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学 | 张丽娟：莆仙戏与闽粤剧种交流的方言关系探析

究

地方戏曲主要依靠方言特色成为独立的剧种，各剧种在相互交流中沉淀的方言要素成为地方戏曲交流传播的首要表现。

宋时莆田、泉州已有戏曲演出活动，保留至今的兴化戏与梨园戏是典型的古老剧种之一。莆仙戏是用兴化方言演唱，形成独具特色的“兴化腔”，流行于福建莆田、仙游等共同方言区的地方戏曲，原名兴化戏，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莆仙戏。梨园戏是泉州地区的传统剧种，包含三个流派，分别是上路、下南和小梨园。这两个剧种中共同保留了不少南戏的同名剧本，表演内容有诸多相像之处，而最直接的表现是两地的方言渊源。

首先，莆田与泉州历史关系密切。在历史上两个地区的分离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刀两断的，而是从朝廷设县名义上的分割，从地理位置慢慢到人民生活中逐渐分化。即使在莆田从泉州分出之后，两地仍然有诸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唐代，这二县（莆仙）归泉州管辖，到北宋时才分置兴化军，后来的莆仙方言也应是在当时晋江一带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今天，它的文白系统还是与闽南话基本一致。”尤其交界地带的泉港区、洛江区、南浦镇等地的农村，至今仍有沿用莆仙话的现象，且后龙、峰尾、南埔三镇的方言介于莆仙话与泉州话之间。闽南一带方言中沉淀着早期的中原古音，现称河洛话，这在戏曲用词上也依然体现着。《南戏新证》：“《张协状元》等戏文三种中的唱词、道白，如‘行止’、‘端的’、‘因依’、‘依倚’、‘称心’、‘品处’、‘听无音’、‘官发如炉’、‘多少是好’、‘怎因’……等都是现在莆仙戏、梨园戏常用的词。直到今天，它们还共同使用着‘姐’（母亲）‘乜’（什么）‘’（着）这些古音。”《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证：“区别地方戏的最显著特征是方言而不是声腔”，即方言是地方戏最显著的标志。反之，也能透过方言印证地方戏曲的交流关系。

不过，方言的发展差异也逐渐造成两个剧种的分歧。莆田自宋划分行政区域之后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动，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莆仙方言和泉州话的差异。1995年版《仙游县志》载：“早期的莆仙话属于闽南方言区，该方言区时经过东晋和唐末两次中原南迁而逐步形成的。北宋末年以后，从北方迁入莆仙地区人口增多，在木兰溪流域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社会生活方式。随着福州成为闽中首府，莆仙方言又和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连片，受到闽东方言的不少影响，逐渐形成了兼有闽东、闽南两个方言区特点的莆仙方言。就文白异读的对应说，它近于闽南；就声韵母的音变化说，就近于闽东。”即处于闽南和闽东交界处的莆田，其语言从闽南话中分化出来，自立门户的同时又受着闽东方言的影响。宋置兴化军，莆田逐渐从泉州中划分出来，慢慢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辖兴化府、仙游县及莆田县，“福建方言的区划，与北宋政区域大致是对应的”，所以地理位置的阻隔下，行政区域的划分，分离了语言。莆田和泉州交界处多是山区，由此导致人员的流通受阻，而渐与闽东靠近，语言的分化也就慢慢显现。语言是地方戏的标志，因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梨园戏和莆仙戏的不同。

莆仙戏与广东潮剧也存在历史交流。莆仙戏与潮剧、梨园戏等角色行当都沿袭南戏体制，即七脚行当：生、旦、净（莆：靓妆）、末、丑、外、贴。这几个地方声腔都供奉戏神为田元帅。李国平认为潮剧、正字戏、白字戏、梨园戏及莆仙戏所奉戏神略同，表明这五个剧种有亲缘关系，又潮剧戏神的传说与莆仙戏相同，都是附会雷海清之说，因而饶宗颐明确潮州的戏神信仰与福建莆仙戏相同。

