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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还是全球文学:西奥多·德汉教授访谈录

何成洲 李淑玲 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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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西奥多·德汉是比利时鲁汶大学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SSCI期刊《欧洲评论》主编,《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的编委。他的专著有《美国文学史》(2014)、《路特雷奇简明世界文学史》《当代美国犯罪小说》等。2017年5月,德汉教授在南京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讲学期间,接受了何成洲教授和李淑玲副教授关于世界文学与全球文学的访谈。德汉教授从世界文学的不同定义以及他个人编写世界文学选集的原则谈起,着重阐述了当今世界文学研究的潜力、危险和不同声音。他还基于自己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领域的丰富研究,提出了超越后殖民主义、用“全球文学”替代“世界文学”的设想,以回避学界对于世界文学的一些质疑。

作者简介

何成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戏剧研究。


李淑玲,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兴趣是美国文学和跨文化戏剧。


Title

 

World Literature or Global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Theodoor L.D'haen

Abstract

 

Theodoor Louis D’haen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English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Leuven University, Belgium, an elected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European Review, and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He is the autho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 History (2014),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2012),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me Fiction (2001). When visiting Nanjing University and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in May 2017, Prof. D’Haen is interviewed by Prof. He Chengzhou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Li Shuling on world literature and global literature. Beginning with various defini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 Prof. D’Haen illustrates his principles of editing world literature anthology, emphasizing the potential, the danger and the different new voices of today’s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Based on his own studies on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Prof. D’Haen proposes to go beyond postcolonialism, and to replace “world literature” with “global literatu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s that some people have given to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He Chengzhou is Changji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nd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English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drama. 

Email: chengzhou@nju.edu.cn; 

Li Shu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nd doctoral candidate at Nanjing University.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drama. 

Email: lishuling@cu mt.edu.cn

何(代何成洲):

我想用一个基本问题来开启今天的访谈,即什么是世界文学?大卫·丹穆若什对此论述很多,并出版了名为《什么是世界文学》的专著。


德汉(代西奥多·德汉):

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是一个学科,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但它也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意义多元的术语,我先谈谈它的不同意义。最广义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用任何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这基本上等同于文学,即曾经创作的所有作品。


第二种定义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大师级作品或普世作家作品的集合”(Guillen 38)或者“不同文学中已获得全世界认可的作品”(Dasgupta 399)。当然,每个国家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经典,如中国文学经典,英国文学经典等。世界文学经典,就是把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最佳作品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适用于全球的经典。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如果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各国文学中的精品佳作都挑选出来,最后得到的将是一个庞大的作品单,所以你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时困难就出现了,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想或者认为应该从她或他自己的文学中选出更多的作品,而从其他的文学中选的少些。最困难的是为大学生编写经典作品选集,受页数限制,你不得不千挑万选,舍弃很多。


世界文学的第三种定义或许是最简单的一种,即超越源文化的边界而在其他文化中流通的任何文学作品,其流通形式可以是原著,也可以是译文。大卫·丹穆若什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就采用了这一定义。我们认为歌德在最初使用这一术语时也是指这种世界文学。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只要超越源文化而被其他语言文化的人们阅读使用,就可以成为世界文学。当前,英语语言文学几乎自动地成为世界文学,因为除了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的读者,其他国家的人们也阅读它们。而用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通常需要翻译成英语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


1969年,印度学者达斯古普塔(R.K. Dasgupta)给出了世界文学的第四种定义,即“将世界不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Dasgupta 399)。也就是说,不再将各国文学看作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简单地把它们放在一起。当然,没有必要囊括所有作品,而是将最优秀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


何:

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是世界文学的第三种定义,即超越源文化边界在其他文化流通的文学作品。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德汉:

我认为,阅读世界文学在本质上与阅读其他文学是一样的,即应用你所掌握的批评素材和技巧进行阅读。其不同在于,如果你在某一民族传统下阅读一部具体作品,你将会把它置于民族传统内,参照其之前或之后的作品、作家,考察生产和消费这一作品的本土条件。但是,如果采用世界文学视角,你就会把它放在与其他文学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本民族文学中阅读它,你的研究路径会更加宽泛广阔,而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某一方法。


何:

目前存在很多世界文学选集,您自己也编写过《路特雷奇简明世界文学史》。您如何看待现存的世界文学选集?如果将来有人想编写世界文学选集,您有什么建议?


