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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生态批评研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至今，其研究角度虽然越来越多样化，但城市维度却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在生态批评的多次发展浪潮中，本应成为重要一环的城市生态批评虽然曾浮现过短暂的涟漪，但更多偏向于社会学研究，而且在之后也陷入了漫长的断层与沉寂期。长期以来，无论是阐释作为文本的城市，还是在文本中再现的城市，城市与自然一直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之中，导致城市成为自然书写中的一种空隙。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和认知城市自然，对自然的概念进行再定义，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完成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

作者简介

马特，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From Absent to Present: The Urban Dimension of Ecocriticism

Though ecocriticism has been accepted with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since the 1990s and taken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it still lacks an urban dimension. Urban ecocriticism, which should be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during the several waves of ecocriticism development, has only made a brief appearance that is more oriented to sociological than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reafter has merged into silenc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city and nature are separated from and in opposition to each other in the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ity,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city becomes a blind spot in nature writing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discover urban nature and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nat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By bringing environment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urban studies into the framework, the urban dimension of ecocriticism also shifts from the absent to the present.

Ma Te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China),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mate_cufe@163.com

      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自此，生态批评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Glotfelty xviii)。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批评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界的显学，但是在生态批评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城市”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的状态。尽管生态批评学者一直强调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将城市系统地整合入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却一直罕有学者真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荒野”或其它看似较少受到人类影响的田园空间(Schliephake 196)。相比于城市规划、自然科学、社会学、城市史研究等学科对城市生态研究的重视，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可谓起步晚、发展慢、关注少。

       在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发展浪潮①中，学界研究普遍将荒野和乡村空间的价值置于城市空间之上，强调将传统的自然书写即荒野作为研究对象。1999年，生态批评第二波发展浪潮期间，本内特和蒂格首次提出了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的概念，指出其研究目的是“重新认知自然与自然的各种文化再现”(Bennett and  Teague 10)，以回应当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社会诉求”(Ross 28)。之后，劳伦斯·布依尔提出了环境批评的概念，呼吁生态批评学者关注“城市空间与未开发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人们是如何对这种关联性进行想象的”(Buell,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8)。然而，虽然这些学者提出了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的初步概念，但是相比于生态批评其它研究脉络近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在生态批评第二波浪潮中的发展只能称得上是一波微弱的涟漪。更重要的是，初期的城市生态批评不仅论著数量极少，而且整体发展仍处于基础摸索阶段，其深度和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更多地只是理论上提出了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更加偏向社会学研究或政治性的生态正义运动。在文学批评中，生态批评学者大多依旧把城市自然看做是理想化自然的“回音”或“残余物”，在对待非传统环境如城市环境和其它人造空间方面明显缺乏耐心(Bracke n. pag.)。在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后，城市生态批评不仅出现了断层，而且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沉寂期。这种沉寂与无声既表现为城市研究中自然与城市的割裂，也表现为自然书写中城市维度的缺席，导致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了危机。

01

作为文本的城市与文本中的城市

      1934年，T. S. 艾略特曾在《磐石》中提出，“这城市的意义何在？”(Eliot 171)换言之，如果我们将城市看作一种文本，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该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也显得更加重要。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报告，目前全球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市中。②与此同时，城市空间扩张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城市人口增长率的两倍(Shlomo, et al 53)。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市将对人类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面对城市化带来的纷杂的社会现象与复杂的空间经验，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与解读从最初零散的第一反应逐渐积累为系统的城市研究理论，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类建造城邦(polis)、城市(city)，并乐于在其中进行社会活动(Aristotle 4-5)。虽然早期的历史学家有一些关于城市的历史记叙，③但总体而言这些论述并不系统，尚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城市研究理论。在学术界，最早将城市作为文本进行系统研究与解读的是社会学家。社会学城市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社会学城市分析以芝加哥学派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主导，④强调重新建构以农业神秘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往往认为城市切断了人类与作为生命之根的土壤之间的联系，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系统，终将导致文明的衰落。⑤此后，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传统生态学范式影响减弱，社会学城市研究领域又先后涌现出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⑥和以城市漫游者(flaneur)⑦为代表的文化研究转向。近几年，受后现代理论家影响，城市研究还引入了延异、超现实、碎片化、拟像、监视等后现代研究术语，⑧开始质疑传统的单一的认知世界的方法，认为城市空间是承载了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记忆与想象的后现代空间。可以说，城市研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色，现实的城市与想象的城市之间的界线也逐步被瓦解。

