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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标, 郑衡泌, 尹上岗, 等 | 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时空格局演变及收敛性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24-09-04






摘 要：运用LISA时间路径、收敛检验等方法考察了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格局演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收敛性。研究发现：（1）二战后宗教多样性呈先快后慢的上升趋势，1945—2015年间多样性指数增幅达81.07%。宗教分类上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信仰者数量的持续下滑以及伊斯兰教信仰者数量的稳步上升。（2）LISA时间路径表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具有较强的空间锁定效应，且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空间整合性。（3）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存在着显著的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即全球、洲级层面上宗教多样性水平的内部差异都在逐步弥合，宗教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周边较低地区存在溢出效应。（4）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演化受土地覆盖类型、国力指数、民族数量、人均GDP、人口规模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收敛于不同的稳态水平；从洲级层面上来看，各洲级单元收敛性对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体现了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演化显著的地域分异性。


关键词：宗教多样性; 时空格局演变; LISA时间路径; 收敛性; 全球; 二战后





第一作者简介：


林小标（南京师范大学），男，福建福清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文化地理，E-mail：863158425@qq. com。






通信作者简介：


陆玉麒（南京师范大学），男，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luyuqi@263.net。






宗教多样性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界限清晰的宗教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由于全球移民浪潮、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往宗教种类单一的国家/地区均已引入其他宗教，各宗教间传播速度之快、交流程度之强，均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据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相比于传统印象，当代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宗教景观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其宗教多样性已大幅提升。
目前已有的宗教多样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其对宗教参与、经济增长、贸易出口等行为或社会现象的外部影响。如Finke等通过使用美国城市宗教参与数据，发现宗教多样性与宗教参与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宗教多样性刺激了宗教教派间的竞争，从而导致更多的宗教参与；Barro将研究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明了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拥有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Zheng等以宗教场所数据研究了宗教多样性对中国区域发展的潜在影响，证明宗教多样性于区域内部具有巨大的空间差异性。相对而言，地理学界对宗教多样性的研究开始较晚但更关注尺度及地域分异性，如Warf分别以全球、北美、美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宗教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并归纳了包括国家历史、人口增速、移民趋势等推动因素；在此基础上，Lim下移尺度，以多源数据刻画了美国县级尺度上各宗教群体比重以及空间分布，并检验了多种常用宗教数据库的可靠性；Torre用墨西哥宗教归属的最新数据绘制了新的宗教地图，并确定了这一转变中的主要参与者和趋势，以此反思当地宗教转型的问题和挑战。
总体而言，从研究内容来看，宗教多样性研究主要借重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研究其作为文化要素或者社会资本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与传导机制，以宗教多样性本身为对象的量化研究较为缺乏。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利用计量经济学理论确定宗教多样性的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线性回归等方法考察其外部影响，诸多地理学新技术、新方法并未得到应用和检验；从研究阶段来看，现有研究几乎都集中于截面状态下的宗教多样性态势分析，缺乏长时间序列的宏观尺度研究。宗教地理学理应注重对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特征、长时间演化规律和内部互动机制的研究。而且，宗教作为最为外化也最容易被感知的文化要素之一，在纵向层面上，存在垂直传承与信仰偏好的代际传递机制；横向层面上具有明显的横向传播特征，这种与地理性的天然高度适配无疑使之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绝佳对象。此外，从发展的角度考察，由于全球不同地区各自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底色不同，其宗教多样性水平势必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性是否会逐渐缩小，呈收敛趋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宗教现象、解决全球宗教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宗教地理学视角，通过融合政治经济学思维，以LISA时间路径、收敛检验等空间、经济地理学方法，将时间与空间、整体与局部、凝固与流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系统、全面地探究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格局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证明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拓展宗教地理学研究视角，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宗教政策研究提供理论、现实依据与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处理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球共203个国家/地区，时间段为二战结束至2015年的70年，以1945年末为基期，5年为1期将研究阶段划分为15期。洲级划分上，考虑到文化地理上的区域差异，参考联合国数据库（UNDATA）标准，根据区域文化相对同一性将全球国家/地区划分为欧洲、亚洲（除西亚，下同）、西亚及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及加勒比海、拉丁美洲、大洋洲共7个洲级板块。

1.2　宗教划分

为便于研究数据统计、对比及分析，参考宗教族谱（Religion Family Trees），将全球宗教按教派、宗派进行分类并自下而上逐级归并，如将路德宗、加尔文宗、浸信会等宗派划入新教范围，在此基础上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教派汇总为基督教（图1）。考虑到信徒受众、传播范围以及全球影响力，最终将世界宗教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4大类，这也与传统定义的三大世界性宗教划分相契合。

