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俄国自信始于何处：“19 世纪俄罗斯文学”起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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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彼得一世改革肇始了俄国大规模效仿现代欧洲文明之风，以东正教信仰和东斯拉夫民间美学为主体的古罗斯文学，1740年代之后加速让位于翻译文学和模仿欧洲文学的现代俄罗斯文学。但18—19世纪之交，伴随着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俄国，尤其是拿破仑以武力推广法国启蒙主义在俄国的失败、试图践行欧洲政治制度的十二党人起义不成功，以及审查制度加强，引发俄国知识界和文坛反思欧洲文明和崇拜欧洲的历史，激发文学艺术家以主体性意识对待欧洲文学，面向俄国市民重新书写历史、想象帝俄不同于欧洲的伟大性，使受法国宫廷影响的贵族审美趣味影响力下降，世俗化流行文学生命力勃发。就这样，文学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机制得以重建，并在重建过程中日益彰显俄罗斯帝国之神奇、培育国民对帝俄的认同和文学自信，出现了所谓“19世纪俄罗斯文学”。
作者简介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燕京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Where Did the Russian Confidence Start?: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eter initiated an imitation of the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on a massive scale in Russia. After 1749, the Old Rus literature, which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Russian Orthodox faith and the East Slav folk aesthetics, rapidly yielded its dominance to liter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imitated from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Toward the end of 1900, however, as the European Romanticist movement, which advocated national identity, quickly spread to Russia and, particularly, Napoleon failed in his promotion of French Enlightenment in Russia through military force, the Russian Decembrists, who attempted to install the European political system, were defeated in their revolt and the system of censorship was further intensified. All this mad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and literary circle to reconsider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their history of worshiping Europe and inspired Russian writers and artists to treat European literature with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ewrite history for the Russian people, and imagine the Russian Empire’s greatness as compared to Europe. Soon, the aristocratic aesthetics, which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French court, lost its steam, but the secular popular literature gained its great vitality. From then on, the mechanism for literary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was reconstructed with a growing emphasis on displaying the wonder of the Russian Empire, nurturing Russian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and confidence in its literature, and hence creating the so-called “19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uthor
Lin Jinghua is a professor and Yanjing Schola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injinghua@solcnu.net
论及俄罗斯文学，更多指的是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19世纪作家所创造的一系列经典。而这些人的写作，如何成就了所谓“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显然是任何要严肃对待俄国文学的人，皆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自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继位（1741—1762）伊始，就鼓励引进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戏剧、音乐和建筑，通过审查制度推动这种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文学艺术，以图提升贵族认同帝国的质量，但结果是意外促成俄译欧洲世俗文学之大潮，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现代俄罗斯文学艺术；19世纪乃城市化加速时代，更多的人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进入新建城市和老城市而成为新市民，这也就扩大了文学的生产群和消费群，外加报刊和印刷所纷纷创立，面向市民写作，经由日益壮大的文学市场而成为潮流，但无论是体制内的文学史家，还是民间的文学批评家，大多敌视文学市场化之势，即这些作家并非本然地一定要成为经典的。这样一来，我们要触及作为事实的俄罗斯文学，就未必是俄罗斯文学经典，而是从18世纪大规模引进现代欧洲文化，到19世纪怎么突然会盛行起用通俗语言否定性叙述欧洲文明及其后果的文学，以迎合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尤其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俄国出现的自信？期间文学机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确定了此后文学之潮流在于彰显俄罗斯帝国认同？
