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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邻居来按门铃，说他们家的核桃树上有一只猫，已经在上面呆了24小时了，问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搞下来。我们跑过去之后发现猫看起来状态不佳，毛杂乱且毫无光泽，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脱水。邻居家院子里有两只狗。我们猜，也许是它溜进邻居家院子玩，碰上狗，被狗追，为了保命，它拼命一蹿，上了树，往下一看，哇，狗好小，我好高，然后就不敢下来了。我们让邻居把狗关起来一会，然后从家里拿了猫粮过来给它看，想要鼓励它下来，它也会来来回回的尝试，但终究还是不敢。邻居打电话给消防队，对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猫有主人吗？邻居说没有，消防队员说，没主人，我们不管。但后来，我们阴错阳差的找到了猫的主人，主人叫万达，我们领她到树前面，她一看到猫就大喊：「万达，下来，快跟我回家家！」（没错，她用自己的名字给猫取了名。）猫万达看到人万达，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大叫，它又积极尝试了几次，但还是不下来。僵持一阵之后，人万达自己打了个电话给消防队，不久，两位消防员就来了，猫万达获救。你看，我们去掉了巨量的细节，也还是用了400个字跟你讲万达被救的故事。但对于系统而言，这件事9个字就能说清楚：没主人，不管；有主人，管。基于节约社会资源的考量，系统的一刀切无处不在，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当一刀切决定的是生与死时，我们就觉得应该稍微展开谈谈。
我们不是学生态的，也不是保育专家，但即使只是作为普通的自然与动物爱好者，我们也会在各种地方听到或者看到一个说法，叫做「不干涉自然进程」，英文叫 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为什么人类不应该干涉自然进程呢？因为传统生态学认为，自然选择即正义，我们应该无条件的让非人生命被自然选择筛选，因为只有这样，这些物种才能在竞争中保持彼此在生态系统里的合适位置，进而保证生态系统的繁荣与稳定。反之，如果「不适者」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如果它们还得到了繁殖的机会，那么它们的「不适基因」就会流传下去，从而降低这一物种基因池的竞争力水平，进而影响这一物种为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在传统生态学的语境中，只有适者的生命才有价值，这一价值并不是生命的内在价值，而是它通过种群为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做贡献的工具价值。但事实上，一个「不适者」并不会在乎它活下去是否降低了它所在的种群和所属物种的竞争力水平，它只关心它自己，如果它有机会，它总会想活下去。就跟你我一样。两只刺猬，一只掉进了井盖不翼而飞的水泥坑里，一只掉进了自然形成的土坑里。假设两种情况下你都有能力救它们，你应该怎么做？
「不干涉」理论告诉我们：水泥坑刺猬，要救，因为水泥坑是人类制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不是干涉；土坑刺猬，不要救，因为土坑是自然形成的，救了就是在干涉自然进程，换句话说，掉进自然形成的土坑的刺猬，它该死，它要是没死，反而有可能会把自己的「不适基因」传递下去，从而影响刺猬种群的延续。如果换成是人掉坑里呢？救人当然不看坑啦！但问题是，我们人类总是互相帮助，以至于那些该死的都没死，是不是我们的基因库也越来越糟糕了？……等等，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优生学么。
因为纳粹，优生学可谓恶名满天下，但你别以为它是纳粹的发明，作为一项人类活动，优生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早在公元前400年，柏拉图就说应该通过人工选育创造出一个精英阶层管理社会；在斯巴达，每一个出生的小孩都需要接受元老院的检查，最终由元老院决定 ta 是否适合活下去；在古罗马早期，法律要求父亲必须迅速杀死他们「畸形」的新生儿。而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优生学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最先提出「优生学」（eugenics）一词的人叫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读了表哥的《物种起源》，把表哥的自然选择理论应用到人类身上，就搞出来了优生学的概念。高尔顿相信人类的好品质可以遗传。当人们发现基因之后，优生学很快就跟基因决定论走到了一起：如果我们可以把好的基因流传下去并去除坏的基因，那么我们的基因池品质就会越来越高，我们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好。到了20世纪初，优生学在英美发展迅猛：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优生学专业；优生学研究从多个渠道获得了资金支持；为了向公众传播优生理念，英美先后于1907年和1921年建立学会；国际优生学大会分别于1912年在伦敦，1921和1932年在纽约召开；多国开始实行优生政策，比如为精神病患者做绝育手术。▵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的 logo，「优生学主导人类进化方向：就像一棵树，优生学把从各种学科吸取养分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优生学否定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观，只有适合的基因才有价值。纳粹政府描述那些被他们判定为不具有生命权的人群时用了这样一个词：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life unworthy of life，Lebensunwertes Leben）。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包括穷人、残障人士、精神疾病患者、同性恋、乱交的女性和大家更为熟悉的，犹太人。一张1938年的宣传海报上写着这样的宣传语：这个被遗传缺陷折磨的人，一辈子要花掉人民的社会60000帝国马克；市民同胞，这也是你的钱啊。
