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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托马斯·奥利弗·比比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理论、十八世纪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法律与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欧洲大陆上的科拉丽莎》(1991)、《文类的意识形态性》(1994)、《欧洲书信体小说》(1999)、《现代欧美小说中的民族与地域》(2008)、《德国法律与文学的合与离》(2011)等。受《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委托，尚必武教授利用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从事学术研究的便利，对比比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主要涉及世界文学的定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世界文学的阅读与教学，以及翻译与世界文学等一系列重要论题。现将全部访谈内容整理刊出，以就教于读者。

作者简介

尚必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当代英美小说研究。

尚必武(以下简称“尚”)：尊敬的比比教授，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让我们的对话先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协会”(ACLA)发布的比较文学发展状况的报告(2014-2015)开始吧。在报告涉及的众多命题中，大卫·达姆罗什的“作为影像和作为背景的世界文学”最受欢迎。达姆罗什指出：一方面，“世界文学近年来已经成为热烈(有时甚至是激烈)争辩的话题”， 许多讨论的开展“聚焦于世界文学的范畴及把一系列意义深远的世界文学作品列入世界文学范畴所要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几乎总是被本国语境、尤其是本国市场内部的读者所体验。在本国市场中，世界文学作品被出版、评介、以及划分优次。” ①请问，您如何评价大卫·达姆罗什的洞见呢？另外，为何会出现“影像与背景的转换”呢？

托马斯·奥利弗·比比(以下简称“比比”)：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像和背景”理念通过两种方式激励人们郑重看待世界文学。一则，考量特定民族或传统语言语境中有关世界文学出版、翻译和教育的现实境况，鉴于这些境况总是彼此影响。譬如，世界文学在这些国家的集权教育体系中是否居于官方认可的学科地位。或者，有多少大学和院校开设世界文学的相关课程，以及该专业有多少学生？还要考察其他相关现象，比如，世界文学作品的市场以及目标群体往往是世界文学课程的学生。第二个是我所说的“内延vs.外延”(intensional vs. extensional)的阅读，即世界文学作品通常以外部或超越民族文学传统的方式被阅读。(在美国，我们的核心文学经典事实上不具有政治民族性，而集经典[《圣经》、《荷马史诗》]、英国[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哈代]和本土作家作品于一体。此类比较的结果有时变成文学的借-贷进程，某些时候生成一种优越的胜利感，有时候相反，产生“啊,我们真的需要抓紧追赶世界上其他国家步伐”之感。这就是近代早期德国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世界文学在这些方面对民族文学一直有着深远影响，将民族文学从边缘推向了中心。

我赞同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和谢平(Pheng Cheah)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以及世界建构的叙事话语，给读者打开通往他者的大门。过去只是一个名字、地图上的地点、或是失败政体，现在借助文学展示自我，成为与我们对话的一个世界。这就是影像和背景的转换。

尚：斯特芬·海格森(Stefan Helgesson)和皮尔特·韦尔默朗(Pierter Vermeulen)在他们给《世界文学体系：写作、翻译和市场》(2016)写的《导言》中论述道，“世界文学是建构的不是被发现的”。②目前，尚有争议的是世界文学如何被建构？如果进一步思考民族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看待民族文学被看作或建构成世界文学就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猜想早已在实际操作中由来已久。例如，大卫·达姆罗什把美国文学看作世界文学③，你把德国文学看作世界文学④。尽管我知道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界定为“民族文学的省略式折射”，但我们是否可以把每个民族文学都看作世界文学？⑤抑或说，“什么才算作世界文学”⑥

比比：有趣的是“民族文学”同样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世界文学的塑型力需要“被发现”而不是“被建构”，它与经典文学的建构属性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我们熟知这样一个文化现象的论调，文化能够使诸如母亲身份(motherhood)一类的人为概念和实践变得自然化。19世纪欧洲民族史诗的发现和形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英格兰的《贝奥武夫》、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万世英雄》皆为世人发现、翻译和深度改编，并被冠以源头之名，使得各民族文学得以在此源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世界文学发展体系的梳理工作最近才刚刚开始，仍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工程。我们必须厘清标题中“作为”(as)和“是”(is)之间的差异。在英语单词中，“作为”是个简短又常见的词，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多重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中的“随”，“我穿成〔……〕去参加好莱坞晚会”中的“成”，“像我待你一样的好”中的“像〔……〕一样”。“世界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准确(尽管不太文雅)版本是“什么使得文学被认作是世界文学”