01
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亚历山大一世等时代一直强力推动殖民周边的帝国战略，使得帝俄自18 世纪末以后国土面积加速扩大。如1772、1793、1795 年三次和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62%波兰国土面积——46 万平方公里、550 万人口并入国（波兰成为帝俄一个王国，但这个王国不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帝俄向华沙派遣总督），到 19 世纪初帝俄国土面积已达 18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4000 万，居民构成包括斯拉夫语系（超过人口 85%）、芬兰 — 乌戈尔语系、土耳其语系、通古斯语系，甚至外高加索、摩尔多瓦等也成为帝俄一部分。为了有效治理区域如此庞大和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以继续东征并和欧洲博弈，除继续实行 1765 年确定的庄园制度（领地上少于 100个农民属于小地主、超过1000个农民属于大地主）、维持东正教信仰等之外，俄国还推动商业发展、扩大市民阶层、把农民分为国家的和庄园主的两部分管理（分别达至 1000—1500、2000 万）、活跃内部经济市场并尝试扩大对外贸易，等等。帝国扩张的格局，得益于对欧洲的学习、世俗化转型，但帝国的性质使得书刊制度伴随着帝国兴盛的整个过程。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创办讽刺杂志，促成讽刺杂志繁荣一时，但绝大部分杂志按女皇御意，发表一些无伤大雅的讽刺幽默之作，当诺维科夫主编《雄峰》（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等对社会重大问题真的进行讽刺性表达时，招致女皇查禁一切讽刺杂志，诺维科夫的印刷所被查封，他本人被捕入狱；保罗登基后释放他，并非要实行自由主义，而是要抵消其母亲的影响力，这位一代出版业天才，余生隐居在庄园，虚度而过。随着欧俄关系的变动、欧洲局势变化（如法国大革命），帝俄当局就强化书报审查制度。如拉季舍夫刊行审查通过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图书被禁、本人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并殃及到彼得堡大学诸多学者，保罗基于同样原因释放之，但他最终于 1802 年自杀身亡。其实，保罗时期（1796—1801）实施的书刊审查制度，使声望赫赫的卡拉姆津也不得不保持沉默，直到 1802 年他才重操旧业，创办《欧洲导报》（Весmник Европы）；在十二月党人事件中登基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间在位）一开始就加强书刊审查制度，同时进一步强化警察制度，以确保这套对外扩张、对内实施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1826 年，尼古拉一世建立切实对社会思想进行政治监控的“第三厅”、对人们思想状态进行监视的秘密委员会（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就已对国民教育部和警察局在报刊图书审查功能上进行区分），强化监控那些被怀疑有异端思想趋向的人物、潮流，普希金大部分创作和出版直接被第三厅监管，1847 年 6 月日乌瓦罗夫部长致函彼得堡新闻审查委员会主任还强调对外国文学的监控。这样做是为了严防政治上的欧洲化思想及其蔓延。这种书报审查制度，直接影响了城市化加速后更趋发达的出版业，哪怕亚历山大一世放松审查制度，从 1802年开始再度恢复私有印刷所，由此卡拉姆津创立《欧洲导报》（1802）、炮兵上校和作家马卡洛夫（Пётр И. Макаров, 1765—1804）创办《莫斯科水星》（1803）和《儿童杂志》（1804），沙里科夫（Пётр И. Шаликов, ?—1852）公爵创办《莫斯科观众》（1806）和《阿格拉雅》（1808），等等。但城市化导致现代俄罗斯文学出现了语境，而这是审查制度所难以掌控的，进而带来大众文学的繁荣。
第一，肇始于彼得一世的世俗化改革，在形式上是按欧洲城市化模式进行的，俄国却未成为欧洲一部分，直观上是因“彼得大帝改革的创新，并不是西方化，而是世俗化”，只是俄国社会运行不再只是根据正教会进行，而符合全球变革趋势——首先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世俗化要求（Флоровский 82）。更重要的是，自 18 世纪后期以降，欧洲之于俄国的角色，变得复杂起来：本来，随着帝俄进程，持续扩大疆域，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如 18 世纪末就增加了维尔纽斯、里加、塔林等重要城市，自然就要重新考虑如何调整与强邻欧洲相处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个世纪欧洲是俄国效仿的榜样，但 18 世纪末在瓜分波兰过程中，俄国发现了欧洲的虚弱，尤其是 1812 年对拿破仑战争获胜，相较于拿破仑在欧洲所向披靡，这在俄国部分政客和文学精英看来，更显示出俄国价值观的巨大优势。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壮大起来的帝俄，越来越有力介入欧洲事务，对欧洲从仰视变成了藐视。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后来成为农民解放宣言起草者的国务委员廖夫申（Алексей Лёвшин, 1798—1879）在《俄罗斯人致亲法国人士信札》（1807）中提出怀疑崇尚欧洲的问题，“我讲我们的语言。你知道俄语吗？理解我吗？〔……〕法语日益普及，因此我们的同胞多番受其限制。由于这方面的才华成为优秀作家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用俄国语言书写，其老乡就不明白；令他惊奇的只是法语那又怎么样呢，问题是能掌握多少俄语，钦佩的只是因为在俄语书写中可以见到法语，或反过来”（Шкловский 218）。