为了摆脱这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从1939年起，安乐死计划在德国、奥地利、德占波兰等地的精神病医院里展开。到1945年二战结束，大约有30万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在这些医院里被给予了所谓的「仁慈的死亡」（mercy death, Gnadentod）。就在安乐死计划开始的两年后，一个名为「最后的方案」（final solution）的犹太人种族清洗计划拉开帷幕，里面包含两个项目：1）处决小队就地大规模枪决犹太人；2）用全封闭大屠杀火车（freight trains）将犹太人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隔离区送往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s）清除。短短四年间，六百万犹太人丧生，占到欧洲犹太人种群数量的2/3。二战结束后，优生学几乎变成了纳粹德国的代名词，大家恨不得像埋核废料那样将它深埋地下。很多优生法律被撤销了。原名《优生学季刊》（eugenics quaterly）的学术期刊更名为《社会生物学》（social biology）。最初为了向公众传播优生学理念而成立的大不列颠优生教育学会（british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不仅已更名为高尔顿学会（the galton institute），还在官网明确表示自己已经跟优生学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半点关系了。还有，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说过高尔顿爵士，那大概也是因为优生学的缘故。高尔顿学会的现任主席说，「高尔顿是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但我们之所以用了他的名字为机构命名是为了纪念他为遗传学作的贡献」——你看，连用他的名字都要特别解释一下才行，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大家自然会倾向于少提、不提他了。（达尔文：还好我当初坚定的反对了表弟的观点！）终于，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为地球上的每一条人命赋予了等量的绝对价值，任何缺陷都无法否定或削减这个价值。因此，见到人掉坑出不来，随便什么坑，我们都要帮忙，因为人有人权，「不适者」可以生存，「不适基因」可以传。
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刺猬掉坑里出不来要分情况讨论呢？因为人类还没有给刺猬的生命赋予绝对价值嘛。刺猬的生命价值来自于它为生态系统的运转提供服务这一功能，因此，只有适者才能保证该物种的繁衍，进而才能保证这一物种可以持续为生态系统提供服务。掉水泥坑里不削减这一价值，因为水泥坑是人造物，刺猬不认识；我们救它其实是在纠正我们的失误（井盖不见了），它被救之后便可以继续发挥它的价值（赶紧吃鼻涕虫去！）。掉土坑不救是因为它有缺陷才掉土坑里的啊，我们要是让它活下去了，那就是不适者生存，会搞坏基因池，会妨碍刺猬种群的繁荣，进而影响刺猬为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刺猬的优生学，无非是用自然选择代替了人工选择，在见死不救时，我们心里想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它死了，比不死，更好。即便我们咽下了我们可以搞动物优生学但不能搞人类优生学这一致命双标，我们仍然要面对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今天，判断什么是自然的比达尔文那会难多了。
人类全方位无死角的破坏自然环境，往上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暴增，往下是塑料到达马里亚纳海沟（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往北是快要无冰的北极，往南是越来越多雨的南极，赤道上的雨林，无论东西，无一不在迅速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看一个坑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有多大意义呢？那个刺猬，它呼吸的是不是二氧化碳比例不正常的「人工空气」？它喝的水是不是唐朝的刺猬从没喝过的、含有扰乱荷尔蒙的增塑剂邻苯二甲酸盐和微塑料的「人工水」？也许它还摸爬滚打过各式各样的「人造大地」呢，像是覆满农药的草地和抗生素含量高得不正常的泥地。甚至，人家自打娘胎里就开始从妈妈那里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说不定呢。所以你说，在这人类世，仅凭土坑是自然形成的这一点，我们就能说刺猬掉进土坑是自然的吗？人家刺猬本猬可能都不自然呢……所以仅仅看土坑的属性是不够的，你还要在意刺猬的属性，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改变有没有以某些方式间接导致它落入土坑？——万一，那土坑是谁家拉布拉多挖的呢？
或许我们还可以把事情描述得更本质一些：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因为某个一刀切式的教条放弃眼前切实存在的生命吗？
我，一个具体的人类个体，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刺猬个体，在坑里挣扎想要出来。我有帮它的能力。如果我帮，一个生命就可以继续活着。如果我不帮，一个生命就消失了。这些都是切切实实会发生的事情。在现实层面，那个坑是土的还是水泥的，顶多影响我操作的方法和难度，没有其他。但在「不干涉」教条里，现实世界被简化和重构了：我可以是任何人，它也可以是任何刺猬，坑二分成了自然的或人工的，我救它二分成了「干涉」或「保护」，我救它这个行为被二分定性为错与对。
如果个体像系统那样，利用教条一刀切的做事情，个体就出离了 ta 所处的现实世界，也远离了 ta 的人性。此时，如果系统因理论的缺陷出现了偏差，这些与系统合一而与现实世界脱离的个体就很难有能力对此进行调整：当系统变成杀人机器，他们会变成帮凶；当数千万无辜生命因理论逝去，他们会说自己不过是系统中无辜的一环。
但人性会抵抗，会反思。我们必须始终用自己全部的人性来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