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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苏六 | 时代性互文互动——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谱系

何苏六 韩飞 中传新闻传播学部 2021-09-10


摘要: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谱系,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纪录片历史分为“人文化”、“平民化”、“社会化”、“政治化产业”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分野,都首先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文章分析了四十年来中国纪录片的观念、话语、美学变迁和与时代的互文、互动关系,以及纪录片在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的价值与影响力,并对新时代下的中国纪录片发展做出了前瞻思考。

关键词:纪录片、历史、发展、改革开放、产业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或许也正因为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的巨大现实影响,以及能辐射当下的思想能量,“纪念”这个词汇在2018年显得格外醒目。


四十年,我们如何记忆?社会建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特定的表征手段,人们才能为物质世界制造意义。纪录影像一直被用来表现自然、历史和社会现实,作为极具现实关照意识,且以真实性为灵魂的“影像意义系统”,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由此,纪录片作为表征工具,无疑可成为一种凝视改革开放40年的记忆媒介。而这一文本和行业领域的发展变迁也可以成为透视和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的一扇窗口。


纪录片与改革开放的

“互文”与“互动”


在2018年8月举办的北京纪实影像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实影像大事记特展上,以年份为单位,展映了《美的旋律》(1979)、《本草中国》(2016)、《辉煌中国》(2017)等40部国产纪录片。这些作品历经岁月洗礼沉淀,每部影片独特的美学风格下都氤氲着作品诞生年代的气质,呈现出时代的特有表情,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是一部鲜活的改革开放史。


△2018年北京纪实影像周


纪录片相对其它视听文本,真实客观,且形象鲜活,可以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个时代的民众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国家变革、社会变迁的“历史镜像”。改革开放是中国纪录片发展取之不尽的资源和立足的深厚土壤,或许也正源于此,纪录片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脉络呈现出一种“互文”关系。如果把纪录片比做一条河流,我们无疑可以从这条河流的轨迹和流向中,感受这个国家40年的历史激荡、思想变迁,社会变革。


纪录片的现实洞察力让它成为社会和人类生存之镜,与此同时,纪录片身上蕴藏的强大的思想性和阐释力量,让它得以成为一把铿锵有力的锤子,去敲击和叩问社会和时代,因此,纪录片又是和时代“互动”的。40年来,从人文化时期唤起民族激情,到平民化时期体察记录平民生存状态,到社会化时期关注记录社会主流现实生活,再到政治化产业时期服务国家战略。纪录片总是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吸收社会思潮,释放自己的多元价值和影响力。

 

人文化时期(1978-1992):

民族话语与精英思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是先从广阔的农村展开。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是改革开放的先驱,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一个个血手印掀起了“大包干”运动,后来才有了中国制度改革史上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说凤阳》


197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编导的刘效礼被台里派去“看看凤阳的情况”,后来30分钟的纪录片《说凤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成为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改变了凤阳在全国人民眼中的形象。影片播出后反响强烈,著名画家黄永玉看了重播后,激动地给央视写了一封长信,认为他们“拍了一部活的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农民的教科书”,并送给央视一幅画,画中一只大大的刺猬,刺猬身上全是针。黄永玉特意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为图画释义,大意为“刺猬身上的针是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来表示观众对你们的爱护”。


这个年代,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功能依然是主导功能。精英群体力量的加入,对于民族的忧患和深思,使得这一时期的纪录片的思考维度从“政党-国家”框架走向民族框架。利用民族话语制造群体认同,打造“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策略。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包含了一种集体归属感(a sense of community)的形成。纪录片的政治性,反映出纪录片对那些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构成(或争取成为)社会归属感(或集体归属感)的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并为信仰和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一种具体可感的表达方式。因此,就这一时期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上,“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自然成为最佳的对象和载体”。


△中日合拍的纪录片《望长城》


1991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望长城》,成为人文化纪录片时期的高峰。同样作为一部宏大题材的纪录片,《望长城》原本像长江、黄河一样,选择一个民族化的象征,却自我突破,走向了生活的现场,创作者将镜头伸向长城沿线的人文风貌和百姓生活,以现在时态和现场体验式拍摄,让创作者出场,让老百姓表达。在《望长城》创作团队走向现场,捕捉“长城”这一符号意义的过程中,精英反思意识走向与民众对话,一种平民话语开始孕育。


平民化时期(1993-1999):

平民话语与纪实浪潮


1992年岁首,一辆专列载着88岁的邓小平驶向南方,开启了他的南巡之旅。那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期中国,观念的开化迅速转化为大时代的变化,一批创作者敏感触摸到这一时期的时代神经,把现在看来还略显稚嫩的镜头,伸向周围人、身边事,去关注和记录转型期的中国表情。