1.3　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

1.3.1　全球宗教信仰人口
二战后全球各宗教信仰人口数据来自美国宗教数据文档协会（ARDA）的RCS-Dem数据集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共同主持的世界宗教项目（WRP），数据包括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近200年的宗教人口面板统计数据，并估算了全球100多个宗教教派各年的信徒人口及其人口占比。将数据进行整理、提取并按照前文宗教划分准则，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归并，以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源。
1.3.2　土地覆盖类型
传统文化地理研究认为，在文明形成期，包括多种自然本底在内的地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定区域内部的文化形态及景观表现。考虑到地形、区位、气候带、海陆位置等计量文化研究中常用的地理指标在长时段内的稳定性，用于面板模型常会导致严重的共线性，同时也难以反映研究阶段间的差异性。因此参考Matranga等的研究，将土地覆盖类型作为地理因素代入模型。自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时代以来，地理学家们就认识到荒原、沙漠、苔原等气候、地形、区位的巨大区域差异对形塑地带文化的重要影响，土地覆盖类型以及年期变化（LUCC）作为表征地理差异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基于自然本底上建构的文化形态差异和演变，同时，二战后全球范围内高强度经济建设和土地开发也使得不同年期间的土地覆盖类型具有足够满足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性，因此可以当作良好并值得推广的地理代理变量。历史年期土地覆盖类型来自HYDE数据集。
1.3.3　国力指数
综合国力是国家权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内在基础，也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基准，国际格局的变化与国家实力的变化息息相关。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区域内部宗教多样性程度的变化将影响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从而影响国家的整体表现。为了验证这个观点，将国力指数（CINC）引入模型，数据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北得克萨斯大学联合主持的国家能力项目（NMC），该指数在综合考量了人力资源、工业实力和军事能力等3个维度6个分指标后，估算了1816—2016年200年间全球各国的国力水平和发展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能够组织并调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以此作为衡量研究时段内国家综合实力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指标。
1.3.4　民族数量
共同信奉某种宗教产生的类似的形而上学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和价值观。尽管同化理论认为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影响下，族群和宗教之间的纽带将逐渐解绑并走向衰微，然而近几十年来回潮的宗教复兴和愈演愈烈的族群冲突已证明，现在及未来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内宗教和民族的关系仍将紧密相连。因此，为实证宗教多样性与民族多样性的关系，在模型中加入国家民族数量指标。该数据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比较与国际研究中心主持的民族权力关系项目（EPR），数据集动态记录了二战后全球各国内部民族数量的演变，包括由于国际边界的变化、大规模移民、种族置换带来的区域民族数量的变化。
1.3.5　人均GDP/人口规模
从空间的角度出发，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迁移也将在宏观尺度上改变国家/地区的族群构成、话语权与影响力大小，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新塑造区域内部的文化与宗教格局。人们交流合作的过程，也是各色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这种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对经济发展和表现将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反过来，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地区之间产生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全球性趋同，经济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国家/地区之间因为地理、历史、人口、宗教和语言等产生的文化差异。反映二战后全球各国人口规模以及人均GDP的面板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1.4　研究方法

