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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世界主义再度成为当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话题。在《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一书中，弗拉迪米尔•比蒂认为世界主义概念发轫于个人或民族的创伤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对欧洲和非欧洲文化、政治、民主的影响。通过对世界主义内涵的梳理辨析，比蒂提出了“流散世界主义”的构想：拥有流离的归属性，跳出既定的政治空间，维持异见性的政治形式，并在此基础上重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

作者简介

汤轶丽，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事学、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批号：14DB082】的阶段性成果。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Relevant Issues in Post-Theoretical Context: A Review of 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With the increasing rise of global problems, cosmopolitan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s. In 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Vladimir Biti claims that, to a large degree, the concept cosmopolitanism is derived from the personal or national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explores the conception of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impact on the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culture, politics and democracy. As an alternative, he calls for a “dispossessed cosmopolitanism”, which refers to the dispossessed belonging outside the established political space, aiming to maintain the form of dissensual politics and to reexamine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democracy accordingly. 

Tang Yili is Ph.D. candidat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iction and narratology. 

Email: milkytang2008@126.com

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古老的命题，再度浮出理论地表，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话题。在关于世界主义研究的诸多成果中，欧洲科学院院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弗拉迪米尔•比蒂(Vladimir Biti)教授的新著《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2016)颇为吸人眼球。比蒂长期担任国际权威期刊《阿卡迪亚：国际文学文化学刊》杂志主编，精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创伤理论、叙事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作品《诉未言之语：文学、历史、理论》(1994)、《文学与文化理论：当代概念手册》(2001)和《废弃证书的时代：克罗地亚当代散文的身份建构》(2005)等在欧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在《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一书中，比蒂关于世界主义的真知灼见集研究专长于一体，稽古揆今又颇具前瞻性。

01

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研究的重新兴起

从词源学角度来说，世界主义的英文单词“cosmopolitanism”由希腊语“KKόσμος”与“Πόλις”两部分复合组成，意指宇宙、世界和城市、城邦的联合。世界主义源头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犬儒派哲学思想，其代表人物狄奥格尼斯首次以“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自称，颇有“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之意。由此，世界公民便成为了持有世界主义信念者所追求的共同理想，持有如此信念和伦理道德信条者也大多被称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e），而这种信念及主张自然也被称之为“世界主义”。在希腊—罗马时期，斯多亚学派首次具体阐述了世界主义观念，藉以适应希腊化王权帝国的现实。在启蒙主义时期，世界主义迎来其发展的一个高涨，代表人物康德主张在普遍友好的原则基础上遵守一种世界主义的权益和道德。尽管有学者指出康德思想的不一致性，但他已然被视为世界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①。

世界主义的理论张力不仅在于其诞生之初的矛盾性，而且也在于其后续发展的跨学科性和多角度性。依照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的说法，尽管世界主义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及意义不尽相同，但它大体指涉一个总体的世界（Calhoun 428）。中国学者王宁基于西方学者的先期研究成果，提出了世界主义十个不同形式，意在说明世界主义的增殖性和普遍的应用性。世界主义的“再度复兴”也与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彰显不无关系（王宁 103）。在王宁看来，全球化现象在当代社会的凸显客观上为世界主义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而世界主义则为全球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话语（王宁 100）。

过去，关于世界主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而在文学文化领域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则并不多见。在此背景下，比蒂新著《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可视为一次重要突破。该书通过详细考辨世界主义观念，探索文学、理论以及民主在后理论语境下的发展与走向。与世界主义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不同，比蒂廓清了世界主义概念的出现及其对欧洲和非欧洲文化、政治空间民主重塑的影响，强调世界主义概念发轫于个人或民族的创伤经验。为考察世界主义概念的演变，他详细探讨了伏尔泰的“文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民族普遍主义（national universalism）与世界民族主义（cosmopolitan nationalism）等复杂概念，继而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管窥文学教育（literary bildung）的内涵，对比康德的“人类”观与赫尔德的“本质”观，发掘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和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比蒂进一步讨论了世界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如，巴赫金的世界主义自我观，移民世界主义（immigrant cosmopolitanism）、漠视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of the disregarded）、阶级世界主义（class cosmopolitanism）、弥撒亚世界主义（messianic cosmopolitanism），以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文学政治观等。

