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代表了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的一次特色鲜明的合流。STS的历史维度为我们从科学的历史中学习，以便对其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判提供了基础。事实上，如果说我们从科学史中吸取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当前主导性的科学理论也注定是一个悲剧——尽管可能需要颇费时日才能发现它是如何变成悲剧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今天和100年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对科学发展情形的论述）我特意使用“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一表达，是为了重提古希腊悲剧，在这些悲剧中，英雄们展现出某种秉性，而这种秉性最初会使其如虎添翼，但随着戏剧的展开这一秉性最终却又削弱了他的力量。不仅如此，像悲剧英雄一样，那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科学理论最终仍会被挽回，尽管其应用范围变小了。因此，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牛顿力学时，后者丧失了其作为物理实在的普遍理论根基的地位，但在解释和预言那些以远低于光速运行的物体时仍然有效。尽管牛顿力学无法为其神圣计划做出恰当的说明（这曾经是牛顿的目的），但它事实上仍然能够将与普通人相关的物理实在通通包含在内：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慰奖。

有关“证伪”的各种思想，自然都要求助于弗朗西斯·培根最初提出的“判决性实验”，按此观点，在某一既定情形中，现行理论和挑战性理论会对即将发生什么做出矛盾性的预言。如果科学被视为某种高雅的游戏，其中，尽管先前的记录会引导人们倾向于现行理论而最终的胜者则由实际的竞争来判决，那么，科学的上述形象与此颇为匹配。毫无疑问，只要资源并未太过聚集于现行理论以使其获得压倒性优势，那么这种形象就是合理的。确实，18世纪有诸多聪慧之人抱着获取奖励的动机向流行的正统科学发起挑战。然而，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科学被视为地理政治学策略中的一个堡垒，同时科学研究和教学也开始在国家层面上被固化，其标志就是教科书的引入，它们的权威性远远超出了其作者所在的大学。既然某一现行理论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政府授权从而能够在先后相继的诸代学生中完成自己的再生产，长此以往，就难以想象人们如何能够向它发起挑战，除非从其内部。而且，科学家们要确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独立身份所耗费的时间越长，他们对其浸淫已久的传统反戈一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恰如库恩所料想的，在对理论的忠诚发生重要转变之前，就希望某一主导性理论会因其自身内部的概念和经验缺陷而崩塌，这一期望得以实现的等待期日渐增长。

上文所述并非仅仅总结了近200的科学史，同样也解释了科学哲学——从作为一方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波普主义者到作为另外一方的库恩及其在STS中的第一代追随者——中的体制性转变。随着科学的社会组织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科学哲学形象的相对合理性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本人在社会认识论方面的工作对此给予了持续关注。

随着冷战的结束，鉴于科学在政治经济学和智识关注层面的变化，即研究日程的日渐去中心化和生物学化，STS当前置身何处？又该置身何处？冷战期间，“科学已最终将人性全球化”是一种常识之见，那并不是一种“民治和民享”（套用亚伯拉罕·林肯对民主的辞藻华丽的定义）的科学。相反，在科学中，所有的人性第一次屈从于一个共同的威胁。这一威胁的原因和解决之道都根植于科学之中。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威胁的实质已经从“相互保证的核毁灭”转变为某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也有一些诸如盖亚假说的提出者詹姆斯·拉夫洛克之类的学者相信，重回核能源能够预防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或许，一种在有计划的（以恐怖分子的做法为代表）流行和无计划的（以自由贸易的做法为代表）流行之间持续展开的辩证法，可能代表了科学在全球的未来影响力。

尽管下述断定似乎有些严酷，甚至愤世嫉俗，但我们确实应该警醒，那些虽然模糊但却长期存在的广泛威胁在历史上一直刺激着基础研究的发展。真正威胁到科学自我全球化这一趋势的问题在于，科学成为了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科学增强了我们识别和控制差异的能力。这一点在生物医学的市场导向特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一些具有潜在获利性的研究领域，已然充斥到了那些声称只存在理论兴趣的考察之中。这导致了一种制度化的科学事业的诞生，它将资助与验证混淆起来，科学和技术坍塌到了“技科学”（在STS的词典中，这仿佛是一个护身符式的字眼）所带来的那种无法辨识的知识—权力体制之中。

按照某种显而易见的标准，STS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当下STS的范围可以由一系列公认的期刊所划定，而且这类期刊上的文章也日渐在此研究领域之外获得认可（据统计，布鲁诺·拉图尔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引用排名中名列第5位）。如果STS的院系尚未达到人们所预期的数量，那么，它们的毕业生也就绝不可能在学界内外取得成功。而且，为了应对当代社会中技科学的发展，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们也认为STS具有独特的可取性。回顾以往，20世纪90年代末所发生的“科学大战”，尽管令我们中的某些人颇感不适，但已经——虽然是无意地——给大众带来了一种印象：有必要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契约进行重新协商，尽管它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照此看来，STS领域喜报频传。

