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乡村、亲人与家

我是谁

我是谁？有点文化的人都这样问，并无谁可以答曰。有次，随朋友去他朋友家里，他朋友家住北京西长安街，房宽，人贵，物华。入得门去，见宾朋满室，友人便向宾朋介绍我了。

说：这是作家某某，写过某某小说。

大家乜斜地看我，不知小说某某是何。

友人看场面尴尬，又说：部队的，少校。

大家看着我的便服。笑笑，点了头，握了手，坐了。

一场不欢。

不久，回到老家。老家在豫西嵩县田湖镇上，穷地，县是例年的全省贫县之首。从洛阳坐两个小时长途客车颠颠荡荡，午时到嵩县的田湖小镇，汽车悠悠停了，有许多农民围着车窗兜售煮熟的鸡蛋和自己做的不够卫生标准的袋装汽水，还有自炒的葵花子、西瓜子等等。围车窗的，只见举起的手和物品；围车门的，恨不得不收分文把那物品塞到客人的衣兜。我在下车的人流中间，待下至车来，村人把物品塞到我身上时候，忽然认出我来，都说，哎呀，原来是你呀连科，吃吧鸡蛋，自己家煮的。有一个小小的姑娘，把一袋汽水塞到我的手里，转身跑了远去，没有一句言语。望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我曾和她哥同桌。还有别的，卖甜秆的，卖杂格(牛肉汤)的、卖苹果梨的，都是同镇的村人，都拉着我去吃一点什么，哪怕是卖枣的一个红枣。有收工的邻居，过来说了一声回来了啊，跟上吃晌午饭了，就把我的行李挑在了他的锄上。我的叔伯哥们，在街上正帮人盖楼，站在高高的架木之上，见我回来，大声地唤着，说家里没人，母亲到田里去了，大门锁了，让我先到他家，由嫂子烧一碗水喝。

我应承一阵走去，看见了一群跑来的侄男甥女，拉着我的手要糖吃哩，还说他们的奶奶、外婆——我的母亲在河滩锄地，知我今天回来，怕到家早了，借车子骑到田里锄地。

于是，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二胡与儿子

二胡是不用解释的拉弦乐器，属胡琴的一种，大于京胡，其琴筒为木制或竹制，直径约是八九个厘米，一端蒙以蟒皮或蛇皮。琴杆上设两轸，张弦两根，按五度关系定弦，用于独奏、伴奏和合奏，声音低沉柔和，表现力强，演奏悲壮的曲调，尤为感人。

小时候极爱听二胡，也有过学拉二胡之念，但不是其才，也就算了。哥哥有位同学，与我家同村，自幼二胡拉得出色，远近皆知其名。村里唱戏时，极多人不是为了看戏，而是挤到台子一角，去听他的二胡。如村里请来了名角演唱，那名角就先问是不是他拉二胡。如是到外边去请剧团，就先要告人家说，村里的二胡比你们剧团拉得不差，人家不信，要当场听他一段。听毕后，男演员不言，摸摸他的头，来村里唱了；女演员不摸头，看他几眼，来村里唱了。他是村里的骄傲。记得曾爬到枣树上看过一晌戏，戏完了，却不知唱了什么，原来是看他拉了一晌二胡。

有孩娃出村，人问哪村的，不答村名，只说和他一个村，人家便知是田湖村的了。后来，县剧团要排豫剧《红灯记》，把他招走了，村人感到好大损失，见面都说，知道吧，他被县剧团要走了。

对方听了，愕然，问：不回来了？

答说：连户口都迁走了。

二人都一阵静默。是在街上碰上的，这样一问一答，便默默地擦肩相去了；在田头碰着的，一问一答，到田里做活了。都感到他的走离，是村上一件很哀伤的事。且一直哀伤了三年。这三年间，村里的戏班再也没有别处红火了；去外地请名角来唱，凭空难了许多。直到三年后县剧团到村里演出，都看见他在剧团的乐队中是拉第一把二胡，连50余岁拉了一生二胡的名手也坐在他的身后，那哀伤才彻底荡尽，代之以满村的兴奋。第二天满村只有两句对话：