此其一，其二：在俄国壮大过程，这个榜样本身也在变化——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对欧洲的威胁、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引发欧洲内部的不平衡和在世界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改变了俄国对欧洲的认知，叶卡捷琳娜大帝近乎放弃了曾热衷的启蒙主义政策（Riha 56）。这样一来，俄国模仿欧洲力度加速减弱，认同帝俄趋势有增无减，并且就是在这种潮流中，1802 年创建交响乐学会，在 1812 年战争之后推出多部爱国主义的歌剧，并在全俄推动彰显俄罗斯伟大或亲切的音乐艺术创作和教育；1804 年，卡拉姆津等人成立“莫斯科俄国语言艺术爱好者协会”和“莫斯科俄国历史和古迹协会”，以图缓和俄语的法语化之势；1815 年巴丘什科夫、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等成立阿尔扎马斯诗社、1816 年什什科夫成立“俄国语言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等，1811 年杰出诗人和枢密官杰尔查文（Гавриил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后来任科学院院长的文学批评家希什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Шишков, 1754—1841）等在彼得堡成立“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分别推动文学俄罗斯化……这种情势发展到 1825 年之前，帝俄认同已然成势。对此，普希金《论我们的语言艺术发展迟缓之原因》（1824）就如是指出，俄罗斯问题在于：“俄国精英普遍运用法语，忽视俄语。我们所有的作家们也抱怨之，但谁之过，不是他们本人的错。除了写诗，俄语创作是不可能吸引任何人的。我们还没有语言艺术，没有这方面的书，我们的全部知识，我们从幼儿就开始运用的概念，无不是借用外国图书的，我们习惯于用外来人的语言思考；时代的教育所要求的用来滋养智慧的重要思考对象，不可能从想象和一团和气的迷惑人的游戏中得到，但学识、政治、哲学用俄语却阐释不清楚——我们根本就没有形而上的语言；我们的叙事性作品鲜有被修缮”（Пушкин 257-258）。
欧俄关系的如此倒置，使得欧洲激发民族认同的浪漫主义运动，在俄国演化为讲故事体的民间叙事传统，不仅未被欧洲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潮流所淹没，相反随着1812 年卫国战争胜利而不断衍生出历史演义。如《拿破仑在巴黎附近被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所击败》《教拿破仑跳舞的俄罗斯人》《拿破仑的冬季》《拿破仑用奇形怪状的人组成的新军》《俄国大力士驱逐法国人》等通俗文学，均得到主流话语鼓励。此后，关于卫国战争的日趋“神话”化，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865—1869）、柴科夫斯基《1812 年序曲》（1882）等，无不是随着俄国现代化程度加深而问世的，也促成建造卫国战争博物馆川流不息，延续至今。俄联邦甚至在莫斯科建立纪念二战卫国战争博物馆时，还涉及 1812 年卫国战争，以壁画方式传颂这场战争业绩。
第二，基于对欧洲认知的俄罗斯主体性增加之基础，俄国引进欧洲文学反而清醒和大方起来。法国在俄国的影响力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持续不减，欧洲许多作品经由法语而俄译，如 1788 年俄译瑞士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齐默曼（Johann Zimmermann, 1728—1795）之作《论孤独》（1756）、《论民族自豪感》（1758）等作品，俄译齐默曼文集（1793），都是据法文版的。1812 年以后崇尚法国风气骤变之前，这种趋势已出现，如 1790 年秋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1766—1826）从欧洲回到俄国后，其主编的《莫斯科杂志》就介绍欧洲各国流行作品，其未完成的自传性作品《当代骑士》（1799—1803）受卢梭《忏悔录》和英国感伤主义影响，主人公列翁在儿童时代阅读的不限于法国作品，而是 18 世纪欧洲流行作品，他始终保有斯拉夫人美德，认为欧洲小说是培养善的道德感的坚实基础（Карамзин 765—766）。在苏联时代杰出理论家洛特曼看来，就是这种大量阅读世俗流行文学的青年拥有善念，体现了人之卓越的可能性，且深刻影响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①。同样，后来成为莫斯科大学著名教授的舍维廖夫（Степан Шевырёв, 1804—1860）在 1838—1840 年在罗马考古学院访学，期间去柏林、慕尼黑、巴黎和伦敦等听学术讲座、从事学术研究，在巴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还有，著名作家丘赫尔别凯（Вильгельм Кюхельбекер, 1797—1846）针对爱沙尼亚成为帝俄一部分之事实，积极参与按欧洲模式改造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但在创作上，“他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一定不是按十二月党人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勇敢和热切的文学实验者评估欧洲文学”（Brown 57）。如《欧洲来信》（1820）按欧洲乌托邦传统叙述一个美国人在公元 26 世纪于欧洲旅行的奇异情景；1821 年去巴黎，发表关于俄罗斯文学报告，刊行讽刺性作品《无主之地》（1824）叙述主人公在月球旅行 发现一个反乌托邦国家；《1831 年的俄罗斯十日谈》（1831）表达了俄国化知识分 对欧洲的理解。正因如此，米尔斯基公爵《俄罗斯文学史》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当然，这时期翻译转向最明显的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等翻译家热衷于浪漫主义作品：仅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的《锡雍的囚徒》（1816）在 1820年代被三次俄译，俄译司各特作品之风也很盛行，如 1821 年沙霍夫斯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Шаховской, 1777—1846）把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改编成喜剧《伊凡诺伊，又名理查德·利维内伊之心的回归》，畅销一时，很快两次再版。正是拜伦和司各特作品的大量俄译，成为推动 1820—1840 年代俄国文学盛行现代叙事长诗、抒情诗和小说的重要动力。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果戈理时期的文学概观》（1855）所说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等当时畅销作品，各有欧洲文学影响。