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时进︱近代江南奇女子秦森源的“铸魂”诗

秦森源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4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数千年承传之社会制度“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就在梁启超撰写这篇《过渡时代论》的1901年，秦森源在无锡出生；1925年，当许多青年人的思想被唤醒而开始新人生的时候，她却因病辞世。森源的人生，恰在这个“过渡时代”度过。短暂的生命、有限的交游、过早的掷笔，使她的形象和文字极易被遮蔽。但如果回到那个亟须痛彻省思、凝铸国魂的历史现场，考察心灵对文学主体构成的意义，深掘精神与时代之间的契合、互动，便可发现，这位江南才女在近代诗史的天空，闪耀着奇特的光焰。她的诗歌创作，堪称“过渡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浴火“铸魂”的典型文学样本。

　　奇人，乃群体中的卓杰非凡者。近代奇人之出现，除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外，还往往与个人家族史及接受知识教育过程相关。秦森源之为“奇女子”，是清、民之际历史紊流激荡生成的，同时与家族血脉传承、新式教育养成有着密切关系。

　　森源之父秦毓钧，属江南名族秦氏锡山一支，乃晚清诸生，承传家学，以文辞用世，名闻江南。森源出生次年，毓钧在新政实施的风气中与一批青年赴日留学，两年后回国，在济南、松江、无锡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聘为《申报》主笔，举家迁居上海，后入《时报》和《亚洲日报》任主笔，直到1920年应聘为《锡报》主编，方回到无锡。

　　森源短暂的二十五年生命历程中有十二年是随父在上海度过的。在沪期间，她曾短期就读于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黄炎培、章炳麟等革命先行者都曾任教于该校。《苏报》案后，爱国学社被迫解散，爱国女学也随之停办。接着，父亲送她就读于维新人士吴怀疚创办的务本女中，这是一所可与爱国女学相媲美的为社会培养独立新女性的私立女子学校[2]。后来森源回到无锡，在竞志中学读书，高景宪、李法章两位老师对她影响甚大。由于才华横溢、出类拔萃，1924年6月毕业后即留校担任教员；因在学校和地方报刊上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激烈抨击弊政，受到校方干涉，1925年初愤然辞职。此时她已患病多年，加之对世事忧患日深，郁积苦闷，年底终于不治而逝。

　　森源的思想和才华受到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家族，尤其是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的父亲。秦毓钧是受启蒙思想启迪和甲午之战后危机意识影响的士子，性格亦刚正不阿。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从弟秦毓鎏、同邑友人侯鸿鉴等参观大阪博览会，发现我国福建省产品置于台湾馆内（其时台湾正处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后的“日据时代”），极为不满，即与主办负责人交涉，迫其将福建产品移出，后置入四川馆内展出[3]。1913年，任上海《时报》主笔，后因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欲以强权控制言论，含愤去职。秦毓钧在各个报社撰写时评，皆秉笔直书，文思敏捷而洞中窍要。

　　另一方面，森源的成长也得益于领风气之先的两所上海女学。在上海的十多年，她经历了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国内重大政治事件，接触到站在维新—革命最前沿的爱国志士的思想，感受到《新青年》等刊物和报纸散发的启蒙社会、鼓动民众的激情。她称赞：“新闻纸乃介绍时事之需要，于吾人以激刺，所以促其志念之奋发、思想之进步，岂特有益于吾人知识而已哉，诚兴衰强弱之利器也。”（《报载近事有无感触》）[4]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她应该会成为那个时代秦氏家族最优秀的女性，但断不会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镌下深刻的思想者烙印，在光明和黑暗搏击的历史上书写出一代奇女子的书剑人生。

　　森源卒后，秦毓钧在整理编纂《锡山秦氏文钞》时，于第12卷辑入了女儿《读屈子离骚》《鸣机夜课图记书后》《增设女子大学校议》《我之德国兴复观》等8篇文章。这是一个兼顾作品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艺术性以及社会接受性的精心选择，一个新女性的形象从中已然得以树立，但许多思想激进、锋芒四射的文章都未选及，难见森源雏凤高翔的全貌。未收入的作品主要是时事政论类，如《论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我之武力解决时局论》《我之奉直战论》《论今日南北不统一之害》《书邹威丹革命军后》《整理时局神圣无上之条件——解决救亡》《革命家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要追悼孙中山先生》；另有争取女权类，如《为“五卅”惨案敬告吾邑妇女界》《女子教育的改造》；以古启今类，如《读顾宁人先生东南形势论书后》《命名兆乱论》等。这些缺收之文几可视为那个时代年轻女性的极限写作，思致新颖而观点独到，笔卷啸风，足令人倾倒。

