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基本呈“东—中—西”递减状态，且粮食生产环节较多得益于数字乡村发展红利；区域总体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四大区域的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东部地区差异及贡献率最大，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内差异也逐步降低；数字乡村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和中部省份多表现为HH型和LH型集聚，西部较多省份则为LL型集聚。据此，本文就数字乡村发展的推进路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乡村，时间演变，区域差异，空间分布

引用：[1]朱红根,陈晖.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 2023(3):13.

研究背景

在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巩固现有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目前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数字乡村建设对于促进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无疑是关键战略方向。2022年1月“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设计

1. 指标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指标构建

表1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图源：原文

本文从四个维度构建数字乡村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设定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首先，数字资金投入作为数字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选取农业生产投资、涉农金融投资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投资三个方面作为二级指标来体现发展数字乡村的资本投入情况。

其次，数字产业发展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体现，选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数字基地、数字交易水平和网络支付水平四个方面来体现数字乡村的数字产业发展情况。

再次，数字信息基础作为发展数字乡村的技术支撑，包括智能手机、计算机、广播电视的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农业气象观测站的数量，综合反映乡村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最后，数字服务水平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外源动力，选取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服务范围、数字人才服务队伍和数字服务消费水平来体现发展数字乡村的劳动力投入水平，分别反映数字服务的渗透能力、服务主体的人才储备及服务客体的参与程度。

2.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

本文为减小指标测度的偏差，选择使用相对客观科学的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正向指标进行处理的公式为：

（2）计算第i年第j个指标的比重，m为参与评价的年数。

（3）计算指标信息熵。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和指标的权重，从而计算该指标的综合评分和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Si越大，表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越高；反之，Si越小，表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越低。

根据熵值法测算出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综合评价得分，并将2011-2019年各省份的得分均值进行排序并作对比分析。从全域看，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均值由2011年的0.09增长至2019年的0.21，年均增长率达11.43％，各地数字乡村水平整体呈良好发展势头。省际之间，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超过全国综合平均水平（0.13）的省份总计14个，其中，山东、江苏、河北、浙江和广东等地名列前茅，数字乡村发展较差的主要是海南、青海、宁夏、重庆、贵州等地。另外，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最高的山东和最低的海南综合指数分别为0.27和0.06，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省际差距较明显。

综上，中国数字乡村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发展较靠前的多为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而发展较落后的多出现在西部内陆地区。

区域时空差异分析

1.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

图1  四大区域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时间演变

图2  三大粮食功能区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时间演变

（图源：原文）

首先从四大区域的角度分析。由图1可知，四大区域和全国数字乡村平均水平总体均趋于上升态势。其中，2011-2018年东部和中部区域基本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到2019年增幅陡然变大，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的提出带来了显著政策效果，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数字乡村的发展也取得重要进步。四大区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部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中部也充分发挥追赶效应紧跟东部步伐，并与东部保持较小差距，但东北与西部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时间的推进，2019年四大区域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基本呈“东—中—西”递减状态，且东北与西部明显滞后于其他区域，并与东部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从三大粮食功能区的角度分析。由图2可知，中国三大粮食功能区的数字乡村平均水平总体上也趋于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与全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基本持平，说明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红利更多体现在粮食生产环节，应继续保持。

2.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表2  2011-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及贡献率———四大区域

表2报告了四大区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及贡献率。从总体差异上看，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由2011年的0.12下降至2016年的0.07，说明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差异在多数年份呈缩小趋势。从分解结果上看，2011-2019年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均大于50％，即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大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说明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另外，2011-2019年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趋势，2019年最高达33.16％，说明当下区域间差异问题日益突出。

3.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

表3 2011-2019年局部莫兰指数空间分布情况

图3  2011-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图源：原文

图3是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反映各省份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由图所示，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虽在2015-2017年稍有下降， 但仍表明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强集聚现象。

表5是2011-2019年局部莫兰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同样可见，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整体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大部分省份未发生跃迁，少数省份向相邻省份跃迁；当前表现为HL型集聚的省份较少，表现为其他三种集聚类型的省份则比较均匀，东中部区域的省份多为HH型和LH型集聚，而西部和东北区域的省份多表现为LL型集聚。因此，提升低水平区域数字乡村发展内在动能、推动各地区向HH型区域渗透极具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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