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 | 李仲民：由词汇看语言的“非连续性变化”——以《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为例

一、前言

桥本万太郎（1978.2008）将语言的发展分为二种类型：“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牧畜民型语言”发展的特点在于快速扩展分布到广大区域，然后各方言（语言）间孤立发展，例如印欧语。“农耕民型语言”则是以某一点为中心，逐步而缓慢的同化周边方言（语言），例如汉语。在这二种不同的语言发展背景下，利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祖语在印欧语获得成功。但“农耕民型语言”由于被其中心语言的同化和不断借用，想要阐明这种同化的组合过程，采用印欧语比较法来研究农耕民型语言谱系、构拟祖语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汉语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崇拜者却深信不疑，竭力在寻找方言（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但贺登崧（2003）说：“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是“语音对应”，但这个基础是建立在现今汉语方言的词有共同来源的前提下，建立语言变化的规律。然而实际上语言变化往往有例外，并且这种不合规律的现象还不少。传统方言考本字的研究，大多重视规律，对于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总是往韵书里去找相应的反切和词义，从古籍中寻找例句，而无法正视这些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对于这些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岩田礼（1995）称为汉语方言中的“非连续性变化”，并指出导致非连续性音变的因素，常见的有“通俗词源”、“类音牵引”、“同音冲突”、“类推”以及“方言接触”等因素。

柴田武（1976）指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主旨，在“理解跟揭示语言的历史”、“推定它随着地域的差异和时间的变化所产生的因素”。由于地理语言学强调语言变化的地域和时间因素，因此地理语言学家往往以语言地图作为资料呈现的手段。由于语言地图把语言分布的现象，清楚地呈现在地图之上。因此分析语言地图，是观查语言“非连续性变化”的利器。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学者相较，地理语言学学者在研究上更重视“词汇”。岩田礼(1989)指出，词形的分类是绘制语言地图的前提。这一工作首先按照共时上的特征进行；而词形的分类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词素为单位的分析(morpheme based analysis)。可见词汇的在语言地图分析上的重要。

本文将以《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为例，来观察在单一方言内部的语言“非连续性变化”。这是以单一方言为研究对象，因此可以视为是中观的研究。

《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娶（妻）”一图

二、词汇在地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地理语言学中语言地图的绘制，是最基本且为最重要的一部份。但假如把每一个不同形式都在地图上表示出来，那就没有画地图的意义了。所以绘制语言地图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一图一项目的原则。除了象是要利用多个变项来画出同言线，会将多个变项画在同一张图上外，原则上应该一张图只讨论一变项。

而语言地图的绘制最重要的工作在词形的整理，也就是词形分类的工作。这一部份工作往往都是隐藏在学术论文的背后，不容易被看到（大西拓一郎2011）。却是影响整个语言地图的后续解释工作成败，最关键的部分。词形分类的工作，首先按照共时上的特征进行。所谓“共时上的特征”就是指在地理上的不同变体，不过分类的结果往往因工作人的观点不同而会有所不同。而到底怎样的分类，才是最恰当的分类呢？岩田礼（2011）提供一个检查方法：

“有一个经验是，如在地图上呈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则说明该分类方案是成功的。”

但是在面对语言地图上纷杂的不同变体时，往往会不知从何处下手进行分类。以下提供一些参考方法

（1）进行分类首先要有“层级概念”。利用区分层级的方法，将原本纷杂的不同变体单纯化利于观察。地理上所展现的纷杂方言现象，是历史上不同的语言层次压缩在共时平面上的展现。因此若不将不同的语言层次析离，是无法看出历史的语言变化的。因此进行分类首先要有层级概念，依阶层分为大类和小类。

（2）一般而言词汇的特征差异要先于语音特征。

因为词汇（含构词方式）不同代表着必有不同来源，并且词汇特征差异的分辨是易于语音特征上的差异分辨。因为语音往往会变化得难以辨别本来面貌，较难厘清不同的音韵变体，原本是否是一样的，所以词汇的特征差异分类要先于语音特征分类。