 尚：关于“世界文学是什么”、“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的问题同样悬而未决并且争议连连。在《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9)中，达姆罗什提出五种策略：跨时间阅读、跨文化阅读、在翻译中阅读、走出国门、走向全球。⑦在这些策略中，翻译最为比较学家争论不休。譬如，诸如一些学者，如王宁等强调“翻译的动态功能”⑧；但诸如爱米丽·阿普特的其他学者则重视翻译的不可译问题。⑨劳伦斯·韦努蒂最近在《挟持翻译：比较文学如何持续压迫翻译原文》(“Hijacking Translation: How Comp Lit Continuesto Suppress Translated Texts”, 2016)中回应阿普特：“不可译性不是美学的或哲学范畴，而是一组两两对立的现实关系，激起猜忌、诋毁和暴力”。⑩作为一名国际公认的比较学家、翻译学家以及文学作品的译者，您认为翻译应该如何在世界文学中发挥有利作用。

比比：我同意韦努蒂(Venuti)的观点。他说，正如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许多年前说的那样，(不)可译性是政治/意识形态上，而不是语言学/哲学上的问题。不应极端地单单鼓吹或贬损他国或本国文学。我想说的是：翻译的另一边是什么？要么是没有世界文学，要么是世界文学被局限在全球范围的某个语言中，诸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正如目前较为流行的“全球英语小说”。世界文学的压力来自于，诸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决定不再用捷克语而改用法语写作，以及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自相矛盾地宣称只有用英语语言创作的当代印度文学有望进入世界文学的舞台(鲁西迪随后解释道，或者应该说是找借口:他的言论旨在激励出现更多优秀的北印度语和孟加拉语等语言作品的英文翻译)，等。我宁愿作家们能保持原本的母语——这些母语使得他们更具有说服力并且能最大程度地反映他们的文化背景，同时借助翻译推广作品。我最近在阅读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Premchand)的北印度语短篇小说的英译本。翻译本有时语法不通，随处可见未译/不可译的文字，比如“roti,” “jati,” 和“dharma”，并且书中明确指出了无法翻译的印度文化。但我很开心见识了这样一个世界，同时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正如韦努蒂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论述的那样，世界文学呼唤重新认识翻译以及阅读翻译本。关于抒情诗，《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就是一个重要资源。正如法国普里切特网站致力于搜集《迦利布诗选》的不同英语译本，包括乌尔都语原版。⑪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意识到文学文本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同时要学会把世界文学看作作品旅行的特定方式

尚：现在，让我们从“世界文学是什么”和“如何阅读世界文学”，转向下一个问题“如何教授世界文学”。你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究竟为何反对世界文学》这篇文章中讨论了世界文学的教学和传播产生了何种“慰藉”(consolation)。⑫我认为，世界文学教学在建立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莱奥斯(Tanya Agathocleous)和高瑟琳(Karin Gosselink)在他们的文章《世界文学教学的债：不平衡发展语境中的合作》(“Debt in the Teaching of World Literature: Collabo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中宣布，“教师在世界文学课堂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范畴问题：个体如何能代表世界？”“个体何处施加历史和地理的局限性？”⑬您同意他们的观点么？在您看来，世界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同时请分享一下您给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授世界文学课程的方法？

比比：你所引用的这两篇文章确实涉及范畴问题，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扩展(extension)问题。尼采对世界文学的回应，同时也被世界文学概念的创始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有所察觉。在歌德众多零散的评论中，这一条相对地被冷落了，也许是因为该评论似乎有违歌德对世界文学持有的普遍正面的评价：

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便捷，不久的将来势必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一旦形成，可以料想它能够并且在未来实际做出的成就。正如我们此刻见证的，任何追求广而泛的事物都将无限传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得到认可，然而一些严肃和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就不会那么成功了。越有影响力的社会成员，越渴望加速发展，继而阻碍了促进自身进步的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然反对当下那些权势潮流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严肃的大脑必须组成一支安静的、几乎秘密的联盟。⑭

扩展，即文学的无限传播，就好比读者被投入广阔的海洋，却渴望能够早日到达彼岸。尼采作为古典哲学家的代表，一以贯之喜欢谈论这个主题。尽管他一定读过现代和当代文学，但大量的经典读本仍然局限在狭隘范围。当然，书海无涯的观点早在尼采之前就被认可了。总有我们没空阅读的作品，因此关于范畴和典范的问题亘古不变。

