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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塞缪尔·巴特勒曾是达尔文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对进化论的探讨是巴特勒小说创作的动机与源泉。无意识记忆理论是巴特勒对拉马克“获得性遗传”学说的独特贡献，也是巴特勒进化论的核心。通过对小说《众生之路》（1903）与巴特勒四部进化论专著之间的关联性的论证，寻找小说与达尔文著作的联系，尤其是与《动物与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 之间的联系，进而对巴特勒作品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可以更全面理解巴特勒在小说创作中所展现的进化论思想。

作者简介

苏明鸣，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 19 世纪英国文学；朱安博，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翻译学。

Unconscious Memory and Heredity: Evolutionary Ideas in Samuel Butler’s The Way of All Flesh

Samuel Butler was once one of Darwin’s fiercest opponent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the motive and source of Butler’s novels. The theory of unconscious memory is not only Butler’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Lamarck’s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core of Butler’s theory of evolution. By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vel, The Way of All Flesh (1903), and Butler’s four books about evolution, and fin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vel and Darwin’s works, especially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1868), we may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Butler’s works and gain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is evolutionary ideas.

Su  Mingm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Her research field is English litera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Email: sumingming1980@hotmail.com; 

Zhu Anbo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zhuanbo998@163.com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选择学说，引起了各界的争议，人们对这一学说的证据产生质疑。9 年后，达尔文完成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这部巨著，为自然选择与遗传与变异现象的提供了宏大的事实证据与具体论证，并提出了泛生论 (pangenesis)。他假设生物体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通过有性生殖，信息将会传递到后代细胞中去，遗传特征得以延续。虽然达尔文试图从分子角度解释多种遗传现象——诸如嫁接杂交，获得性特征和先父遗传等的真实性一直被怀疑，且由于其支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这是其长久以来未被理解与重视的主要原因。这种泛生论假设直至近年来才被科学证明。①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于 1872 年开始创作其代表作《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1903），但由于他和达尔文在进化的原因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并且认为自然选择理论无法给出遗传现象的确切解释，因此巴特勒将这部小说的创作暂时搁置，专心研究关于人类进化的问题，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生命与习惯》（Life and Habit, 1877）、《进化：新与旧》（Evolution: Old and New, 1879）、《无意识的记忆》（Unconscious Memory, 1880）和《幸运还是机智》（Luck or Cunning? 1887）。这使得《众生之路》的写作直到 1884 年才得以完成。笔者认为，《众生之路》作为巴特勒的代表作，与其关于进化的四部专著有着密切的关系。《众生之路》的创作时间与《生命与习惯》几乎重合，而且巴特勒的核心论点依旧是记忆是所有遗传现象的基础。他认为胚胎的发育和本能的行为或许都可以看作连续数代的同类动物个体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是在时间的推移中无意识完成的动作。他呼吁人们注意记忆存在的现实，并指出建立在记忆之上的习惯是所有遗传现象的基础（Butler, Unconscious Memory 10）。

科尔将巴特勒德进化论归结为遗传性记忆 (inherited memory)，即习惯 (habit) 与机智 (cunning) 或意志 (will) 而非自然选择中的盲目的机会才是变化与进化过程的基础(Cole 26)。《嵍初》（Erewhon）和《众生之路》中所展示出的很多观点在巴特勒的生物学专著中就已经得以充分展现 (Joad 19)。理解巴特勒对生命与进化的态度，是理解其小说必不可少的前提。《生命与习惯》与《众生之路》都强调遗传性记忆的力量以及定义和保持统一的自我意识的困难之处 (Shuttleworth 144)。蒂尔比肯定了巴特勒以无意识记忆理论对拉马克进化论进行了心理学演绎及其意义 (Turbil, “Making Heredity Matter” 7)。张秋子认为深受拉马克影响，为“心灵、自由意志、愿望与直觉”辩护的巴特勒，成为达尔文激烈的反对者（101）。事实上，作为一位科学爱好者，巴特勒的目的是以清晰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进化理论，对自己的假设进行推演。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缺少对巴特勒作品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因此也就无法全面理解巴特勒在小说创作中所展现的进化论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提供了一个拉马克学说的修正版本，他对于拉马克进化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提出无意识记忆（unconscious memory）的遗传方式辅助了进化的过程。因为尚无科学实验证实无意识记忆的作用，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为了避免自己的无意识记忆理论被当作毫无根据的假设，巴特勒希望能够从人类自身的经历中提取出有力的证据，证实这一理论的可靠性。虽然这部小说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对巴特勒进化理论的直接表达，但是《众生之路》与巴特勒的进化理论之间的关系远比评论者所看到的更为复杂。笔者认为，《众生之路》的创作不仅是巴特勒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回应，更是对达尔文遗传理论的回应。