德汉: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每部选集都存在“既太多又太少”的矛盾:太多是因为你不可能阅读所有作品,即使是某个选集中的作品,太少是因为任何选集总会遗漏某种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因此,我认为每部选集都是编辑们尽其所能做出的临时选择,反映的是编辑和该领域专家的当前理念。没有一个编者能够假装他/她知道世界上的所有文学,他们不得不咨询专家,特别是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文学,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依赖某类文学专家的判断。关于如何编写选集,要取决于你的编写目的。如果你想为学生推介他们需要阅读的东西,你必须非常严格地筛选。这意味着,你知道因为空间有限不得不舍弃很多重要作品。这是一种看待这一问题的方法。最后你可能只选择了相对较少的作品,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读者会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转向更大规模的文学选集,或者去阅读特定文学的特殊选集。另一种目的,也是当前大多数选集的编写目的,即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你会竭尽全力将你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都包括进来,反映那些特定文学专家们的偏好、品味和鉴定,你希望至少囊括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学。你不太能够成功,因为总有一些文学不会被选入。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正因为你想具有代表性,你可能会从某些文学中选择一些你觉得不够优秀的作品,其他文学中的其他作品可能更优秀,但是你因为没有空间而不能将它们选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争论。来自小语种的人们经常因为选集中没有他们语言的作品而感到愤怒。


何:

是的。中国教授、学生经常抱怨某些世界文学选集收入的中国文学不够多。您对此作何评价?


德汉:

中国文学有4000年的历史,印度文学有4000年的历史,而英国文学只有仅仅1000年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你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英国的四倍?你是否需要考虑哪种文学或文学作品在其国界之外更有影响?他们通常会给像莎士比亚那样在全球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更多的空间。你究竟应该多选中国文学还是多选英国文学?这真的是个难题。


何:

我们探讨过翻译的世界文学,你反复强调说,尽管你掌握了七种语言,仍然不足以阅读所有语言的所有文学。因此,翻译文学对世界文学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多年来,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数量远远大于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的数量。所以,人们会认为,英语文学自动地变成了世界文学,就像你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某些作品的质量并不那么高,它们也被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那么,如何理解翻译的世界文学问题?如何评价世界文学在中国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不平衡性?


德汉:

无论对于作品选集还是文学经典,情形都是一样的,不平衡是一直存在的现象。目前,关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也适用于所有其他语言与英语之间。对于所有其他语言来说,译成英语的作品都远远少于从英语译入的作品。这是英语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后果,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中,而且也体现在各个方面。我认为困难之一是如何评价文学翻译作品的真正价值,因为你几乎总是会发现,许多东西没有被翻译出来,比如诗的节奏、韵脚、头韵,很多特定诗歌的具体特色是很难在翻译中表达的。所以我认为,翻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很多人也会认同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你知道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得的文学,这也是大卫·丹穆若什的观点。没有翻译,就不可能被其他语言的人们阅读。这是不得不做的选择。不太为人所知的语言中会有杰出的诗歌,任何本土语言,如汉语、朝鲜语、荷兰语或者丹麦语,都有本族语人认为最优秀的作品。但是你只能欣赏原著而无法翻译。这并不是不好,但却意味着你认为最好的东西不能被该文化以外的人们了解。所以,你不得不接受翻译,它是必须的助手。


何:

2013年,艾米丽·阿普特出版了《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反对认为可以通过翻译清楚了解整个世界的世界文学,您对她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德汉:

她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个观点是,恰恰是在那些无法准确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地方,你才能触摸到这一语言和文学的真正身份。或许是这样的。她的第二个观点是,那些无法翻译的术语和概念阻止人们谈论一个“世界文学”。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不可译性是错误的,一切皆可翻译。或许不能百分之百地准确翻译,但你至少可以接近原语言。如果你不能翻译,你可以阐释,或者用其他方法。张隆溪在其《从比较到世界文学》(2015)一书中对阿普特的不可译立场进行了猛烈批判。对于“做”世界文学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我比阿普特要乐观得多。


何:

在最近的演讲和谈话中,你既对世界文学的危险提出了警示,同时也指出了世界文学的潜力。您能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吗?


