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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站队,人一站队智商就会归零

我是拾遗君 拾遗 2020-04-06

拾遗物语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带儿子去动物园玩,

他指着一条鳄鱼说:“好帅呀!”

鳄鱼怎么会帅呢?

我目瞪口呆——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鳄鱼很丑。

但我转念一想,

鳄鱼怎么就不能帅呢?

难道就那条炮弹鱼可以帅?

难道就那只老虎可以帅?

换一种眼光看鳄鱼,

其实它也是可以帅的。

对于中国也是,

经历这一次疫情之后,

我们应该学会换一种眼光看中国了。

下面这十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


01.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

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

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

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

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违反认识论,

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

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

换你我上去也一样,

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02.

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场疫情很难避免发生,

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

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

毫无疑问,

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的误判和过失。

别的且不说,

就是中央派专家组进驻武汉后,

武汉相关部门还是对疫情进行了一定隐瞒,

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

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

依然坚持错误判断,

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

延误了专家组对疫情的正确判断。

直到1月20日,

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

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

一锤定音。

换句话说就是,

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

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

其实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03.

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体制性的原因。”

还有一些认甚至认为: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

我觉得不能。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

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

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

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

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

显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

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

很多官员身上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

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

“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

“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

“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

已经不适用了,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04.

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

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

“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

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

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

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

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不人道的,

要么是蠢的。

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

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

也根本没有认真去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

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

“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你就说他们贱不贱吧!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

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

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

比较一下:

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

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

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Ian Johnson总结说:

“西方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

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

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05.

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关于这次疫情,

学者陈玉明说得特别好:

“官方媒体侧重于宏大叙事,

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

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

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

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

侧重于关注疫情的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不同价值;

它们互相不可替代,

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种方式都存在,

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这次疫情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社会是需要方方的,

所以没必要对她进行封杀。



我一向不太喜欢胡锡进,

但这一次他有段话说得很好:

“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方方们的存在。”

历史回顾武汉封城,

记录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

后来又是如何扭转态势的,

全国各地是如何驰援武汉,

武汉人民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

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方方影响大局,

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响不了。

方方日记在2月份为什么如此轰动,

而在3月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呢?

就是因为广大民众意识到,

虽然这次防疫存在“方方日记式”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这次防疫的主色调,

虽然早期防控有些问题,

但后来的举措整体还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真没必要封杀方方,

广大民众心里自有分寸。

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

让它成为见证的一个补充,

让它成为反思的一种鞭策,

我觉得挺好的。


06.

批评方方就是极左和脑残吗?


现在有一部分人,

见不得人批评方方,

只要你批评方方,

他们就说你是“极左”和“脑残”。

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方方可以批评社会批评别人,

别人就不能批评方方呢?

你既然主张社会应该容纳不同异见,

那怎么就容不得批评方方的异见呢?

李劼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

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

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

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

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

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

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

专门针对其他病患(如尿毒症)开始服务吗?

总之一句话,

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

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方方写悲惨就是良心就是吹哨,

别人写悲壮就是粉饰就是粉红。

这很不好。

因为这次疫情呈现的状况有很多面,

你有权利写这一面,

别人当然也有权利写另一面。


07.

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公知?



什么是公知?

就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

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是以前的定义。

现在对公知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当下的中国,

“公知”不代表公共知识分子,

而是指有特定政治取向的人。

我喜欢以前的公知,

以前的公知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

进言社会事务时比较公正和客观。

但我不喜欢现在的公知,为什么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总是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

你说这次防疫中国整体做得很不错,

公知就会反问你:

“难道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他们总是喜欢用上帝视角,

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总是盯着黑暗看。

这一点不解释,一看就懂。

第三: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体制问题。

哪个地方楼塌了,

哪个地方的水果卖不出去了,

哪个地方出现贪官污吏了,

…………

“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

反正中国做什么都不对,

都是道德问题、体制问题,

外国爸爸最好了,

拉的屎都是香的。

谁反对就是小粉红,被洗脑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因为他们总是传播这个社会没得救了的论调,

却欺骗民众说大洋彼岸有一座人类的灯塔。

这样的人不配叫公知。


08.

小粉红是爱国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不是爱国,

而是低端红高级黑。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有两大特点。

第一:喜欢传播阴谋论。

就是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问题,

他都上升到阴谋论,

又是谁谁谁在暗算中国,

又是某某某在暗地搞鬼,

他们以为这样是在爱国,

其实经常用力过猛,

在舆论场上授人以柄,

这哪里是爱国,分明是添乱。

第二:只站队不站对。

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红,

打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

但容不下半点和自己不同的声音,

动不动就按头,逼你站队,

站到他们认为对的一面,

不然就说你不爱国。

用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辱骂你,

用下三滥的手段举报你,

无脑之极,无耻之极。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

就像一根搅屎棍,

他以为他是在爱国呢,

其实是在添乱、撕裂和树敌,

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

我既不喜欢现在的公知,

也不喜欢现在的小粉红,

为什么呢?

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句话来回答吧:

“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好’,

相反有些人的高潮点,

永远是‘中国最糟’。

这两类人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活在严重的自恋中。”


09.

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

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

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

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

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

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

都走到了极端。

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

容不得别人提半点异见;

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

他们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实上是,

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

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

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

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

“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

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

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10.

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一直以来,

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自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人民素质高,

觉得卫生条件好,

觉得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除了少数,

一般都特别迷信西方的制度优越,

觉得西方人民素质高,

觉得西方卫生条件好,

觉得西方科技水平强,

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但经历这一次疫情后,

很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

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思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西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有个网民说得特别好:

“一直以来,

包括中国人民自己在内,

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国家和其现行的制度,

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以往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否过于狭隘了?

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反思: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把部分医院国有化。”

中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11.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十个问题,

我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想要选择一种好处,必然会承受相应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不管是哪种体制,

有其优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只享受某种体制的好,

却不愿承担某种体制的坏。

我不是说体制不需要改进,

体制当然需要改进,

只是再怎么改进,

它也必然存在着弊端。

我们享受了它的好,

就必然得承受它的坏。



第二: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

第一: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

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

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

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

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

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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