01

改变、意志与环境：拉马克要素在

《众生之路》中的体现

与大多数自传体小说不同，《众生之路》是典型的巴特勒式的自传。作者用了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方式，即通过故事的叙述者爱德华·欧文顿（Edward Overton）来表达自己的进化理论。巴特勒承认，自己与欧内斯特·彭迪菲克斯（Ernest，小说主人公）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同时，他有意拉开自己与旁白之间的距离，故事的叙述者就像是他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可以用一种不带有任何感情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就连事件发生的日期都能与现实一一对应。《众生之路》的创作时间开始于 1872 年，直到 1884 年小说完成。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欧内斯特出生在 1835 年，与巴特勒同龄。整部小说描述的时间跨度为 150 年，从 1727 年老约翰·彭迪菲克斯出生到 1881 年西奥巴德·彭迪菲克斯去世，描写了彭迪菲克斯家族四代人的故事。但是仅仅将这部小说看作一部记载个人成长历程（巴特勒—欧内斯特）的自传作品是不够的，应该说，《众生之路》是论证巴特勒进化论中无意识记忆与进化之间关系的一场完美的演绎。

遗传性记忆假设的演绎是巴特勒对拉马克学说的补充，是其对进化论独特的贡献。小说开篇叙述的并不是主人公欧内斯特的出生，而是往前数三代人的故事，作者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介绍彭迪菲克斯家族的历史。巴特勒一生痴迷于对进化论的研究，讲述欧内斯特的祖先有重要的生物意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欧内斯特如何排除万难达到成熟阶段的过程。因此，正如小说序言所指出的，《众生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生命与习惯》的姊妹篇，前者是对后者所叙述的记忆理论的实践性展现”（Butler, The Way of All Flesh 32）。值得注意的是，《众生之路》的重要线索是指引我们发现巴特勒记忆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如何作用于个人生活的例证的交叉点。这部小说可以看作巴特勒关于个体成长与发展的进化理论的一个实验性文本。故事的开篇，巴特勒为读者挖了一个陷阱：我们都同时进入了一种想象中的未来状态。记忆不仅仅与过去相关，更是现实与未来的承载者。正如比尔所言，“似乎记忆的作用就是要为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而服务〔……〕对巴特勒而言，记忆与未来的状态息息相关”（Beer  48）。欧文顿曾这样概括巴特勒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年轻的人才真正称得上老练，真正称得上富有经验，因为只有他们还保有可以引导他们前进的活生生的记忆”（《众生之路》140）。由此可见，《众生之路》与大多 19 世纪成长小说之间的差异是：前者认为推动个体发展的是记忆；后者认为个人成长是一个向前的发展过程。这就带领我们走进了巴特勒的人生与进化观，即人生是不断适应的过程，个体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回应。这就给《众生之路》这部关于成长、积累、变化和发展的小说提供了创作框架。

巴特勒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观点极为相似，即认为环境是变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环境的变化会带来生命体自身的变化，生物出于生存意志不断进化以适应环境，那些成功地适应了外部变化的个体将会存活下来，并最终将适应新环境的新特征遗传给下一代。根据拉马克的观点，这种适应的结果包括新器官的出现和旧器官的退化，即用进废退。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环境的变化为生物带来新的需要，新的需要转变为新的习惯，并进而导致器官的变化。对巴特勒来说，获得性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这也是他反对自然选择的原因。在《众生之路》中，欧文顿曾说：“命运是一个瞎眼的、喜怒无常的养娘，她对她说抚养的孩子常常是毫无选择地随意慷慨施恩〔……〕我们好比是今天，而以我们的父母作为我们的昨天，但通过我们父母的晴朗天空下的晴和天气，命运的眼睛却能看出即将来临的风暴，她会大笑着把她的宠儿放在可能是伦敦的一条陋巷里，而把她决定让他走向毁灭的人送进王宫”（《众生之路》18）。