更有甚者，法国 19 世纪上半叶著名通俗小说家保罗·德·柯克（Charles Paul de Kock, 1793—1871）的许多作品，被大量俄译刊行：《妻子所改变的丈夫》（1832）第二年就被及时俄译，《妻子、丈夫和情人》（La Femme, le mari et l’amant, 1829）则于 1833—1834年被俄译，《我太太的孩子》（L’Enfant de ma femme, 1812）被俄译成《吾妻之子》（11835），并且《巴黎的理发师》（1827）、《郊外来的美女》（1828）、《穆斯塔什》（1838—1839）等也在 1830—1840 年代被俄译。对柯克的热诚，俄国始终不减，此后继续翻译其另外作品，如《雅各兄弟》（1825）、《樱桃》（1850）、《林荫道上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u boulevard, 1864）等先后被对应俄译（1860、1877、1864），而《娇小的丽莎》（La Petite Lise, 1870）被俄译成《可爱丽莎》（1871）。这些作品对俄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别林斯基就称果戈理是俄罗斯的德·柯克（русский де Кока），涅克拉索夫曾点校过柯克作品的俄译本，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主人公瓦尔瓦拉·拉夫列茨卡娅就痴迷于法国大众文学，尤其是柯克的作品（Тургенев 255）。在这种热衷于翻译当代欧洲流行小说的热潮中，18—19 世纪之交德国高产幻想小说家和哥特式小说家、作曲家霍夫曼（Ernst Hoffmann, 1776—1822），其 50 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 3 部长篇小说，在 1830—1850 年代被大量俄译，包括《挑选新娘》（1831）、《胡桃夹子的故事》（1835）、《雄猫穆尔》（1836）、《王妃勃拉姆别拉》（1844）、《 拉皮翁兄弟》（1836）等。而且，这些新时代的翻译影响甚大，如 1836 年赫尔岑在《莫斯科电讯》上刊文积极介绍霍夫曼，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果戈理的《鼻子》和《狂人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阿列克谢·康斯坦丁·托尔斯泰《吸血鬼》等皆受其影响，促成把德国作家的奇异想象力，转化为对俄罗斯问题的大胆描写。更神奇的是，霍夫曼的影响力，甚至延及柴科夫斯基创作的舞剧《胡桃夹子》（1895）等。
可以说，翻译欧洲浪漫主义作品的热忱，成为 19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标志，成就了普希金在叙事长诗和抒情诗上的声望——以低级体俄语诉诸帝俄文人对世俗生活的兴致，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诗人，也使扎果斯金等人创作流行小说的氛围之一。
第三，进入19世纪，包括大众文学在内的现代文学生产的状况，比18世纪好转很多。从最初给皇室和近臣提供欧洲消息的手写报纸《自鸣钟》，到 1702 年 12 月 17 日俄国刊行第一份报纸《公报》（第二年 1 月初开始定期出版），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报纸 印刷所问世。1775—1800 年，外省印刷所甚至刊行图书共 267 种（文学类图书 93 种，宗教 27 种）；1779—1792 年，诺维科夫执掌莫斯科大学印刷所之际出版图书 973 种，包括世俗哲学 127 种、文学 290 种（Marker 132, 141）。他支持其朋友和德语教师施瓦兹（Johann Schwartz）在莫斯科大学从事修辞学和语言学之类的翻译工作。1796 年帝俄当局发布命令，禁止创办私人印刷所；枢密院、海军、科学院、国防部等附设的官方印刷所，挤垮了普拉维雷什科夫（Василий Плавилыщиков, 1768—1823）兄弟于1793 年创办的印刷所，但因图书市场活跃，第二年在彼得堡州机关登记而恢复，继续刊行不少图书。1801 年继任皇位的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第二年御令许可私人印刷所，很快印刷所如雨后春笋冒出，多达1304家，并且和出版商一样，多集中于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两个大都市（1224 家）。进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出版商和书商，如格拉祖诺夫父子，即马特维·格拉祖诺夫（Матвей Глазунов, 1757—1830）和伊利亚·格拉祖诺夫（Илья Глазунов, 1786—1849）。正是职业的出版商和书商，推动1812年在彼得堡就有私营杂志19种，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百余家私人图书刊行机构，1810 年代刊行俄文图书 1224 种（全俄才 1304 年种）（Баренбаум 83）。
在这种格局中，稿酬制度得以确立起来。卡拉姆津在编辑《欧洲导报》（1802—1803）时年薪是 2000 纸卢布（即 1500 银卢布），而当时只有著名作者才会拿到稿费。尝试把稿酬制度化的是 1825 年《北极星》出品人著名诗人雷列耶夫（Кондратий Рылеев, 1795—1826）和别斯图热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естужев, 1797—1837），这两位都是参与十二月党人的知识分子，支付作者的稿酬是每页 100 纸卢布（相当于 37 银卢布）。当然，真正使稿酬制度化的是 1830—1840 年代著名出版商斯米尔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мирдин, 1795—1857），其主持的《阅读文库》（1834）给作者支付每页 100—300 纸卢布。自此意外推动以大众文学为主体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发展：1827 年，他从普希金那儿购买《巴赫契萨拉伊喷泉》《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和《高加索俘虏》的再版权，在国民教育部印刷所刊行这些作品达 1000 册，促成普希金声望走向高峰；1829 年刊行布尔加林的“道德讽刺”小说《伊凡·维日金》4000 册，以及大量印行扎果斯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这两位作家由此声望大涨，开始成为那个时代最为著名作家之一（Баренбаум 83—85）；1834 年，他在彼得堡创办第一份发行量巨大的月刊《阅读文库》（Библиотеки для чтения）——刊物名称来自法文（Biliotheque de lecture）、承续于 18 世纪末法语风，高薪聘请（年薪 1.5 万卢布）彼得堡大学东方学教授和五品文官森科夫斯基（Осип-Юлиан Сенковский, 1800—1858）——以笔名“巴隆·巴拉姆别乌斯”（Барон Брамбеус）而著称的作家，另一位著名畅销书作家和出版商、翻译家格列奇（Николай Греч, 1787—1867）也被邀请担任合作主编（森科夫斯基年薪1.5万卢布）。