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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语方言 | 甘于恩、单珊：印尼“先达国语”词汇语法特点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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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语方言 | 甘于恩，单珊：印尼“先达国语”词汇语法特点概说
关键词：先达国语 教学语言 身份转换 语言接触
摘 要：在印尼苏北省第二大城市先达，通行着一种类似西南官话的语言变体，当地华人称之为“先达国语”。本文简要介绍“先达国语”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主要的语言变异特点——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典型特征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揭示在复杂的海外语言环境下先达国语的特色。
0.引言
在印尼苏北省第二大城市先达，通行着一种奇特的混合型汉语方言——先达国语，虽然东南亚其他地方也有华语存在，但不同的是，先达国语最初是一种教学语言，经过漫长的发展后，如今已演变为通行于当地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之一。我们曾三度赴印尼先达进行实地调查，运用上海师范大学斐风软件和暨南大学声飞软件，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语料，当地华人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信息。本文主要讨论先达国语词汇和语法方面特点，音系从略。先达华人多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来自四川、山东、湖北等地。据印尼媒体报道,先达现有人口60多万,华族不到10%，其中，闽籍华人最多，占华族总人口一半以上，加之福建侨民大都从事经商贸易，与原住民有频繁的交往，语言上难免会受到印尼语影响。会说先达国语的人数约在两千以上，且使用者母语多为闽南话或潮州话。经历数百年的经贸往来和生活上的融洽相处，先达华人在内部交流中，通常使用先达国语和福建话，福建话是本地的强势方言，特指闽南话；先达国语使用者不多，且多为六、七十岁的老者；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一代，少时经历华文被禁、华校被封时期，他们仅接受短暂的华文教育，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华文教育，仅靠家庭教育或自学，故所识汉字少，以至今天不少中年人只有基本的口语会话能力；年轻一代，接受的是正规学校普通话教学，在社会上，更倾向于使用印尼语进行交际，如今年轻人已甚少使用先达国语，会说的一般也只限于家庭内部和比较熟悉的朋友之间才会使用，且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词，其余用印尼语或其他汉语方言代替。1.印尼先达国语的产生和发展先达（Pematang Siantar）是印尼苏北省的第二大城市，位于苏北高原上，Pematang印尼语，意为小道，是苏北省省会棉兰通向西南打巴奴里和实武牙等的必经之地。关于先达国语的来源，流传着多种说法：一是二十世纪前的几百年中，中国尚没有统一的“普通话”，东南沿海各地与官方语言差别很大，而移居印尼的华族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带去的都是广粤、客家、闽南、福州、莆仙等方言，彼此方言一般难以通话。“随着岁月更替，先达形成较大的华人族群。20世纪初，华人经历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创办了许多华人中小学校。由于师资匮乏，当地的华侨社团，通过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驻印尼棉兰领事，到四川招聘了一大批华语教师到先达任教。先达各华校的教学都是以四川的西南官话为准。所以，先达的先达国语带有四川腔是不足为奇的”；二是传说最初有位广西桂林籍的华侨开办了一所类似私塾学校的汉语识字班，因老师是桂林人，讲的是桂林口音的汉语，便逐渐形成后来的先达国语。因其仅限于先达地区内流通，故先达华人称之为先达国语；三是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集团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等一批重要骨干被蒋介石打败而流亡海外，其中部分柳州桂系士兵历经波折从广西逃到先达，后在先达定居，其中一些人曾在先达中华中学当教员，所教授的国语亦是带有柳州腔。久而久之，使用的人多了，便形成后来的先达国语。尽管先达国语的确切来源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先达国语最初是一种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教学语言。 2.先达国语的词汇特色先达国语除继承源方言——西南官话的特点外，还融合了其他语言和汉语方言的特点，发展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海外汉语方言。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为了能在异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必须与当地异族人接触与交流，各种语言或方言，彼此都在不断地接触与碰撞。在先达国语中，这种接触和碰撞突出体现在词语的借用上。