上文反映了巴特勒对达尔文式进化的态度。对于生命个体，机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影响通常体现在变化发生之后。换言之，只有当个体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机会才能起作用。巴特勒并不赞成达尔文强调机会（chance）与幸运 (luck) 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夸大偶然性的梦魇；相反，他认为，生命个体的发展与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意识状态中所获得的智慧 (intelligence) 和机智 (cunning)。在《生命与习惯》中，通过对法国心理学家里博（Théodule Ribot）的《遗传》（Heredity, 1875）的讨论，巴特勒将人类拥有的记忆分为两种——智慧 (intelligence) 与本能 (instinct)。智慧是通过学习和习惯获得的一种记忆模式，而本能则是存在于细胞中并与物种本身的祖先相关的记忆模式（Turbil, “In Between Mental Evolution and Unconscious Memory” 351）。

与其他生物一样，人类的进化也与成长、变化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人的年龄逐渐增长，个体的发展也会达到成熟阶段。巴特勒在小说中写道：“青春正和春天一样，是一个常被人赞美过度的季节〔……〕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天气晴朗的日子并不多〔……〕秋天倒是一个更为成熟的季节”(《众生之路》28)。在巴特勒的作品中，任何关于生命的讨论都是从其对遗传性记忆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众生之路》的主人公欧内斯特的成长历程却是一个例外，他是个变异体。在监狱里，欧内斯特意识到形成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的重要性，这标志着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努力忘记之前被动的自我，开始逐渐相信自我的判断力。这种改变同样也将其从过去常给自身带来困扰的内外部力量中解放出来。被释放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过去的环境中，并且感觉又变回了那个过去的自己，这是“未曾改变的环境对他的未曾改变的一部分自我所产生的影响”（299）。但是，他的身体的另一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未曾改变的环境对这部分自我所产生的影响却只是使他觉得，一切对他都是那样陌生〔……〕而现在他是重新诞生在一个新的世界中了”（299）。

毫无疑问，这给主人公的生活带来了危机，同时也使小说达到了高潮。这里，个人意志突出地表现为生命力 (vital force) 对进化所带来的影响，巴特勒的观点与其同时代的科学人士观点并不相同。根据巴特勒的理解，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每个生物体都是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进化则是首先源于不断的基因突变，然后因为环境改变而产生某种行为。持悲观论调的对达尔文的误解者们以为，“面对压力，生物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死亡，并为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个体腾出空间”(Morton 188)。另一方面，《众生之路》作为一部新拉马克式小说，传递给读者的总体信息是自由与自助，绝非宿命论。欧内斯特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父母的遗传性格并不稳定，家庭生活也充满不幸。换言之，从先天和后天因素上讲，他都没有任何优势。《众生之路》完美地概括了巴特勒最重要的进化论人生哲学：“我们整个一生，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使自己的已改变和未改变的自我去适应已改变和未改变的环境，事实上，生活不是别的，就只是这种适应过程而已”（300）。于是，一个人的一生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的适应能力是否足以应付在融合和调整内部与外部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接受了拉马克式思维的巴特勒相信自然充满了欲望与目的性。在他看来，进化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个内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此外 , 个人身份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包括了外部世界的因素，这些因素与个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在这部小说中，巴特勒以一种个性化的，但极富夸张性的方式阐释了自己的进化理论 (Dawson 80)。欧内斯特的成长过程印证了《生命与习惯》的核心观点，即出生“通常被看作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它标志着我们开始不知道如何去生活”(Butler, Life and Habit 34)。巴特勒坚信，自由意志、改变与发展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19 世纪晚期，是“非达尔文”进化思想全面反攻与活跃的时期。代表人物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继达尔文和赫胥黎之后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哲学家。走向极端的斯宾塞认为只有当人类活动全部遵循自由意志原则，社会才能进步。这一观点使他被孤立，成为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的思想与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对竞争的推崇逐渐趋于一致。