       如果说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是从认知角度解读作为文本的城市，那么作家的城市书写则是依赖于个人想象而建构起的文学文本中的城市。一方面，这两种对城市的关注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文本的城市是现实的城市，而文本中的城市则是想象的城市。对于前者，乔纳森·拉班曾称之为“刚性城市”(hard city)，这类城市可以“在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建筑学中用地图和数据予以定位”。与之相对，拉班将想象的城市称为“柔性城市”(soft city)，这类城市来源于“幻想、神话、愿景或噩梦，甚至可能比刚性城市更为真实”(Raban 10)。而另一方面，在这种刚与柔的碰撞中，现实的城市与想象的城市又是难以彻底区分的。原因在于，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的生存空间，也是想象的空间。正如城市规划师对城市的设想会转化为城市规划方案，最终成为现实的人造环境，文学、艺术或电影文本中的想象的城市也同样可以影响城市空间的建构与实际的城市生活。关于城市的思考不仅存在于意识层面，也是无意识的欲望与想象的产物(Bridge and Watson 7)。城市不同于乡村和小镇，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与弹性。现实的刚性城市会刺激或限制文本中关于柔性城市的想象，而被想象的城市也会在文学文本的再现过程中塑造书写者和阅读者。很多时候，作为文本的城市与文学文本中的城市是彼此相通，互相影响的。例如，艾略特在《荒原》中所描述的现代城市的精神荒原，实际上便折射了斯宾格勒的城市理论中对现代城市的封闭性与异化的论述。因此，阅读文学文本的过程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阅读城市的行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过程，但是二者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理查德·利罕提出，“正如文学作品塑造了想象中的城市现实，城市中的各种变革也会反过来对文学文本进行改造”(Lehan xv)。换言之，城市与文学都具有文本性，阅读城市书写的同时也是在阅读城市。

       无论是作为文本的城市还是文本中的城市都拥有不止一种叙述，城市研究理论与文学理论也都只能解读城市复杂多面中的一面。当我们将城市研究理论与文学研究理论结合起来对城市进行审视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现代城市空间作为人与现代性的相遇点，不仅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新鲜的空间体验，也对城市中人们的环境感知产生了不同影响。可以说，自最早的文学文本起，城市一直以各种矛盾而复杂的形象出现(Ameel, et al 1)。具体而言，支持城市的正面观点认为城市空间象征着机遇、活力、流动性与联系性；⑨与支持城市的观点相比，自启蒙运动起，城市主义便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政治秩序与社会混乱的源头”（Lehan 3）。在文学与艺术话语中，城市常见而主导的形象是负面的。出现在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常常被描述为是导致社会混乱的场所，滋生了腐败、疾病、道德败坏、污染、拥挤、犯罪与身份异化等负面现象。在这种语境中，城市提供的机遇反而变成了威胁，城市生活中的邪恶与粗鄙更是令作家们感到惧怕。在文学批评中，城市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缺乏价值的，人们过于对之感到绝望，因此缺少对城市的关心，把城市边缘化了”(Caws 2)。这种解读城市的定式思维具有很多弊端，尤其容易“将原本具有历史多样性的多种诠释方式简化为某种单一类型的象征或原型”(Williams 289)。这一点，在人们处理城市与自然/荒野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02

自然书写的盲点：城市的缺席

       长期以来，城市与自然一直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中。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现实的世界里，也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以现实世界中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例，大学的学科设置往往将城市规划专业与环境研究专业安排在不同的院系；在学术话语中，以1995年至2000年为例，在九家主要的生态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六千余篇学术论文中，只有0.2%涉及到城市(Benton-Short and J. R. Short 141)。以罗尔斯顿等人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更是只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拒绝将人造环境纳入关注的范畴(Rolston, “Living on Earth” 245)，认为“人类文明进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自然进化过程的干扰：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共生，而是对立”(Rolston, “The Wilderness Idea Reaffirmed” 371)。