△陈晓卿编导的《远在北京的家》


1993年,一部反映安徽省无为县5位小保姆进京务工的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播出,编导是同是安徽人的陈晓卿。他在回家的火车上发现了这一群游走于农村与城市间的务工者,并用平实的镜头长期跟踪记录了下来。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让横亘在城市与乡村的壁垒开始消融,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镜头里的小保姆张菊芳,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社会群体的符号表征。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创作的纪录片《毛泽东》


平民话语和平视视角不仅体现在对普通人的关注上,连历史伟人在这一时期也被请下神坛,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创作的12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少了乏味的史料陈列,毛泽东的形象被塑造得真实、朴素、立体,伟人的形象和他背后的历史一起变得鲜活起来。


△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1997年元旦,在北京301医院,93岁的邓小平坐在病床上看了以他命名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影片展现的不仅是一位世纪伟人轰轰烈烈的历史功绩,更是一位老人平平淡淡的真情实感。在片中,解说词如是写道,“在孩子们眼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老头,孙子孙女是他心中的宝贝。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那样满足,一种尽享天伦之乐的满足。邓小平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他喜欢用鲜花来装点生活…”,细节的真实刻画,语态和视角的改变,让观众对伟人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中国纪录片在这一时期呈现平民话语特点的另一面是作者个体话语权的强化。当人的主题确立,“意识形态的因素被人文的因素取代,纪录片的美学、哲学意味加强,而它的社会性功能自然削减,社会责任意识自然淡化”。


△观念和手法比较超前的纪录片《沙与海》


早在1991年,一部观念和手法比较超前的纪录片《沙与海》震动了整个电视界,两位作者,选择了中国的西北沙漠和东部沿海两个地方,记录两种生存状态。在摘得亚广联纪录片大奖的时候,国际评委对这部影片的评语如是说,“它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人文关怀与哲学色彩成为影片的风格化标签。但在这部片子播出的1991年,电视和街头巷尾上飘荡的是毛阿敏的《渴望》主题曲,在日益走向大众化的电视屏幕前,这部极具哲学意味和作者性的纪录片并没有受到大众关注。


社会化时期(2000-2009):

主流现实关注与市场话语登场


世纪交替的几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这期间,我们迎来了香港、澳门回归,迎来改革开放20年、建国50周年的庆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在这一个个历史时刻,纪录片人记录下来激动人心的场面,并且用一部部气势恢弘的作品为时代做出脚注。


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央视汇聚全国纪录片精英打造了纪录片《二十年二十人》,正是通过这部纪录片,很多中国观众认识了吴敬琏、鲁平、王石等改革开放的闯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个个改革浪潮下的故事,以小见大,让人们直观感受到了改革的力量和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同样集中各方力量打造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则是一部大开大阖的史诗作品,将二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二十年沧桑巨变,浓缩在600分钟的纪录影像里。在拍摄的7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动用了6架飞机,共飞行两百余小时,将祖国大地进行了一次全景式航拍。


△大开大阖的史诗作品《改革开放二十年》


新世纪的纪录片发展,“改革开放”依然是创作动力和创作焦点。不过中国纪录片身处的后两个时期,社会结构和环境走向复杂多元,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也往往是多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新世纪初,市场经济的浪潮进一步辐射到电视媒体,“收视率”和“市场”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过去作为非市场化的纪录片行业也开始向社会主流和市场靠近。社会化时期,“市场”和“社会责任”两个因素的引导,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呈现出一系列变革:纪录片开始从老少边穷走向纷繁的现实生活;从个人化的孤芳自赏走向大众传播;从小作坊走向栏目化流水线;从谨守直接电影式的清规戒律走向拿来主义。市场话语权开始显现,纪录片的主题和表现方式更加多元。


△开启中国纪录片“大片时代”的《故宫》


2005年,《故宫》把技术美学运用到了极致,真正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大片时代。80、90年代纪实化浪潮的兴起导致电视纪录片与电影分野,这一时期市场的驱动与工业化的操作模式,则让电影的技术手法和美学样貌重新回归电视纪录片。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一次,中国纪录片人将视角真正投向世界。2006年,历时三年创作的《大国崛起》一经推出便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响,一度成为热点话题,并行销海外。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甚至建议所有的部长都要看一下这部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总策划之一麦天枢的眼里,“《大国崛起》是关心中国改革的电视人在学术界的支持下完成的一次思考”。《大国崛起》的推出,成为一次中国纪录片人在“恰当的时间,做对了的恰当事情”,也让纪录片以一种思想和话语的力量影响社会。