在稿酬制度下，斯米尔金为克雷洛夫《寓言》支付了 4 万纸卢布，普希金的诗歌在他那里的稿酬是每行 10 卢布，百来行的《轻骑兵》（Гусар）得到 1 千卢布（首版），《叶甫盖尼·奥涅金》得到 1.2 万卢布——普希金由此成为第一位俄罗斯职业作家。通过稿酬制度，并辅以现代图书营销手段，斯米尔金于 1839—1845 年出版《百名俄罗斯文学家》系列，1848 年刊行廉价口袋书《俄罗斯作家全集》，使包括普希金、别斯图耶夫 克雷洛夫、纳杰日金、波列沃依、库科尔尼克、扎果斯金等在内的名作家之作，迅速得到普及。别林斯基肯定斯米尔金作为出版商和书商对于俄罗斯文学和作家的意义，他切实赞赏和支持文学新秀和文坛宿将，这个时期可称之为“斯米尔金时代”（Белинский 98）。鉴于斯米尔金以其睿智的眼光和雄厚财力，有效推动 19 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运动，1831 年二月他举行乔迁之喜时，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奥陀耶夫斯基、果戈理、普希金、格列奇等五十多位当时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戏剧家，悉数出席道喜，格列奇有诗赞曰，“俄罗斯缪斯的使者，有自己心仪的节日 / 为乔迁之喜用芬芳的香槟招待客人们 / 你给了我们不朽的杰尔查文、卡拉姆津〔……〕”（Грей 218）
第四，帝俄学习欧洲的城市化模式，也引进欧洲大量向市民普及文学的报刊之模式。19 世纪初，除卡拉姆津创办的《欧洲导报》（1802）和斯米尔金出品的《阅读文库》之外，还有宾尼茨基和伊兹马伊洛夫创办的《花园》（1808—1809），达什科夫的《圣彼得堡导报》，剧作家谢尔盖·格林卡（1776—1847）主编的《俄罗斯导报》（1808—1824）；继而，布尔加林创办的《北方档案》（1822—1828）和《北方蜜蜂》（1825—1859），波列沃依（Николай Полевой, 1796—1846）创办《莫斯科电讯》（1825—1834）和《祖国之子》（1839），沙里科夫（Пётр Шаликов, ？—1852）公爵创办的《女性杂志》（1823—1833），斯拉夫派理论家基列耶夫斯基创办的《欧洲人》（1832）。这些报刊经常发表文学作品和评论，就如同发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1836）而被查封的《望远镜》——是纳杰日金（1804—1856）于 1831 年所创办的，在存续期间经常讨论浪漫主义小说。并且，这些报刊热衷于刊行市民阶层感兴趣的作品，普遍获得成功，按布尔加林所说，“目下书商普遍证实，没有什么可忙的，因为除了杂志就没什么可读的 若写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就刊于杂志，那些杂志充满着大量无关紧要的评论”②。这就造成世俗文学不仅出现在市场和集市上，还出现在酒馆、街角和流动小贩，书摊、报亭、小书店出售的更多是流行文学，这些杂志也成为其中的热销读物之一，诚如斯米尔金致函内政部长波克罗夫斯基（Л. А. Покровский）伯爵所说，“图书行业中实行商业贸易，对俄罗斯文学的益处已四十年，在近 25 年我出版了大量俄罗斯图书和翻译图书”③。
也正是这些情势的矛盾交织，使得 19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几乎是在大众文学氛围中勃发着，在审美和语言上满足大众诉求的同时，也引发社会关注：那位希什科夫即海军上将，以其关于 1812 年卫国战争诗篇和《斯拉夫俄语》而获得巨大文学声望，得以转任国民教育部长和科学院院长，甚至赢得格里鲍耶多夫等人赞赏，从而结成所谓“希什科夫派”，作为阿尔扎马斯诗社成员，坚持文学的斯拉夫传统，与代表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卡拉姆津及其追随者，展开激烈的论争。正是在关于古斯拉夫语和革新俄语之争中，卡拉姆津《一位俄罗斯旅行者信札》（1789—1790）和《可怜的丽莎》（1792）等作品不断被提及，出生于古老贵族世家的沙霍夫斯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Шаховской, 1777—1846），其喜剧《女人笑话》（1795）用的是更通俗的俄语书写，甚至创作迎合市民的五幕喜剧《给卖弄风情女人以教训，又名有粘性的水》（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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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复杂情势中，现代俄罗斯文学急剧向地 19 世纪转型：经过大半个世纪对欧洲文学艺术的译介和模仿，到 18 世纪末逐渐转向有俄罗斯主体性诉求的文学之趋势，则因 1812 年卫国战争胜利显示帝俄力量，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重建了俄国人对欧洲的认知。1825 年十二月党人事件，意味着试图效仿欧洲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方式之理想的终结，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翻译小说的审美，诚如普希金致函弟弟列夫 · 普希金（Лев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805—1852）所说，“我在阅读理查森《克拉丽莎》，再也找不到这么沉闷的仆人了”，多年后他仍主张，“许多读者皆同意我，克拉丽莎是令人厌倦和枯燥乏味的”④；同样，别林斯基认为，“理查森在作品中描绘了私人家庭生活的图景，目的是要建构稳定的道德规则，但该作冗长、局促、拘谨、说教和枯燥”（Белинский 102）。由此，文学活动整体上围绕对帝俄认同而展开。于是，文学艺术进入了 19 世纪：古典主义审美趣味虽得到体制的大力彰显，但在文学市场上却不尽人意，如茹科夫斯基作为当时最著名诗人，先后给皇后亚历山德拉教俄语、给皇太子亚历山大教文学，以其崇高地位成为俄国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保护人（патрон），但其公开颂扬俄罗斯帝国的古典主义审美趣味之作的影响力，完全不敌文学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书。与此同时，在报刊审查制度下，很少出现如拉季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那种直接否定性叙述俄国霸道政治和庄园制度之是非曲直的作品，除了十二月党人在尼古拉一世（1825—1855 年在位）登基之日拒绝履行效忠仪式、恰达耶夫从欧洲启蒙哲学高度论述俄罗斯问题的《哲学书简》等遭遇政治风险之外，大多数文学家多是在政治正确框架内叙述大众热衷的话题，普希金涉嫌政治不可靠而被强制性要求到高加索野战部队受训，并非因其文学创作，而是其私人信件被检控。这种情形带来的后果是，正如 18 世纪中后期欣欣向荣的讽刺杂志，虽然显露出独立性，也很大胆，却对政治制度问题鲜为触及。这就促进文学进一步世俗化、积极面向大众审美诉求。