       相比于现实世界中对城市与自然的二元划分，在文学想象的世界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话语中，又以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文学为代表。在美国的自然书写传统中，荒野书写和边疆文学则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中的城市文本可谓极度匮乏。迈克尔·班内特曾指出，“尽管在创作和文学课堂中涌现出大量以环境为主题的文本，其中却鲜有文学文本超出荒野空间的范围，涉及到城市空间”(Bennett 56)。可以说，自现代城市出现伊始，城市中的自然环境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语境中一直处于被忽略的位置。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比于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底层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在美国城市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丰硕成果，生态批评在美国城市文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造成了生态批评中城市维度的缺席。

       城市与自然的长期分离不仅有悠久的思想渊源，也受到现实世界中经济因素的局限。历史上，欧洲移民离开原本居住的发展成熟的欧洲城市，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后登陆美洲大陆。相较于旧式的欧洲城市生活，未经开发的美洲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伊甸园。这种早期移民生活对新伊甸园的愿景与对旧世界的疏离，导致了将原始自然与城市空间相对立的意识。尤其是早年的美国知识分子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影响，存在一股颇为强烈的反对城市化的思潮。“对我们的梦想者们而言，美国是一个花园，一个土地的伊甸园，而它正在随着城市化而失去纯真”(Levin 234)。可以说，在美国文学发展的二百余年里，腐败的城市空间与纯洁的乡野空间之间的二元对立一直笼罩着美国文学的城市叙事，而这一意识又被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自然书写的传统进一步强化(Dixon xii)。在美国自然书写传统中，自然与人类的关联往往被认为因城市的介入而日趋疏远。城市作为自然对立面，一般具有神秘、黑暗、压抑、冷漠、异化与孤立等反生态特征，而作家的生态意识则主要呈现为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对朴素荒野自然的偏爱。

       此外，现代城市的土地经济利益也令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土地和居住空间不足的问题也愈加凸显。这种空间不足使得城市的空间扩张迫在眉睫，土地的开发价值迅速提升。以芝加哥为例，在城市内有限空间的土地已开发殆尽的情况下，针对城市周边尚未开发的荒野地区与乡村空间的商品化需求越来越强烈，进而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土地开发商(Hoyt 294)。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城市周边以及城市内部空间的环境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反地，近几十年来，环境保护者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偏远的荒野地区——如亚马逊雨林等地区——的土地保护与开发问题。长此以往，对城市自然的忽视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用地紧缺的问题，而且加剧了对现有城市环境内自然空间的破坏，间接地形成了纵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环境恶化的城市文化。 

       因此，目前无论是现实中的城市还是想象中的城市，实际上都面临着一种两难的窘境。一方面，现实的城市在人文社科研究中与自然割裂开来；另一方面，想象的城市既在自然书写中被边缘化了，也在城市书写中与自然相分离。生态批评作为一种“为自然言说”(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11)的文学批评理论，这种两难处境必然会成为其城市维度发展的掣肘。虽然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中的自然，即作家在想象中建构的自然环境，然而环境不仅是地理学实体，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具有多维度的意义。只有将环境置于物质、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综合构成的框架之下，我们才能将文学文本中想象的环境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环境连接起来，对其有全面的认识。若要发掘生态批评研究中城市维度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自然环境的内涵与价值，进而在当代语境内对“自然”的概念进行再定义。

03

城市自然的再发现与自然的再定义

       城市中是否有自然存在？这一看似明显的问题在文学研究——尤其是生态批评——领域内却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表面看来，城市自然(urban nature)这一概念本身似乎是一种“矛盾修辞”(oxymoron)。例如，李·罗泽尔认为，“当城市与生态学两个词放在一起时，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冒险的矛盾修辞；无论这种语义学上的混合看起来多么具有学术潜力，还是会让它的所指——即无言的自然——处于被限制的地位”(Rozelle 109)。长期以来，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环境形式——即自然环境——被另外一种更加粗糙的“人造”环境所替代的过程。默里·布克金认为，“现代城市实际上是各种退化的侵入，即人造物侵入自然物，非有机物(水泥、金属和玻璃)侵入有机物，粗糙单一的刺激物侵入多种多样的原生物”(Bookchin 26)。因此，作为自然的对立面，城市被看作象征着“令人厌恶的、由混凝土构成的生态不公正”(ecological iniquity)，而自然则往往被人们认为是纯洁的未经开发的荒野(Stefanovic 11)。可以说，城市与自然的对立“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Garrard 33)。以英美文学中的田园文学为例，这类文学作品普遍理想化自然环境和乡野生活而妖魔化城市空间，内容多是描述人们从城市逃离至乡野中生活，而在浪漫化的乡野叙述中，作者却隐去了在这类地区实际生活时需要从事的艰苦劳作。在古典田园文学中，自然是人类怀旧的休憩之所；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浪漫主义田园文学作品常常将“乡野的独立性”作为与城市扩张相对抗的存在；而美国田园主义则推崇唯农论的哲学思想，使农田成为城市空间与荒野自然之间的分界线(Garrard 37-49)。