如上所述，比蒂对于世界主义的研究集自身专长于一体，着重于文学文化领域，同时融合了创伤理论、叙事理论、欧洲及他者等领域的研究。他不仅从文化政治创伤的角度深挖世界主义的内涵，提出了世界主义轴等富有见地的概念，而且通过纵向脉络和横向比较的方法对世界主义观念演变以及文化思潮的嬗变做出了洞幽烛微的把握和阐述。从思想根源上来说，世界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其不同形态与发展都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由此看来，比蒂结合当下文学批评气候和世界政治格局对世界主义概念的梳理辨析和重新思考，无疑是审时度势之举，势必有助于世界主义这一话题的纵深研究。

02

文化政治创伤与世界主义的内涵

早在“理论与创伤”（2009）一文中，比蒂就探讨了殖民语境下现代文学理论的世界主义精神，肯定了创伤在世界主义以及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Biti, “Theory and Trauma” 83）。无独有偶，通过对格鲁吉亚文学中的世界主义的研究，厄玛•纳提阿尼（Irma Ratiani）认为作家在遭受个人和国家创伤后，徘徊于世界和国家两个空间，在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之间踟蹰不定（Ratiani 510-12）。毋庸置疑，创伤研究在从心理学领域被移入当代文化批评领域后，成为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学界的创伤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下的民族、自由、解放等政治理念。比蒂试图以“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创伤概念（4）②回应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受害者的压制与暴力。就此而言，他似乎无意于研究心理创伤，而聚焦于文化政治创伤，兼及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直接创伤与间接创伤。比蒂认为，从叙述手法上看，个人叙述间接暗示了痛苦的创伤经历，而集体叙述则直接呈现了这些经历。比蒂重点以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提出的文学共和国为例加以阐述。他认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造成了伏尔泰的个人创伤，而这种创伤激发了他的世界主义理念，并诉诸文学找寻疗伤的解药。与之相对应，德国世界民族主义则暗含了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创伤。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德国知识分子面临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危机，希图通过文学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德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德国经历创伤后的社会反映。有鉴于此，施莱格尔的民族文学史学（national literary historiography）便扮演了重塑创伤群体的角色，甚至歌德的世界主义也可以被视作是一项民族自我塑造工程（10）。

比蒂依据创伤政治中的主客体，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世界主义轴（cosmopolitanism axis）这一概念。在创伤语境中，受害者通过“载体群”（carrier group）践行自身的政治并再现创伤经历。其中，一类“载体群”是发声的“幸存者”（speaking “survivors”），另一类“载体群”是沉默的受害者（silenced victims）。与此相对应，世界主义轴也有两大类别：“能动者”（agencies）——被赋予政治权利，能参与公平对话的控制性群体；“使能者”（enablers）——对话外被控制的、缺乏话语权的群体。他们紧密地联系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或）性别轴线中，两者不局限于敌对位置，同时也能共存和互换。两者的共存关系体现于“能动者”将与“使能者”从“非此即彼”（or）的关系转换为“亦此亦彼”（and）的关系，例如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能动者”即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存关系建立在“使能者”服从于“能动者”法则的基础上。一旦这一前提被打破，那么“能动者”则将会驱逐“使能者”，如罗马的帝国世界主义，将其帝国以及政治真理建立在扩张吞并他者之上。论及“能动者”与“使能者”之间角色的转换，比蒂援引了卡娃雷洛（Adriana Cavarero）、列维纳斯以及尼采对于欧洲主体形成（subject-formation）主流模式的挑战，即成为主体意味着接受被支配的角色，成为自我意味着向他者缴械投降（311）。

同时，“能动者”与“使能者”之间角色的转换也说明了创伤会有不断更替的受害者。就某种意义而言，一方创伤的治愈则意味着给另一方带来新的创伤。上文所讨论伏尔泰的“文学共和国”便是一例。乌托邦式的文学世界事实上不过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和集体认同的重塑工程，它依旧存在新的“能动者”与“使能者”角色。在比蒂看来，世界主义由“能动者”与“使能者”二者引发的创伤生发而来（2），以否认他者创伤为代价产生的创伤叙事建构了世界主义的话语（9-10），并不断重产试图克服的驱逐与暴力（37）。社会和政治创伤的世界性治疗为全球民主铺陈设路；文学本身作为世界主义的实践场域，其世界主义概念的嬗变也是比蒂行文论述的主线索。可以说，创伤的再概念化、“能动者”与“使能者”的不平衡以及更替关系不仅是理解世界主义的核心，同时也助于读者深化对民主、文学以及相关理论的思考。