“看戏没？他拉头把弦子了。”

“看了，真想不到啊……”

可惜，剧团只在村里演了一场，就启程走了。后来，我也当兵去了，只每年回家，听到一些零碎消息：说县剧团新编了一个历史剧目，唱遍了豫西各县，在洛阳唱了一月有余，在郑州香玉剧院唱了一周，均是场场爆满；说河南剧界的权威也看了，说想不到一个山区小县能编演这么好的戏，还特意问了他的二胡；再后来，就听说地区二胡赛，他拿了大奖；省里二胡大赛，他夺得了前几名。可在所有获奖者中，他的年龄最小，且是小了十岁二十岁，震动了河南一位二胡前辈。从此，十余年过去，我就时时想着这同村人，渴念能见他一面，能再享受他一耳二胡之韵。

然今年回到家里，却见他在镇卫生院做划价员。透过那一方小窗，处方出出进进，他把千百种药价记得滚熟，满满的处方上的药名，他只消搭眼一溜，即准确无误地写出了价格。看他的脸时，也有了许多岁月的艰辛，却丝毫找不到拉二胡时随韵而变的情律。再仔细去看，从那小窗中，就瞧见一块四季风雨所耕作的田地。回到家里，问起方知，他已离开剧团许多年了。再问，又答：

“有家有口了，还拉啥儿二胡。”

想二胡在他，毕竟也是一种生命，为何就能丢弃得掉？瞎子阿炳若不是有那一把二胡，不就早饮黄泉了吗？及至碰到原县剧团的一位熟人，再问下去，那人长叹一声，说庄稼人啊！便久久默然，告我说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要拍省豫剧团一部古装戏曲电影，点名要他去拉二胡，那时正值麦收，他要收麦没去。后省剧团赶至峨眉山，又电报催他速去，他觉得自己最远行至郑州，如何敢独自一人出门远行？仍是没去。再后，土地分了，他妻小在家，他便调离剧团，到家门口工作，以种地养家了……

春节过后，电视上正播放八集电视连续剧《瞎子阿炳》。这时，我儿子的学校，号召学生学拉二胡，专门请了教师，要每个学生交八十元钱，统一买二胡，交学费，妻儿再三和我商量，我断然地拒绝了。

现在，那个学校的学生大都能拉出三调两曲，唯我的儿子不能。学校统一组织学拉二胡的时候，我便让儿子去玩一个尽情。

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伴陪大姐走着人生，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欠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很大一块生命的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而病从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流过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污浊的浑流。

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什么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是乡村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看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父母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吃熬过的红枣，大姐便抓了几个枣子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给他，大姐便把那枣子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终于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最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着家里的日子。从那—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终于没唤出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疼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期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漾荡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是没能叫出那声大姐。然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尽管是教小学一二年级，仍使我浑身生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我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又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地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是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的，可她却是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除了往腰上贴膏药外，很少说到疼字。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料不到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儿感觉。

然而，不幸的是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了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膝盖，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都贴有黑白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缓缓流动了一河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了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黄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已经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别人也依然要称你“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一二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已有二十余载的枯枯荣荣了。