但是，不直接挑战政治正确的大众文学，却没有使出生于底层的文人借助市场机制，狡黠地规避书刊审查制度，甚至利用这种制度，成为粗制滥造的文学写作者。相反，因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新方式，即稿酬制度、众多文学杂志或印刷所提供面向大众的文学生产之保障、文学消费群持续扩大等情形，吸引了更多希望有抱负的青年投入其中，从而使文学越来越跃出贵族圈子。被后来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克雷洛夫（Иван Крылов, 1769—1844），出生于下层军官之家，尚未成人便在衙门从事抄写工作，后来编辑讽刺杂志《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在第一次反对拿破仑战争之后所写的独幕喜剧《给女儿们的教训》和三幕喜剧《时装店》（1807），讽刺上流名媛崇尚法国之风的不合时宜性，大获成功。而且，在喜剧大获成功，却没有使作者投观众所好，最终以 236 种寓言作品而享誉文坛。不否认，这种文体起初得益于克雷洛夫对拉封丹寓言的创造性翻译，但最终成为深得各阶层读者爱不释手的通俗文学，则是得益于他选择了显示俄罗斯意识和审美正在形成的表述方式：内含 263 篇作品的《克雷洛夫寓言》（1809），在俄国文学史上获得空前成功，他由此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谋得职位，自此勤奋写作，1810—1820 年间刊行九部寓言集——从最有修养的文学批评家，到识文断字的粗人，无不欣赏，发行量无以计数，远在百万册之上，成为 19 世纪最为著名的畅销书之一。而被别林斯基酷评的通俗小说家格列奇，则出生于帝国枢密院秘书长之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先后毕业于枢密院附属学校和帝国法律学校，1818—1823年是“自主热爱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者协会”的活跃成员，还亲近十二月党人。他是著名的俄语学家，先后刊行《实用俄语语法》（1827 年初版、1834 年再版）、《俄语语法初阶》（1828）、《俄语语法详解》（1827 年初版、1830 年再版）等俄语研究力作，以及《关于俄罗斯语言讲座》（1840）探讨俄语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语言和希腊语言之影响，既受教会斯拉夫语、鞑靼蒙古语之影响，又有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欧洲语言的影响，辨析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等著名知识分子对俄语发展的贡献力，还认真探讨杰尔查文、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等人诗歌创作的俄语魅力。他先后获得六等（1823）、五等（1829）、四等（1838）和三等（1863）文官位阶，以其文学声望和语言学研究，成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始于 1827 年），1828 年参加审查法规起草委员会工作，此后任《内务部杂志》主编（1829—1831）、1834—1835年会在主编《阅读文库》，还是国民教育部学委员会委员。
更重要的是，19 世纪初的文学发展条件和动力，改变了出版商和作者之关系、作家变成了职业活动，自然使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学日益丰富起来。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双聘教授比尔查考 19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时发现，得益于贵族生活圈不断被打破、市民阶层持续扩大、庞大的体制内外人员热衷于世俗化文学等，使得或书写，或刊行、销售，或阅读、讨论有关虚构的或写实性的小说、历史文学，蔚然成风，“作家不是成为写作者，而是很快变成了索尔仁尼琴所说的‘第二政府’，一直频繁地发言，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全职的，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意识形态概念层面上”⑤。实际上，作家频繁发言，正得益于新的文学生产制度，为其提供了发言平台；并且，不同阶层的人士，以文学审美形式发言，是把隐约感受到的俄罗斯问题，提交给不同阶层的公众讨论，以表达对俄罗斯帝国的认同，促进文学走入社会大众的趋势。在洛特曼看来，历经18世纪改革，许多人意识到社会大面积分裂的问题：“旧俄国”和“新俄国”、“自我”和“他者”、“传统”和“革新”、公平正义与不公不义、“俄国”和“西方”等，而传统俄国和东正教代表着公平正义之空间和实践，现代西方则体现着不公不义，如此观念变化导致，凡不是俄国的任何方面皆被想象为犯罪（Лотман 410）。由此，曾是畅销书作家的卡拉姆津，在 1818 年就任科学院院士的仪式上发表演讲时声称，“彼得大帝以其强有力的手腕改造了祖国，把我们变成了与欧洲人类似的人。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古罗斯人和现代俄罗斯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永远的断裂了”（Карамзин 188）。历经百余年的历史积淀，到苏联时代，洛特曼总结道，“在俄罗斯观察者和尝试者看来，18 世纪开启的巨大断裂之任何历史发展道路，自然被深刻感受到了，用丘特切夫的话来说，‘用他人的方式制作不出俄罗斯的面包’。意识到自我，要求预先知道他者并意识到他者就是‘异己’”⑥。这种在 19 世纪初被体制内外普遍感受到的俄罗斯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加剧，成为影响期间文学须面向大众的基本态势，如森科夫斯基主编的《阅读文库》，在思想上要维护俄罗斯之斯拉夫性和东正教信仰的保守主义，经营方式则是商业性的。
这就意味着，进入 19 世纪以后，无法再沿袭 18 世纪文学叙述方式。出生于波尔塔瓦州贵族之家的纳列日内（Василий Нарежный, 1780—1825），曾在莫斯科大学附属的贵族学校学习六年，后又入读莫斯科大学两年，此后在格鲁吉亚和彼得堡任低级公务员，见识了俄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为他以后创作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实践，从而被视为第一位书写俄国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家。但在写作技术上继续模仿法国畅销书作家勒萨日（Alain-René Lesage, 1868—1747）的《吉尔·布拉斯·德·桑蒂亚纳传》（1715、1724、1735），创作了《俄罗斯的吉尔布拉斯，加夫里拉·西蒙诺维奇·奇斯佳科夫公爵历险记》（1814）。