1.4.1　宗教多样性指数计算
关于宗教多样性的已有研究很少包含明晰的方法论陈述，而准确的多样性定义是进行稳健的定量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宗教的明确划分不仅可将多样性与简单的多元化区分开，而且还可捕捉到多样性水平或种类之间的差异。宗教划分方案与方法设计也体现了本研究对宗教“多样性”的词义锁定，即区别于已有研究中对宗教多样性如生物多样性般追求其“宗教丰富度（Religious Abundance）”，本研究中的“多样性”是指通过突出主流宗教，侧重探索某区域或国家处于某种“宗教垄断（Religious Monopoly）”或实现“宗教均势（Religious Balance）”的程度。具体方法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极化指数核算。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通过计算系统下子样本隶属于不同宗教的概率，表征某集群内多种宗教的影响。由于中英文“多样性”字义的相对模糊性，Voas认为单一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表征宗教多样性可能产生一定的指涉偏差以及伪相关，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本文选择增加极化指数多角度衡量宗教多样性，并取二者均值。综合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DI为宗教多样性指数；H为宗教分化指数；P为宗教极化指数；πi指i宗教信仰人口于所有宗教人口中所占比例；N为宗教种类数。
1.4.2　LISA时间路径
LISA时间路径分析常用于揭示区域地理要素时空交互作用的程度、方向、竞合态势以及时空依赖效应对区域系统演化的影响程度。LISA时间路径的指标主要有路径长度、弯曲度以及移动方向等。路径长度表征宗教多样性指数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特征；弯曲度体现宗教多样性指数局部空间结构的波动性特征；移动方向则侧重于宗教多样性指数局部空间结构演变的整合性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i、εi分别为国家/地区i的路径长度与弯曲度，di越大，代表该国家/地区宗教多样性指数的变化程度越明显；εiεi越大，代表该国家/地区的局部空间结构变动越复杂。N为国家/地区的数量；T为研究阶段跨度；Li ,t +1Li ,t +1为国家/地区i在时间t的LISA坐标；d (Li, t, Li, t+1)d (Li, t, Li, t+1)为国家/地区i从时间t到t+1的移动距离；θiθi 代表国家/地区i的平均移动方向。
1.4.3　收敛模型
在LISA时间路径反映了全球宗教多样性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程度及其动态演进的基础上，为了更加精准地刻画全球及各地区的空间异质性发展趋势，引入收敛模型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宗教多样性的收敛性是指随着时间推移，宗教多样性的区域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收敛方法主要包括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该方法为常用方法，此处略去公式，具体数理方法详见参考文献。

2 全球宗教多样性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特征

2.1　全球宗教多样性时序演化特征

利用公式（1）计算全球各时期宗教多样性指数，结果如图2所示。1945—2015年全球宗教多样性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45年的0.26提高到2015年的0.47，增幅达81.07%，年均增长率约为1.16%。分阶段而言，二战后的20年是全球宗教多样性增幅最为明显的时期，年均增长率约为2.50%，远高于其他时期。其后曲线走向平缓，并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1.36%的小幅下跌，之后开始缓慢上涨，并于2015年升至峰值。
对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指数按洲级单元进行统计（图3），可以发现与全球层面上宗教多样性的稳步增长不同，洲级尺度上宗教多样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性：北美及加勒比海、拉丁美洲基本保持与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相平行的增长曲线，分别由1945年的0.24、0.22增长至2015年的0.57、0.37；欧洲与大洋洲宗教多样性水平则增长迅猛，分别于研究阶段内增长了175.78%、237.32%，年均增长分别为2.51%、3.39%；亚洲及北非变化幅度最小，几乎可忽略不计。值得注意的是，仅有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洲级板块的宗教多样性水平总体呈现下滑态势，从1945年的0.69下降到2015年的0.52，降幅达27.54%。总体而言，全球各大洲级单元宗教多样性增幅以及洲内标准差显示：全球各区域宗教多样性水平总体呈提高趋势，而宗教多样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则不断缩小。
鉴于特定信仰的追随者用于宗教活动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吸引新的追随者，否则信徒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流失。因此，为强调各宗教的传播范围及国际影响力，以全球各国家/地区为单位统计其各年期各宗教信仰人口比例后取全球均值进行衡量。从图4可以看到，由于大航海时代以来成功的全球化传播历史，基督教始终占有全球宗教市场的最大份额，范围处在0.53~0.70之间。尽管如此，基督教信仰比例总体处于下行态势，尤其在1945—1960年间下降了25.40%，年均下滑约1.69%，这显然是与二战后大量亚非拉地区民族国家的独立密切相关。与基督教相反，伊斯兰教信仰比例则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战后70年间经历了69.66%的增长，其上扬态势恰与基督教的下降构成一个信仰比例“剪刀差”，这与战后欧美社会生育率大幅下降以及为解决此问题而大量引入劳工有关。佛教方面，尽管20世纪50—60年代佛教传播凭借其神秘化、灵修性的特点而借由“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反传统运动在欧美得到一定范围传播，然而信仰比例仍总体保持稳定，维持在2.96%~5.20%之间，并在反主流文化运动热潮之后有些许下滑。其他宗教方面，虽然20世纪新兴宗教层出不穷，但碎片化分布以及组织力上的先天不足仍使其难与主流宗教争衡，在二战后繁荣了近30年后逐渐走向衰退。