莆仙戏与潮剧保留了不少相似的方言。莆仙一带为潮州故里，在南迁过程中，不少本地莆仙居民被赶到广州的潮州、雷州、琼州，李如龙的方言调查“从潮州、雷州到琼州，直到现在都还把桌子称为‘床’，和莆田话的说法毫无二致。”而除了尤溪话之外，整个闽南话地区都没有这种说法。“潮州方言可以说属于闽南话的一个支系。”而莆仙话也是从闽南语中分化而出的，同属南方语系，在方言上潮州方言和莆仙方言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形胜”条载潮州“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闽之下四府颇类。”人员的迁移和交流，自然也会延伸到戏曲的交流，在戏曲演唱方面表现为唱词及用法有诸多相似处。李如龙先生在《福建方言》中证明宋代曾有兴化人迁徙到潮州一带，因而在方言上潮州方言和莆仙方言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戏曲演唱方面表现为唱词及用法有诸多相似处。如在《潮剧史》中将潮州戏文（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中的潮州方言道白一一辑录出来，而将其中辑录的与莆仙戏剧本中的方言（一般就是莆田方言）进行对照，有“酸”（表达累），“伊”（表达他），“佐”（做）等方言词汇是一样使用的。当然涉及到潮州方言和莆仙话的关系，在方言著作中有更直接的体现。

方言造成了闽粤剧种的“飞地”现象也是值得探讨的。梨园戏、潮剧都能流播到东南亚一带，并且在当地形成剧种，如潮剧随着潮州华侨流传到泰国，有一定数量的华侨支持，慢慢在当地扎根，而戏曲不是静态的文化，为了在泰国扎根甚至发展，演员久了会泰语，或者有泰国人想学潮剧，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慢慢变异成了泰语潮剧，这是语言所决定的。此外，漳、厦一带的歌仔戏，其变体芗剧，出现在莆仙方言区和闽南方言区交汇的泉港一带，是“1948年邵江海到此地养病，带来他的戏班，收了一批本地人做徒弟，形成了本地戏班。”才使得惠安有了歌仔戏，泉港区也就成为歌仔戏的“飞地”。所以，戏曲文化的“飞地”现象，不仅依靠外流，还要与迁入地融合。反之，莆田也有大量的华侨走向世界各地，莆仙戏也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侨聚集地流播，却没能在当地成为一个剧种，在于“闽粤两省华侨特多”但是“闽北沿海地区如福州、莆田，虽有华侨出国，位数究不多。”且“在菲律宾，新加坡等国，闽南话是除了华语之外的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言。”莆仙戏在外只是有演出，如新加坡的琼瑶法教在1944年才请莆仙一团过去演出目连戏，之前都是新加坡当地戏班来演，足见当地没有生成莆仙戏这一剧种。“语言是文化的决定因素，方言则是划分戏剧（特别是戏曲）文化圈的决定因素。”戏曲要在一个地方扎根，一定要有和戏曲声腔相符的方言，要有一定数量的移民才能带动一个剧种在移居地落户，在迁入地有足够的呼应者和传承者，家乡的戏曲才会随之演绎下去，完成戏曲外流的落户工作。

“莆田境域北连福州，南接泉州，西依戴云山脉，东南濒临台湾海峡。”又与泉、潮、江浙等地大致都属于东南沿海，东南沿海地区，顾名思义，是我国东南区域，主要是沿海省份。

如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地区各城市基本是紧挨着的，而且包围着闽地。这几个地区从浙江温州的南戏、江西的弋阳腔、莆田的莆仙戏、泉州的梨园戏、广州的潮剧等，都是宋元南戏的历史分支，彼此间的交流促成各自的发展。