德汉:

确切地说,潜力就是指更多的世界文学获得更广的知名度。有些文学至今不能被人所知就是因为翻译太少。但是,就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其危险在于,当把所有的文学都翻译成英语时,你就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迷你美国。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英语获取,那么对一种外国文学或一部外国作品来说就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实际上会使外国文学失去魅力。歌德早在翻译一位十三世纪的波斯诗人时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存在三种翻译。第一种翻译仅仅表达出所译作品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担心风格或其他,你只是对原作进行平实的概括。第二种翻译是尽力将外国的变成自己的,即归化。你翻译波斯诗人时将他看得像德国诗人一样,把波斯诗歌变成德国诗歌。最高级的翻译是那种将自己的语言异域化。你在译文中保留原作的异域风格。你的读者会意识到这实际上不是德国诗歌而是波斯诗歌。这也是劳伦斯·韦努蒂的观点。因此,这取决于你翻译的受众。如果读者只是想了解里面说了什么内容,你就用第一种翻译。如果你想做第二种翻译,你就要让行文流畅易懂。如果你为对原作感兴趣却因不懂这种语言而无法阅读的人翻译,那么你就用第三种翻译,这是比较学术的方式。


何:

翻译也受到历史文化背景和语境的制约。比如在1920年代,大部分中国译者采用了第二种翻译方法,因为他们想引进西方的思想。由于其目的是输入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们就将外国文学中国化。讨论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会将它与民族文学联系起来思考。其中一个问题是:世界文学是如何影响民族文学的?在中国语境下,世界文学将会成为中国文学的机遇吗?或者世界文学将会对中国文学产生负面影响吗?当前,人们正在讨论此类话题,比如,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德汉:

你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学经典或民族文学,其中的作家是有等级的,有些重要些,有些不那么重要。然而,如果你用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观照民族文学经典,你可能会发现,某些民族文学经典不感兴趣的作家可能会得到世界文学的青睐,因为他们描写了本国以外的世界。当然,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某些在民族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作家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在世界上不够有影响力。我认为在英国文学中,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世界作家,创作了《仙后》的斯宾塞却不是。斯宾塞是非常重要的英国经典作家,但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相比,他在英国之外几乎没有知名度,因此他不是世界文学作家。所以,如果你谈民族文学经典,你将包括斯宾塞及其《仙后》,但如果你谈世界文学经典,你就不会包括他。


世界文学将如何影响某一特定文学的发展?我认为,影响是多方面的,世界一直在向一起靠近。在当前时代,处于任何传统和语言的作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关注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特别是关注哪些作家的作品畅销、流行或出名。这就会从一开始就影响到文学的生产。我们今天下午谈到了莫言,你也可以思考其他的作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我们总是认为,作家创作是因为他们做不了别的事情,内心的驱动迫使他们写作。其实,他们与其他人一样需要吃饭,想把书卖出去。


何:

所以全球化影响了作家。他们会既在乎国内市场也在乎国外市场。也许英语作家在创作时会想到中国的读者。


德汉:

是的,确实是这样。


李(代李淑玲):

当前,有不少跨国联合出版项目,如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2005),贺拉斯出版社组织的“重写莎士比亚”(2015)等。这些出版社从不同国家邀请作者,组织他们用英语或者他们的母语创作,然后在全世界用英语和其他语言同步发行。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会考虑到世界各地的读者。而这些作品在发行之时就走出了源文化。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文学作品已经自动成为世界文学了?


德汉:

是的。这就是所谓“全球本土化”的实例。就像麦当劳里的汉堡包,他们声称,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每个地方的汉堡包都因照顾当地口味而有所不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学上,毕竟,文学也是一种产品。


李:

在讲座中您提到,世界文学开始关注或恢复两个目标:反对理论的绝对支配地位,拓展关于文学的世界知识。这让我想到: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世界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世界文学能否有助于产生更多的理论?或者理论对于世界文学研究是不是必需的?