2.2　全球宗教多样性空间演化特征

通过公式（2）（3），分别计算1945—2015全球国家/地区宗教多样性指数的LISA 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弯曲度，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类后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结果见图5。
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高值地区主要位于大洋洲与东北亚地区，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对长度分别达4.57、3.2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00），说明该地区宗教多样性具有强烈动态性，这也暗示了移民国家大量的外来移民对于该国原生宗教生态的冲击以及所带来的宗教多样性高变化速率；与之对比，相对长度低值地区则主要位于西非、南亚与中国等外来移民占比很低的国家/地区，平均值约0.63，说明其具有最稳定的宗教多样性局部空间结构。总体而言，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小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国家/地区数为113个，占比达58.55%，说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整体空间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
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总体数值较小（0.33），这佐证了上文时间路径分析的结果：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的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锁定效应，即具有相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性以及发展演化方向。弯曲度高值地区主要分布于中亚、西欧、北欧以及北非地区，说明这些地区宗教多样性局部空间依赖方向的变动性比较强烈。弯曲度低值地区则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和西非地区，平均弯曲度仅为0.21，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全球范围内最强的稳定性，其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未在二战后愈演愈烈的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中受到过多冲击。
通过对比各国家/地区在研究基期以及末期在Moran散点图中位置的移动情况，运用公式（4）计算出LISA时间路径的移动方向以揭示地理要素局部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特性（图5c），结果表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协同增长的国家/地区为133个，占比达68.91%，说明研究对象的空间演化过程具有强烈的空间整合性，即不论变化的正负性，研究阶段内全球宗教多样性的演化均具有明显的同态演化特征。具体方向而言，正向协同运动的国家/地区有47个，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4.35%，主要分布在欧洲、大洋洲，表示该区域协同增长效应明显；负向协同运动的国家/地区为86个，占比44.56%，远高于其他方向，呈现出集群低速增长的演化态势。这说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协同增长具有相对稳定性，范围上主要分布在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

3 全球宗教多样性区域差异收敛性分析

由LISA时间路径的分析可知，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的演化趋势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那么各国家/地区乃至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是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缩小？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同的收敛模式？为回答以上问题，首先通过σ收敛检验其标准差演化趋势以判断其是否收敛；再以绝对β收敛检验各国家/地区的宗教多样性水平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减弱；最后通过条件β收敛检验各国家/地区的宗教多样性水平的差异性是否将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收敛。

3.1　σ收敛分析

利用stata软件，计算1945—2015年各年期全球宗教多样性指数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Cv），结果如图6所示。
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的变异系数呈现明显下降态势，从1945年的0.90降低到了2015年的0.56，降幅达37.78%，证明研究阶段内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存在着显著的σ收敛，即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的内部差异正逐步弥合。从时间阶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1945—1975年、1975—1980年、1980—2015年三个阶段，呈现出快速下降、小幅回升、稳定下降的特征。二战结束后的30年随着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婴儿潮（Baby Boom）”的到来，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信仰比例大幅提高，战前基督教一家独大的宗教格局被极大地重塑。一如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会的刺激催生了耶稣会等致力于开发远东、南美等“未牧地区”的新式教团，殖民时代的终结使得非洲基督教以往依托的政治靠山相继垮台。此外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新政府有意扶植传统多神信仰等举措都让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非洲基督教的影响力受到遏制。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基督教各教派均作出了如加强宗教对话、强调宗教本土化等调整政策来适应形势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收获了成效，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基督教占比回升，带动变异系数小幅增长；进入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以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变异系数再次走低，以年均0.38%的速率保持平稳下滑。

3.2　绝对β收敛分析

对1945—2015年以及分阶段全球宗教多样性指数进行绝对β收敛检验，由于本研究基于国家/地区面板数据展开，因此β收敛模型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见表1。
1945—1965年、1965—1990年和1990—2015年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的β系数均高度显著且小于0，说明各研究阶段上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都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趋势上三个时间段的收敛速度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规律，由1945—1965年的0.098下降至1965—1990年的0.089，而后在1990—2015年阶段又回升到了0.13。从全时段上看，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同样呈绝对β收敛，即宗教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对周边较低的国家/地区存在“溢出效应”，使得较低区域实现了宗教多样性水平差距上的追赶。二战后，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和通信技术进步，以往影响传播效率的最大障碍——距离被极大地收敛了，各大宗教的传播和扩散也因此拥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便捷性［40］。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宗教传播超越了自然、行政边界和原有斑块式的地理分布格局，这种相互交集、嵌套、渗透，二维向三维的转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

