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单读》主编吴琦（上）：我警惕那些理所当然的干净 | 席地而坐 Vol.7

海涛：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文学杂志的自我革新。请到了《单读》主编吴琦老师，从文学杂志出发，探讨与刊物、写作、知识分子、公共议题有关的一系列话题。《单读》去年推出了一本叫做《争夺记忆》的书，我们就先从这本书聊起。想问吴琦老师，这本书诞生的动机是什么？制作过程中有什么明显的挑战？

吴琦：好的，关于《争夺记忆》这本书，其实需要从《单读》书系的另一本书《走出孤岛》开始聊。那本书的出版时间大概是2020年的春天，《走出孤岛》原本并不是这个题目，也不是这个取向，它原本是我们在2018年做水手计划的一个成果展示，但是在制作这本书的最后阶段遇到了疫情，刚好就在整个制作马上濒临下厂的节点，我们临时决定推翻之前的题目，调整它的体例，把我们其中一个作者晓宇在《武汉疫情日记》当中的一些篇幅放进来，其实是一个局部的调整，但也是在最后的时间做出了这样的调整。

如果没有疫情，它可能就是一组常规的旅行文学作品。但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它可能有更多的意义或者是阐释的空间。从《走出孤岛》开始，我们就围绕着疫情做文章，这个跟《单读》之前的操作挺不一样的，之前《单读》的操作相对有一个很强的滞后性，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半年或一年甚至几年时间来进行收集文章，然后逐步地结集，这样来出版。这可能也是更多文学类或者是思想类杂志的一个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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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编辑的速率和议题跟进速度是不断加速的。《争夺记忆》可能就是一个最集中的体现，我们把《单读》在过去几年实践当中结识的，不管是中国的作者，还是海外的很多的作者几乎都联系了一个遍，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来记录或者是回望2020年，所以最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这本书也能概括整个《单读》编辑部在2020年的工作，以及我们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的一个总结，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对我个人来讲可能也更是如此，它的确是一个被变化所催生，同时也是自身在不断变化的一个阶段。

宗城：如果让我回溯2020年的文学杂志或者说思想类杂志，《争夺记忆》跟《走出孤岛》是一定会有名字的，因为它跟当下的公共议题紧密结合，《争夺记忆》一出来，我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发自内心想去阅读的意愿。

我想在这里问吴琦老师，因为我注意到《争夺记忆》的短评区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他发现在这本书里面，似乎国外的作家他的选题会更加偏向公共性，或者说他会更偏跟政治事件结合，国内的作家会相对更偏自己的私人场域或者日常生活，这样的评论是否准确？

吴琦：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评论特别准确，这其实也是我们在做编辑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即使是这本书，我也觉得还有一些缺憾。但这是有特殊客观原因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舆论环境，它不太允许我们。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么直接地去面对这些政治性的社会议题。如果说在组织《走出孤岛》的时候，我们把晓宇关于武汉的直接记述放在里面，这种可能就是没有被充分唤醒的声音。在那种时机之下，可能你再晚一点那篇文章就发不出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客观的原因。本土的写作者们也越来越没有这样的习惯，去回应或者去积极地参与这种关于社会、关于时政的议题的讨论。可能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是有所联系的，我不知道它是逻辑关系还是因果关系，但它的确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在我们约稿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这一期，在最近进行《单读》约稿的时候，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写作状态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缺失，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是被动的，但显然它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问题。

宗城：《单读》在选择作者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多去发掘除了知识分子之外更多的写作者，比如像外卖骑手或者像医护人员这些不同的群体？

吴琦：这个是《单读》一直以来想要去实验的方向。之前在《新北京人》那期，我们有邀请过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们，他们供过稿，从那之后我们其实就一直希望延续这样一个约稿的脉络。他们不一定非得有一个所谓的底层或者劳动者的标签，在那些不以写作为专业的作者身上，他们如何写作，他们怎样通过写作去表达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很有兴趣去知道的。

在做这本书的期间，我们通过新媒体做过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征文，然后那次征文其实有80%的作者可能都是不以写作为专业的，宗城也是我们作者之一。所以这一本《争夺记忆》当中，其实有一些文章是直接来自于当时那段经历给我们沉淀下来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在武汉有一个叫张赛的外卖小哥，我们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主要由刘婧负责联系，她会知道他最近是不是回了老家，或者是换了别的工作，然后他在写什么，他好像也在写小说，所以我们是很有意识地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工作，它的成果会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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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寻找他们的时候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成本，比如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接触了很多作者，然后也都发出了邀约，但是最后能够给到我们文章并进入出版阶段的其实相对比较少；另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可能会变化，还有些人可能起伏比较大，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写，所以这个长期性和持续的问题也很显著。

