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 周报：听名家谈共同富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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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金融科技水平，鼓励金融业态多样化

一是大幅度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促使金融服务链条下移。要提高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科技化水平很重要。我是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赞成者、支持者，甚至是鼓吹者。我们不能因为某种业态出了问题，就否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实际上是在拓展金融服务面，本质是提升金融效率。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金融服务于共同富裕，让金融实现普惠性的重要基础和机制。

二是鼓励金融业态的多样化。中国金融面临着很多任务，包括功能多样性，效率如何提升，客户链条如何拉长，客户服务面如何扩展，这都是金融的普惠性。这些仅仅通过政策支持是不够，必须改革金融业态，使金融业态变得多样。不同的金融需求以及不同的群体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和金融服务业态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金融业态可以包打天下，可以完成所有的金融服务。

比如，一个高科技企业处在死亡谷、婴儿期，这时商业银行是不会提供贷款的，企业又到不了上市标准，我们就必须创造与这种技术性企业相匹配的金融业态，比如风险投资，风险资本业态就出现了。我们要支持、鼓励这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创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中国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总有人想使中国金融回归单一金融业态，我不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单一金融业态看起来风险可控，但是功能单一、效率很低，难以实现金融的普惠性。单一金融业态的风险是单一的、存量化的，是累计的。一种金融体系是不是现代金融，很重要的是要看风险是不是可流动，风险是否可配置，资产有没有一种组合的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推动资产的多样性，风险结构的多元性，这样才能使中国金融结构上富有弹性，同时能够让它处在相对安全的状态。金融安全观、金融风险观要站在未来的角度去思考，站在现代金融角度去思考，才能未雨绸缪，中国金融不能回归传统。

中国金融只有在创新、技术进步和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金融，才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实现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

重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改变群体性的机会不平等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个体之间的能力和贫富差距是一种发展中永恒的现象，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个人努力，个体的境况是可以改变的，或能够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差距。然而，当这种差距的性质转变为一个群体性现象时，就很难再通过个人努力去改变。同工同酬、同城待遇以及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也就成为一种奢望。当前来看，我国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

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农村人口过去受户籍制度束缚，难以实现跨区域的自由流动，或者只能通过考学、参军两条主要路径去改变原有生存状况。

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逐渐成为农村人寻求机会、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人即便长期在城市务工生活，因受到社会身份的约束，仍难以平等享受到同城市民待遇。农民这个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外出务工的自由，但在二元社会结构下，难以举家迁徙到想去的城市，即便迁徙了也难以获得市民身份。

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政策和财政投入大大改善了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消除了绝对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要实现农民的致富目标仍存在巨大挑战。在农村大力发展产业，往往没有城市的经济效率高。加上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缺乏平等机会等原因，导致农民致富和家庭条件改善比市民更难。

这种社会身份体制除了户籍以外，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等不同情形。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缓解群体性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就会变得尤其困难。前不久社会广泛讨论的“租购同权”政策，实质上也是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居民平等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会导致机会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使得群体能力普遍偏弱，而能力普遍偏弱又会导致收入水平偏低。这种传导机制，最终导致庞大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无形之中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要求，就是要从促进社会平等出发，进一步加快社会改革，为经济平等创造条件。只有机会与规则更加平等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才有条件和可能，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就能打通。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关键要改变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社会身份的分层体制，促进人口和家庭的自由流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要警惕技术水平较低、规则标准被西方国家把控制约发展的情况，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发挥体制优势

社会保障要起到托底作用，消除民众对意外的恐惧，放开手脚去从事风险和回报都更高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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