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文、张友国|中国绿色创新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

孙博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张友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绿色创新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研究背景

绿色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诸多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性作用，并且有助于提升生态环境效率、行业生产率和企业财务绩效。在新发展阶段，绿色创新也将通过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和发展模式，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也需要绿色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央决策部门也对绿色创新高度重视，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科技部共同颁布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路线图、时间表，在此方案指导下，全国首个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落户浙江。因此，科学把握绿色创新内涵，并对其开展综合水平评价、时空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对于我国制定绿色创新支持政策、促进绿色创新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鉴于绿色创新兼具环境与创新“双重外部性”的独特属性，学术界专门将绿色创新与其他创新区别开来，尤其在定量测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绿色创新决定因素的研究，二是关于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其中尤以第一类研究最为多见。这些研究大多为定量研究，而其中一个关键前提问题就是科学界定绿色创新内涵、综合测度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的内涵界定并不统一，除了绿色创新概念外，常见的还有环境创新、生态创新、可持续创新等。Schiederig et al.（2012）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总体上认为各概念可视为同义词使用，其内涵集中体现了全生命周期视角下清洁能源生产、资源能源利用、产品设计、清洁生产、有毒有害污染物处理、废弃物循环利用等领域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围绕绿色创新的测度，学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采用绿色专利数据来测度绿色创新，且近年来采用这种方案的研究增长迅速，渐成主流。其中，有关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专利数据库，绿色专利分类标准通常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发布的《绿色专利清单》或者经济合作组织（OECD）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第二种方案是根据绿色创新的定义，在电话调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虚拟变量对绿色创新进行测度；第三种方案是采用环境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相关指标计算大都基于数据包括分析下的Malmqusit指数分解及径向距离改进方法，核心在于将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到要素的投入产出体系，比较典型的方法有Malmqusit-Luenberger指数、MEBM-Luenberger指数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也被用于测度绿色创新，但较为少见，如采用环境研发投入单一指标。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绿色创新测度指标的甄别、选取日趋合理，方法越来越科学、规范，数据来源也日益清晰、透明且稳定、可靠，但仍存在三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大都采用单一指标，这些单一指标虽然在衡量绿色创新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存在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揭示绿色创新的本质内涵和全局特征。并且，主要在技术层面展开绿色创新测度，很少关注制度方面的绿色创新。其次，注重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测度，而较少涉及绿色创新质量、空间溢出的测度，忽视了绿色创新内在空间影响力，特别是对绿色创新辐射力的考虑还很不充分。再次，没有清晰地区分绿色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并将它们纳入统一的逻辑体系。最后，鲜有学者关注绿色创新的区域差距、来源分解和空间收敛特征。本文则在突破现有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以及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三维一体的绿色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以下三点创新或贡献：一是将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制度创新纳入统一的绿色创新水平测度框架；二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创新提出了绿色创新辐射力的科学测度方法，特别是建立了绿色创新影响力的合理测算框架；三是对中国绿色创新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进行系统分析。

主要发现

基于我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9年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以及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在内的绿色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时空极差熵权法、社会网络分析法、Kernel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创新指数的时空变化趋势、分布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来源、空间β条件收敛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我国整体及东中西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以及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三者“携手并进”。东中西地区绿色创新呈现显著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异特征。城市绿色创新呈现“强者恒强、弱者追赶”的态势，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分布在高行政级别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北上广深以及沿海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排名稳居前列。分解绿色创新指数的二级指标构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基础能力、绿色创新影响力贡献了绿色创新指数方差变动的60%左右。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加强绿色专利合作，提高绿色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水平，是提高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从专利结构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废弃物管理类、替代能源类和能源节约类，排在末尾的是交通运输类、核电类，在绿色发明专利中占比较低，核电类历年占比均未突破1%。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绿色专利分类发现，我国绿色发明专利集中在能源领域，能源替代、能源节约方面的绿色技术创新占主导地位。