更关键的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开放意识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未必需要去为了多元而多元，这个好像有一些刻意，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刻意地去突出这一点。我希望把它作为一个特别自然的栏目，就是不光是关于我们自己，关于疫情的文章，我们还会兼顾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作家和不那么专业的业余的或者是所谓素人写作。所以说在我们做每本《单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里面的作者不应局限于一个非常专业且比较内卷的文化人群体，因为它面对的读者群体其实很广阔，尽管他们遥远而陌生，但我们也要把他们考虑其中，所以我觉得可能保持这种眼光也是挺重要的。

宗城：当我在阅读很多作家对疫情写作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很多作家严格来说并没有真的深入到疫情的风暴中心，更准确的说，大部分写作者，包括我们，虽然我们也被隔离了，但这个疫情对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生命上的影响，我们可能只是经历了隔离和阵痛，所以这个生命经验的缺失，它有时候就是很难去弥补，即便你想去弥补，也会给读者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这时候就只能写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是相比起处在那个风暴中心的人，或者说生命体验更强烈的人，他所提供的稿件的力量感是不同的。

说起力量感，我想到一个跟疫情无关的人，那就是深圳的打工诗人许立志。许立志不是文字技巧最好的诗人，可是当你读到跟工人有关的新闻之后，你第一个想到还是这样的名字，因为他的文字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力量感。所以无论是办杂志还是写作，有时候也许要思考的，除了新闻性跟文学性，还有对当下的力量感。这个力量感我之前跟吴琦老师提起过，我说现在读文学杂志怎么感到它越来越像一个装饰品，它没法直接让当下阅读的人产生行动的冲动。

海涛：吴琦老师提到，第一点，就是让更多非专业的写作者参与到《单读》的作者群体当中，第二点是要让《单读》的读者群从原来固有的一些知识者当中扩展出来，面对更广泛的读者群。其实《单读》已经经历了12年的历史，翻阅过去的一些介绍，它最初是由许知远来主编的，早期的撰稿者有像我们熟知的梁文道、张大春、许倬云、戴锦华这些人。最开始它是以非虚构的报道、评论、摄影这些作品为主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兼顾了非虚构和虚构两大部分，似乎《单读》一直在寻找文学性和新闻性当中的一个平衡，那么我想问一下吴琦老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转折点让你们的体例编排发生了一些变化？

吴琦：当中有两个转折。其中第一个转折，可能很多读者有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在我加入《单读》的团队，开始做《单读》之后，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单读15》，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那期，在那期当中放了一组当代小说家的作品，包括把小说、诗歌作为一个固定的栏目，还包括做一些海外文学的专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单读》从所谓的非虚构到虚构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包括在视觉上的一些改变也是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可以称之为一个转折，但那个转折是半自觉形式的，它不是一个我们能讲的特别清楚，而是出于我们对于当时的作者的认识，对周围这个群体的感知。当然这背后可能原因很复杂，它跟整个中国媒体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所以当时我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找到那些最新的最活跃的年轻作者，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学属性的加强。关于这个转折，其实大家也是见仁见智，有的人可能觉得是好的，有的人觉得不是很成功，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成为了《单读》现在的血液或者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转折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疫情之后的《单读》。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因为一方面做这个工作也做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还有我自己的思考、观察也一直跟着这个工作在摩擦在变动，所以对于这次的转折我可能更加的自觉和敏感，我们试图重新回到非虚构，或者试图通过非虚构更直接，套用宗城用的词，更有力量地去回应和参与一些议题的讨论。当然这个基础是我们并不会丢弃文学的面向，而是要在文学的基础上再把相对边缘和不被关注的一些非虚构类的写作、思想、讨论，把它作为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一个重心。

宗城：这个转变是否主要是以新人的到来为驱动的，比如丹妮老师她来了之后，《单读》的风格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想顺便问吴琦老师，可能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丹妮老师她来了之后，你们在分工上有哪些改变？第二个问题是在新的一年里，《单读》有哪些打算做的选题？

吴琦：我和丹妮在思路上好像挺一致的，她过去做了很多小说家的作品，当然我们都只是文学的读者。但其实私心里面我因为是做记者出身，而丹妮她学的是历史人类学，她做出版以来，她其实心里最想做的是非虚构的作品，包括她之前在“理想国”的时候，她做过一个纪实系列，总共有五本书，其中包括《扫地出门》和《单身女性的时代》等书，这其实是她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挖掘我们自己关于今天生活和社会的第一手观察和实录。这样的作品，不管是在我们的杂志上还是在出版上都是未能充分展现和实现的一个面向，希望《单读》再出版的话，也能够去做一些探索的工作。

