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猫战争》：生态保护之耻｜译文

之前的一条读者留言，如果代表了某种普遍想法，我们就有理由理解成一个危险的信号：1）认为提出了「解决方法」，就可以不追究问题本身是否成立；2）把「拿来」的概念泛化并直接应用，比如，既然被称为「入侵物种」，就应该人人喊打。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确存在，我们正身处第六次大灭绝之中。全人类在地球上留下的集体足迹带来了第六次大灭绝。在某些地理区域——比如被海洋完全包围锁死的太平洋岛屿——由于其原生生态「不认识」外来的捕食者，猫可以对这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不良影响。否认这些事实无异于跟地平说支持者和气候变化否认者住在同一个世界。

但这并不意味着部分生态保护主义者的核心论点「猫是地表杀戮机器」就是对的。包括 Marc Bekoff、Barbara King 和 Peter Wolf 在内的其他人——他们都是敏锐的人猫关系的观察者，他们会跟你一个个指出那些研究中存在的事实和分析层面的问题。比如，对室外猫种群数量的实证研究不足、对捕食率的过高估计、不合理的统计、没排除虚假数据、忽略生活在自然环境里的猫被更大型捕食者捕食的事实、长达数十年捕捉和杀死收容所里的猫收效甚微，以及非致死政策产生的更好的效果。更详细的内容请看2012年的会议「室外的猫：具有全球视野的科学和政策」的资料。

而我关注的点可能更宏观一些，那就是：科学论证本身的结构。

跟数据收集方法、假设检验、结果分析一样，科学主张背后的逻辑理性也是科学具备可靠性的基石。正是在这一点上，Marra、Santella 和他们的支持者倍感挣扎。为了得出他们关于室外猫的结论，他们违背了基本的科学理性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将具体的本地的研究过度泛化到全球。从逻辑的角度而言，这一操作产生了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全世界的情况都跟那些做过猫与野生动物研究的地方一样，以及轻率归纳谬误（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zation），即如果室外猫在这个地方对野生动物造成了问题，那么它们必然在所有地方都对野生动物造成问题。

这些逻辑问题反过头来又影响了他们对数据的解释。个体的案例被抽离了它们原本所在的具体地理情境，与断章取义十分类似。基于这样的操作，书的作者和以美国鸟类保护协会（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进行的「猫在室内」（Cats Indoors）宣传为代表的诸多努力，将整个地球表面当成一座太平洋小岛。这样一来，他们便描绘出了一幅扭曲的、危言耸听的关于室外猫影响的图景。

请特别注意，即使单个案例对猫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可靠的，基于它们对全球范围内的情况作出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变量多到没有办法将这种危言耸听合理化。比如，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远远大过于猫的威胁、有猫存在的生态环境各式各样、猫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各式各样。主张对猫发动战争的人已经做出一个预先决定的（predetermined ）结论，然后通过筛选一系列有助于支持这个结论的案例，回填他们的论断。

伦理学和对猫发动的战争

对于这本书的伦理，有两件事需要讨论。第一，对撰写《流浪猫战争》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研究是否诚信。第二，对猫发动全球性战争是否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让我们先看研究的诚信问题。

我没有理由怀疑大部分做关于猫的研究的人士是以正直的态度开展他们的研究这一点。然而我们也有仇猫的荒谬例子——比如科学家 Nico Dauphine 和记者 Ted Williams——他们试图毒死或者鼓励其他人毒死社区里的猫。他们破坏了诚信原则。

此外，由于为学术写作奉献了时间和精力，作者们应该得到补偿。常见的补偿形式包括：用于支付研究开支的预付款或津贴，这让作者可以从别的事情里抽身，专注研究和写作；以加薪作为出了学术成果的奖励；以及售书所得版税。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经费来源的透明性，这使得我们可以对潜在的包含财务和意识形态两个面向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

尽管如此，你还是没法觉得与一位旅行作家和市场营销顾问合著一本关于猫的科普书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除了成为本书的第二作者，Santella 还参与了大量的关于这本书的采访。如果不是 Santella 对猫和生物多样性的议题有着异于常人的使命感，那么我很好奇他从他跟 Marra 的合作中得到了什么。难道 Santella 是以代笔作家（ghostwriter）的身份被雇佣的吗？如果是的话，他又是受雇于谁呢？

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直截了当的声称「Peter Marra 即将上市的书籍不是他作为史密森尼学会雇员的职责的一部分，史密森尼学会也没有为这本书的撰写提供资金。」这个信息来自一封由史密森尼学会总会办公室发出的函件，用于回应依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的信息获取请求。Marra 在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里担任候鸟中心（Smithsonian Migratory Bird Center）的主管（译者注：本文写于2016年，marra 目前已不在此职位），这一职位不仅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并且这个职位也无疑可以为撰写本书寻找资金和人力支持提供便利。因此，史密森尼学会试图跟 Marra 出版《流浪猫战争》一事拉开距离就显得有些奇怪了。

你可以合乎情理的发问：用科学表皮把党派言论包装得有理有据会不会是有人构思和有人资助本书的目的？谁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资金？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流浪猫战争》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可能发生的有关利益冲突的种种事件？

我不知道以上问题的答案，因为书里没有透露这些事情。书的作者可以说这些事情没有讲的必要，也许他们这样说也没错。我和其他人应该对这个部分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目前已知的成书过程中的奇妙安排足以让关于财政和意识形态方面利益冲突的问题需要被提出与被解答。

