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拨千斤，做渔业可持续变革的撬动者

韩寒与智渔团队成员

我国75%以上的水产品依靠养殖，提到中国渔业，大部分语境都是讲养殖业。从养殖端看，整个上下游在过去10年仍在较快速地发展，但同时也在洗牌，体现在规模和格局的变化上。养殖业的参与者们，无论是源头的生产者还是中间的服务商，正在面临着政策限制、不断上升的行业门槛、激烈的竞争，有些参与者会面对因为规模太小而被淘汰或被并购的命运。

然而，行业目前尚未实现全部规模化。这是由于渔业本身的特点，因为水产里有200多个品种，而我们常吃的鱼、虾、蟹、贝、藻几大类的生物特性也相去甚远，这决定了行业即使经历并购和发展，还是存在很多地域差异和物种本身差异所带来的养殖模式、生产结构、产业链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种多样性是渔业的一个优势，当面对灾害或外部商业环境的巨大震荡时，其缓冲和弹性会比较大。反之，行业想要提高效率，提升标准化程度、透明度、规范性也会更难，几乎很难看到一个技术或解决方案可以覆盖和解决行业内的同类问题。

在西方，当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失灵的时候，社会组织可以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来制定一些行业的标准规范，引导市场和产业链的力量。然而，限于文化土壤、政治环境的差异，这样的角色在我国是比较少的，还没有形成成熟、职业化的行业组织和协会，这也是我国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之一。

发现这个空白后，我当时简单地觉得可以尝试填补这样的空白，就创办了智渔。但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也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定位，思考我们在行业的整体系统里扮演什么角色？目前来说，我们想优先影响和服务基层政府，基于行业的基础信息，帮助他们把政策拆解和转译，最终落实到一线。因为基层政府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可以最终引导和帮助那些中小规模的渔民和养殖户。

中国人吃的水产品中约七八成依然来自小散户、小规模的生产者。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即使机械化和自动化提升了养殖效率，我们估计，多数养殖业仍然会以中小规模的单元来存在和运营。所以，渔业产业里的公共资源，需要一个更好的治理模式，让小散户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才能享受应有的发展红利。

这个问题，大家潜意识地觉得是政府的责任，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空白。我们可以扮演帮助找到解决方案、促进问题解决的角色。不过，是否一定以传统NGO的身份？我们是打个问号的。智渔在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商业化的试验，在不同路径上进行了探索。我们也做了很多跨界的、打破圈层的工作。智渔作为一家公益组织，帮助很多水产从业者搭建与公益机构的桥梁，学习不同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海南罗非鱼产业，是海南目前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创汇的产业链。我们通过在产业内孵化一个行业组织，创造与已有力量完全不同的主体，它能横跨整个产业链，并且以小散户为主要参与者，给予他们一定的发声渠道和参与决策的机会。

海南罗非鱼行业协会就像一个社会实验，虽然谈不上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但在国内，它是第一家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组织，也在基层开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比如给养殖户引入物联网的设备，帮助物联网厂家对接一线的用户，优化物联网的产品设计。再比如，渔业散户往往面临着天气的风险，协会通过养殖流程上的实验，找到风险点、发现可以标准化的部分、进行数据的积累，帮助保险公司设计针对散户的保险产品，从而说服政府出台这些政策性的养殖保险。对于散户而言，这提升了他们的风险管理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是很有价值的探索。

它也让业内看到了过去不相信能实现的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也让其他行业组织颇受震撼，主动学习和效仿。因此，智渔的探索实践让行业看到一种可能性，启发行业内部相互协作，获得资源的共享。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踩了很多坑，很多事情现在难以盖棺定论，但也留下了对行业有价值的洞察。

智渔年轻化、多元化的团队

大家常说，智渔就像一所学校，很多人来“读几年书”，“毕业”后回到产业里，从事政府部门或技术相关的工作，但他们都会带上智渔的烙印，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工作方法和视角。当他们和外界互动时，就会影响这个行业对自己的认知，也可能影响外部对行业的认知。如果我们持之以恒地坚持，真正改变行业的土壤，对于智渔这样小体量的民间机构来说，是四两拨千斤的事情。

我被问过很多次：你定义的可持续渔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可以很抽象地讲一些美好愿景，但是无关痛痒。“可持续发展”本身就难以从某个单一方面来定义，它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这种博弈需要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不断碰撞、妥协，争取大家觉得应该关注的合理利益。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其价值在于大家可以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努力，提供相应的社会环境、文化、技术等环境，来不断地推动思考、博弈和达成共识。从教育和赋能的角度来讲，这个平衡点到底是什么样子，不是我说了算。这取决于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大家想把它塑造成什么样子。

首先，是政府对行业关注度的提升。现在，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国家解决温饱问题后，也会更多关注原本忽略的事情，比如长江的十年禁渔、生态大保护，就是生态危机倒逼我们必须管理好渔业的实证。政府将一部分渔民变成巡护员，另一部分转为养殖业从业者，这些都是通过调控、引导、扶持得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政府会比过去更愿意主动有所作为，有意识地构建新的治理手段和机制。

其次，行业从原本粗放无序的发展，变成一个更加有序、趋于理性、可被预见和衡量的发展模式，这也是行业成熟度、现代化的表现。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在农村以及偏远的民族地区，一些渔民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慢慢消失。这些文化遗产需要被抢救和保护，它蕴含了很多前人的智慧，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得到启发，来面对现今的挑战。比如，过去的海洋渔民和水中生物之间的关系，智渔正在做渔民文化挖掘记录工作。这些文化遗产会给予从业群体一种自信和尊严，促使他们将来成为有责任的人，愿意负责任地考虑所从事行业里的环境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