母亲

倏忽之间，兵已做了十四春秋，每遇过年，就念着回家。急慌慌写一封家信，告母亲说，我要回家过年，也仿佛超常的喜事。母亲这时候，便拿着那信，去找人念了，回来路上，逢人就说，连科要回来过年了，也仿佛超常的喜事。接着，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肉要多割些，馍要多蒸些，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做这些事情时，母亲的陈病就犯了，眼又涩又疼，各骨关节被刀碎了一样。可她脸上总是笑意充盈着，挖空儿到镇上的车站，一辆一辆望那从洛阳开来的长途客车。车很多，一辆又一辆地开来；人也很多，一拥一拥地挤下。她终于没有找到她的儿子，低着头回家，夕阳如烧红的铁板样烤压着她的后背。熟人问说哪儿去了？她说年过到头上了，却忘了买一包味精。那人又说味精不是肉，少了也就少了。母亲说，我孩娃回来过年，怎能没了味精呢。回到家，母亲草草准备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然却一夜没有合眼，在床上翻着等那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到灶房把菜刀小心地剁出一串烦乱的响音。剁着剁着，案板上铺出一层光色，母亲就又往镇上车站去了，以为我是昨晚住了洛阳，今早儿会坐头班车回家……

这样接了三朝五日，真正开始忙年了。母亲要洗菜、煮肉、发面、扫房屋，请人写对联，到山坡采折柏枝，着实挖不出空来，就委派她身边邻舍的孩娃，一群着到车站等候。

待孩娃们再也感觉不到新鲜，母亲也就委派不动他们了。那车站上就冷清许多，忽然间仿佛荒野了。可就这时候，我携着孩子，领着妻子，从那一趟客车上下了来，踩着那换成了水泥的街路，激动着穿过街去，回到了家里。推开门时，母亲正围着围裙在灶房忙着，或在院落剥玉蜀穗儿喂鸡，再或趴在缝纫机上替人赶做过年的新衣。然无论忙着什么事情，那块自染的土蓝围裙总是要在腰上系着。这时候看见我、妻和孩子，便略微一怔，过来抱了她的孙子，脸上映出难得有一次的红润，说你们外面忙，火车上人又多，回不来就不要回了，谁让你们赶着回来过年呢？明年再也不要回了！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且提早写信，明确日期：腊月三十回家，午时到洛阳，下午晌半到镇上。一切都准时得少见。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

“见了奶奶你怎么办？”

“让奶奶抱着。”

“说啥？”

“说奶奶好，我想你。”

“还说啥？”

“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还怎样？”

“过年不要奶奶的压岁钱。”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依如往年，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花炮摊。商店的门依然地开着，仿佛十四年未曾关过。时候已贴近了大年，采买的人都已买过，卖主们也只等那忘买了什么的粗心人突然光顾。街上是一种年前的冷清，想必大人们忙着，孩娃也在家忙着。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着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的啁啾。

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孩子说：“你不是说奶奶在车站接我吗？”

我说：“奶奶接厌了，不来啦。”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行李沉极，全是过年的货品：酒、烟、水果糖、糕点、麦乳精、罐头和孩子穿小了或款式过时了却照样新着能穿的小衣。我期望能碰到一位熟人，替我背上一程，可一直到家，未曾见了哪个村人。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他奶奶的齐腰。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三十三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把面糊在他的头上搅得很快。她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

她说：“半个月？”

我说：“十六天。”

“当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够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擀叶儿包了扁食。接下，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鞭炮的鸣炸，宣告说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热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个电视机；说谁谁家的孩娃考上大学了，家里供养不起，就不上了。最后就说我的那个姑死时病得多么的重，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信信佛教，基督教，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上山找找神，庙里烧烧香，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再就不说了，夜也深了进去，森森地黑着，便都静静地睡下。来日，我绝早起床，放了初一鞭，先将下好的饺子端给神位，又将另一碗端到娘的床前。娘吃后又睡，直睡到太阳走上窗面，才起来说天真好啊，过了个好年。初一这天，母亲依旧很忙，出出进进，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舍，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舍的东西，如花生、核桃、柿饼。趁母亲不在时，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馍满着了两箱，油货堆了五盆，走亲戚的礼肉，一条条挂在半空，共七条。我有四个姑，三个舅，我算了，马不歇蹄走完这些亲戚，需我五天至六天。可在我夜间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个老人后，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说：“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的！

我说：“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说，“你要不是孝子，你就过完十五再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这个年，是我第三十三次过年，在家过得最短的一次，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转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