02

《众生之路》中的遗传：无意识记忆与身份的一致性

巴特勒坚持身份的延续性存在于亲代与后代、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一观点在《众生之路》和四部进化论专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特勒曾不止一次借欧文顿之口表示，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十分荒谬的，因为“理论家们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说什么一个人的子女便是他自身的延续，可是一般人都会看到，凡是讲这种话的大约他们自己全都无儿无女。实际有儿女的人可不会那么糊涂”（89）。或许由于这一原因，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成为了“一段特有的经历，用以验证巴特勒关于遗传的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帮助他从个人的怀疑中解放出来”（Knoepflmacher 226）。笔者认为，《众生之路》是巴特勒的进化论思想的演绎场，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所有经历。

巴特勒本人虽然一生并无子女，但与小说中主人公的父亲相比，他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却深刻得多。在家长与子女的关系方面，巴特勒在《众生之路》中写到，“19 世纪初前后，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21）。这样的父亲的特征是“要随时搜索任何一点表现自我意志的初步迹象，若有发现，必须立即连根拔除，不能容它有任何发展的机会”（91）。小说中所描述的情况与巴特勒真实的生活经历如出一辙。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尤其是在涉及到金钱问题上父子之间的冲突，一直都是巴特勒的主题。正如传记作家加尼特女士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他〔巴特勒〕无数次尝试取得和解，他的长信中每一页都充满了解释和辩护——他笔下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Garnett 223—224)。在小说中，欧内斯特曾严肃地说“一个人在他出生前大约有八九个月便开始和他父亲发生争吵了”（《众生之路》344）。就是那个时候起，胚胎便坚持要成为一个独立个体；一旦成功后，从此意味着父子的分离越彻底对双方就越好。事实上，巴特勒认为，在经验和记忆方面，子女与父母一脉相承，因此要做到彻底独立也十分困难。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以斯宾塞为代表的拉马克主义者已经为本能行为、遗传特征和生物记忆等概念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同时，哈艾克 (Ernest Haeckel) 在 1866 年提出的“重演说”（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即生物个体的发育遵循其所属物种的模式，以及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1871），都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概念。在遗传问题上，为更好地理解父母与子女的外表及性格上的相似性，巴特勒更倾向于个人记忆直接与特定的转化与传递。巴特勒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进化论对人类个体的经历有何意义，因为这种影响经常被人们所忽略。“这种理论对于一个种族的经历有何意义？”他的思索由个人延展至群体，“就好像一个人的经验能够对另一个根本不认识他的人产生帮助一样”（Butler, Life and Habit 49）。他赞同迅速的、有针对性的个体记忆的传递。例如，“母鸡只是一枚在下另一枚蛋的蛋”（Butler, Life and Habit 70）。事实上，母鸡与鸡蛋是同一物种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意味着同一身份的延续性。在《进化：新与旧》（1879）中，巴特勒翻译并引用了德国物理学家赫林（Ewald Hering）的《记忆作为有机体普遍功能》一文。赫林将记忆视为生命体繁殖能力的基础，这一理论被巴特勒用以支撑自己的论点。作为拉马克的支持者，巴特勒试图证实重复性习惯转化为记忆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习惯—记忆（habit-memories）”模式是所有遗传现象的基础。巴特勒关于遗传记忆的观点引出《生命与习惯》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父母与子女在身份（性格）上的一致性（the oneness of personality）”（Butler, Evolution Old and New 198）。一个人与其祖先之间在个人身份中存在延续性，即身份的延续性的存在，这也是《众生之路》与其进化论专著所阐释的生物学原则的核心。②