从古代交通的情况看，相邻城市的交流会比较便利，有近水楼台之势。“闽”即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面与台湾隔海相望，东北与浙江省（浙）毗邻，西面、西北与江西省（赣）交界，西南与广东省（粤）相连，其中潮汕东北与福建接壤。福建“依山傍海”，海岸线很长，北接浙，南连粤。福建在青铜时代就有族群活动--闽族，闽族在福建境内进行开发，在蛮荒之地建立起一个个居民点，范围不仅遍及福建各地，还扩展到了周围的浙南、赣东北、粤东等地。这几个地方很早就有关系，“闽越国土地，北至浙南，西至赣东北，南抵粤东，据称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在诸侯国中称强。”早在闽地历史形成初期，就和周邻这几个城市有共属一个统治政权的经历。

同时，这几个地方大多是依山傍海，地势上开放与保守并存。一方面，开放的沿海位置促进彼此间的交往。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南北贯通，东南沿海都有很多优良港湾：浙江的宁波港、舟山港、嘉兴港、温州港等，福建泉州刺桐港（泉州港）、莆田的湄洲湾港等，广东潮汕地区的潮州港、汕头港等等众多港口。宋时，福建泉州是东方最大商港，宋王朝在此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与东南亚及阿拉伯各国的通商贸易，辖于泉州的莆田也积极参与商贸活动。据现存莆田《祥应庙记》碑文：“又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表明莆田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又宋代采取限制出口贸易政策，潮州港的海外贸易受到广州的限制，于是转向沿海航运。“海舶频繁来往潮地与闽、浙之间……潮州港成为介于闽、广之冲的一个航运中心。”，毫无疑问，潮州港与莆田航运有所交集，莆与潮汕的交往上，极大依靠海运，莆人迁移至潮汕，便以依靠海路为主。 

  另一方面，莆田等地处在东南丘陵之地，山高水险，彼此间又相对隔绝。潮汕被莲花山脉所隔绝，福建又被武夷山脉等阻隔，江西境内也是丘陵、山地为主，山地大多在省境边缘，浙江还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这几个省份，或多或少都受到高山限制，阻碍了通途大道，可以说这些地区的县置沿革，很大原因也和地形有关。因而，在文化上，不仅起步稍晚于中原，并且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也属于比较局限的。在方言的积淀中，潮州方言、闽南语、莆仙话等南方语系皆为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方言种类，其中包括古南越语、中原音等古声韵遗存，是长期演化形成中消化融合，并较少受到后来北方语音的影响，才成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戏曲文艺上，莆仙戏、梨园戏、潮剧等能够屹立于戏曲历史上，不被消解同化，而为戏曲艺坛上颇有特色的地方剧种之一，也和其相对局限的地形有关。保守的地势，使莆仙戏主要依靠莆仙话的市场囿于一地，最大限度保留着自身的特点，流传至今。

戏曲和语言都是人的文化产物，主要寄托于人员的流通而进行传播，南方沿海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有人员流动的历史，并且相邻之间互动密切，成为戏曲交流的主要动因。

福建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闽人“主要迁移到江西、浙江和广东等省丘陵山区。”又“潮汕人，福建祖”，宋代潮州移民多数来自福建，包括兴化。明代时在福建境内的族姓迁徙，兴化族姓翁氏有从莆田北高的、莆田庄边的迁往泉州，还有泉州的沁后蔡氏、九峰庄氏等迁往莆田。两者在历史上的互迁尤其到了明清显得更加频繁。另对于潮州来说，宋代的大量移民来自福建（莆田占多数），便接受着福建移民保持的“中原、江南地区先进的文化素质内涵”和“停留闽地时又以闽地文化色彩重新包装”的双重文化影响。此外还有相邻地官员任职的调动，商业经济的交流、商贸互通，都是这一带人员交流的表现，表明着各个地方彼此之间人员流动的历史渊源。这几个地方之间的迁徙，就会使彼此的文化、经济随人员迁徙产生交流，包括演艺交流等。文化由人创造，人的迁移自然带来文化，“汉语南方六大方言：吴、湘、粤、闽、赣、客的产生，都是由历代北方居民向南方迁徙发端的，”戏曲作为当时重要的娱乐方式，对于移民来说，是能够随身携带的乡土文化，移民是戏曲传播的重要载体。

