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学思想引入中国，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再到1979年后中国社会学几十年的重建，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在理论建构上都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学理论的层面上，从最初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引入和介绍，到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的学者们一直在推进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社会学理论发展道路上前行。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与阐释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也带来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引介和探讨。中国社会学理论正是发端于那个风云动荡、社会亟待变革、西学东渐之风渐盛的年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学者面对国家衰落、民族危亡的局面，将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引入，与中国的“大同”“小康”等传统思想结合，力图唤醒民众，作为引领国家改革、社会进步的思想。严复是翻译西方社会学著作第一人，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翻译为《群学肄言》，社会学也就成为“群学”。“群”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荀子。荀子曾经提出，人与动物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到康有为等近代学者那里，所讲“群学”即如何管理、组织、教育群众之学，其背后是中国传统儒家学术传统的大同理念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融合与交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及国内大学学科制度的完善，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发展，但是大体仍然是以引入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为主，同时更加重视对中国社会本土的经验调查和研究。这一时期，在理论研究领域，孙本文的代表著作《社会学原理》基本上归纳了当时中国学界对社会学理论的主流观点，涉及文化、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社会学的分类等等诸多理论层面，是国内这一时期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成果。1947年，费孝通出版其在云南大学教学时的讲稿《乡土中国》，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其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论述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理论之一。

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建以来，与世界社会学中断交流几十年的国内社会学理论界，又重新经历了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中国本土理论的艰辛历程。复建早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主要工作就是大量引入、翻译、研究、评价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成果，用以指导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这一时期，大量成果集中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西方社会学经典人物的著作翻译和理论解释上。

本土理论创新的尝试

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存在着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中国本土理论渊源和本土实践的理论发展困难的问题。在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占主流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采用西方学者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的研究。诚然，部分西方理论固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有部分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中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改造，但是这种中国本土理论弱势的局面一直是众多社会理论研究者的心中之痛。

除了单纯的阐释西方学者的理论外，近年来，社会学理论界也在不断尝试着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2004年，费孝通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提出把“心”等中国特色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希望打破西方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束缚，扩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占据西方社会学研究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范本，强调社会学的客观性、规律性和可证伪性。对实证主义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发展。

在社会学本土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工作对大陆学者也有所启发。叶启政、阮新邦等学者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重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将东西方思想进行融合。黄光国、杨国枢在关于中国人独特心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影响了大陆的众多研究者。

从20世纪末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更多从中国社会的独特经验出发，发展本土社会理论。其中，孙立平对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进行了展望和描述，提出了“社会转型理论”“社会断裂论”“社会博弈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吴忠民则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理论的“社会公正论”和“社会矛盾论”。谢立中综合了后现代社会理论思潮，提出“多元话语分析理论”。刘少杰根据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行为特点，提出“感性选择理论”。郑杭生关于社会理论的本土建构则更加系统，先后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论，尝试建构与西方社会学相互对话又有所区别的本土社会学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单纯逻辑上的理论推演产物，中国社会学领域在经验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也在不断支撑着中国社会学理论界的理论发展。例如关于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社会分层、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社会、市场秩序等领域的研究等等。

依然艰巨的任务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经验、根植中国本土思想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理想。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今天中国众多科研工作者，都试图努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西方文明和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流的全球社会科学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涉及社会科学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到研究背后的哲学基础等诸多深层的问题。仅就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道路来看，这百余年历程中尚有重要的理论任务仍未完全实现。

首先，中国本土的传统理论资源如何融入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建立在西方的哲学思想之上，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而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如何与中国儒、道、释的思想渊源结合，或者这些古典的中国思想已经完全无法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话语体系相融合？100多年前，康有为将“大同”“小康”的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想进行过相融合的尝试。这种类型的尝试，能否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继续发展？

其次，在社会学界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实证主义研究和非实证主义研究相对分化和对立的今天，如何保证中国本土的经验能够转化成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单纯的理论发展，往往缺少经验的支撑，而大量的经验研究结论，往往没有能够升华成为具有深度的本土理论。如果没有一种打破西方社会学学科常规与束缚的理论勇气，构建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如果仅是以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再返回西方理论进行验证真伪，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修正或者证明西方理论的错误与否，那么中国社会也就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下的参照物，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从而失去了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基本能力。

对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理论工作者而言，传统的皓首穷经式的解读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切本土理论创新的基础。但是，未来的中国社会学界，需要社会学理论注释者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社会学理论的提出者和创新者。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需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抱负，去面对诸多的批评与责难。对于中国社会学界而言，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理论，仍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