　　今存森源之文章，最早的写于二十岁前后。回无锡后的几年是其思想表达最积极、最激烈的时期。泚笔写来每每数千言，雄辩之风似长江大河，滔滔滚滚。一文未尽胸臆，则连写数篇，如《我之奉直战论》即分《两军曲直观》《结果胜负之推测》《胜负谁属之中国前途谈》三论，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如果说此前是她文化积累、思想陶育时期，可谓一介书生的话，那么二十岁之后，她就是以笔作剑的女杰了。这是一个欲拔剑奋起而驰骋大陆、弑白刃于诸盗国贼民者之颈的斗士，是一个不捣黄龙誓不休、有志相率中原豪杰保我河山的豪杰。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系列壮怀激烈的文字显示出她个性和思想的超拔出众。在《我们今后的态度》一文中，她阐发了作为“新旧过渡时代知识阶级”的态度：“我们不幸生在旧礼教深深束缚的中国，我们更不幸生在新旧宣战的过渡时代，我们尤其不幸被社会人们加上知识阶级的徽号。知识阶级在今日，是怎样受社会人们热忱地、殷勤地瞩望和推崇，而同时可是又怎样在那儿诅咒着失败，发出怀疑、讥讽、厌恶的论调。新旧过渡时代的知识阶级，真个——负着如何更重、更大的责任？应该具有如何冲锋陷阵的勇气？”[5]

　　这是她1924年6月中学毕业时写下的文字。同时发表过一篇《江苏代用女子中学甲子级毕业刊宣言》，有云：“我们虽不敢比着先烈的伟绩，而不敢不有先烈之志念。诵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哪能不惕然以惊、穆然以思……可以晓得，我们印刊本纪念册，为的是受大自然支配着我们的新使命和依着‘不平则鸣’的原则，并不是为着将要毕业了，转瞬风流云散，留此算作他日的雪泥鸿爪。”[6]此文刊载于当年《无锡评论》第15期，安剑平发表评论说：“这本毕业刊中六位教职员写的六篇序文，思想见解倒不及一篇学生秦森源的大著来得巨眼卓识，凤鸣高冈，使老先生一齐俯首。”[7]李法章更是以“奇”激赏：“诗文进步之速，与宗旨之坚定，尤非恒人所及，法持教二十余年，男女生徒数千百，而卓卓多奇气，森源实为其最。”（李法章《哀秦生森源书》）[8]

　　“奇女子”不可能是一个时代女性的普遍追求，但完全可能成为某些天赋异禀者的自觉企望。森源受到“过渡时代”批判思潮的理性与激情驱动，颇有成为“奇女子”的自觉意识：“吾感今日之我，吾不能无回想四千年历史之我之沉沦痛苦，蒙奇羞大辱，而扬东海之波，决扬子之水，不足荡涤其万一……呜呼，‘女子无才便是德’七字，吾不知埋没古来几许奇女子矣！”（《班昭作女诫马融即令妻女诵习论》）[9]显然森源是深感“无才是德最堪伤，往事今朝漫忖量。坑尽中华奇女子，教人苦寂守兰房”（《岁暮感怀》十六首之四）[10]的，她立志冲破历史阴霾，让“奇女子”的出现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所幸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给予了知识女性呼唤女权并充分展现反思立场、斗争意识和文学才华的机会，在激荡的历史风云中“奇女子”谱系于焉形成。森源未曾辜负那个时代，在这个谱系中没有缺席，她以挟风霜、振金石的文字，更以其卓杰不凡的精神，赢得时人“生为一代奇女子”[11]之评，近一个世纪后回望，仍为不刊之论。

