干语的调查。

最后一次见到桥本先生是1984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日子可以确切地知道，因为《语言学论丛》第 14 辑桥本先生那篇文章《古代汉语声调调值构拟的尝试及其涵义》的后记里记录了。那天他来北大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听报告的人来自北京的四面八方，人很多，坐了满 满一个大教室。内容就是《语言学论丛》的这篇文章。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汉语声调有 5 个波 浪，福建省的闽语是第 5 波。因为在中国没有人研究声调调值史，报告后是一片寂静的冷场， 没有人发表评论或者质疑。过了好一阵，终于有了一位发言者，他说，声调很容易变化，所以很难有什么规律。再有一位发言的，就干脆给桥本先生上基础课了：汉语有四个声调，第 一声也叫阴平，第二声也叫阳平。......比如“法”字，在“没法儿”里念第一声，在“没法子”里念第二声，在“法律”里念第三声，在“法国”里念第四声。(我倒是第一次领教了“法” 字的这四个声调。)桥本先生显然很沮丧，居然说，我不会讲演，如果让王士元来讲，一定受 欢迎。本次讲演与王士元先生没有什么关系，此前也没有谁提到过王先生的大名，桥本先生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可见他沮丧之甚。看到他这般无奈，我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声调波如同一颗石子打在水面上，波浪向四周扩散开来。您觉得打下去的地方是一个地方还是有几个地方?桥本先生犹豫了一下回答说，目前的研究似乎只有一个地方。应当说，桥本先生的学问是阳春白雪，真正是曲高和寡。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孤独的。

那天晚上桥本先生在友谊宾馆宴请了我们。在座的有朱德熙先生、周祖谟先生;唐作藩先生、王福堂先生和我并排坐在一起，这有桥本先生给我们三人拍的照片为证。照片的背面桥本先生用圆珠笔写了“刘先生留念”五个字，没有日期。桥本先生的字属于奔放流畅一派的。

在桥本先生的各种学说中，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农耕民型”和“牧畜民型”的区分。我以为这是东亚语言和印欧语发展方式的根本区别。而今天的我更觉得，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也是世界文化的根本分类。其次是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的思想，这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宏伟的梦，我希望这个梦里能容纳我今后的语言学观察。当然，我最想具体做的还是东干语，因为桥本先生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而我又是一个西北人。

谨以此文纪念桥本万太郎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原载《日本东干研究会报》第 2 号，2013 年 2 月。略有修改。

本文作者刘勋宁，1955年生于青海西宁，祖籍陕西清涧。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筑波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筑波大学副教授、明海大学教授。2020年从明海大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