词形的分类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词素为单位的分析(morpheme based analysis) 岩田礼（2011）。以词素差异先分出大类，再以词根的不同分出小类。在做词形的分类时必须先确认词源，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会出现不少词源未详的多音节词。遇到此情况时，改以语音特征来分类，也许能归纳出类别。就语音特征来说，声母较韵母、声调相对稳定。因此按每一词素声母的种类及其排列进行分类，或许能够表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与声母相比，韵母和声调易发生变化。因此在考量分类时，放在更次之地位。

三、由词汇的地理分布观察语言的不同来源

3-1.“膝盖”一词变体在广东粤方言的分布

“膝盖”一词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词汇第181图（如图3-1）。图中共列了“膝盖”在广东粤方言的24种变体；以词首为“膝”或“脚”作为分类的大类，分别以○和□为符号表征。另外也注意到构词法的不同，分别以“红色”作为三音节词、“黑色”为双音节词的符号表征。此图呈现出的“膝盖”一词在广东粤方言的分布特征为：

图3-1、《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词汇图第181图-膝盖

由于以“膝”或“脚”的差异作为第一层次的分类，因此整个图呈现纷乱的格局。

岩田礼（2007）利用「构词法分析」，将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变体归纳成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分别为：

（1）单个儿的“膝头”或“膝盖”。

（2）声母为p-l-k或k-l-p的三音节词及其变异。

（3）“X+词根+（头/盖）”及其变异。

（4）“词根+头+X”及其变异。

（5）“词根+X+头”。

现在将粤语膝盖的各种变体，依此原则分类，重新绘图如下图3-2：

图3-2、粤语「膝盖」变体类型分布图

在广东粤语没有第3类“X+词根+（头/盖）”这种形式，若将图中的符号6“脚曲”这种形式视为是第4类的的变异，那么广东粤语“膝盖”一词的变体只有四大类。

由图3-2可以看出这4大类的分布情况，大致是：

大致上核心区为第4类“词根+头+X”及其变异；第1类单个儿的“膝头”或“膝盖”则分布在其外围。另外在沿海最外围处散落着第5类“词根+X+头”。而第2类声母为p-l-k或k-l-p的三音节词及其变异，则散落在第1类和第2类之间。

由于图3-1、图3-2所显示的，只有广东境内的粤语状况，这种区域图无法做全面性的观察。为了观察这些变体是如何传播入广东地区，现在将图3-3与岩田礼（2007）文中的图一“综合地图”相叠合。另外也叠合上西江水系，成为下图3-3：

图3-3、粤语及其周边“膝盖”变体类型分布图

图3-2展现出了粤语“膝盖”一词，不同类型变体来源的脉络：

1.第1类单个儿的“膝头”

这一类型可以分为二大区块，一是由闽客地区顺东江经广州转西江而上，一直到广西。另一个则是在粤西、雷州半岛，并且漫延至广西境内的郁江、西江。由分布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个形式是广东原本的旧形式，并且应该曾经分布在整个岭南地区。此类形由于是从闽客地区经东江，由东往西传播。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东江型”。

2.第4类“词根+头+X”及其变异

此类型从湘、赣地区经粤北，一路循北江南下直达珠江口；另一路则沿西江往西到达广西境内。此类型由于是从湘、赣地区经韶关、北江，往南传播。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北江型”。

3.第5类“词根+X+头”

第5类由吴闽语区沿海岸而下，零散分布在广东沿海地区。“词根+X+头”的类型，在广东主要有“膝踭（tsaN）头”、“膝脚头”、“脚节头”、“脚lŒt5头”等四种。由于此类型分布在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称它为“沿海型”。

4.第2类声母为p-l-k或k-l-p的三音节词及其变异

这一类型无邻地区无相似形式，只有在湖南、广西境内有零散分布。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州的边缘地带。这种类型，主要是“菠萝盖”，以及“混淆形式”的“菠萝头”和“膝头+p”等变体。这种类型是经由“跳跃扩散”进入珠江三角州地区。因此，我们可以称它为“飞跃型”。

再看这四类型在广东的分布，大致上核心区为第4类“词根+头+X”及其变异（北江型）；第1类单个儿的“膝头”或“膝盖”则分布在其外围（东江型）。另外在沿海最外围处散落着第5类“词根+X+头”（沿海型）。而第2类声母为p-l-k或k-l-p的三音节词及其变异（飞跃型），则散落在第1类和第2类之间。