　　“奇”对诗人来说，是性格使然，乃一种天赋能力的表现，当然，也源于一定的自我意识结构。这种自我意识结构是个体语境与社会语境共同孕育而成的，当主观自我在与客体自我、社会自我的对话中坚定而高傲地凸显出来时，这种自我意识结构便充溢着内在精神的力量，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奇女子”并不是清末民初的独特现象，放到中国历史大背景中去探究，不难看到，越是社会剧动丕变时期，“奇女子”现象越是突出。沈曾植在《投笔集跋》中就曾指出：“明季固多奇女子。沈云英、毕著、武烈久著闻于世。黔有丁国祥，皖有黄夫人，浙海有阮姑娘，其事其人，皆卓荦可传，而黄、阮皆与柳如是通声气。蒙叟通海，盖若柳主之者，异哉!”[12]然而与主要以尚武和才性显示特异性的明末“奇女子”相比，秦森源这样的江南女性，其生活环境与知识结构都有很大不同。森源生于晚清江南文化世家，当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13]，然而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中，其父辈已经具有了接受启蒙思想的可能，并付诸实践。家庭与学校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使森源初步具备了“新青年”的知识要素，进入了向“新青年”人格转变的过程，故而她作为“奇女子”之“奇”，就不仅仅是才华横溢，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而“铸魂”正是她面向时代的心灵宣告。

　　秦森源临终之际，将“枕畔物”——诗文手稿交给父亲。其父秦毓钧将诗编为《后乐轩诗稿》，存诗凡160首，各体兼备。毓钧《后乐轩遗集小叙》说：“女生不逢辰，慨国事之日非，崇拜中山三民主义，求学之余，忧心时局，并致力女权运动。女也而士行，因自改名‘思潜’，或署‘铸魂’，以见志云。”[14]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森源将居所名为“铸魂室”，所作文字也多署“铸魂”，表明她从至人守道、闭思潜明的内向修为走向如严复所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5]的社会承担，而要“激发国人之智魂”并“谋救国自卫之道”[16]（《书邹威丹革命军后》），首先须振奋国魂。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魂安在乎》，即感慨道，“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7]。国魂，乃清末民初知识阶层精英的精神祈向和强烈呼唤。

　　在国步艰难的时局中，森源高瞻时代先觉者，将他们的志业化为自我追求。写于1923年的《八月十五夜与龚君慕渊、萧君蕙如、赵君霞影月下小酌》七首之六云：“合作共扶国魂起，天生尔我始无愆。”[18]《癸亥双十节漫成》云：“高揭义旗江汉隗，涛声曾挟国魂来。”[19]客观来看，她对新的民主共和政体未必具有深刻的理解，但这是推翻封建君主帝制的成果，从这一认知层面上她对之充满期待，由此也构筑起“铸魂”意志的思想根基。《读李秀成供状感草十绝》是理解森源“铸魂”思想根基的重要文本，在诗中她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一场近代政治革命，还是一次旧式的汤武革命，可讨论的空间很大。但总体来看，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21]，号召海内“同心戮力，扫荡胡尘”[22]，具有一定的宗旨意义，其中以夏变夷的思想内含着对清政府存在合理性的否定，在清末民初影响颇大。森源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主要应来源于她在竞志中学的老师李法章撰著、高景宪作序的《太平天国志》。该书1923年由常州华新书社出版，一时颇有影响。从森源《呈高李二师》所云“此日春风醒弱众，擎天振作共和魂”[23]可知，高景宪、李法章乃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者，是她的思想导师。森源《太平天国志跋》云：“吾中华则太平义师继轨先烈，树夷夏之辨，求匡复之功，冲腥风、破血浪、叱咤风云、震烁大陆，播最大民族之荣誉。”这一认识与李法章著述之旨契合无间。跋文又云，李师“慨然于夷夏之有辨，感往日外患之侵凌，惧国人种族思想之沦丧，而伤太平建国大义不明于后世也，毅然以立言自任，修太平一代遗事，成《太平天国志》一书”[24]，将思想渊源交代甚明。