身份的特征传承可以从成年个体、新生儿和胚胎，一直追溯到原生细胞。根据遗传性记忆，每个个体都带着所有祖先积累并遗留下来的经验，再通过实践与学习过程中生存。由于无意识记忆的存在，身份或个性是连续的、是世代相传的。每一个“自我 (ego)”都继承了祖先的记忆，并通过继承的习惯再现了祖先应付熟悉环境的方式。因此，记忆成为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无意识的记忆是遗传现象的重要线索。长期积累的习惯最终被遗传所固定，这就是本能形成的路径。遗传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巴特勒拉马克式揭示本能概念的关键，是其进化论思想的原创性所在。本能即是遗传的记忆，记忆承载了过往无数代祖先反复重复的行为。在小说中，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假设，即彭迪菲克斯家族的四代人之间在个性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个性则成为主人公个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欧内斯特个性通过祖先的遗传获得，而他自身的经历又促进其个性的发展。个体的习惯与本能以及他们身体上无意识的行为，都来源于对于祖先生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又通过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得以唤醒（Turner 182）。对巴特勒来说，遗传与记忆有关；所有习惯性的行为都是基于记忆之上的；此外，记忆的这一特征体现在遗传上的主要方式是——后代（比如欧内斯特）最像的通常是与其最近的祖先（他的父亲西奥博尔德），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隔代遗传的现象（他的曾祖父约翰）。遗传性记忆，即无意识记忆的存在使个体能够应对自己一生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根据巴特勒的观点，进化的过程就如他在《众生之路》中所写：“胚胎期的头脑和胚胎期的肉体一样，必须经过好几次离奇的变异，才能进入它的最后的形态”（232）。每一次变化将给个体带来一种震惊，每一次变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死亡。变化的结果是“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过去之间的不同之处，大大超过了它们的相似之处”（232）。但是，如何理解巴特勒小说情节设计与其进化理论的矛盾呢？巴特勒在《生命与习惯》中强调，生命是一场阶段性发展旅程，所有未来的发展已经提前设定好了。主人公欧内斯特的一生更是验证了这一点，他是一个被动的旅行者，随着欧文顿引导他回看过去，他的生活开始逐渐走上正轨。记忆潜伏在每个个体当中，只有环境突变才能够将沉睡中的记忆唤醒。因为在一个永远在进化的世界中，没有哪种新的状况能够与保留在记忆中的某个过去曾出现的状况完全一样。如果外部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没有强烈到破坏或者摧毁生命体，那么它们就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尽管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但正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变化使人获得力量、智慧与自信。“分心（crossing）”在小说中被描述成那个时代医药方面的一项伟大的发现，是巴特勒创造性的表达，其实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达尔文用这个词特指动物杂交或植物嫁接。某种程度上说，巴特勒是进化心理学的先驱。“分心”是一种环境的置换，当欧内斯特受到沉重的打击后，他被送往动物园观察大型哺乳动物的行为。欧文顿指出对他实施分心治疗的必要性，“看是触摸的一种形式，触摸是入馈的一种形式，入馈是同化的一种形式，同化便是再创造和再生的一种形式”（《众生之路》345）。

在《众生之路》中，作为巴特勒的另一个自我 (alter ego)，欧文顿不仅是对彭迪菲克斯家五代人的评价者，也是巴特勒的进化论思想的代言人并对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给予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对于巴特勒来说，不仅意味着生物个体阶段性的改变（如同蛾子那样可以在卵中变化多样），每个个体都由多种多样的附属个性特征组成，且都独立存活在他的身体里。对巴特勒来说，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合成生物 (Butler, Life and Habit 65)。实际上，欧文顿所代表的就是欧内斯特成长发展的最终阶段。这就解释了欧内斯特作为学生、牧师、囚犯、商人、作家、行者，以及儿子、丈夫、父亲、朋友和单身汉的多重身份，以及欧文顿作为记录者所扮演的角色。欧内斯特与欧文顿是同一个人。欧文顿在充满智慧的家长的教育下长大。在和蔼可亲的父亲的灌输下，欧文顿相信物种本身就存在与生俱来的智慧。富有幽默感的他如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到的一个科学家那样，除了科学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品质。小说中，曾祖父老约翰与欧内斯特都很有幽默感。欧文顿的幽默与轻松语气也为巴特勒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来表述自己在《生命与习惯》中所阐释的优生学观点 (Knoepflmacher 261)。与巴特勒一样，欧文顿也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并从巴特勒进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待欧内斯特的成长。小说第 33 章的倒数第二段就直接取自《生命与习惯》的第十五章：年轻的人才是老练和富有经验的，因为“只有他们还保有可以引导他们前进的活生生的记忆”（140）。根据巴特勒的理解，衰老的过程则是遗忘（forgetfulness）的过程。逐渐感受缺乏经验的痛苦，直到生命的终结——死亡意味着记忆完全忘记如何正常去引导生命体，是记忆绝对无能的状态。