由此可以看出，“东江型”应该早于“北江型”传播到广东，并且“东江型”曾经分布在整个岭南地区。直到北方形式的“东江型”经韶关、北江南下，并迅速扩散，而将“东江型”切割分散开来。

“飞跃型”虽然仅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边缘地区，但在佛山桂城镇以及四邑地区出现“菠萝头”和“膝头+p”这种“混淆形式”，可见在珠江三角洲曾有一段时间流行过“菠萝盖”这种形式。并且由“菠萝头”和“膝头+p”这2种“混淆形式”是以三音节词作为折半形式来看，“飞跃型”应该晚于“北江型”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就珠江三角洲而言，“膝盖”一词的旧→新形式为：

东江型→北江型→飞跃型

3-2.“膝盖”和“祖父”二词变体在广东粤方言的平行分布

“祖父”一词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词汇第197图（如图3-4）。图中共列了“祖父”在广东粤方言的19种变体；以词汇“公”、“爷”、“爹”作为分类的大类，分别以“圆形”、“正方形”和“五边形”为符号表征。此图呈现出的“祖父”一词在广东粤方言的分布特征如下：

图3-4、《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词汇图第197图-祖父

由图3-4，我们可以看到在粤方言区中，表示“祖父”一词；大致分为“公”、“爷”、“爹”三大类型。其中“公”的说法广泛分布在岭南各地。“爷”的说法主要在中部横向分布，另有一部分分布在粤北的韶关一带。而“爹”的说法主要分布在粤西湛江、茂名一带。从这种分布特性，我们可以推测，“公”的说法应该是广东地区祖父称谓的旧形式，“爷”和“爹”的说法则是后来传入的新形式。但“爷”和“爹”这二种新形式是藉由什么途径传播到岭南地区？光靠粤方言地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宏观地观察整个汉语方言“公”、“爷”、“爹”的分布，来了解它们的传播路径。

现在将图3-5与岩田礼（1995）文中的“地图一：祖父称谓分布图”相叠合，做进一步的观察。

图3-5、粤语及其周边「祖父」变体类型分布图

岩田礼（1995）文中说到：

“爹”沿着长江呈现一种带状分布，这姑且叫作“爹”的主流。“爹” 往南也扩散到南方方言中，形成了两条“支流”：一条从湖北中部经过湖南延伸到广东北部，另一条在福建省西部。

又说：

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广东粤语区指“祖父”的“爷”原来也是经过湖南传来。如上文推测，第二期“爷”越过淮河扩散到长江流域。这个“爷”后来又向南方扩散；在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了浙江，在西部长江中游从湖北往南一直到达了广东。值得注意的是，“爷”也分布在湖南省，虽然分布点比较分散。

岩田礼的说法，为广东粤语区指“祖父”的“爷”的说法找到传播的来源。但是这个设想有个问题，就是若这个“爷”的来源是来自湖南向广东传播，那么“爷”的分布应该是南北向分布较为密集才是。但是我们今天在《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所看到的“爷”的分布，却是东西向的横贯岭南地区，并且密集地散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不禁让人怀疑，广东粤语区指“祖父”的“爷”的说法应该还有其他来源。

就图3-3来看，广东粤语区指“祖父”的“爷”的东西向的横贯岭南地区，东江方面实在已经相当接近闽、粤、赣交界地区，这地区也就是岩田礼所说的在福建省西部的“爹”。所以我们不禁设想，福建省西部“爹”顺着东江而下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个假设的依据，是来自前文所说“膝盖”的“东江型”。对照图3-2和图3-4就可以发现到，在东江地区“膝头”的分布和“爷”的分布是如此的相近。可见这二个词汇都是由福建地区，循东江传播到岭南地区。