　　李法章所著《太平天国志》中有《李秀成传》，应是森源《读李秀成供状感草十绝》写作的触发点[25]。从“心存匡复灭胡羯，志士黄冈功业同”[26]可以看出，作者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与黄花冈烈士广州起义相提并论的伟业，故有“气吞日月志吞胡，南海蛟龙腾五湖”的赞扬和“雄风四溢大江边，德惠三吴政颂贤”这样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的评骘[27]。值得注意的是，“一生誓继延平志，碧血千年遗恨同”与“昧于顺逆痛曾胡，错解人生作敌奴”呈现出相对的人物形象，前者是作为抗清英雄的延平王郑成功，后者是镇压太平之师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胡林翼。心仪也好，痛憎也罢，思想的焦点仍在于对待“异族”的态度上。由此可知，森源的立场根柢是“尊夏排满”的民族主义，这决定了其所欲铸之魂，是激发国家意识、建构强大的民族主义之魂。

　　对森源来说，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思想之川中的历史资源，而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更亲身经历了几乎清末民初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诸如辛亥革命之前的内忧外患、革命成功后的两度复辟、国内军阀内战、“二十一条”秘密条约签订、五四运动、贿选总统案……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正是近代史上各种矛盾最为错综复杂之际，外辱与内乱共生，灾难与希望同在，其中有难堪的耻辱，也有无上的光荣。对知识阶层而言，排满未到完成时，攘夷又成为现实问题，需要更坚定、更勇敢地面对。这一背景形成了20世纪前十年特有的大文学场域，这里充溢着激愤的情绪，神州陆沉与雄狮觉醒的能量相撞，孕育出世纪初那种激昂、悲壮的诗风，如森源的《壮士行》：

全诗略分三个部分：先总抒“国愁未报”之恨，再以“君不见”为界分两个层次写内忧与外患。诗人既感慨于“剑魂夜夜凝血泪，太平之潮尽酸辛”，表达出强烈的驱虏之志；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逼迫”，疾呼“扫除狐鼠，振作山河”，守护家国圣土禹域。显然，与《读李秀成供状感草十绝》相比，《壮士行》所涵容的思想和情感更为复杂丰富。就体裁而论，近体诗即使采用组诗形式扩大体制，也不足以表达澎湃激荡、深远无涯的激愤，不足以抒发风萧马鸣、坚苍壮烈的悲情，只有大气磅礴的古体诗才能尽情地一吐深衷。主题相同的作品还有《感愤》，同样采用古体诗形式。全诗亦长，节录如次：

甲午战败后，“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30]之势日显，日本更是一直虎视眈眈。1915年初，“二十一条”密约的签订，使长期累积的民族情绪爆发出来，群情激愤，视为国耻。在国家面临极大危机之际，知识阶层从批判的武器走向武器的批判，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投身政治、毫不惧死的传奇事迹激励了众多知识分子。“流血岂独男儿贵，西方罗兰全球崇”“莽莽中原神圣土，木兰良玉豪气隆”等诗句，表达出森源远追中外巾帼英雄的心志。入清以来“谁言儿女不英雄”[31]的声音渐起，至近代更成黄钟大吕之鸣。森源这样的作品最真切地表明女性与男性同样能够卷起乾坤风云，其所表现出的具有近代革命性的思想锋芒，已经使她接踵同盟会女杰，趋为一队了。

　　既以“铸魂”自命，便承担起新造自我与警醒世人的双重使命。如何使世人警醒？谭嗣同作为革命先驱对森源影响甚大，她在《整理时局神圣无上之条件——解决救亡》一文中有言：“先烈谭嗣同之言曰：‘各国变法，无不自流血而成，中国则请自嗣同始。’我今敢易其词，以勖我觉悟阶级之青年曰：‘各国救亡，无不流血成者，而中国则请自我始。’”[32]这是甘以我血荐轩辕的醒人之志，因而在森源作品中，“易水风犹急，好教铲不平”（《别后寄朱君碧霞》）[33]，“拼将万斛同仇血，誓血频年国耻来”（《书愤》）[34]之类洒血舍命的誓言很多，随手拈来便构成“铸魂”句图，即使置于当时热血男儿敢抛头颅的普遍话语中，也如惊雷闪电，振聋发聩。