03

《众生之路》中的遗传：无意识记忆与变异

小说中的变异现象包括杂交、返祖和不育。正如欧文顿在小说开篇所描述的那样，约翰·彭迪菲克斯代表的是个体进化的理想阶段，具备无意识状态中获得的优雅和所有的美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尽管如此，约翰就好似托马斯·格雷 (Thomas Gray)在自己的名作《墓园挽歌》(Elegy) 中所描述的米尔顿一样。作为一名手工匠人和音乐家，约翰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和杰出的创造力。他沉迷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弹奏着亲手制作的风琴，用画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无意识地适应了乡村生活，适应了作为优秀的手工业者、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身份。尽管刚开始谋生时，“除了聪明、良好的性格和一副健康的体格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资本”（《众生之路》2）。小说中强调，构成我们生活以及我们的后代人生活的，主要是我们很少意识到的思想和我们很少意识到的行动（《众生之路》23）。老约翰是巴特勒无意识记忆理论中进化的个体理想典范 ,  因为他本能地构建了平衡而和谐的生活。他的言语中体现了他对自然的亲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平静地说：“再见，太阳；再见，太阳”（《众生之路》12），这种出于本能的对自然的亲近正是读者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约翰去世时已经 85 岁高龄，他的妻子露丝也同样长寿，但她却完全没有幽默感，而且脾气暴躁。这对夫妇在 1750 年结婚，但婚后 15 年，露丝都没能生育，直到 38岁才生下一个男孩。小说中一定篇幅描述的就是她在怀孕期间的古怪举动和脾气。关于遗传的方式、亲代双方进化一致性上，由于作风强悍的妻子性格特征的干预，约翰的优雅在彭迪菲克斯家族后代的身上难寻踪迹。约翰的儿子乔治在外表和性格上都与母亲和母亲的家族更为相似，而非父亲一方。乔治的母亲所代表的则是非自然的干预（unnatural strain），这预示了遗传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问题，正是这种变化影响了约翰子孙的身份特征。乔治身上反映了遗传过程中变异现象。一个暴躁、固执又虔诚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孩子更加严厉，他每星期打孩子两至三次，有时甚至更为频繁。乔治作为父亲的理念是“好好驯服他们〔孩子们〕的意志，那他们就会养成一种完全服从的习惯”（《众生之路》22）。

乔治身上反映了当时人的普遍习惯，认为孩子不打不成才，“而且圣保罗也将不服从家长和许多可怕的恶行归为一类”（《众生之路》22）。乔治身上预示了遗传机制中返祖现象（atavism）的存在，比如一个有所成就的人的孙子常比他的儿子更有成就。某些特征在杂交后消失，但在后代中重现，这种现象达尔文被称为“返祖”。根据现代遗传分子机制，这是基因的分离与自由组合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达尔文预示了现代分子生物学解释遗传机制的可能性。另外，乔治取得成功原因也体现了杂交的优势效果，因为“在一个显赫一时的人物身上总具有某种来源于杂交的气质”，由于来自母亲一方的干预，乔治被刻画为“杂交品种”。他是一个崭新的物种，是“由许多彼此不相干的因素拼集而成的”（《众生之路》20）。基于巴特勒无意识记忆理论，返祖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一些刻板行为、对某一事物的着迷和恐惧都可能会干扰记忆，从而重新唤醒古老的、已经被忘记的、没落的记忆”(Morton 161)。第一代身上已经改变和消失了的特征只能在第三代或更远的后代身上才有可能重新体现出来，预示了之后小说的情节。乔治在事业上获得了比父亲更大的成功，也拓展了整个家族在宗教事业上的发展。乔治 15 岁时开始为费尔赖先生出版宗教书籍的出版社工作，之后举家迁往伦敦并继承了其事业。这就为彭迪菲克斯家族的发展又迈出新的一步，老约翰最初的自然信仰被儿子的宗教事业所取代。当时功利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上的反映”( 聂珍钊  192)，这体现了巴特勒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的观点，认为贫穷显然是个人与社会进化失败的证明。