战乱是古代无法避免的，因战乱而迁徙便是人口流动的常态。明末清初，抗清运动此起彼伏，当清行进到南方一带，由江南而下直逼到广州，势如破竹，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但也因此受到东南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福建人民在长期的抗清斗争中，损失惨烈，汉人死伤惨重，加上后来郑成功台湾事件，清政府颁布“截界令”，迫使当时福建沿海人民四处逃亡迁徙。尤其是莆田沿海人民，因为正对台湾，且是台湾入闽的一个主要上岸点，靠海的莆仙汉人大量往江西、浙江、广州等地迁徙。

地方官员任职的调动对地方戏曲的带动也有一定的力度。如清代莆田进士关陈谟在《闽中杂记》中所言：“（明代）莆田大老官多是南京闲散官员。罢职归来之后，也把京都的伎伶带回乡，或是聚集各丫头扮演戏文，以自消遣。后来家道衰微，家伎便流散民间，或由一家率领出而为人演唱。”通过官员的带动，戏曲音乐等文化也随之流动。历史上，“游宦潮州而留居的，闽士居十八九。”如潮安县东凤陈氏祖世居福建莆田，北宋绍圣年间陈浩任潮州通判，遂以为家。北宋名臣余靖，祖籍莆田，迁居广东曲江，其三子余淑英官至潮州知府。福建莆田人蔡盘溪入潮任通判、知州等等。闽人尤其莆田人入潮为官并且定居者颇有史载，当然也有在福建其他地方为官的。而到莆地为官者又何尝不为少数，据统计“明代江西籍官员在闽各府、州、县为官的共200多人，其中在兴化府及所辖的3县任职的就有几十人。”而被称为“潮州明代前七贤”之一的苏志仁，任过福建兴化府同知。这种通过仕人外出做官，或因“避籍”政策，或因选调制度而产生的地域间士大夫阶层人员的流动，就成为戏曲及演唱流动的方式之一。

商人出行，喜欢带上戏班，在他乡赏故乡的乡音乡曲，以慰乡愁，或者将他乡的戏班带回家乡，以增加远行收获，这样一来一往，便极可能促进莆仙戏和外来戏曲的方言交流。

商路随戏路，借助交通尤其发达的海运，莆田商人足迹遍布四方，“众多外出经商的兴化人，遍布福建各县城镇、国内许多商业重镇，当年南京、芜湖、上海、安庆、台湾、香港等地，都可以看到莆田人的踪迹，以至于有 ‘无兴不成镇’之说。”到了明代，闽浙海运更加便利。福建沿海与江浙之间频繁的商业往来，货物流通遍及福建各个地区。“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在北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温州曾在明代为地狭人稠的福建沿海省市供粮。除此，“凡福之抽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以，通过海运，借助港口，莆田与泉州、杭州和温州等临近几个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自然也为戏曲交流及演唱互动提供载体。

地方戏曲的交流首先体现在演唱方面，方言声腔作为剧种的基础要素，地方方言的渊源便主动内化为不同剧种之间的联系纽带，是戏曲产生交流的重要表现和基础原因。人员的流动第一时间促进方言的扩散，成为带动戏曲各要素交流的媒介。莆田借助地理优势，与东南沿海这几个城市，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地形的复杂与互补等原因，成为彼此间的迁移阵地，在每个历史时期，因为各种因素地带动，人口互流极其频繁。闽粤在历史上不间断地通过人员互迁产生交流，促进了彼此间戏曲文化尤其是方言的互动，成为莆仙戏发展传播的主要动因。

（张丽娟，任教于福建莆田学院）

（原载《南方语言学》第19辑，2022，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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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罗洋

本期审读 | 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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