　　森源逝世后，无锡报界冯耕庸作《哀铸魂》引用其作品说：“‘钢刀举处血溅衣，头颅滚滚怒欲飞’，这是何等精神？‘飞剑斫尽强权种，快刀斩除众国贼。拼将同胞热血热，洒向空中白日赤……’，这是何等志愿？朋友，看啊，这不是活泼泼底铸魂女士吗？”[35]这位“活泼泼底铸魂女士”诗中有激进者的血色壮彩，颇为激越沉痛，其坚励之处可以起顽振懦，痛绝之处益足摩荡灵魂。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局中，一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在汲取传统主流文化思想作为人生观的同时，也从非主流文化中寻求行动的力量。“侠”是当时颇受推崇的文化品质和行为方式，甚至被视为“铸魂”的必要手段，具有崭新的人格意义。杨度1903年《湖南少年歌》“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36]之论最具代表性。而1904年梁启超撰写《中国之武士道》，更将“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37]的侠义精神提升到“新民”的人生哲学层面。191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曾连载《中国兵魂录》《东海兵魂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将以武赴死作为提振国魂的典范[38]。

　　森源是“侠”精神的推崇者和传播者，她在《直捣黄龙》中说：“上海是上海的上海啊，中国的上海啊，耻啊！黄浦江的铜像，多么巍峨；南京路的印捕，多么雄纠。咳，中华民族的精神那里去了？轩辕黄祖决胜蚩尤的‘侠魂’那里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威权，可以惨杀我上海的同胞，可以挟制我北京的政府，可以愚弄我中国的军阀，可以凌辱我无告的侨民，可是你们没有本领来杀尽了、挟制了、愚弄了、凌辱了我们的伟大民族性之精神、轩辕黄祖遗下的宝——侠魂！”[39]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森源对“侠”之精神与作用的理解，《杂感》诗则对历史上的侠客大加赞赏：“触目河山感慨多，神州荆棘长妖魔。谁堪挥剑伸豪气，不是虬髯即政轲。”在森源看来，对于软弱了太长时间的中国，实现救国图强尚有赖于千万“匕首千金好自谋”[40]的侠者，面对强权若彷徨于捧砚与投笔之间，决不会有成功的前景。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森源虽美人如玉、剑笔似虹，但从上海回到无锡之后就陷于病痛之中，万不得已只能成为女界“病侠”。近代江南号“病侠”者不乏其人，著名的有吴江薛凤昌与常熟庞树柏。凤昌以整理地方文献闻世，诗不多见；“剑门病侠”庞树柏则能诗擅词，其《别馆即事四首》之二云：“自笑书生贫病久，痴情除却百无功。”《渡望》云：“经秋苏病肺，厌世剩刚肠。”[41]每首都表现出病态，但又充溢着痴情、狂气、刚肠。森源的“咏病诗”与之颇为相似，而侠气之烈决不输须眉。

　　森源的《后乐轩诗集》近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写到病，故而以病为考察视角，最能够切近其创作现场，深入其内心奥区。宋人曾有诗云“多情如病苦难医”[42]，我们不妨稍易字句，以“多病忧深苦无医”来形容这位江南奇女子。以下对其咏病诗稍作分类，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一曰病侠之忧怀。在森源今存的160首诗歌中，“愁”字出现的频率最高，达40次；其次是“秋”，达26次；“恨”“愤”“悲”“痛”“泪”“寒”等情感色彩浓厚的词汇在在皆是。这些词汇的使用，往往都与“病”的叙述相连。试看《年来多病，今夏益剧，暑假五旬，计先后卧床三十余日，今距校中上课仅三日，犹未霍然，伏枕怅然，口占二绝》：“岁月匆匆逐世波，频年书剑感蹉跎。浮生岂是无涯岸，太息光阴付病魔。”“国事蜩螗病益深，秋风大地动哀吟。愁来纵饮千钟药，痛愤难医此寸心。”[43]此诗盖为1922年夏因感于直奉战争爆发，北方陷入军阀混战而作。对于这次国内战争，森源曾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分别讨论“曲直”“胜负”“前途”，以第三篇最为深刻。前两篇以声讨奉张“凶暴之素行”“有卖国之嫌疑”为基调，此篇则曰：“吾将问今日祸国之军阀，岂仅奉张一人已乎？今日之中国，岂去一奉张即足以救亡乎？吾正见胜利属直，中国前途之无限恐怖黑暗未有艾也。”继而更深刻言之：“吾恐袁死而继袁者出，段去而代段者起，倪祸皖矣，倪去而皖祸仍未已也……以暴易暴，此去彼代，国家之祸不知伊于胡底！”（《我之奉直战论（下）》）[44]