我更加喜欢探讨世界文学的可延展性(scalability)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于我而言比民族经典的可延展性更加开放和明显。教授世界文学不必要求学生们掌握超越经典的作品，尽管教学大纲是如此规定的。我更欣赏那些能够揭示一个世界(见问题一)的文本，那些或离奇或迷人，引导学生与他异性相遇、学习弥散、经典化和混杂性过程，以及论证或质疑中心-边缘模式的文本。生物专业不(再)是死记硬背生物的名称，而化学专业不是牢记化学公式。同样地，在文学课上，我们应该教授经典的原则而不是灌输经典的定义，同时鼓励学生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尚：关于世界文学，我们谈的已经足够多了。现在主要讨论一下比较文学学家。《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杂志2013年五月刊特别推出了“比较文学学家做些什么？”专栏，从多元的视角阐释比较文学学家的功能和价值。在这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文章中，我对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文章《比较文学学家为世界主义做出了怎样贡献》(“What Does the Comparative Do for Cosmopolitanism?”)特别感兴趣。他在文中提及自己作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未来为导向的作为“全球公民”的局限性世界主义者，并且突出强调“世界主义中的精英主义”，旨在说明“比较文学学家如何通过关注‘背后的传统’来挑战这种精英主义”。⑮但这不是个简单的工作。苏源溪(Haun Saussy)在他为“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协会”(ACLA)的学科发展状况的报告中，对比较文学学家面临的矛盾情况做出了如下评论：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考虑民族主义的危害”，另一方面，“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构者，逐渐背离了具有普遍的、世界的或世界主义驱动力的比较文学。”⑯您认为，在全球化和“大数据”年代，比较文学学家可以做些什么？尤其是可以为世界主义做些什么？

比比：在基本层面，比较主义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批评、使熟悉陌生化的进程。它把文学从单个“事件”层面提升至无数解决方法混杂的层面，这些解决方法由各种具有可比性的文本所提供。雅各布森(Daniel Jacobsen)建立了一套阅读伦理理论，即文学作品通过把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无意义的东西变得有价值，揭示了被忽略的价值，赋予我们不同视角的好奇感，继而使读者变得更具同理心和包容的心胸。此伦理效果同样可以在对比两个作品之间具有冲突性价值的过程中得以加深。

比较文学在历史上不仅对世界主义同样对民族主义做出贡献。梅尔茨尔(Hugo von Meltzl)(索西在你引用的文章里有所讨论)于19世纪70年代开创了以翻译学和多语言主义(polyglottism)两概念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现代学科，他的纲领式言论读来趣味横生。他的文章在讨论比较文学与世界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关系上，全然充满矛盾。他一方面避开对立于文学研究的狭隘而沙文主义式民族主义，认为文学不应被束缚在特定方式或环境中。另一方面，又高举赫尔德的(Hederian)“民族精神”(Volksgeist)和就文学产量而言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平等原则。我们必须超越民族，但文学同时是民族特征的表达，我们应该尊重彼此民族的文学。梅尔茨尔正是在呼唤查证多明戈斯提出的“背后的传统”。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于20世纪60年代写就的《比较文学的危机》(“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把比较学简化成影响学。比较学变成了“借-贷文学体系”，没有解除反而加强了不同语系传统之间的隔阂。我们正处于“超越”(“trans”)一词占据语系间往来的时代。

尚：您的研究范围向来广泛，并且在诸如批评与理论、书信体、18世纪文学、翻译学(理论、时间和文学模仿)、文学的心智地图(mental maps)以及法律与文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您如何在巩固最初的研究兴趣和发展新的方向之间维持平衡。另外，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学者，您能否给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比比：我的建议是：不要做我做过的事。在我本科和研究生时期(全部都是做比较文学的)，我看到许多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仅仅给前辈学者的民族文学加点料(“add-on”)或增补。我想把文学研究方法拓展至全景式视角，所以我研究了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并且同时尽可能学习美洲文学的主要语言。我的文人偶像是罗兰·巴特，在我看来法国学者出版的每本书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在我做学术生涯的决策时，多样的理论体系——新批评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支配着文学研究路径，他们使文学比较相对容易。没有必要过分挖掘文化语境：我们所要做的是分析文本的主要修辞。我的第一本书关于英文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的法语和德语翻译本，得益于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然而，当我开始书信体小说的泛欧洲(pan-European)研究时，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伦理研究等接替了之前的研究路径。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此我意识到我在各种语言上耗费的太多。同时，为了与日新月异的批评理论和欣欣向荣的第二文学保持同步，我已变得精疲力竭。为了学习所有那些欧洲语言，我拒绝所有非欧洲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想要取得任何一项成就已经太迟了。