该作内容不是取材于俄国史、东正教、民间故事，而是不合时宜地叙述这位公爵讲述家族成员和他一道历险的故事，涉及 18 世纪末 —19世纪初俄国社会背景，叙述者即主人公、讲述事件的当事者，并非否定性描写俄国生活中的各种狡黠现象，但作品刊行一半（三章）时，国民教育部批评其中有诸多“不道德性”、充满着“不严肃和诱惑人之处”，即便是受读者追捧的通俗小说，仍被勒令停止继续刊行（当然，查禁的真正原因是该作描写了共济会，当局担心损害庄园制度下的社会道德风尚，直到 1938 年才有机会刊行全文）。十年后，他体会到了社会变革大势：在《新中篇小说》（1824）中，用时尚的感伤笔调叙述俄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正是市民所关心；《神学校寄宿生》（1824）则直接描写主人公涅翁（Неон）在东正教教区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以生动的笔触描写其在神学校发生的事情，以显示其东正教对世俗社会的积极作用；作者去世两周以后才刊行出来的中篇小说《两个伊凡，又名热衷诉讼的人》（1825）描写乌克兰农村两个邻居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诉诸官司，展示帝俄边缘地区的落后，它和得到审查官克克雷洛夫赞赏的未完结之作《卡尔库沙，又名一个小俄国（乌克兰）俘虏》（1835 年遗作出版）一道，被别林斯基评价为“一流的俄罗斯小说”（Мейлах 555）。可以说，政治正确的框架，不触及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把欧洲历险记模式改造为情节同样充满着趣味性，在温情脉脉的叙述过程中诉说劝喻道理，还展示出俄罗斯帝国的丰富多彩，从而深得读者喜爱，进而既启示了普希金等人用培养俄国读者认同帝俄的审美方式，去叙述俄国现实社会问题，又启发了同样是来自乌克兰的果戈理写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夫诺维奇吵架的故事》《乞乞科夫旅行记，又名死魂灵》，这些意外地使果戈理成为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者。
由此，大批有抱负的有为青年投入浪漫主义文学大业：除大量俄译霍夫曼幻想小说和柯克通俗小说之外，森科夫斯基翻译莫瑞尔（James Justinian Morier, 1780—1849）的浪漫传奇《来自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英格兰历险记》（1828），别斯图热夫从德文翻译了哥特式小说，其风格和样式类似于雨果的流行文学作品；进而，许多作家在文学市场上大显身手，促成充满想象力的浪漫主义作品不断涌现，这就是国立布拉维戈申斯克师范大学副教授车尔尼雪娃（Е.Г. Чернышева）曾在《“变形的世界……”：1820—1840 年代俄罗斯幻想小说中的社会和游戏主题》（1996）所说的，期间涌现出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舞会》、扎果斯金的《魔鬼音乐会》、波列沃依的《疯狂的幸福》、果戈理的《魔鬼》、阿·康·托尔斯泰的《吸血鬼》等幻想小说，它们多受到与德国有关的恶魔神话的启示，彰显俄罗斯作家在帝国的神奇创造力（Чернышева 65—68）。19 世纪初的幻想小说（фантастика），本于 18 世纪，如古典主义诗人苏马罗科夫居然创作了《幸福社会之梦》（1759）这一俄国最早的乌托邦小说，深受伏尔泰的启蒙主义之作《哲学故事》（1726—1729）之影响的马蒙诺夫（Федор Мамонов,1727—1805）创作了《一位哲人贵族》（1769）——俄国科幻小说之雏形，瓦西里·列夫申创作的《最新旅程》（1784）乃第一部俄国有关月球之旅小说……19 世纪以降，情形大变：出生于神父之家并曾就读于莫斯科神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波波洛夫（Семён Бобров, 1763—1810）创作俄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宇宙的远古之夜》（1807），希戈夫（Дмитрий Сигов）的《在太阳和水星及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之旅》（1832）、马什科夫（Петр Машков, 1807—1849）的《流言蜚语：月球人和地球人的通信》（1842）、谢缅 · 达什科夫的《神奇机器的月球之旅》（1844）、杰尔宾诺维奇（Демокрит Терпинович, 18?—18?）的自传性小说《太阳之旅》（1846）等，成为 19 世纪初期最著名的想象力丰富的太空旅行记，并因为出版商以低价销售，成为期间著名畅销书。
当然，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当属苏联于1975 年再版的《俄罗斯之夜》（1844），其序言尊 奉此乃“ 第一部俄国哲学小说”，其作者奥陀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Одоевский, 1803—1869）公爵乃 19 世纪初科幻小说大潮中，意外成为最畅销的幻想类小说家。他出生于莫斯科名门望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23—1825 年的青年爱智协会主席，被视为俄罗斯音乐学的奠基人，在 1826 年迁居到彼得堡后，结识内政部长兰斯科伊（Сергей Ланской, 1787—1862）伯爵之女并很快成婚，入职内政部审查委员会，主持编辑《内政部杂志》。就是这样的体制内人士，创作《咪咪公爵小姐》《济济公爵小姐》《贝多芬的最后四重奏》（1831）等得到贵族少女和少妇们热衷的小说。别林斯基的《论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赞许说，“这是文学意义上一个奇妙现象，尽管它有一切为早期作品所通常有的缺点，尽管有些地方因为年轻，才华不能加以凝聚和提炼，以至于有赘冗之弊，但那里充满着思想和感情、独特性及丰富形象”（别林斯基 164—165），并且《咪咪公爵小姐》也有这方面优缺点。而他最为重要的写作是创作了科幻性的乌托邦小说《4338 年：彼得堡信札》（完成于1835 年）：最初构想这是三部曲，但第一部分未写成，第二部分即未来主义部分也未完成，只有一些片段以笔名“别兹格拉斯内”（В. Безгласный，即哑巴）刊于《莫斯科观察家》（1835 年第 1 辑）和《晨光》（1840）。1912 年，著名文学研究者（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萨库林（Павел Сакулин, 1863—1930）就注意到该作，全书于 1926 年刊行（“星火”出版社）。这部神奇之作，事关 1825 年十二月党人事件失败之后，知识界对国家是要融入欧洲还是要超越西方之争，引发知识分子分裂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以及当时俄国正在讨论开建第一条铁路—彼得堡—巴甫洛夫斯克（1836开始建造）。19 世纪初欧洲，铁路不仅代表着是工业化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发展成诸如理性、西方民主和进步之类抽象价值的象征符号（Schivelbusch 56）。此时的俄国开始日趋提防和怀疑欧洲，因而对来自欧洲的铁路，不是视为交通工具，而是与欧洲价值观相关联的意象，从而迅速成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所分别崇拜的三套马车和火车这对彼此冲突的隐喻符号（Westwood 22—23）。深受如此氛围影响，《4338 年》描写道，一位受雇来俄国设计铁路的维也纳工程师，设计的铁路线从彼得堡出发，途径华沙和维也纳，终点是巴甫洛夫斯克，他确信这样的方案，将会彰显尼古拉一世要比彼得大帝打造向欧洲开放之窗的彼得堡所取得的伟业，更为宏大。