       诚然，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区别，人们可以轻易区分在繁华熙攘的城市购物中心里所获得的环境体验与身处非洲大草原之中的体验。然而，这种体验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市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更不能作为忽视甚至否定城市自然存在的依据。芬兰哲学家海伦娜·斯伊普提出，所谓的淳朴自然与人造环境实际上都是“抽象物”(abst-ractions)。在她看来，自然性“并不是‘非是即非’的问题，而是一个连续的梯度变化〔……〕绝对的自然性是位于这种梯度变化末端的一种抽象状态，也就是说，只是有一些生态系统比其它的生态系统更加接近这种理想状态而已”(Siipi 469)。换言之，虽然人们可以凭借直觉辨别未经开发的草原和城市购物中心之间的区别，判断出二者与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自然性”之间的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城市”与“自然”是两个完全彼此分离、相互独立、截然不同的实体，那种想法只是简单化的抽象罢了。

       在重新认知城市自然的过程中，关键的一点在于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如何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传统的荒野自然书写与研究更多地关注自然是如何被叙述的，忽视了人类在自然环境的作用，即人类是一个身处自然之外的旁观者与缺席者。与之相对，城市自然的概念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通过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的经验和亲身参与的活动来完成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是在场的。城市作为人与自然相遇的场所，是一种约束环境，允许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进行控制(Lehan 13)。换言之，虽然人类对城市空间内的自然环境给予一定程度的约束，城市空间依然是人类与自然同时共存的空间。各类基础的自然元素——如土壤、空气与水源等——不仅支持了城市的建设与运转，也是城市中人类生存的必要基础。在人类活动影响自然世界的客观运转的同时，经过水文循环和大气循环，水源和空气也在城市空间与自然世界之间反复地循环流动，因此任何一方空间内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造成影响；城市并非独立于自然界的影响而存在，甚至在面对自然灾害等时常常彰显出无力感。因此，认知自然并非简单地从“水泥森林”逃离。相反地，“自然支撑着城市，并且无时无刻地在向内渗透”(Stefanovic 13)。人类作为城市自然环境的参与者，其参与城市环境改造的行为——如建造城市的行为——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环境行为(Harvey 427)。只有将城市的运作过程像对待自然世界的运转一样，同样纳入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范畴之内，才能全面认知生态系统本身以及人类所身处的宏观自然环境。

       在当代哲学话语中，“自然”一词本身也成为了争议甚至解构的对象。美国哲学家莫顿(Timothy Morton)在《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一书中便大胆地提出，真正的深层生态学应当摒弃“自然”(首字母大写的“Nature”)这一概念，因为自然本身便是阻碍生态学研究进行环境思考的主要障碍，是造成“我们”(人类)与“它”(非人环境)二元对立的根源。在这里，莫顿所强调的其实并非真的要脱离自然来谈论生态学研究，而是强调并指出现存的“自然”概念在内涵上的局限性，呼吁人们以开放的视角看待自然，接受自然的“非自然性”，关注文本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Morton 16)。在城市环境中，各个组成部分彼此连结成为整体不可分离，超越了孰优孰劣的机械式划分。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都既无法脱离自然环境生存，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世界的影响，而这也是我们重新思考“自然”概念的内涵、再次发现城市自然的基本立足点。

       如今，虽然相比于以荒野和边疆为主题的自然书写，城市自然书写还处于稀缺状态，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类城市书写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可以说，自新世纪开始，城市自然书写已经开始成为文学与环境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Dixon xvi)，为我们进行城市生态批评实践提供了足够的文本基础。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城市书写中出现的自然环境往往被看作是文本叙事的背景，而非作品的核心主题；城市自然看似在场实则缺席，换言之，是一种在场的缺席。在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中，城市自然不再是文学文本的物理背景，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一种自然环境形式，成为城市文学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新研究对象。在城市自然书写中，城市自然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出现，其中既包括城市中的各种动植物，也可以是人类与城市自然的动态接触，为人们提供了审视城市自然全景的可能性。对城市自然的接纳与理解可以时刻提醒人们反思自己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探讨城市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新型交互关系，进而将城市维度纳入对自然环境的阐释与解读之中。