回到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方向，第一个可能还是在非虚构方面，在过去几年的《单读》杂志上大家看到的小说，比如蒯乐昊老师的作品，她怎么样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新去写小说。比如说王梆是自由写作者，她现在生活在英国，用新闻结合研究的角度来观察英国社会的构成，关注政党、慈善、社会公平、阶级不平等等议题，她的文章在我们《单读》大约是个专栏的属性，已经积累了十几万字的观察，未来会结集出版。

在杂志这一端，我们希望我们的杂志在形态上是更灵活的，空间也稍微大一些，能够继续有这样一个从杂志到出版的一条逻辑脉络的产线。所以希望从今年开始，能有更多的中国本土的作者，包括非虚构和虚构，能够利用《单读》这样的一个平台，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杂志也好，去试验他们在写作上的想法和题目。

海涛：在这两次转变当中，或者说在整个这个编辑过程中，《单读》有没有自己对标的杂志，就是说你们会以哪些杂志，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作为一个你们理想的参照对象？或者我换一种问法，就是在您过去的阅读中，有哪些杂志对您影响是比较大的？对你现在《单读》的整个编辑工作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吴琦：如果是个人阅读层面的话，可能就会分散了，因为在我小时候还太懂事的时候读过一些杂志，比如说《童话世界》《歇后语大全》，还有那个时候我爷爷订了一个《老年人杂志》。那个时候在家大家没事干就会翻那些东西，后来长时间长就忘了，但是有一天突然想起来。那个时候在我们小区单位还流行读《知音》《家庭》《故事会》，基本上就是你在亲戚家做客的时候，有时候无聊就会看那些东西，我现在是觉得那些东西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并使我和这种以杂志为载体的阅读形态或者阅读产品产生了一种亲密关系。

具体到工作上，我现在能想到的几个很具体的有给我们灵感，或者说我们试图向他们看齐的杂志，一个当然是欧宁老师的《天南》。我看《天南》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萌芽》以外，我对文学杂志没有太多的具体想象。那个时候我看的更多的是新闻刊物，因为这跟我的专业相关，我需要非常密切频繁地看新闻，比如《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风窗》。那个时候是杂志最好的时代，就是基本上每周都会去报摊上去选杂志。我挑选的时候会看这周哪一本周刊对于议题的选择或人物的选择是我感兴趣的，然后我再选择购买，那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遇到了《天南》，它一下子打破了那种千篇一律的新闻周刊的方式，一下子带来了一个很另类的想象，当然它是通过文学以及设计，包括在语言上的一些创新来实现的，所以当时《天南》对我其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说不要以为杂志都是千篇一律的，它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容纳很多不同的意志、不同的问题，作者也好，题目也好，甚至是纸张也好，它都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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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单读》以后，就会有意识地做很多功课，或者是视野往外看，于是就发现了纽约有一个杂志叫n+1，那本杂志的台本大概是《单读》的两倍大，它的问题意识的取向跟《单读》的设想特别契合，每一期它会提取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或者思想问题，然后请一些作者来直接写文章回应，但与此同时它还发散出去很多关于书评、小说、诗歌和一些其他类型的创作，同时它也做很多的活动。在纽约非常现代的青年文化当中，它会显得非常的潮或者说非常的酷，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深度和对问题的关切又是很充分的，所以在精神上我自己会觉得n+1是我特别契合的一个伙伴。事实上我也在不断地给他们写信，希望跟他们实现合作。但特别奇怪，他们留的那个编辑部邮箱好像一直没有人回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地看其他国家的杂志，有些是纯文学杂志，有些是那种没有得到过太多的支持，可能就是三五好友用副业的时间做，比如说在苏格兰有一本叫gutter的杂志，我在做《争夺记忆》的时候跟他们合作过，他们就是几个文学编辑，用业余时间编一本，就是大概每年两本，把苏格兰地区他们觉得这比较值得关注的小说和诗歌编起来，它的封面设计很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刊物的存在，他们有自己存活的方式，他们的存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就是知道他们这样的方式非常的新鲜，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存活着，还能保持一个很持续的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思想的输出，就会让你觉得其实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所以这个东西在我工作的后半段，就是真正地进入到《单读》编辑工作状态当中，会持续地给我鼓励和启发。

当然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持续和开放的过程，但是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的全球化也好，或者是互联网化的世界，你在很多地方也许都会发现你的同行，然后在这个意义上也会给你的工作带来很多新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觉得自己的工作遇到困难，遇到瓶颈的时候，其实可以往外看，找到很多可以启发你，可以鞭策你，或者批评你的一些东西，这个是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能给到我们的一个新的机会。