　　国事蜩螗至此，她只能发出“一榻呻吟百感时，漫将余墨写新词。残棋满局谁收拾，书剑无成劳我思”[45]（《病中寄朱君》）的忧怀哀叹；而“愁来纵饮千钟药，痛愤难医此寸心”最为痛彻心扉之语，道尽心理、生理与社会、国家之关联：在这个沉疴深重的时代，谁能疗治社会之病？社会之病不能疗治，国家处于恐怖黑暗之中，一己之病身，“纵饮千钟药”，又如何能治愈呢？

　　长期伏枕卧病，使森源对萧瑟之秋风最为敏感。她写过多首悲秋哀病之作，甚为感人，如《代简寄肖君慧如》：“病怀摇落又经秋，片片愁心逐水流。壮志当年君莫问，尽教灰去付沉浮。”[46]《重九感赋》：“登高无计路漫漫，大地烽烟黯未阑。病客添愁篱菊瘦，萧条暮色望中寒。”[47]每一阵秋风，每一轮秋色，都浸染着时局的悲怆，使森源愁思更添数重，病躯更趋羸弱。“悲秋”这个中国诗史上的千年咏叹调，在多病女子的歌吟中因感时伤心，更显得激楚苍凉。

　　二曰病侠之剑胆。任侠之士必有剑胆，即使是病侠，也定然带有不可掩之豪气。森源是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又是民族主义精神的热情推崇者，正是这两方面的力量熔铸成她的热肠剑胆，使她的笔下横溢着一股豪侠之气。森源的女权主义思想，除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受到法国罗兰夫人事迹激励和美国批茶夫人（即比切·斯托）著作影响外，还受到她的前辈秋瑾和竞志女中师范班同学杨玉英（即石癯）之熏陶。《梦中闻风雨作，醒而感秋烈士“秋风秋雨愁煞人”句，即于枕上得诗一绝》：“打窗秋雨梦频惊，蕉叶无端奏恨声。愁煞侬心当此夜，感君遗句泣三更。”[48]《赠别石癯同学》四首之三：“妖雾弥天黑雾横，罡风吹散自由盟。早知巾帼须眉客，藏有胸中十万兵。”之四：“秃笔难投志未消，女儿豪气亦凌霄。好凭三寸生花笔，文字收功革命潮。”[49]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主办《中国女报》。秋瑾就义后，《中国女报》与《女子世界》合并，更名为《神州女报》，对于其时初到上海的少年森源应有一定的启蒙影响。而杨玉英与森源同岁、同乡、同校，先后在报刊发表多篇倡导“新妇女”意识的文章，是我国最早的妇女解放事业的组织者、实践者。

　　在“四海嗟鼎沸，女权沉沦中”，森源深知“匡时挽狂澜，责任在吾躬”[50]（《别后寄朱君碧霞》）。她是民国肇始以后女权主义大潮的积极弄潮者，但与秋瑾、杨玉英不同，森源始终未参加过相关社会团体，某种程度上应是受到身体羸弱多病的牵绊。几年中，她“诗从愁里得，病向苦吟深”[51]（《冬夜感赋》），而为病魔侵扰愈深，书写侠骨意气就愈加感动人心。如《杂感》：“病鹤羸癯彻夜啼，尽教困苦首难低。世人不识冲天志，也道邻园鸦雀栖。”[52]这是一首咏物明志诗。首句以一个因病羸癯不堪、彻夜痛苦呻吟的病鹤形象作为喻体，诗人写它尝遍千辛万苦也绝不屈服，赞美它引颈向上，怀有冲破云天之宏伟志向，与邻园栖雀不可同日而语。《岁暮感怀》十六首之九：“扬子寒风万种愁，此生慷慨几时休？鲁连蹈海惊涛息，热血终教洗国羞。”[53]首句采用复义双譬的手法。“扬子”表面是用西汉辞赋家扬雄曾因病免官典，自写罹病，“寒风”则是腊月岁梢的自然意象；而与《服药自嘲》“采药朝朝兀自忙”“竟作神农尝百草”[54]合读，可知作者是借“扬子毛茛”（即辣子草）与“寒风草”（即小龙胆草）两种药名表明卧病后饮下了太多的苦剂。巧妙的是，两种解读都与“万种愁”自然关联，写出无尽的愁怀，也引出慷慨不平将伴随人生的激昂悲楚。“鲁连蹈海”两句尽抒豪侠之气，将宁死不受强敌屈辱的志士气节宣泄得淋漓尽致。《冬日病中作》三首之二：“痛哭频年旧越王，沼吴心计总茫茫。今朝辨尽黄连味，药汁权充胆汁尝。”[55]“沼吴”典出《左传·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56]这是以二十年为计彻底征服敌国的谋略，既然如此，“辨尽黄连味”也便“权充胆汁尝”了。