第二、基于核密度图的分布动态演进显示，全国层面，整体分布曲线呈现“曲线右移、峰值先升后降、宽度迅速收窄后轻微扩大、右拖尾显著”的演进特征，表明我国绿色创新水平迅速提升，尤其是十八大之后更为显著，但随着绿色创新合作的加深，整体上绿色创新经历了从空间集聚到溢出扩散的变化，使得绿色创新开始从中心-外围向空间均衡发展格局演变。需要注意的是，绿色创新依旧存在城市极化特征，在部分城市高度集聚。从分布极化来看，全国样本经历了从“双峰”到“单峰”形态的演变，分化趋势逐渐消失。区域层面，东中西地区与全国整体绿色创新分布动态演进趋势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各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东中西地区都表现出显著的“曲线右移、峰值先升后降、宽度收窄后扩大”的特征，表明各地区绿色创新总体上均呈现快速增加态势，且十八大之后更为显著。而且，十八大之后各地区绿色创新都经历了快速集聚到不断扩散的变化，近些年来空间差距不断缩小。不同之处在于，移动速度上，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中东部，增加速度，尤其是十八大之后；宽度变化上，东部地区开始宽度最大，绿色创新更为均衡，而且宽度缩小和进一步扩大的幅度都相对稳定；右拖尾方面，虽然各地区都存在右拖尾现象，但东部地区右拖尾严重，主要是因为高排名城市都位于东部地区；极化特征方面，除了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地区部分年份都孕育出了“双峰”特征。

第三、从空间差异及分解来看，总体上，我国绿色创新空间差异呈逐渐下降趋势，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空间差异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基于东中西的区域划分可知，东中西内部差距以及区域之间差距均不断下降，绿色创新逐渐呈现出空间趋同与均衡发展态势；分解贡献率可知，区域间差距贡献率稳定在45%左右，构成了绿色创新空间差距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贡献最低。进一步，基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区域划分可知，无一例外，区域内部绿色创新差异也均呈下降趋势、存在趋同特征；此外，八大综合经济区区域之间差距同样不断下降，与非沿海地区之间相比，沿海地区与非沿海地区之间差距更大，但区域之间差距下降速度相对偏低；分解贡献率可知，除了2008年之外，组间差距贡献要大幅领先组内差距，且历年贡献率分别维持在55%以及10%左右，超变密度贡献率位于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贡献率之间，维持在30%~40%区间。

第四、对绿色创新的绝对收敛、空间条件β收敛检验及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全国以及东中西地区均存在绝对收敛趋势，而且收敛速度存在西部>中部>全国>东部的空间分布特征。分阶段来看，十八大前后样本均存在绝对收敛特征，且十八大之后绝对收敛速度有所降低。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绿色创新溢出效应不断凸显、绿色创新差距逐渐缩小，并且，与十八大前相比，十八大后β系数绝对值有所降低，绿色创新收敛速度有所下降。此外，分地区来看，我国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东中西俱乐部收敛特征，且β系数存在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格局。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财政分权、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技术市场建设等因素较为显著，并且，东中西地区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以及符号存在差异化特征。

政策启示

针对以上结论，给出以下建议：第一、科学认识绿色创新内涵范畴以及现实价值。绿色创新是绿色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综合，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绿色创新将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重要动力支撑。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既要重视绿色技术能力提升，也要重视绿色创新制度建设，既要重视自身绿色创新能力改善，也要加强跨区域绿色技术研发合作，发挥绿色创新溢出效应，提高绿色创新辐射力与影响力，缩小东中西地区、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区域之间绿色创新差距，实现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第二、充分发挥绿色创新中心城市的引擎作用，增强其对周边的绿色创新辐射力。研究发现，绿色创新表现出典型的强核、极化特征，高绿色创新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和高行政级别城市，而且远远高于地区其他城市。未来要出台一系列鼓励高绿色创新水平城市与其他城市合作的政策，通过促进地区间专利联合研发、地区间专利权转让交易、成立高校及研究机构创新联盟、加强企业之间创新研发合作等，提高城市绿色创新的辐射带动力，促进绿色创新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第三、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市场交易体系。技术市场发育程度虽是绿色创新能力的应有之义，但我国技术市场化水平还偏低，市场交易成本偏高，不利于绿色创新向高水平稳态收敛，而且，绿色技术市场化发展更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不断探索、因地制宜、多设试点，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方面，不断培育绿色技术创新主体、促进成果转化、推进绿色技术应用和示范、推进绿色技术交易市场建设，不断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法治、政策、融资环境，健全绿色技术市场交易体系。第四、优化促进绿色创新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力度。不断完善地方科技奖励、专利资助、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相关的法律与政策体系，“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提高法律及政策的执行力度。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通过环境保护税、排污费、清洁生产标准、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易以及低碳城市试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等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促进“波特效应”发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

原文刊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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