众所周知，印尼华人多来自福建、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他们初到南洋时，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交往多限于华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方言或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成为常态,一些闽、粤等方言成分便渗入先达国语中。此外，为了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一些印尼特有词语和常见的语法功能词，华人习见借用，久而久之，先达国语便融入了印尼语成分。先达国语中还有一些英语借词，这些借词的产生是由于印尼在独立前一度受到欧洲国家入侵，英语对印尼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往往并非直接施于先达国语，是通过印尼语再转至先达国语，属于二次借贷。这样一来，语言的相互接触使得先达国语融入了闽、粤等汉语方言及印尼语、英语等外族语言成分。二是间接来源于印尼语的词语，指的是印尼曾受到荷兰、英国、葡萄牙和日本的统治，印尼语受其影响，语言中掺杂有英语和荷兰语的成分，这样先达国语便间接受到英语和荷兰语的影响，属于二次借贷，如：baby婴儿、complain抱怨、mamy鸨母是从英语借用而来，kantor pos邮局源于荷兰语，tenggiling穿山甲、tampah簸箕来源于印尼爪哇语。2.1.3 华语（普通话）借词先达国语原型是教学语言，与华语的亲缘关系相对密切。加之华人喜爱收看国内华语电视节目，无形中加强了华语对先达国语的渗透作用。根据采集到的语料，先达国语纯华语借词有56个，约占借词总数的9.9%。先达国语和普通话的基础方言都是官话，但通过声韵调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判定某些借词来自更为高端的标准语即普通话，这种借词可分为两种：一是声韵调全借，如：wu51雾、tʂhun55 thiɛn55春天、khun51 nan35 困难、thiŋ55 ʨiɛn51听见等。二是声韵调部分借用，例如：“kau33 ɕiŋ53高兴”声韵与普通话和西南官话皆一致，但声调与普通话一致，因此先达国语“高兴”的说法来自普通话；“ʦhə55 phiau51车票”中“车”声韵来自西南官话，但声调却借自普通话，而“票”声韵调全借自普通话，故先达国语“ʦhə55 phiau51”的说法来源于普通话。 2.1.4 粤语借词 先达国语粤语借词有11个，约占借词总数的1.9%。这些借词体现出浓厚的广府文化和流行文化特色。一方面，粤人曾大批移民东南亚地区，他们带去的不光是语言本身，更是隐藏在语言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作为广府文化的典型代表，随着移民群体不断扩大，粤人的饮食风俗被带入海外华人生活中，与之相关的词语也流传开来，逐渐渗入先达国语，如“saŋ33 uɔ33”（直译“生锅”，火锅）、“lai11 ʦi35”（荔枝）、“tai11 lok55 ʦok55”（大碌竹，即水烟）。另一方面，50 年代以来,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粤语书报, 录制了大量的粤语歌曲、电影等, 这些大众传播物在新马一带影响很大, 它们为粤语的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80、90年代，以周星驰为代表的香港通俗流行文化风靡一时，东南亚地区，由于与香港的距离近、往来方便，深受其流行文化的影响，如“ʦhai33 ta11 phau35车大炮”一词，便是典型的从香港流行文化中孕育并在新马地区广泛使用的词语。2.2 合璧词合璧词是指一个合成词的两个或多个语素分别来自不同的语言或方言, 是语言或方言杂交在词汇上的反映。本文将两种语言或方言成分构成的词统称为了合璧词，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语言成分的语素构成的词；一种是不同语言成分的词构成的短语。先达国语中，既有印尼语+汉语方言（西南官话、闽方言）的合璧词，这其中有印尼语成分在前，汉语方言成分在后的，也有汉语方言成分在前，印尼语成分在后的；又有汉语方言1+汉语方言2的合璧词。在调查所得材料中，合璧词共49个，占借词总数的8.6%，以下按照构成词或短语的不同语言或方言成分进行分类。2.2.1西南官话成分与印尼语成分的融合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西南官话成分在前，印尼语成分在后；二是印尼语成分在前，西南官话成分在后，其中大部分词语音调已经发生变化，虽然看似随意组合，但实际上却已深入到当地华人的词汇系统中。（1）西南官话成分在前，印尼语成分在后这一部分词语有这样的特点：前一部分语素为西南官话成分，后一部分语素为印尼语成分，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词义，新形式在结构上多为偏正式，合成后的词义与原词条词义完全相同或相近，如：“种玉米”先达国语表示为“种jagung”,“jagung”为印尼语“玉蜀黍、玉米、棒子”，先达华人将“玉米”直接用印尼语“jagung”代替，词义没有发生改变；又如：“扎发髻”先达国语为“绑sanggul”,“sanggul”是印尼语“发髻、发髻样式”的意思，像“sanggul miring”意为梳在头的左边或是右边的发髻，是巴厘妇女经常梳的一种发型，先达华人直接用“sanggul”代替“发髻”。（2）印尼语成分在前，西南官话成分在后这一部分词语的特点：前一部分语素或词为印尼语成分，后一部分语素或词为西南官话成分，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词义。合成后的词义与原词条词义完全相同或基本相近，新形式在结构上主要是偏正式。如：“水泥房”，汉语意是用水泥建造成的房屋，先达国语为“semen uʔ1”,“semen”是印尼语“水泥”的意思，“uʔ1”表示西南官话“屋、屋子”，两种不同的语言相结合，与“水泥屋”词义相同。又如：“城里人”，先达国语为“kota ʐen11”，“kota”印尼语表示“城市、城区”，“ʐen11”是西南官话“人”，二者相结合与“城里人”表示意思一致。