所以，你要很聪明地确定一个批评方法或理论，归于一项“研究”并且随时与它保持一致。尽可能地参加这项研究相关的会议，在这个领域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学习语言上，坚持学习两到三门语言即可。学习一门“少数”(minor)语言将会帮助你介入相对较少学者研究的传统。不要与专门化的潮流背道而驰，这在比较文学中同样适用。

尚：这些年，你一直担任《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杂志的主编，同时兼任布鲁姆斯伯里丛书(Bloomsbury)和《作为世界文学的文学》(Literatures as World Literature)的主编。从编辑的立场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命题？

比比：《比较文学研究》是一本文学批评类期刊，一直用哲学方法研究比较文学：我们正在寻找那些通过考察文本在其他语言体系而不是源语言语系中发生的事情来揭示作品新层次的文章，无论这是否意味着另一部作品展现出了相似性、翻译、源头或另外一些可比较的文本。我们也欢迎那些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文章，尽管我们从不是一个理论性期刊并且只喜欢极少数类似这样的广泛性文章。多语言原则和文本中心是我们坚持不变的两大优点。反过来说，我们对投稿者的特定语言、宗教、或阵营没有特别偏好。我很开心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乐意发表来自世界各地作者的作品。书评栏目也是同样如此。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作品内容是否是比较的，以及使用的语言是否可以找到相应评述者。

世界文学的丛书系列更加开放，但同时也更加系统化。理解世界文学体系所需要的综合性和广泛性，与一直处于文学分析中心的个体化精读之间存在重要分歧，该系列旨在这一鸿沟上架起沟通的桥梁。起初，我想给这个系列命名为“____作为世界文学”。在空白处天上任何你想填的内容，包括非文学形式：作为世界文学的国际电影院、作为世界文学的电竞游戏等等。目前为止，随着作品的巴西化和丹麦化进程，民族文学已经强势来袭。但我们同样迎来一篇讨论犯罪小说、一门已经风靡全球的文类的有趣分析。

我希望在2027年，当我们庆祝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诞生两百年时，这本杂志和这套丛书仍然蓬勃发展。

尚：比比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

比比：必武，也谢谢你提出了这么多精彩的问题。

注解

【Notes】

①David 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as Figure and as Ground.” ACL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2014-2015. Eds. Ursula Heise et al. (Published on March 21, 2014. Accessed on April 13, 2016).

②Stefan Helgesson and Pierter Vermeulen, “Introductio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Making,” Institu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Markets. Eds. Stefan Helgesson and Pierter Vermeulen (London: Routledge, 2016) 1.

③David Damrosch, “How American is World Literature.” The Comparativist, 33 (2009)13-19.

④Thomas O. Beebee, Germ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London: Bloomsbury, 2014).

⑤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2003) 281.

⑥Caroline Levine and B. Venkat Mani, “What Counts as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4.2 (June 2013)141-149.

⑦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Malden: Wiley-Blackwell, 2009).

⑧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1.1 (March 2010) 1-14.

⑨Emily Apter,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London: Verso, 2013).

⑩Lawrence Venuti, “Hijacking Translation: How Comp Lit Continues to Suppress Translated Texts,” boundary 2 43:2 (2016) 202.

⑪SeeFrances W. Pritchett, ed. A Desertful of Roses: The Urdu Ghazals of Mirza Asadullah Khan “Ghalib”<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ghalib/>.

⑫Thomas Beebee, “What in the world does Friedrich Nietzsche have against Weltliteratur?” Neohelicon 38.2 (2011)367–379.

⑬Tanya Agathocleous and Karin Gosselink, “Debt in the Teaching ofWorld Literature:Collaboration in the Contextof Uneven Development,”Pedagog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osition, and Culture 6.3 (2006) 461.

⑭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J. Gearey. Trans. Ellen von Nardroff and Ernest H. von Nardroff (New York: Suhrkamp, 1986)227.

⑮César Domínguez, “What Does the Comparative Do for Cosmopolitanism?” PMLA 128.3 (2013)629.

⑯Haun Saussy, “Cosmopolitanism,” ACL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2014-2015. Eds. Ursula Heise et al. (Published on March 3, 2014. Accessed on April 13, 2016).

译者：方子薇（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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