乔治完全从宗教的角度看待事物，吸收了虚伪的宗教意识指引，而非父亲那种健康的“习惯”。乔治代表了一种突变，而这种变异也给彭迪菲克斯家族带来了危险的变数。据此，巴特勒通过一个类比指出，“谁都知道，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凡经过变态繁殖的，即使它们不是完全缺乏生育能力，也都比较特别”（《众生之路》20）。这种语气上的信心就使读者不再去做任何批判，而是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一生物学上的事实。正如《生命与习惯》中所提到的，杂交物种要么没有繁殖能力，要么无法产生成功的后代。巴特勒用记忆理论解释杂交物种比如骡子不育的原因，它双亲是马和驴，由于从双亲遗传下来的记忆存在错位或者冲突，则足以阻碍身份的认同和繁殖的过程（Butler, Life and Habit 92）。但是，带有某种来源于杂交的气质，乔治的才智与其商业上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达尔文论证了杂交所带来的偶然性的物种改良现象。巴特勒笔下乔治的唯一优点就是拥有赚钱的能力，并且将大部分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他将自己的家族从农村带到了大城市伦敦。尽管乔治对新的社会环境适应得好，但与父亲相比，他对下一代的福祉毫不关心，仍然是一个失败者。巴特勒不无讽刺地评价道，“一个人非常喜爱钱财的人，是很难在任何时候也同样非常喜爱他的儿女的。这二者就仿佛上帝和财神一样，形同冰炭”（《众生之路》20）。他暴食、酗酒，爱财如命。乔治身上发生的变异给他的儿子西奥博尔德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西奥博尔德是一个胆小木讷、委靡不振的男孩。除了继承父亲的赚钱能力，他还继承了乔治和老彭迪菲克斯太太所有的特征，全无爷爷老约翰身上的健康和活力。因此，西奥博尔德很快接受了父亲强加的信念，并将“永远通过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的那个教会的眼睛看待上帝的荣耀和荣光”（《众生之路》111）作为自己的职责。对他来说，完成需要富有宗教情感的职责并不轻松，但是他在寻找《新约》与《旧约》的相似片断的过程中找到了解脱。他的软弱天性因后天所接受的驯服而进一步加强。成长环境的影响剥夺了他本能的智慧，压抑了他的自我意识。他不得不服从于自己的父亲，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受到了严酷的压制，甚至可以说被彻底摧毁。最终，西奥博尔德向命运屈服，成为了父亲的影子。西奥博尔德既无信心也无决心来实现自我，他接受父亲为自己选择的工作，并与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克里斯蒂娜结婚。宗教是克里斯蒂娜与西奥博尔德结合的必然环境。克里斯蒂娜是教区牧师阿拉比先生五个未婚女儿中的老二。由于在与姐妹们的“与他牵手”纸牌游戏中获胜，她赢得了与西奥博尔德的婚姻。纸牌游戏与骰子是巴特勒批驳达尔文式进化中的“死结”(Deadlock) 的经典比喻。借此，巴特勒讥讽了达尔文世界中的偶然事件与机会对个人命运的荒诞影响。

正如巴特勒所言，“一条鱼已经出水，它的最大努力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众生之路》68）。宿命论之于这对夫妇的性格和婚后生活在小说中展现地淋漓尽致，他们的交流局限于上帝的荣光和对宗教的虔诚。克里斯蒂娜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她受到了更良好的教育，她小心翼翼地在对丈夫的忠诚和对理想的放弃之间保持平衡。婚后不久，他们的儿子欧内斯特就出生了。与他的父亲一样，西奥博尔德从来就不喜欢孩子，尽可能地远离他们。“不管是由女系还是男系传下来的，血统总归是血统”（《众生之路》124）。克里斯蒂娜是一个十分友好、和蔼可亲的女人。她给了欧内斯特感受世界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她的丈夫完全不具备的。幸运的是，欧内斯特的性格更多遗传自他的母亲。欧内斯特拥有与生俱来的和善性格，喜欢“凡是温顺得容许他喜爱的一切”（《众生之路》91）。欧文顿一再表示，欧内斯特是他母亲的儿子，母亲一方对孩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再现了对达尔文遗传优势规律的演绎，即遗传优势在同一物种的雌雄两性中可能是相等的，但某一性通常比另一性表现得更加强烈。“遗传性的堕落在自我延续模式下代代相传”（Morton 187），不论乔治是个多么糟糕的父亲，西奥博尔德都比他更糟。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习惯于服从父亲的意志、压抑自己的意志，西奥博尔德努力消除孩子身上任何展现自我意志的迹象，虐待欧内斯特成为他唯一的情感宣泄通道。