3.3　条件β收敛分析

在绝对β收敛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条件β收敛分析来检验全球宗教多样性的收敛状况，考虑到文化计量研究代理指标及面板数据选择的困难性及可得性［41］，选择土地覆盖类型、国力指数、民族数量、人均GDP、人口规模等5个变量代入模型分析外界因素对宗教多样性水平的影响。由于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显示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发现，当考虑多种变量条件后全球及各大洲级单元β系数全部为负且高度显著，表明各区域宗教多样性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倾向，并将随时间推移而最终收敛于某一稳定水平上。
从控制变量系数上看，各变量对于模型收敛稳态性的影响程度以及显著性均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人口规模、土地覆盖类型系数相对较大，且均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全球层面上人口规模、土地覆盖类型系数对于收敛稳态性的影响最大，两指标对于提高区域宗教多样性水平具有强烈作用；民族数量系数显著为正，佐证了宗教多样性与民族多样性间的正向关系；与其他变量相比，人均GDP虽然正向显著，但系数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国力指数于全球尺度上对收敛稳态性并无显著影响，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极为显著，暗示了这一洲级单元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特殊性。
3.3.1　土地覆盖类型
土地覆盖类型在亚洲（除西亚）、西亚及北非、拉丁美洲、大洋洲均显著为正，显示了地理条件对宗教多样性水平的重要影响，即土地覆盖类型越多，地理条件越复杂，则该地区宗教多样性水平越高。这种地理复杂程度与宗教多样性的高度关联度同样可以在中微观尺度上找到证据，如地形崎岖多变，民族、语言、宗教呈马赛克式分布，政治组织松散化、分割化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尽管自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后期就已纳入罗马版图，但凭借其高度破碎化的地理特征在逾千年的时间内成功躲过了与基督教传播裹挟而来的希腊化与拉丁化浪潮，成为多种古安纳托利亚土生语言及宗教存续的堡垒，在地形、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适配的半农半牧经济模式的多重庇护下，宗教的传播和更迭均无限地放缓了。同样的例子可以在狄那里克-品都斯山地及黎巴嫩山区的基督教鲍格米勒派（Bogomili）及马龙派（Ecclesia Maronitarum）上找到［42，43］。这也解释了地理条件相对同质化、土地覆盖类型数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该指标上不显著的原因。
3.3.2　国力指数
国力指数仅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呈现显著负向，于其他地区则均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已有研究的观点：即政治体制完善成熟的国家宗教多样性与社会发展程度正向相关，而国家体制建设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国家（如腐败、政变、内战层出不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多样性可能导致族群关系紧张、贸易受阻，从而影响国家的整体表现。然而，相关性不等同于因果性，尤其在文化研究中。通过检索二战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社会骚乱、恐怖袭击、军事冲突、内战频率、流出难民数量等历史年期面板数据，我们发现作为唯一一个在研究阶段内宗教多样性水平总体下降的洲级单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多样性水平与上述社会稳定、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数据并不同步，甚至相互背离。结合该地区宗教发展状况可知，二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多样性水平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基督教尤其是五旬节教派影响力的大幅扩张与当地传统宗教的迅速衰微，二者比值由1945年的0.84飙升至2015年的4.65，增长了453.5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城市发展先天不足，几乎没有能发挥平衡政府作用的社会组织，而致力于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基督教会则逐渐填补这部分社会空间并凭此获得了集权政府难以企及的社会威望。部分非洲问题研究学者甚至认为，“教会才是国家内部真正的国家”，结合该地区国家曾试图扶植本土宗教却难彰其效的历史，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羸弱政府与强大社会自组织势力间的博弈导致了国力指数与宗教多样性水平在该地区的负向关系。
3.3.3　国家民族数量
国家民族数量同样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显著，呈正向相关，即内部族群越多，该区域宗教多样性水平越高。根据族群的基本理论，人种和族群的差异是人类最基本的群体认同，深植于社会性的本质中。族群与宗教一样，能为个人提供意义、认同和归属感，并通过族群组织的形式在不平等竞争的社会中争夺资源。虽然同化理论和世俗化理论都预言了宗教和族群衰退的必然性，认为现代社会将发展出一种潜在理性化导向，从而将人们从社区、宗教中挣脱出来并转移到社会系统，但是近年来对该理论白人中心（Anglo-centric）局限的批判认为其限定了群体结合（Incorporation）的单一路径——即融合为均质化的白人基督教中产阶级，这也解释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民族数量与宗教多样性水平的显著正相关：作为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国家/地区尚未摆脱原始的部落形态，因欠缺历史、政治、文化相互整合，于族群数量上的表现则为民族数量的巨大化及民族分布的斑块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数量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仅尼日利亚就有超过250个民族，占世界民族总数的八分之一。不同族群间为了识别自身和他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宗教信仰，如原苏丹北部族群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南部族群则基本为基督徒，分明的文化分界也是该国2011年分裂的重要诱因之一。
3.3.4　人均GDP