然而，在某点上STS并未真正证明自己：我们究竟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吗？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口号：“如果你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那你就是麻烦的一部分。”今日的STS研究者毫无疑问会对此表示反对：“太不对称了！这完全受制于二分思维！”请原谅，我对这一下意识的回应表示反对，我会搜罗出一些过时的话语，以对有益的后果和有害的后果进行清晰地识别。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的知识生产者们在冷战阴影下的工作经历。一方面，以将国内外的知识库联结起来的名义，冷战确立了知识的交流、评价和整合机制，而且这一机制仍然是冷战后知识政策的基础。请想一想，互联网、科学引文索引和人工智能研究最初都是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之下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谓的“福利—战争国家”将自己从知识发展的管控者角色中脱离出来，这也使得此类发展开始屈从于竞争性的全球市场和党派团体的需求。在大多数国家中，大学制度的未来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就是此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似乎可以这么说，冷战期间国家通常赋予研究者的那种日常自治，也带来了一个高昂的代价：研究者们并没有什么动力以时刻警醒自己其知识生产的目标——事实上，在涉及国家安全时，禁令是非常严格的。结果便是，研究者所表达的研究立场，若想摆脱其潜在客户的利益要求，当下几乎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修辞空间了。这似乎与研究者为了其狭隘的专业利益所表达的自我诉求完全不同。

冷战期间，所有自诩进步的思想家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所有的“我们”，对于自己该走向何方，都有着明确的认识。当然，为了完成其最为紧迫的任务，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实施方法、推进速度和责任分配等方面各持己见。但其最终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找到一个社会，在其中每个人在实现其潜能的同时，不妨碍其他人实现他们的潜能——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都认可这一目标是可取的。杰罗姆·拉维茨的经典著作《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集中体现了STS之前的这段历史。正如我们所知晓的，当这一共识开始遭受质疑时，STS开始呈现出一种体制化的发展态势，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共识破裂后真正获得了其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遭受的挫败——从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到苏联的崩溃——使人们不仅对政治忠诚而且也连同政治本身都产生了质疑。“左派”与“右派”的对立是否还有意义？伴随着对此的怀疑论立场，年轻一代——即在1980年前后步入成年的那代人——开始从党派政治和选举过程中脱离出来，后者两个世纪以来支撑了左派和右派的两极对立。或许，最能代表这一转变的是政治语言在语义学上的放任自由：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事物都是“政治的”，而那些传统与政治相关的事物却被排除在外。于是，将非人类力量融入到学术和日常话语之中是“政治的”，就如各类组织严密的利益团体试图使其生活方式得到承认和保证一样。STS介入到这类发展之中，当然无可指摘。

STS令政治所失去的东西——政治的共和国含义——与“知识社会”所宣称的除却大学之外知识生产无处不在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大学现在已经蜕化成了“贸易区”。虽然拉图尔非常含糊地提出了“非现代”，但是，他于2004年在巴黎召开的科学社会研究学会的会议上所集中阐述的纲领，完全实现了利奥塔的后现代预言：一个不断扩展的知识社会。知识可以从一个核心的学术场点出发进而获得普遍效力，这一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在此并不存在什么出乎意料的反身性。STS的实践者们并不仅仅代表、践行或让那些传统上被民主政治排除在外的团体“发声”，他们自己也往往处在学界的边缘——合同制的教师和研究者，就如达里尔·丘宾所谓的“非教职人员”。不过，即便是这一领域中那些更为成功的成员们也总是对传统的学术结构心怀不满，并伴随着对“常态政治”的犬儒主义态度。不管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某种体制，对于那些获得了十足形而上学称谓如“能动者”或“生命”之类的东西而言，政治和学术都被视为它们身上的寄生之物、毋庸置疑之物。如若在不久的将来，STS为了将那些可用资源强制性地收入囊内，从而将“知识”一词从其字典中祛除，我对此丝毫不会感到惊奇。

我猜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发现在此视角转变的背后蕴含着四个层面。我按其普遍性程度表述如下。

（一）年轻一代对旧的政治家和教授们心怀怨意，因为他们占据了这些年轻人曾经向往的职位。这在人们对终身教职制度的怀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鼓励人们追求学术探索而不用担心遭受责罚，但现在的结果却往往表现为公共责任的缺失以及智识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二）对所谓“自由”行动和“自由”探索中一再出现的错误表示严重不满。毕竟，赋予政治家和学者们在其各自的领域中以自由行事的权力，不仅导致彻底的停滞、浪费发展的良机，而且往往也会带来无以复加的灾难。于是，情况发生了逆转，结果便是政策建议及其后续矫正（甚至反转）之间的时间区分不复存在，进入了无法区分的“模糊”状态，因为如果你无法提前知晓某项行动能够带来有益的结果，你也就无法决定是否要采取此项行动。这就是“预警原则”或者更一般的“风险社会”背后的思考线索——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STS的强烈支持。