德汉:

从根本上讲,探讨世界文学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因为它不是分析诗歌或小说的新方法,或许是新路径但不是新理论。我认为它也不会带来新理论。从很多方面看,它是对文学史的回归。如果你认为这也是一种理论形式的话,你可以说它带来了新理论。这已经产生了影响,使人们重新关注文学史。由于对理论本身或理论方法的兴趣,文学史实际上已经缺位很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世界文学对理论是有影响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拥有了很多理论。那时,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兴起,后殖民主义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兴起,当然也包括美国。我认为人们开始意识到理论距离真实世界太远了。如果你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你实际上是在将文学政治化。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试图消除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从中立的而非政治化的视角来探讨文学价值,将全球视野带进文学研究。能否成功实现这一理想是当前正在激烈辩论的问题,因为一些人会说,正是通过假装不采用政治视角,世界文学恰恰在实际上使用了政治视角。


李:

比较文学已经催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论,比如接受理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等。那么,比较文学的理论适用于世界文学吗?怎样理解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差异?是相同的还是有差异的?


德汉:

世界文学在传统上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为二级学科。我认为比较文学的实践与方法都适合用来讨论世界文学,因为在本质上它们都是研究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作品。所以我认为,比较文学是方法,世界文学是这一方法的实际应用。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何:

谈到理论,很多中国学者阅读了弗朗哥·莫瑞提,像《远距离阅读》,对他使用数字人文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比较熟悉。弗朗哥·莫瑞提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您如何回应他的理论?


德汉:

莫瑞提所消灭的东西之一是阅读的快乐,对他来说,文本不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至少不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为获得意义而阅读文本。他在使用另外的参数研究事物。但是,我认为他的方法正是对世界上不再有特权文学这一事实作出的反应。如果你必须或者想做到公平,你就不得不看看所有的文学。那样就不可能谈论他们。如果你确实想谈论大量的文学类型或者大量的文学作品,你就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式方法。这就是莫瑞提尽力在做的。他尝试使用科学方法,统计的、生物的、语言学的方法,最新的则是数字人文,准确地说是大数据方法。我非常喜欢它。我发现阅读莫瑞提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他经常带来惊人的思想。有时候你也对它的真正合法性产生疑惑,但是我确实很喜欢阅读他,他能激起我的兴趣,使我激动振奋。当然,也有人批评他,在分析很少资料基础上就得出某些结论是不对的。不过,他确实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引人深思的结论,比如关于阅读大众、图书出版和分销等。他超出了文学领域,融合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使之成为了不仅包括文学还包括书籍阅读和观众的综合性科学。这是我认为他的研究很有意思,且与众不同的地方。


何:

在2015年创办《世界文学》期刊时,您与大卫·丹穆若什和张隆溪有一场辩论。那时,您提到了世界文学研究内部的不同声音。这场辩论现在怎么样了?您对此有何反思?


德汉:

事实上,世界文学领域存在很多新声音或力量。艾米丽·阿普特当然是反对世界文学的,她是持不可译立场的学者之一。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声音。一个是在美国工作的谢永平(Pheng Cheah),2016年他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文学》一书,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学就是世界文学,“一种根据 ‘典范性’的伦理政治视野来改变世界的力量”(Cheah 6)。他辩称,后殖民主义文学通过拒绝追随西方强加的同一步调的全球化而抵制了西方对非西方的书写。显然,谢永平所使用的“世界”在意义上与歌德、丹穆若什、古普塔不同。我认为他更新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是抵制文学”的观点。另一个声音则来自阿米尔·穆夫提(Aamir R. Mufti),他的专著名为《忘记英语: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2016),他的观点是,世界文学早在英语称霸之前就以其他语言形式而存在很久了,比如阿拉伯语,那时的世界文学比现在以英语为载体的世界文学更具世界性。因此,我认为那场辩论向前推进了。与很多其他事情相似,世界文学的奠基作者与文本正在受到挑战,有时甚至是驳斥。在早期定义和方法的基础上,人们正在对其进行完善。


何:

您既提到了后殖民主义,也谈到了超越后殖民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在世界文学研究中超越后殖民主义?