03

文化思潮的嬗变与世界主义观念的演进

世界主义从何而来？又将走向哪里？针对这些问题，比蒂试图将世界主义放置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加以考察。在比蒂看来，我们可以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嬗变中把握世界主义概念的语义变迁。他对于文化思潮嬗变的分析彰显了物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旧事物是新事物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新事物继承旧事物中事合理的成分，这便是发展的连续性；发展的非连续性则体现在“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新旧更替，表现为新事物对旧事物肯定中的否定。因而德国的浪漫主义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判来实现自我定位。虽然它为有限的理性添上无限的想象力，为物质的自我加上非物质的精神，从谢林等哲学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崇个人主义；但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主义”，它承袭了启蒙主义的普世情节和世界主义情怀，认为共体和个体并行不悖、相互依存。俄国形式主义对早期浪漫世界主义的改写则带有些许的反叛意味，通过强化文学的内在异质性来践行世界主义，强调使读者习以为常的形式结构变得陌生化，力图使文学脱离既定的框架与陈词滥调。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论，其对于阐释语境的依赖性与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生命任意性主张一脉相承。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合法继承者，法国结构主义同样致力于重建文学性的可能。

在考察世界主义观念的演进过程中，比蒂并不拘泥于纵向的历时研究，而是善于打破学科和时空的藩篱，谙于比较分析。譬如，他在分析赫尔德与施莱格尔两位代表人物的思想时强调了异中求同的比较，二者虽然立脚点、阵营不同，但是施莱格尔对于赫尔德思想的发展体现了浪漫主义对启蒙主义的连续性继承；而同中求异的比较则体现于作者对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观与歌德世界文学二者的分析中。比蒂肯定了歌德对于达姆罗什思想的影响，但他同时指出了两者本质的区别：达姆罗什试图误用歌德的精英论断实现帝国全球化，美国的民主世界主义本质上属于罗马模式，只不过它凭借高姿态的优越感，以扩张形式取代摧毁形式罢了（171）。

21世纪之后，学界不乏理论终结的忧虑，特里·伊格尔顿即是一例。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一书中，伊格尔顿哀叹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Eagleton 1）。比蒂显然不甚赞同理论终结的论调。在他看来，后理论时代的“后”（post）不仅仅是时间概念的标志，而且还代表了承前启后，交叠的时空思维，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持续影响。理论面临着无依无靠的流散境界，进入自我消权（self-disempowerment）的阶段（347-349），换言之这种流离的归属性使得后理论时代成为一个没有中心和主流的时代。通过对政治性的“能动者”与非政治性的“使能者”之间引发的创伤叙事的思考，比蒂视阈下的后理论时代以不断告诫世人固有的不公、暴力为己任，给予那些被隐藏、忽视的创伤经历发声空间。有鉴于此，比蒂提出流散世界主义的构想：拥有流离的归属性（345），跳出既定的政治空间，维持异见性的政治形式③，并在此基础上重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20）。

虽然在《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一书中，比蒂的研究重心是欧洲文学，鲜有触及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中国的文学，但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依然能从其精湛的分析中获益良多。新世纪之交，杜威·佛克马就曾指出：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也存在世界主义因素，譬如其“天下”观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Fokkema 3）。如何借助世界主义这股研究热潮，进一步对外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我们似乎任重道远，但比蒂所倡导的“流散世界主义”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解

【Notes】

①例如德里达认为康德是世界主义理想建构的里程碑；王宁认为康德的思想对19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欧洲哲学家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世界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启发。详见Jacques Derrida,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trans.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21;王宁：“西方文论关键词：世界主义”，《外国文学》1 (2014): 98。

②文中引文出自Vladimir Biti, 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Berlin: De Gruyter, 2016)，以下相关引文只随文注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此处来自于作者对雅克·朗西埃“政治”（politics）和“治安”（police）概念比较的引用。在朗西埃看来，真正的政治，即“politics”，一定是异见性的，是对治安秩序的不谐和扰动，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纷争性的形式。参见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iti, Vladimir.  “Theory and Trauma.” Primerjalnaknjiževnost 32.2 (2009): 83-90.

---. 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Berlin: DeGruyter, 2016.

Calhoun, Craig.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3 (2008): 427-48.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Fokkema, Douwe. “Towards a New Cosmopolitanism.” The CUHK Journal of Humanities 3 (1999): 1-17.

Ratiani, Irma. “Understanding of Cosmopolitanism in Georgian Literary Thinking: From Goethe to Vazha-Pshavela.”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7.4 (2015): 505-13.

王宁：“西方文论关键词：世界主义”，《外国文学》1 (2014): 96—105。

[Wang Ning. “Cosmopolitanism.”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4): 96-105.]

责任编辑：苏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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