海涛：吴琦老师提到的这些杂志，首先它们都非常的多元，包括杂志的设计，就视觉方面还容纳了很多一致的问题，还包括很新颖的问题意识，想继续请问的是，如果回到国内的语境，您对国内的杂志，可能不只是文学杂志，也包括思想类杂志会感到有什么遗憾的地方？或者说，你期待今天的杂志会朝哪个方向去转变？

吴琦：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不光是文学杂志，也是中国其他的文化领域共通的东西。就是大家一方面非常的保守，但一方面又很精致。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大家日常写作的话，其实都非常的小心翼翼跟温和，当然这个原因或这个批评不一定全部是在创作者这一端，因为我们知道环境是怎样的。但是这种特别理所应当的温和和理所应当的干净其实是一种不太有意思的状态，杂志、传媒或者是文化本身，应该是一个不断地去激发和刺激讨论的场域，如果是太纯净的东西，我总是觉得非常可疑，尤其是这种纯净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力和资本的积累。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一个刊物，尤其是那种大报大刊，或者是比较大的出版集刊，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是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利益，还有很多文化资本上的一些积累，种种利益会让他们在一些大的外部压力面前变得非常的脆弱，因为他们太想保有自身的利益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或者也不敢去通过很多东西，也没有必要去进行其他的讨论，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讨论当中需要被批评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样的原因就导致我们看到的很多议题，尤其是沉淀到杂志和书本当中的议题。

新媒体还好，新媒体很多是即时的，未经审查，也来不及反应，可能更延伸，也更有野性，要是经过层层的这种工艺制作之后，很多东西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就是哪怕它原本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但是它经过那样的一个深加工，就像是煮了一锅特别淡的汤，就是所有的食材都失去了那个味道。然后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其实就包括了刚才我提到的很多设计，设计上的加工，或者说不加工。然后议题上的，问题上的和形态上的，你基本上看到的都是非常沉闷的状态，大家一个萝卜一个坑，似乎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运转就已经是善莫大焉了。这个状态跟我理想中的环境还是有挺大落差的，而且这个变化越来越剧烈。

我看你之前的提纲里其实提到了《正午故事》，我自己还是觉得要是还有其他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工作状态会更好一些，因为你会不断地被你的同行激发，然后可能会有合作，也会有竞争，或者是会有讨论，可能还会有批评，互相的批评，但是那个环境是更正常和更健康的环境。就是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同一个领域去工作，然后有交集，有意见，但是现在的状态就是，好像所有还在工作的人就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站着画圈，然后好像你的圈和我的圈也没有关系，即便有关系，可能两边也就迅速地摊开，因为涉及到了利益的问题、面子的问题，还有很多说不清的利益关系，这个时候那就没有讨论和交锋。这个事我也没有资格说遗憾，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玩，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做文化工作其实还是很向往那种有一点点自由，然后有点不顾，没有禁忌的交流。那种交锋的感觉是最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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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城：今天的文学阵地它可能也要分好几个场域，传统的文学杂志、网络文学刊物、晋江和起点这样的文学论坛、豆瓣这样更多编辑和严肃写作者驻扎的地方，各自面临的问题也不太一样。传统文学刊物的现状是，除了大刊，地方刊物只有纯文学爱好者、圈内编辑、评论家和作者阅读了，说难听点可能也没多少作者读，非常难破圈。大家都把那个作为一个皇帝的新装，就是当遇到了圈内的老师的时候，就不说这个东西，私底下都说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人读了，说觉得发那个没什么劲，但又想发，因为发了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象征，也会有同行的认同感，是一种矛盾的心态。

读者流失，传统刊物没有政府资助是很难活下去的，它不是市场导向，变成了一个必须倚靠公权力的东西，这不会完全阉割它的独立性，但肯定会对它的发表尺度产生影响，久而久之就是一种温和而正确的尺度。

文学刊物的审核尺度也是暧昧的。同一个选题，如果是莫言写可能就通过了，新人写就说敏感不能发。尺度的背后也有权力和人情的关系，文学也有它巨大的黑箱，包括文学标准天然的不统一，也包括权力、人脉、刊物风格、政治影响力对编辑的影响。传统刊物一般有二审、三审，年轻作者过得了一审，还要面临更考虑到安全问题、题材问题的终审。