父母与子女的身份一致性并非取决于外形的一致，如同毛毛虫和其他一些昆虫的情况那样，“即便身体结构发生频繁与激进的变化，性格也能够遗传”（Butler, Life and Habit 52）。在《生命与习惯》中，巴特勒引用了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关于后形成发育（metagenetic development）的解释：“新的部分不是在旧的部分的内部表面上形成，可塑力改变它的作用过程，外壳以及给予先前的个体以形态与特征的全部东西都死去而脱掉了；它们并不变成新个体的相应部分”（Butler, Life and Habit 52；达尔文 575）。与普通的变异，即部分和器官在下一阶段发育成相对应的部分不同，这种后形成发育是一个全新不同的发育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对巴特勒来说，与有机体进化过程相同，人类个体的进化无非是生长、改变和发育的过程。对于自我与身份这一问题上，他认为进化对于人类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命与习惯》中，巴特勒引用了达尔文对棘皮动物 (Echinoderms) 的发育过程中后形成程序准确的解释——“第二发育阶段的动物几乎像芽一样地在第一发育阶段的动物内形成，这时第一发育阶段的动物就像衣服那样地被脱掉了”（Butler, Life and Habit 52；达尔文  576）。家长之于子女有时不过是一层旧外壳（old husk）或者一件旧衣服。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人，混合并重塑彼此的记忆和经历。“当一个人想要和过去的自己告别的时候，他就相当于以一敌百。如果他想要彻彻底底地与众不同，不再受到饥饿或口渴等自然本能的束缚，并且不用再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那么他要么屈服，要么死亡”（Unconscious Memory 10-11）。在 1874 年 6 月到达加拿大后，巴特勒曾在笔记中写了上面这一段话。他意识到，要将子女的性格与父母的性格彻底独立区分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亲代与后代在记忆、经历和性格上已经合为一体。任何独立的思想和行为的主体都与其之前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是永远存在的，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完全、永久地从过去的状态下脱离，否则就会导致死亡。忽略后代是亲代性格形成的一部分的事实，或者习惯性地完全忽略了父母与子女在身份上的一致性，都并非理性判断的结果。个人身份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不同的阶段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巴特勒极力强调不同代人之间性格的一致性，遗传即记忆。围绕记忆、身份和自我这三个方面，巴特勒将进化过程看作个体自身和固有的、无可名状的过去之间的竞争过程。

关于遗传，达尔文写到，“一个生物就是一个小宇宙，由一群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形成，它们是微小得难以想象并且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576）。在巴特勒与达尔文的论争中，证明所有生物中“智能意图”（intelligent purpose）的存在始终是巴特勒论证的前提。巴特勒宣称，没有智慧及意愿，本能的行为是无法实现的。柯蒂斯·约翰逊在其新著中，论证了达尔文创立了一种道德相对论缘由。他指出达尔文主义是对功利主义的修正，即自由意志的原则（free will doctrine）被社会效用的原则（social utility doctrine）所取代（Johnson 216），因此试图在达尔文理论中寻找人类行为中纯粹的意愿或自由意志是徒劳的。虽然巴特勒与达尔文就关于进化的机制上产生分歧，巴特勒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看成是达尔文自然选择与遗传理论的“有价值的补充”(a valuable adjunct to Darwinism)。这也是他完成四部进化论专著与代表作小说《众生之路》的初衷。尤其是在小说中，巴特勒试图演绎达尔文关于变异传递给后代的方式、遗传的普遍性，杂交与返祖现象以及性选择等遗传优势规律的论证。达尔文在这些基本特征中看到了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为新物种的产生所作的充分准备。对于巴特勒，人类是进化的主角，进化过程中人类的意志与生命力不可或缺。在现代 DNA 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发明之前，巴特勒的进化思想是超前的，他的作品将促成关于生物遗传记忆的理论受到人们的重视。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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