04

结语：城市生态批评的方兴未艾

       如前所述，无论是阐释作为文本的城市，还是在解读文本中的城市时，自然与城市都长期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割裂关系之中。这种对立的状态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自然书写中城市的缺失与城市书写研究中生态批评视角的不足。归根结底，也就是生态批评中城市维度的缺席。在传统的生态批评研究范式中，“自然”与“环境”等概念往往都将城市空间排除在外，生态批评研究也通常与“自然书写、美国田园主义和文学生态学相联系”(Dixon 3)，即大多只关注荒野自然，而忽视城市自然的存在。然而，这种做法对生态批评运动本身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限制。实际上，生态批评的“生态”(eco-)前缀不只包含生物学上的意义，也指代了更广义的人类与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自然环境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重新发现城市空间中无处不在的自然景观。城市自然并非“缺席”的代言者，它既不是朴素自然的遗留物，也不是激起回归荒野、远离城市之心的触景生情之物，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环境形式。只有消解了城市与自然之间由来已久的人为隔阂，我们方能在城市化的当代视域内重新思考自然的概念，进而开拓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使城市生态批评逐渐从缺席走向在场。

       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不仅关注城市自然本身及其价值，也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以期扩大城市与自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例如，在接纳和解读城市中“绿色声音”的基础之上，批评者可以进一步阐释更加复杂的议题：在日趋同质化的后现代城市空间，城市自然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空间认知与身份认同；⑩怎样辩证地看待城市空间中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过程与人造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背景的作家对城市自然的再现有何共通性与殊异性等，这些都是城市生态批评可以关注的部分角度。进入人类纪以来，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与迅猛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生态批评对城市维度的关注不仅是对其自身研究范畴的一次拓展，也是对现实世界诉求的有力回应。目前，相比于国外学界方兴未艾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城市生态批评”的概念还未正式出现我国国内文学批评的学术话语中，国内学界也鲜有直接针对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在我国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生态批评不仅应当得到文学批评界的重视，而且有潜力成为与传统的荒野自然书写研究同样壮大的一根脉络，是生态批评领域未来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方向。

注解

【Notes】

①截至2016年，生态批评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次发展浪潮。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2009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这一表述；2012年末，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秋季刊撰文指出生态批评正在迎来“第四波浪潮”。请参见Scott Slovic, "Editor’s Note," ISLE 19.4 (Autumn 2012): 619–21.

②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6), 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 – Data Booklet (ST/ESA/ SER.A/392).

③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托对文艺复兴时期伦敦的书写，可参见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Reprinted from the Text of 1603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08).

④有关社会学城市理论的早期经典著述可参见R. Park and R. Burgess, eds. The Cit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25); Simmel 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Metropolis: Center and Symbol of Our Times, ed. P. Kasnitz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03) 30–45.

⑤相关的具体论述可参见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 I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1928).

⑥新城市社会学主要有三大学派，包括以雷•帕尔(Ray Pahl)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学派，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以及以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城市研究学者。此三派的重要主张可分别参见Ray Pahl, Whose C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Max Weber, The City, trans. & ed. D. Martindale and G. Neuwir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M.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⑦有关本雅明所提出的著名的城市漫游者理论，可参见Walter Benjamin,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Verso, 1985)。

⑧例如，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一批聚集在洛杉矶的学者形成了所谓的洛杉矶学派，他们宣称一种新形式的城市主义已经出现，即后现代城市主义。具体可参见M. Dear and S. Flusty, "Postmodern Urba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8 (1998): 50–72.

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艾里斯·杨提出差异政治学(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概念，其认为城市实现了“陌生人之间的相聚”。可参见Iris Maris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⑩例如，在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后现代城市叙事中，多样化的城市自然便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造空间雷同化的问题，在生物区域主义视域内促进了城市居民的地方感建构。参见拙文《城市自然的再发现：论加里·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年秋季刊(待发)。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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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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