德汉:

我认为,后殖民主义本身是从过去由西方学者评价的已经存在的文学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指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就像多元文化主义也指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一样。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是以对抗的姿态运作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抗的是美国白人文学的传统经典,而后殖民主义对抗的是过去五百年来大部分的西方经典,主要是英语和法语文学。我之所以提倡超越后殖民主义,是因为世界已经不能再按照白人/有色人或者殖民的/前殖民的模式进行二分。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你不能再使用对立范畴划分区域位置。这也是我提出“全球方法”和“全球视角”的用意,这也将会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视角。


何:

昨天您也提到了全球文学,全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同吗?您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是否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


德汉:

我使用全球文学是为了规避某些人给世界文学带来的负面意义,我倡导的全球文学就是从全球视角审视文学,不是支持或反对任何东西,而是仅仅将它视为一个中立的术语。


何:

有没有对全球文学的定义?


德汉:

有,已经有了。我在Anglia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全球文学’,英语文学》的论文(2017.3),在不否定我之前的后殖民主义和美国主义阅读前提下,采用全球文学视角重新解读了四部文学作品。这是针对同一材料进行的更加“综合的”阅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事物的重新论述。我的建议是:用“全球文学”代替格雷厄姆(James Graham)、尼布莱特( Michael Niblett)、迪卡喀德(Sharae Decakard)等人使用的“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我将全球文学视为一种建立在比较文学、后殖民研究和世界文学基础上的术语和方法。因此,它不会使这些方法失效,而是允许一种更加“超越的”( meta)的视角,用更长更广的视阈考察特定作品、特定作家、具体文类的内在发展以及某些主题的应用如何在相同或相似的压力、境况和情形下“世界化”它们的世界(“world” their world)。世界文学阅读试图将世界看作整个世界而不是欧洲或西方中心的,并且要超越后殖民的情感认同。


何:

“全球文学”获得广泛接受和应用了吗?


德汉:

已经有很多关于它的定义和讨论了,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和英国。2013年《n+1杂志》的编辑们在《世界文学:什么是全球文学》一文中认为“或许今天的世界文学被称作全球文学更好些…….全球文学主要是由学院派定义的,将文学视为  天然美好的,无需证明……(它)不做任何判断”("World Lite”)。罗格斯大学发布了一个网络资源“全球公民2000:为全球社会的教育”,对全球文学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安·布雷特曼(Ann R Breitman)列出了设置“全球文学”教学模块的基本原理,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认识我们作为世界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引起的反应”。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开设了“全球文学”课程,希望“通过从不同地理区域或文化视角对文本进行批判性地全面分析呈现一种全球文学研究”。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分别开设了“全球文学与社会变迁”和“英语创作的全球文学”课程。好像有两种情况正在发生,一方面,《n+1杂志》的编辑将世界文学等同于全球文学,从而将全球文学等同于全球化。另一方面,将他们的课程列为“全球文学”的学者们似乎故意避免把他们做的事情与世界文学混为一谈,从而避免被它玷污。从他们的描述和列出的书目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全球”一词是用来回避“世界”和“后殖民”标签的,但实际上却又包括了两者的实践。


何:

这一全球文学概念与全球化相关吗?


德汉:

既相关也不相关。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对全球化的接受或者是积极肯定的,或者是消极否定的。我将它视为积极的东西。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会有人得到有人失去。这也是它在当前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术语的原因。文学的情况也是一样。事实上,人们指责全球文学的原因恰恰是我想使用它的原因,也就是,不含政治价值观的东西,中立的东西。人们,尤其是像谢永平那样做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人,希望他们的文学研究含有政治信息和政治内容。这就是他们反对世界文学、反对全球文学的原因。他们,特别是谢永平,将文学视为带有“伦理政治内容”的东西。我认为世界文学、全球文学恰恰想要避开这些。这也是我提出超越后殖民主义的原因。


何:

谢谢你,西奥。


德汉:

不客气。很高兴接受你们的访谈。



此文英文版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4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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