走市场的刊物，自由度更高，但没有政府资金的庇护，也更加容易夭折。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外部压力的作用，它们像一颗颗流星，并不长久，但活得绚烂，比如《独唱团》、比如《天南》，也许一个方式是得到读者的资金众筹，类似于成立一个读者俱乐部，大家出钱供养这份刊物，刊物对这些读者负责。但特别困难，有的比较省事的就是忽悠资本家，烧资本家的投资，烧完走人。

海涛：吴琦老师用了两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两个词本来又在日常层面都是一些褒义词，比如说像纯净，比如说精致，但在这种纯净而精致的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下产出的杂志，它缺乏一种自省和革新的动力。所以它没有办法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直接进行一种对话，丧失了对现在青年人的一些影响力。那么我想问吴琦老师，现在的刊物怎样可以更加深入地作用到年轻人的实践当中，而不只是一种精致的摆设。我想到之前项飚和您通过对话完成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这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项飚是一位人类学家，近年来他的一些访谈和公众号文章都被传为爆款，甚至一些关键词，是大家谈论的过程中经常会引述的。这样的一种对谈形式，会不会是激励读者实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吴琦：首先我刚才说到面对文学杂志的环境的一些总结，我也很警惕，虽然我们《单读》已经讨论过这个事情，但并不是说《单读》在这个方面就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不过《单读》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比如我们关注到很多豆瓣网友对《单读》的评论。这个让我想到很多过去做《单读》的事情。

先说几个小事儿，一个是丹妮加入我们，我第一次把《单读》的稿子发给她的时候，她非常生气，因为稿子本身的质量和它的组织方式远远没有到达到她这个出版的标准，她其实是内心非常愤怒地在跟我说话，比较惊奇的是当时她还是很礼貌的。所以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她的愤怒，反而是非常意外跟惊奇。之前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别人就默默地交给下一个人或者是不回应。第一次有一个很主动的回应这件事，让我非常的诧异，但是她也觉得很奇怪，她说明明我是在批评你的工作，但为什么好像你还听得兴致勃勃并且愿意修改，真的，她也觉得很奇怪，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这个是很正常的工作方式。

我会看读者的回应，包括批评的声音，思考哪些意见是可以帮助到下一期编辑工作的，哪些是可以修改的，修改后可以用的，哪些即使修改也只是耽误时间。我们把我们所设想的很多东西做出来，然后抛到一个有读者、有市场的地方。我觉得《单读》的这点经验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去看见别人对你工作的反应，这个反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会是情绪性的或者是无效的，这可能需要强大的心脏把那个东西屏蔽掉、过滤掉，然后筛选出评论背后的那些真知灼见，你常常会发现读者的意见都是对的，当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严肃的批评他们几乎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一定是从他们的眼光能够看到的一个点，他们这个点可能你没有看到。

对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怎么样和今天的年轻读者更多地建立联系，进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这其实是我个人非常想要去实践的那个方向，但是一直是受挫的状态。我想到比较积极的例子，包括宗城也认识的小武，小武在《单读》实习过，我们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我看到他的那种非常直接的实践，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激励。我一直很希望把行动性放到《单读》的工作当中，比如说在北京清退事件时，我们是否能做出一些回应，但是我总觉得那个（约稿发文章）不够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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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项飚老师的访谈会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推进了一点。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设问，就是说今天的知识、今天的文化生产和今天年轻人在日常实践当中所渴望得到的一种方向感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出现了一个空洞，我们很希望能够往这个空洞当中填补一些材料。

我想补充的是，在我们做《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过程中，包括出版之后，有一些很成熟的编辑非常真诚地告诉我们，如果当时你们把这个选题摆到我面前，我一定不会答应做的，因为他不觉得谈话或者是对话本身是一本书的题，他说你可以自己写一本书，或者你们项目上自己写一本书，这我一定会出，但是这个题目凭他当时的专业判断都会告诉他不会出，所以你会看到一本书的源起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是在不断地被拒绝、被批评的过程中。

这本书引发讨论之后，我特别喜悦，我自己是希望回到当时的那种状态，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回应。我同时警惕的是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个时候就是停滞和原地踏步的开始。我们当时想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去拓开一些空间，但是在得到很多肯定的同时又发现还有很多题目和大量的可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意识到讨论是如此的不足，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跟项老师通电话一起讨论，我们又会提出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本书往前走了一步或者半步，那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往前再走该怎样走下去。

这本书的题目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我后面更想提的是把自己作为问题，是那个问题本身不断地引导我们去做事情，然后不断地引导我们向前。不管你去做文学刊物，还是做一个小的包装，这些问题都在引导你向前，而不是结果。只可惜，现在可能整个社会和整个行业对结果的关注都有一点偏执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反过来它限制了我们自己在行动和想象力上的开发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