此外，还有少数动宾式的短语，如“烤白薯”，先达国语为“panggang huan33 su11”，“panggang”印尼语是“烤的，烘的” ,“huan33 su11”是西南官话“番薯”；又如：“掏耳朵”，先达国语用“korek ɔ33 tau53”来表示，“korek”印尼语有“挖通，疏浚，疏通”的意思，“ɔ33 tau53”表示西南官话“耳朵”。由上可以发现，一些生活中常用的基本词语，如：“玉米”、“发髻”、“煤气”等，在先达国语中，原先的母方言说法已被印尼语取代。2.2.2 西南官话成分与闽南语成分的融合先达国语词汇中有一部分词语是由西南官话和闽南语两种汉语方言成分融合在一起组成的，这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西南官话成分在前，闽南语成分在后；二是闽南语成分在前，西南官话成分在后，以下将分别进行阐述。（1）西南官话成分在前，闽南语成分在后先达国语中用“ta35大+ sam33 pa33山巴”来表示“深山老林”，前者“ta35”声韵调为西南官话语音系统，“sam33 pa33”由闽南语“suã44 pak55深山”演变而来；先达国语“lou11 thui55（固定的）楼梯”一词，“lou11”声韵调来自西南官话语音系统，“thui55”声韵调与厦门话“梯”读法一致。（2）闽南语成分在前，西南官话成分在后先达国语ʦhue55 tan35炊蛋表示“（蒸的）蛋羹”，前者ʦhue55炊来自闽南语系统，tan35蛋来自西南官话语音系统；又如：先达国语“gɔŋ35 ɕiau35傻笑” 一词，“gɔŋ35傻”来自闽南语，厦门方言为“gɔŋ11”（憨），“傻”的意思。（3）音素杂糅在西南官话成分与闽南语成分融合的合璧词当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现象，一个音节，可能声母或韵母受西南官话影响，而声调则来自闽南话系统；或是声韵受闽南话影响，声调来自西南官话，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音素杂糅”。例如：先达国语“碎米”的“米”读为mi53，厦门方言读bi53，声母m系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而声调则来自闽南话的阴上。“手掌”的“手”在先达国语中读为siu53，西南官话读sou51，厦门方言读为ʦhiu53，这里可以看出，先达国语“手”声母来自西南官话，韵母和声调皆来自闽南话。音素杂糅还存在着语音同化的现象，如：先达国语sam55-33 ʦam35-33 baʔ1三层肉是“五花肉”的意思，厦门方言“层”为ʦan35，先达国语an读为am，应是受到后面浊声母b的影响而发生的逆同化现象。由上可以看出，先达国语合璧词中必定有一个语素是来自西南官话，也就是说，先达国语的语言底层是西南官话。对于生活在复杂语言环境下的海外华人，“合璧”也是他们面对新事物、新概念时，非常能产的造词法之一。 3.语法方面在语言接触影响下，相较于语音、词汇的异变，语法的稳定性最高，较不易发生变化。先达国语底层为西南官话，语法方面继承其诸多特点，但在长期与印尼语和其他汉语方言的接触中，语法的某些方面还是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3.1 形容词的用法先达国语部分形容词由“很+单音节形容词”构成，意义等同于官话方言双音节或多音节形容词，如：“很直（笔直）”、“很乱（杂乱）”、“很坏（坏透的）”、“很静（安静）”、“很稳（牢固）”等。3.2 名量词的用法先达国语一些名量词，其名词和量词的搭配呈现出与西南官话名量词迥异的特点，例如：“粒”，《现代汉语词典》释：“量词用法，用于粒状的东西：一～米、三～子弹”。西南官话用法与之相同，但先达国语量词“粒”除包含以上用法外，还能用于形容较大体积的物体，如：“一粒瓜（一个瓜）”、“一粒桃（一个桃）”、“一粒电视（一台电视）”。此外，由于受南方汉语方言的影响，某些量词与名词的搭配与标准语不同，如“只”“条”都存在特殊搭配的情况，具体例子如下：“一只马（一匹马）”、“一只秤（一杆秤）”、“一只尺子（一把尺子）”、“一条桥（一座桥）”、“一条头发（一根头发）”等。这些在西南官话中属非正常的语法搭配，在先达国语中却是允准的。4. 余论先达国语最初是在先达教员之间使用的一种社区方言，应用面狭窄,功能定位主要还是一种教学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人习得这种教学语言，并把它应用于除课堂之外的日常交际，从而完成了其身份转化，即从教学语言兑变为交际语言，这一过程估计历时达几十甚至近百年的时间。先达国语含有较多闽粤方言成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先达国语的使用者多为闽粤华人,而早期先达国语作为教学语言,通行度低,相对可能纯粹一些。后来的先达闽粤华人将之应用于商贸及日常生活,自然渗透进不少母语成分，同时也实现了从教学语言到社会交际语言的身份转换。海外汉语方言，在脱离母体之后，历经近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异域漂泊，都不同程度地与所在国语言以及当地其他汉语方言发生碰撞与融合，加之受使用人数和所在国语言政策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已面临消逝的危险。本文所述的印尼“先达国语”即是其中一种。对先达国语进行调查，不仅是方言本体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和证实与之相关的海外移民历史、文化内涵，揭示方言在传播、迁移过程中的继承、发展和演变，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尊重和认同。
(本文作者2012年摄于印尼多巴湖)
[参考文献] （略）
（原载《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甘于恩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单珊任职于上海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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