△畅销海内外的《大国崛起》


这一时期,视野的打开让许多纪录片人将创作目光投向浩瀚的历史长河和广阔的世界舞台,历史人文类题材重新崛起,《晋商》(2003)、《故宫》(2005)、《圆明园》(2006)等精品力作不断推出,中国纪录片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气魄,以更加主流化的表达回归主流社会。


政治化产业时期(2010-):

国家话语与市场话语的博弈互动


当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从经济大国向文化大国进一步迈进,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顶层设计日益明晰。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正恰逢这样一个契机。在收视率大棒下被不断排挤的纪录片逐渐重新展露头脚,“产业化”的呼声渐起。


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节点,在今后的几年里,国家又相继推出了有关纪录片发展的多种政策和激励措施,政府以产业化思路带动纪录片事业发展的战略路径逐渐确立。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纪录片进入“政治化产业时期”。


△市场化、项目化制作的《敦煌》


政治化产业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大片创作进入常态化,《敦煌》(2010)、《梁思成 林徽因》(2010)等影片接力和发展了上一时期的大片化气势,且这些单体项目大多为市场化、项目化运作。


△展现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2012年,一部展现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将中国纪录片引入万众瞩目的“公众时代”。“舌尖”这一IP的成功,让市场看到了纪录片进行“品牌化”、“季播化”、“工业化”、“模式化”操作的可能性,这给中国纪录片产业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估量。2013年,《舌尖上的中国2》还未开拍,就已经获得8391万元的广告赞助,《舌尖上的中国3》广告冠名费更是拍出1.18亿元天价,有力提振了纪录片产业的信心。


△“网红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近几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寻找手艺》、《人生一串》等纪录片在网络媒体热播,成为“新晋网红”。新媒体平台正在不断创新纪录片的观看和消费模式,除了传统的广告盈利模式,随着视频会员付费的大势到来,纪录片会员付费观看也成为新媒体纪录片用户的重要消费模式。目前,爱奇艺、优酷等平台正在纪录片付费观看、平台与片方分成等方面做出探索。


△《厉害了,我的国》票房突破4.8亿


2017年,中国纪录电影总票房为2.7亿,这一数字是2010年的10倍,票房再创新高。2018年,更多纪录电影登陆院线,《最后的棒棒》、《出路》、《大三儿》等一批优秀的国产纪录电影通过点映或公映等方式和观众见面,《厉害了,我的国》突破4.8亿票房,继2017年《二十二》的1.7亿票房后再度刷新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这一时期,院线纪录片题材和类型更加多元;纪实美学回归;纪录电影影像品质进一步提升;口碑引领和营销传播在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发挥更大效果;纪录电影成为国家政治传播的抓手,成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纪录片积极服务国家战略,肩负起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打造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任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打造,关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的传播,纪录片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阐释和传播场域。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火热


在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博弈互动的的话语空间缝隙之间,许多纪录片创作者并没有忘记纪录片的本性和责任,对主流现实生活进行体察和思考。许多高质量的现实题材纪录片如《高考》(2015)、《人间世》(2016)等佳作推出,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传播渠道仍相对较窄,但新媒体和艺术院线等力量的加入使得这类作品多了曝光机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纷繁变化的时代下社会与个体命运的变迁,值得纪录片人留下注解。


△对主流现实生活进行深度思考的《人间世》


整体而言,政治化产业时期的中国纪录片,在价值上重新回归主流;在服务和关照的观念上兼具国家、市场与社会责任意识;在话语权和话语方式上为国家话语主导,市场话语更加开放且更具活力;在关照视点和主题表征上更加多元;在传播对象上走向公众化和国际化;在依托媒介上从电视一家独大向电视、新媒体、电影院线三极传播变革。


中国纪录片,新时代下的新作为

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纪录片与时代同发展,与社会共呼吸,有对民族命运的思索,有对现实生活的洞察,有对人生百态的描绘,也有对真理思想的问道。纪录片,无疑是时代的见证者、书写者和阐释者。


新时代,中国纪录片需要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精神,需要有 “解放思想”的勇气,“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的追求,“求真务实”的品质。要创新利用纪录片的特性和优势,记录历史与现实,为国家和社会画像;把纪录片当作一种文化自信的表征,传播先进文化,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创新利用纪录片的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为民族和国家凝心聚魂;发挥纪录片的大众文化产品价值,让纪录片产业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纪录片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纪录片的大有可为之处,也是发展趋向。

 

作者介绍

何苏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

韩    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 201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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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吴炜华

编辑/李   蕊                            

美编/冯   璐   

主编/丰   瑞   刘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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