俄罗斯帝国理念，还成就了作者的另外宏大叙事：该作居然设想贯穿一条从北京到彼得堡的大铁路，它穿越喜马拉雅山和里海隧道，“中国人称之为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成就”（Одоевский 419）。这条铁路轨道提供了一幅令人吃惊的世界新图景及其物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所叙述事件发生在公元 4338 年，这年彗星和地球碰撞，西方现代性在世界中心的位置已被损耗，甚至退化，如英国并非日不落帝国，许多银行倒闭，不得不放弃大量的国土，转让给俄国；此时的德国和法国，已在世界版图上消失，欧洲过去的大国似乎不再通过交通运输系统和俄国关联，已发展成令人钦佩的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取而代之。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也从地图上消失了，居民已离开这个已变成草原之地，俄国人也就成了世界居民。这条铁路，在叙述者看来，是一条生命线，经由它过去的伟大文明向世界上的新大国表达了敬意。把俄国和西方关联起来的铁路，在当时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除此之外，还没有其他技术体现奥陀耶夫斯基时代的现代性意义。该作序言表明作者认同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Baron Cuvier, 1769—1832），后者不相信进化的变革作用，主张有机体使整体变得完善起来，每个部分之形式和功能对整个躯体是必要的，因而一定是不变的。这种抵抗发展的概念，直观上与《4338 年》的构思并不一致，但影响奥陀耶夫斯基的关键在于他所接受的俄罗斯历史哲学概念，是挑战普遍进步的启蒙运动理念的。当时德国思想家赫尔德的启蒙理念在俄国已被熟知，而奥陀耶夫斯基作为青年爱智协会主席认为，有机体的组成因素是由时代铸造的，俄国是唯一超越东西方之二元性的国家，能开拓出特有历史轨线之国度（Сакулин 482, 485）。隔断了俄国与西方的实际联系，这条北京—彼得堡大铁路，保护了俄国免遭遇曾降临于英、法、德等国的那些灾难性退化。作品主要是由主人公之一的中国大学生伊波利特·聪古耶夫（Ипполит Цунгуев），要拜访彼得堡重点中学，从而和同学的信件往来所叙述出来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世界，类似于 21 世纪：技术成就、空中之旅和太空之旅、电话、气候控制、复印、电报等成为书信内容。但月球既不为地球人所知，也没地球人居住。尤其是，想象未来的俄国和中国是世界力量之中心，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从缘起到当代、从当时世界到人类分裂为中国和俄国、从世界分裂再轮回到我们时代。未来避免地球和彗星相撞，俄国和中国须切实联合起来。有意味的是，奥陀耶夫斯基对当时俄国围绕建立国有化铁路所引发的争论，并不非常清楚：他是基于对俄罗斯帝国的强烈认同，对西方不信任，并把遥远的中国想象成是西方的他者，从而成为俄国盟友的浪漫主义情怀。
随着俄罗斯帝国疆域的持续扩大，促成文学向 19 世纪转型，出现了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审美性书写帝俄不同民俗风情之热潮，彰显帝俄之伟大、神奇。在这种市民热衷的新类型文学中，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的索莫夫（Орест Сомов, 1793—1833）和以波戈列利斯基（А. Погорельский）为笔名的别洛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Перовский, 1787—1836），他们分别所写的有关乌克兰风貌、莫斯科风情的小说，畅销一时。索莫夫 1818年入学彼得堡大学，1825 年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被捕，但亚历山大别斯图耶夫等人证实他未参与，从而获释。此前，他和《祖国之子》《北方蜜蜂》《文学报》合作，作为有理论修养的作家，曾经发表《论浪漫主义诗歌》（1823），尤其是发表乌克兰读者爱不释手的《小俄国中篇小说》《假托神命的先知》和《小俄国生活方式》等，描写乌克兰日常生活，大量使用乌克兰谚语和歌曲；这些作品，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城市那些有帝国情怀的读者，也很痴迷。而掌握德文、法文的别洛夫斯基曾入读莫斯科大学，甚至出版过德文书，其《拉斐尔托夫街上的卖花女》（1825）以幽默手法描写莫斯科商人生活及商业街区的情景，显示出帝俄社会的欣欣向荣，当即得到莫斯科市民读者热读。而他最畅销的作品是模仿霍夫曼《谢拉皮翁兄弟》所写的乌克兰风俗小说《双重人格，又名我在小俄国之夜话》（1828），把 18 世纪就已经文学化的民间夜话，与浪漫主义对异域的神奇描写相融合，当即深得读者喜爱，在苏联和后苏联多次再版。由两部分组成的小说《修女》（1830—1833），是他另一部畅销小说：融合菲尔丁注重情节发展的出其不意性和司各特的哥特式手法，描写乌克兰偏僻之处的地主之日常生活和道德，天真又勇敢的主人公索菲亚在奇异环境下的行为举止，显示出帝俄风俗的丰富多彩：这类叙述充分满足读者对帝俄的想象，不仅当时受欢迎，此后反复再版——仅苏沃林印刷所就三次纳入“价廉文库”再版（1886、1889、1892）。
可见，如此丰富多彩的 19 世纪初文学改变了 18 世纪崇尚欧洲、追求高雅审美之风，使关注社会问题的启蒙主义小说被代之以推崇帝俄认同的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新时代畅销文学，进而改善了知识界对文学世俗化的态度，也使原本流行于宫廷和上层贵族的戏剧与畅销于市民阶层的小说相互融合，如卡拉姆津《不幸的丽莎》（1792）因为叙述西化和斯拉夫传统冲突的悲剧，引发各阶层市民读者共鸣，1803—1823 年间活跃于彼得堡的剧作家费多罗夫（Василий Фёдоров, 177?—183?）把它改编成同名戏剧《丽莎，又名因自尊心和诱惑》（1803），并由宫廷剧院著名演员阿列克谢耶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776—1826）出演主角，此剧成为 19 世纪初彼得堡流行剧。就这样，俄国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受益者，促成书写帝俄情怀的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畅销一时。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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