　　诵读森源之诗，不能不为其深染沉疴而感伤；体悟森源之情，又不能不为其侠义赤胆而慕叹。冯耕庸《哀铸魂（一）》激赏道：“女士是一个同环境奋斗到底之有涵养、有学识、有毅力、有主义的热血女子，而非一个‘化妆品信徒派’。”[57]这是相当中肯切当的评价。

　　三曰病侠之琴心。气雄须眉的豪壮气魄和惊天泣鬼的义肝侠胆并非森源气质的全部，这位清末民初江南女子既有无畏矢石、敢蹈汤火的义士之勇，也不乏知识女性的温婉琴心。她读邹容《革命军》，有“孤灯危烛三复斯篇，不觉提剑跃起，驰骋叱咤，求颈血之溅，尝剑花之腥”（《书邹威丹〈革命军〉后》）[58]的激越；而读蒋心余《鸣机夜课图记》，也感动于作者“以至情至性之笔墨，寄委婉凄楚之文词”书写母爱，认为“凡同具此良知而读之者，能无黯然泪下，油然而生劬劳悲痛之思”（《〈鸣机夜课图记〉书后》）[59]？森源诗以写侠胆豪放之情为多，但也不乏抒发琴心之作。此类作品不只富有才气，亦见性情之美。

　　森源写过不少感怀诗，风格刚柔兼济。《寒宵苦寂，万感萦怀，漫有所忆，率成八绝》组诗中即有相当清丽的作品，如之一：“芙蓉遍发江南好，风物家园忆也不？莫道霜城萧瑟尽，龙山犹绕碧溪流。”诗人写家园风物在秋冬萧瑟的气候中仍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清雅气息，特别是龙山的碧溪，淙淙流淌不息。之三：“芳影劳投证瘦肥，比来相见梦依稀。素心一掬悬明月，夜夜清光万里飞。”[60]月下芳影徘徊，人之瘦肥知否？诗人未言梦中与谁相见，而写明月高悬，清光流溢，以此衬托出素心之高洁。送别与寄赠诗中，这类琴心之音更为突出。如《留别王君淑敏》二首之一：“梅雨溟濛淡荡风，凭轩小立话离踪（悰）。垂柳骄带三春绿，不绾愁情春意浓。”[61]《赠别徐君剑娜》二首之一：“芰荷濯濯柳丝丝，已到临歧惜别时。莫向绿杨深处立，翩翩双燕羽差池。”[62]《赠别本级同学诸君》二首之一：“熏风拂面子规啼，一曲骊歌首尽低。最是课阑情切切，那堪劳燕忽东西。”[63]这几首都是组诗之首篇，写得意态婉约，音调柔缓，有情之人与含情之景融为一体，清新澹荡，而诸篇续作则转而抒发不惜毁身湔雪国耻的豪情壮志，尤见剑胆之崟崎磊落。

　　需要说明的是，对森源来说，病乃其身，侠乃其性。20世纪初叶，侠既是“英雄”的代名词，也是“铸魂”的实践之道。但囚于病魔，森源难以将一身侠胆付诸社会实践。与同时代许多投身改造社会事业者相比，森源的“铸魂”观多呈现为内心的激荡，其形成与表达一直走在思想的道路上。这种思想者的痛苦与无奈，适足促成她深切表达“铸魂”观的愿望，“病”与“侠”在诗中便具有了某种互文关联，“病”往往成为抒发殄敌雪耻情怀的内驱力量，使“铸魂”之思中的献身精神更加哀顽幽绝。