但是福建地区只有“爹”的说法，而不见“爷”的说法。那么东江地区是说“爷”而不是“爹”该如何解释呢？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受到先来到岭南地区“爷”的“类音牵引”，也有可能是受到粤语中指“东西”的“嘢”的“类音牵引”，导致“爹”丧失声母，成为/ie/或/ia/的音。二是受到“阿爹”这个构词法，导致“爹”的t声母弱化消失。三是在四邑地区有去t声母的现象，导致“爹”的t声母消失。这三项因素都能造成“爹”失去声母，而与“爷”混同。而这个与“爷”混同的“爹”，以就是/ie/或/ia/的唸法，再循着东江、西江扩散出去。

3-3.“同音冲突”与回避

当岭南地区接受祖父/ie/或/ia/的唸法，则与粤语中指“东西”的“嘢”形成“同音冲突”。图3-6是《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中表“东西”一词的不同类型分布。

图3-6、《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的词汇图第249图-东西

由图3-6可见，粤语中指“东西”说“嘢”的说法，在粤语区中是非常普遍的。但值得注意的，集中在四邑地区的“闲嘢”的说法。我们认为“闲嘢”的说法回避了与“爷”的同音冲突。

图3-7、“爷”和“东西”的“同音冲突”

原本在粤语地区指“祖父”是说“公”，所以与“嘢”没有同音冲突的问题。但当“爷”这个新形式进入粤语地区，和“嘢”就产生了同音冲突。但并非所有说“爷”的地区都发生了同音冲突，产生“同音冲突”仅只有东江和西江。四邑地区以“闲嘢”的说法，回避了与“爷”的同音冲突。所以在广大说“嘢”的地区，在四邑地区产生不同的形式。使粤语地区“嘢”的分布产生破洞，形成不连续分布，这种现象早期法国的语言地理学家称之为「凹陷(téléscopage)」(Dauzat1922: 64-72)。这现象让我们看到“爷”这个新形式，由珠江三角洲地区往西江、东江的扩散。因为西江、东江的“爷”是新扩散地区，所以尚未出现回避同音冲突的现象。

四、结论

欧洲学者利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祖语在印欧语获得成功，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上是一大贡献。但是桥本万太郎、贺登崧等学者也指出，历史比较法用来构拟印欧祖语获得重大成就，但不见得历史比较法就适合汉语方言的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是“语音对应”，但这个基础是建立在现今汉语方言的词有共同来源的前提下，建立语言变化的规律。然而实际上语言变化往往有例外，这些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是为汉语方言中的“非连续性变化”。地理语言学学者注重词汇甚于音韵，因为词汇或构词法的不同，代表着来源必定不同。这个特点在观察语言的演变过程上，是优于音韵的。因此以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利用语言地图来检视粤语词汇的“膝盖”和“祖父”的变体分布，阐明语言的“非连续性变化”是种常态。

文中藉由“膝盖”和“祖父”这二个词的方言变体分布地图，证明了粤语分布产生“非连续性变化”的外部因素至少有二个：一个是从湘、赣地区沿北江南下的系统，另一个则是从福建沿东江而来的系统。这二个系统笔者分别称为“北江型”和“东江型”，而“北江型”是早于“东江型”来到岭南地区的层次。

【参考书目】

柴田武 1969：《言语地理学》。东京：筑摩书坊。

大西拓一郎2011：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五期，北京：北京语言大学。p01-p10。

甘于恩 2009：《广东粤方言地图集》。广州：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贺登崧 2003：《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仲民 2012：从《广东粤方言地图集》看粤语“膝盖”一词的历史分布和变化。第十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暨海外汉语方言专题讨论会。广州：暨南大学。

桥本万太郎 1978、2008：《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岩田礼 1995：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总246期）。

岩田礼 1989：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中国语学研究 “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社。p01-p88 。

岩田礼 2007：方言接触及混淆形式的产生---论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历史演变。《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一卷第二期。p117-142。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

岩田礼 2011：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五期，北京：北京语言大学。p20-p29。

詹伯慧、张日升 1990：《珠江三角州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

詹伯慧、张日升 1994：《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詹伯慧、张日升 1998：《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詹伯慧 2002：《广东粤方言概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原载《粤语研究》第13期，2013年6月。文字略有改动）

本期编辑|洪晓晓

本期审读|洪晓晓

责任编辑|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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