伦理的（不）正当性

比上文所述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针对「以任何必要的方式」对猫发动战争这件事，你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伦理辨析。这里所说的方式明确指向包括猎杀，诱捕、毒杀和其他无差别致死的「管理方式」。

对伦理问题的草率交待遍布本书。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充满赞许地围绕着 Aldo Leopold 的「大地伦理」公转，再加上一些步调一致的来自环境哲学家 J. Baird Callicot 和 Holmes Rolston 的零星片段。Leopold 假设，伦理是社会化组织通过进化形成的，它提升了组织自身的生存能力。因为我们的福祉与自然环境——他所谓的「大地」——息息相关，所以他认为人也需要在人和环境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系。

由于 Leopold 是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谈作为「大地」的自然，所以对这一思想的主流诠释一直都在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用伦理学的语言来讲就是，生态中心整体论（ecocentric wholism）。生态中心整体论是指，自然的内在价值存在于生物群落的层面，比如种群数量，物种和生态系统。反之，个体生命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有工具价值，且仅限于它们作为某一生态群落的组成部分时存在。就像一个锤子本身没有道德价值，但它可以被用来为人盖房子，而人有内在价值。这样的观念也是仇猫生态保护主义者可以轻巧的合法化杀猫行为的原因之一。从他们的道德观出发来看，猫不怎么重要——如果不是一点也不重要的话。这是传统生态保护模式背后令人发指的意识形态。

令人悲哀的好

除了 Leopold 的大地伦理，书的作者还用了我在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方面做的工作将一场对猫发动的战争合法化。所涉内容，具体就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FWS）对于横斑林鸮和北方斑点鸮的管理。当时，因为栖息地丧失而变成极危物种的北方斑点鸮面临跟横斑林鸮争夺栖息地的压力。考虑到可能要对横斑林鸮进行致死性控制，USFWS 组建了横斑林鸮利益相关方小组（Barred Owl Stakeholder Group，BOSG），以讨论扑杀横斑林鸮带来的伦理问题。我受雇于 USFWS，以伦理学家的身份提出了建议以及促进了 BOSG 的工作。在针对所有的伦理议题作出完全的评估之后，同时也由于没有任何针对减轻横斑林鸮对北方斑点鸮造成的影响的非致死管理方式，横斑林鸮利益相关方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致死性移除一些横斑林鸮的方式是正当的。我提出的概念「令人悲哀的好」（sad-goods）是得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Marra 和 Santella 使用这一概念为根绝一切室外猫正名。他们辩称，无论大规模杀猫产生的悲哀有多大，跟这一举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好处相比，都不算什么。

虽然令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感到懊恼，但我始终不是一个动物权利的纯粹支持者。死亡和捕食都是自然的，所以从伦理意义上讲，我相信在一些有限的时间和地点，杀死动物可以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令人悲哀的好」指的就是这种情形。举个例子，当鹿被狼捕猎或者被人以维持生存为由狩猎的时候，这三种生命——鹿、狼和人——便共同保有一种内在价值。一只鹿因捕猎而死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一个生命、一个非人类的人（a non-human person）逝去了。但同时，鹿的死亡也是「好的」：因为把鹿群中的弱者、病者和老者移除了，所以对鹿群而言，是好的；因为狼和猎人得到了用以维持整个家庭（没错，狼生活在复杂的家庭里，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生存的食物，所以对狼和人而言，也是好的。虽然如此这般充满不幸，但这就是「令人悲哀的好」。

但是，「令人悲哀的好」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为屠杀动物提供方便的借口。正如我向 USFWS 提交的《管理横斑林鸮的伦理报告》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令人悲哀的好」这一概念有四个先决条件：

1. 完全承认被考察动物个体的内在价值；

2. 充分认识到我们对于它们的直接责任；

3. 首先考虑使用非致死性管理方式；

Marra 和 Santella 的论证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点，这使我不得不拒绝接受他们对「令人悲哀的好」的诠释以及将其用于为对猫发动战争进行辩护。

传统生态保护之耻

并非只有 Marra 和 Santella 对以动物个体衡量是否正确的道德考量表示漠视。在生态保护主义者之中，隐于 Leopold 的大地理论身后的生态中心整体论，相比鼓励人进行批判性的伦理思考，往往更像是一种信仰的告白和正义的断言。它频频将预先决定的对致死性动物管理方式的使用合理化，无论科学和伦理怎么说。你确实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找到这一说法的佐证：在澳大利亚对猫发动的战争里，在为在非洲对狮子进行战利品狩猎的辩护里，在美国对狼和其他捕食者的管理方案里——你可以一直找下去直到呕吐。

这本书对于科学和伦理论证的双重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室外猫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恰恰相反，科学和伦理的论证必须鼓励更多严谨的科学探索、更深刻的伦理反思以及警告我们不能以草率和不人道的方式对猫采取行动。

最后说一个关键点。《流浪猫战争》和它呈现的视角不仅基于有缺陷的科学，而且没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一视角根植于一种轻视动物个体生命价值的世界观之中。这是传统生态保护模式和野生动物管理之耻，即一种对杀出生物多样性（killing our way back to biodiversity）的执念。除了血腥运动，它什么也不是。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