　　在近代文学史上，秦森源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女性诗人。这与她的作品遗存不多、传播未广有关，同时也因她的生命过于短暂，而且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她既没有像前辈秋瑾、徐自华、何亚希、杜清池那样将“行看十万横磨剑，并辔中原杀国愁”[64]的侠胆付诸同盟会、南社的革命实践，也未能像吕碧城那样将张女权、兴女学的思想化为新闻和教育事业成就，且具有丰富的海内外游历。森源二十五岁年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而且行迹限于江南，这一显得单薄的阅历，也正是她作品传播范围有限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个“奇女子”，她受到时人的高度肯定。李法章在《哀秦生森源书》中说：“森源负奇才奇气，恒人所不能识而迫压之。法颇以为生材不易，生森源之才犹不易；生材于女界之中，而使森源得之更不易。”[65]上海《民声日报》刊载署名蝶影女士的《哀女杰秦森源》一文说：“气概激昂、目光远大之女杰，在无锡有二，一则未生，一则已死。未生者其姓氏吾不知，已死者其森源乎！”[66]森源的“铸魂”精神也为同道者赞颂，济民发表《招同志铸魂的幽魂》直称其为“侠魂同志”[67]。安剑平与秦森源有过书面交流，虽未曾谋面，但对其铸魂意志极为钦慕，在后来发表的《大侠魂论》中写道：“‘归黄魂分吾谁责，上天入地吾党奋起誓共觅。飞剑斫尽强权种，快刀斩除众国贼。拼将同胞热血热，洒向空中白日赤。头怒飞兮何慷慨，叱咤河山尽变色’，这是秦铸魂女侠底何等无畏主义！”[68]安氏1932年在南京成立“铸魂学社”，虽然主要基于其自我理念，但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秦森源的影响有关。

　　森源的诗歌，除了少数婉约之作，总体上像一部以时政为主题的歌剧，节奏是行进呼号的，旋律是激烈跳动的，用压倒须眉的声腔有意识地将自身的性别特征隐藏起来，与她雄辩式的政论文章互为呼应。《我之武力解决时局论》中的以下论述能够集中代表森源对时事的忧虑与思考：“我中华巍巍独立之塔光芒甫射，而重遭彼野蛮武人之毁圮，狼虎强邻之宰割也。军阀争权，此讧彼斗，人民血肉横飞，社会文化中绝。侈设军额，而外侮不御；横征苛赋，而财政破产……而今自命忧国者流，一则曰中国无可救，再则曰中国决不亡。呜呼！我中国果无可救乎？则吾一稽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国际之历史，未尝有不乱之国、有不治之局也。有致乱之道，即有致治之方。”[69]森源的绝大部分文章乃针对“致乱之道”而求“致治之方”，其诗则主要抒发由内患百端、外侮不御而激发的民族情绪，具有自我宣誓和启发民智的双层意义，对文学价值的预期置于社会价值之后。在20世纪初那个大文学场域中，文学被用作思想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工具，本体特征被部分消解，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缘此，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历史局限也显而易见。森源受到民国初期海内外各方面具有民主性、进步性思想的影响，愿意“本刚毅的精神、坚韧的意志，加入革命的救国运动”（《我们今后的态度》）[70]，甚至赞赏“共产党始终作主义之牺牲，流血精神，不为稍懈”（《整理时局神圣无上之条件——解决救亡》）[71]。基于这一理解的诗歌创作，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因诗人长期卧病以致沉疴难愈，进步的、革命的组织拟与她直接、深入接触，她也不得不止步[72]，这在客观上使她对革命救国的认知受到限制。

　　森源的局限性是自身阅历与体质所致，也是历史所致。然而每个人都是在局限性中展开自我，对某种无法超越的局限我们无须苛求。其实正是在“有限”与“局限”中，森源及其写作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接近“过渡时代”社会现场和历史真相的样本，呈现了一个20世纪初江南年轻“奇女子”浴火“铸魂”的真实个案，而这，正是今天我们关注并讨论其“铸魂”诗的特殊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