人均GDP于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均为正向显著，说明经济条件的改善能够提高宗教多样性水平甚至是社会宽容度，这也与Barro等学者提出的宗教多元化的国家拥有更高水平的经济交流以及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的论断相吻合。此外，从区域的角度上看，欧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地区经济水平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属于比较典型的移民社会，其中欧洲由二战前的移民流出地逐渐转为了战后的流入地，外来移民（除本洲外）占全球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显然，移民带来了各自国家、族群的传统宗教及文化，推动了移民地社会宗教多样性水平的提升。尤其在北欧等高度发达地区，经济上的充足和低基尼系数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极端右翼的政治空间，高福利体制及自足化生活模式使得不同族群和不同信仰者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处。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化特征所赋予的个人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在精神层面上突出呈现的则是个体作为行动者的宗教个人主义。在这种与自足自圣的人文主义相伴、国家教会退隐而个人信仰进位的社会中，宗教多样性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生活的“去神圣化”相互依存、转化，成为发达地区新型宗教生活的一体两面。
3.3.5　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于欧洲、拉丁美洲、西亚及北非呈正向显著，即人口规模越大，区域宗教多样性水平越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规模高度显著的地区不是二战后人口增长最为迅猛的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是早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迷的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其与人口规模更小的大洋洲等地的比较表明了人口规模对于宗教多样性的影响具有某种边际性或者非线性关系：当人口规模较小时，稀疏的人口密度使社会交流度降低，倾向于满足小社区/族群的自给自足式的社会生产模式，这也极大地抑制了外来宗教进入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好的例证来自北美的阿米绪人（Amish）社区。阿米绪人是新教改革中再洗礼派的分支，于17世纪迁居北美。他们封闭式居住，日常供给来自教会分配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治理。结构上每个社区由若干家族构成，人口规模维持在60~140人之间，一旦生齿日繁，迫近上限则拆分出新的社区。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的人口规模限制，使得其宗教信仰在21世纪的今天仍几乎完全地保留着16世纪高地德语区新教面貌。相反，倘若人口规模过大、密度过高，其内部催生的整合动力又势必趋向统一而斥拒多元化倾向，这也是历史久远、在前现代时期就早已完成政治整合的许多亚洲国家宗教多样性水平较低的原因。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长时间序列、全球宏观尺度考察了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格局演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收敛性。主要结论如下：
（1）二战后宗教多样性呈先快后慢的上升趋势，增幅达81.07%。宗教分类上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持续下滑与伊斯兰教的稳步上升。
（2）LISA 时间路径表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具有较强的空间锁定效应，且其演化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其中相对长度表明整体空间格局相对固化，弯曲度表明空间演化具有相对一致的发展演化方向及空间依赖性，移动方向表明空间协同增长具有相对稳定性。
（3）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水平存在着显著的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即全球、洲级层面上宗教多样性水平的内部差异都在逐步弥合，宗教多样性水平较高地区对周边较低地区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扩散或影响使得较低区域实现了宗教多样性水平差距上的追赶。
（4）全球与各大洲级单元的宗教多样性均存在条件β收敛，说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演化受土地覆盖类型、国力指数、民族数量、人均GDP、人口规模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收敛于不同的稳态水平。从洲级层面上来看，各洲级单元宗教多样性收敛性对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体现了二战后全球多样性演化显著的地域分异性。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出，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明，对人们的生活有着一定的精神指导意义。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宗教多样性发展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受到了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如何正确引导宗教的良性发展正成为保障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应在承认宗教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宗教通过沟通、交流增进彼此间理解与互信，通过合作承担起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责任，从而实现宗教内部、宗教与宗教间、宗教与社会间的和谐与共生。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于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的研究并不限定于宗教多样性本身，对于思考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该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3年第1期


引文信息：


林小标，郑衡泌，尹上岗，等.二战后全球宗教多样性时空格局演变及收敛性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23，32（1）：5-18.
LIN Xiaobiao，ZHENG Hengbi，YIN Shanggang， et al.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convergence of global religious diversity after World War Ⅱ.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3，32（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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