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此次冠状病毒疫情是吃野味引起的，那么我们这种普通人脑子里应该都有一条这样的时间线：吃野味 → 得病 → 传染 → 传染 → 传染 → 传染 → ……
光看这条时间线，一切都因吃野味得病的那个人而起，所以是 ta 害了全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这条时间线的话，理论上，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点阻止疫情扩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可以阻止事情继续恶化而没阻止的人，都可以被问责。是人就有可能犯错，现代社会为了更快更高更强，甚至鼓励犯错，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先污染，再治理」。无论是算出来的还是掐指一算出来的，在这个系统里，错误不但不一定等同于损失，有时候还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风险管控机制来为这些错误兜底，比如医院、红十字会、政府，顺便还创造了就业机会，可谓一举两得。换句话说，只要吃野味的人没有违法，ta 就只是整个供需网络中的一个点而已，跟一个吃坏了肚子去医院看病的人没有区别。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问责的是时间线后面的风险管控机制，也就是整个系统——这个人得病之后，预先设置好的兜底机制没兜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听到了吃野味的人被骂，还听到检疫部门、红十字会、派出所、地方政府，都在应该做好而没做好的时候，被骂了。第二，这个吃野味的人，不是故意的。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ta 吃野味的动机：贪吃、猎奇、养生、炫富，等等等等，随你讲。但几乎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个人是为了制造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瘟疫才去吃的野味。事实上，除了阴谋论里要把中国搞垮的美国人和要把美国搞垮的中国病毒研究所以外，相信没有人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每个人也都在尽全力阻止事情继续恶化。因此我们觉得，第一个感染者不应该为整件事负责。万事俱备，他只是不小心碰到了开关。如果我们可以暂时原谅吃野味的人，重新看一下那条时间线，也许就会发现，它并不完整：如果没有野味吃，不就没有人吃野味了吗？卖野味 → 吃野味 → 得病 → 传染 → 传染 → 传染 → 传染 → ……没错！那就是卖野味的害的！……但有人卖，没人吃，不就也没问题了吗？没人吃，怎么会有人卖呢？没人卖，怎么会有人吃呢！没人吃，怎么会有人卖呢！卖！吃！吃！卖！……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事件发生之前，有多少人真的觉得吃野味和卖野味是不可接受的呢？这个产业既然合法，就意味着这样想的人并没有占到大多数——甚至，当我们在前两篇推送中正式提出要大家承诺不吃野味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其实连什么是野味都搞不清。那么我们在看到「吃野味有可能导致传染病」的时候，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为禁止野味摇旗呐喊的时候，喊的又是什么呢？在此次疫情结束后，如果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禁止野味的文章，我们还会顺手转发吗？如果别人的痛苦不会通过病毒传播到自己身上，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关心别人的痛苦吗？……我们是答不上来。但总而言之，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要防止同类公共危机再次发生，有这样三条途径：2. 优化需求（不吃野味）
3. 优化社会系统的风险管控
我们先看第一条路。供给的存在，要么是集体的默许，即法律允许（法律的调整永远滞后于社会意愿的变化）；要么是一部分人的明许，即从这条产业链上获益的人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支持它。这意味着，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而言，直接参与推动这一点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我们得放弃一部分看美剧的时间，去搞清楚什么是野生动物及其食用风险，然后再放弃一部分打游戏的时间，去奔走相告，让其他人也同意禁止贩卖你觉得应该禁止贩卖的野味。而如果不是有足够多的人一起反对同一个内容，法律就也不会说 NO。然而即便法律改了，执法如果跟不上，就也是白搭。此时，我们如果仍然要坚持做这件事，就要连买买买的时间都牺牲掉，冒着生命危险去跟不法分子斗智斗勇……所以，这条路，不适合我们这种普通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条路。优化系统意味着什么呢？著名生态学家 e.o.wilson 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拥有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上帝般的科技。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的科技发展远快于社会制度发展，社会制度发展又远快于精神文明发展。这三者的关系很可能造就了这世上古往今来无数的悲剧——即使我们可以从这一次跌倒中爬起来，我们也会一遍遍唱着以无所畏惧为主题的人类赞歌，再去跌一跤更大的，只要没团灭，就总有人能踩着同胞们的尸体继续骄傲的活下去。由于我们习惯于在系统出了问题之后才针对那个问题优化系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优化系统的方式顶多可以帮我们避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但绝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在别的地方摔得更重，甚至摔死。然而遗憾的是，理论归理论，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SARS（2003），2019nCoV（2019）。那么，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参与优化系统吗？优化一点也是优化呀。能。我们可以在平时也多关注、多了解、多转发一些灾难来临时才关注、才了解、才转发的内容，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还是哲学还是他人的苦难，向系统施压。多一个人「日常施压」，社会就多一分规避灾难的可能，也多一分应对灾难的能力。但中国人走这条路并不容易：在权力集中的系统里，对系统提出质疑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就像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的那样，「枪打出头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机会成本太高了，或者说，这样的系统并不鼓励普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所以，这条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我普。最后我们来看第二条路。先说结论：这条路是全世界我普的最佳选择。前面那两条路其实告诉了我们同一件事，即目前的人类系统靠不住。它不仅预防能力有限，兜底能力也有限。请注意，这并不是在说我们的系统不强大：它可能已经帮我们规避和化解了无数场危机，但之所以还有这么多危机发生，是因为系统规避/化解危机的能力还是落后于我们制造危机的能力。——但这仍然不能怪我们，因为系统给了我们一个它难以履行的承诺：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其他的怎么方便、舒服，就怎么来吧。吃野味的人明明只是在辛苦工作之余吃了个想吃的东西而已，就变成这样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随心所欲消费别的东西时，不会碰到另一个死亡开关呢？所以说，我们这种普通人，不得不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我们在超市买的牛奶不一定没毒，我们捐的款不一定能到灾民手上，我们不希望伤害别人不一定就不会伤害到别人。那么怎样可以优化我们的需求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做到两点：1. 了解我们日常消费物品的来源：它在开发与生产的过程中是否伤害了我不想伤害的其他人和其他生命？它是否含有某种我不想摄入体内的物质？
2. 了解我们日常消费物品的去向：我在丢弃它之后是否会伤害我不想伤害的其他人和其他生命？我在丢弃它之后，它是否会通过物质循环对未来的我和我的后代产生影响？做到这两点，一方面，在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安心——在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做了我可以做的，我不后悔；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牺牲任何东西，而是优化了需求，优化了需求，我们的生活品质就得到了提升。在网络、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就是上帝」已经从商人口中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了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手中。事已至此，我们不得不通过由网络带来的、想要就有的集体经验和知识，优化自己的需求并落实到消费选择。「上帝」变了，整个产业链都会变，产业链变了，整个系统都会变。反之，如果大家继续把无知当成无辜，把鲁莽当成自由，相信有那么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在人们掉下悬崖的那一刻突然变成看得见的手托起人类的明天，那我们这种普通人就可以骄傲的跑去跟爱因斯坦说：上帝投骰子，我们都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