（三）此种向错误学习的渴望，表明人们在智识层面信奉一种快速的生活方式或如保罗·维利里奥所说的“速度成瘾症”。它往往将投资收益率的降低与收益完全转变为损害混为一谈。例如，女性在过去的十年中并没有做出如此前十年那么大的社会进步，人们认为这一事实意味着最初的策略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整体化的”性别概念基础上的，尽管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有必要在实践层面采取更为精致的策略以实现最终目标。有人可能会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即诸如“性别”之类的语词的意义并不能决定其全部用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词毫无用处。然而，STS却乐于如此，并在这种流行中放弃了“普遍主义的”抱负，这表明了一种跨代记忆的丧失，它忘记了不久之前所发生的那些无以复加的灾难。只有STS有意所为的反制度主义立场才怂恿了这种集体的失忆。

（四）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不断增加的精神需求，要求我们做出最大的努力，这使得新一代在满天乌云之下看到了一丝亮光。乔恩·埃尔斯特创造了一个有用的短语“甜柠檬”（与“酸葡萄”相对）来指代这一情形。一旦人们对传统的学术和政治结构丧失了信念，那么，与任何积极的行动相比，维特根斯坦式的目标“让世界自行其是”看似并非最坏选择。就此而言，“激进主义”也就意味着比使最初隐蔽之物揭示自身更有些许意义。此种言说方式，不免使人想起海德格尔的“解蔽”。如拉图尔所说，由于STS的实践者仅仅是“追随行动者”，因此，它非常有效地祛除了分析者对所要揭示之物的所有责任。

可以肯定，这种消极但却颇具包容性的立场使得STS与其竞争对手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具策略优势。后者的概念框架充满着规范性，这就使得如果不对某些特定事实加以判断，它就无法将之纳入自己的框架之中。从STS的角度来看，后者会导致大量不可靠的观察。它们之所以是不可靠的，是因为面对某一现象时，它们总是认为它要么是“解放的”、要么是“剥削的”，要么是“进步的”、要么是“反动的”（甚至不管其考察对象被认定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因此，它们总是要么高估要么低估它。马克思主义式分析的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的服务，他们对自己的此种共谋可能感到羞愧；而STS的当事人则只会感受到知识上的提升并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多的学习机会持欢迎态度。然而，当事人导向的人种志的历史已经表明，当事人若想获取知识，通常是以牺牲探索对象默默施展出来的力量为代价的。当事人与对象之间最初的力量平衡，决定了这是否是一个可取的结果。STS的实践者们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将来谁会需要他们的服务。

STS专业化的价值中立，完全扭曲了对等式“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在最初的启蒙运动的意义上，这一等式被用以表达我们知道得越多，他者相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越小。当然，这也隐晦地表明了我们自身力量的增加，但是，严格来说，这是在拉丁语“potentia”（力量）的原初意义上而言的，即可能活动范围的增加。这多少有点形而上学的含义，更多的知识会使得我们“更加自由”，然而，当我们突然不得不面临与此前相比更大的决策空间时，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负担。有必要回想一下，宗教领袖们采取了相反的模式，他们通过颁布教条以劝阻人们不要尝试新的行动从而实施统治。这些领袖们能够达成目的，并不因为他们能够在所有情形下强制推行他们的意志，而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中的其他人都已经相信，即便做任何事情都无法反对他们，因此，人们什么都没有做。

恐怕STS已经忘记了这一背景。尤其在其日常含义“行动能力”的层面上，“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放松知识与力量之间的关系，而非收紧。与此相反，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来说，STS研究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为揭露性的中间人所拥有的完全不同的知识，使其能够对那些看似强大的行动者所推行的方案产生反向作用。对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与那些自称的霸主们相比，这些中间人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由此，STS推断，力量寄存于人们所持有的特定知识的具身化之中。不过，从启蒙运动的立场来看，以此种“本地化的”知识概念为基础的社会认识论，也不过是为主教们所实行的民主化规则即主教们数目众多，但其管辖的领地却小得多，提供了一剂药方。

过去，由于其“纯粹的工具性”、“极端的机会主义”、“缺少明确的理论关注点”，人们可能会指责STS的考察眼界太过规范化。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却籍由某种时髦的过程哲学为它涂上了一层哲学的光辉，当然，这种过程哲学受到了20世纪两位非主流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启发。以STS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即社会认识论者，很可能会将上述转变与当下STS的大多数实践者们所缺乏的制度性保护联系起来。学者们能够将其意愿强加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上，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错觉；但至少他们一般都能够对自己的活动领域施加有效控制，从而发动一场持续性的批判。然而，将来一旦稳定的对应物消失了，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在研究者们完全不清楚自己下一张支票来自何处的情况下，不管过程哲学具有其他什么优点，它也只能是他们维持其乐观主义这一长期之需的意识形态表达。由此而言，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们视为有益之事的预兆——至少在此过程中的下一阶段突现之前，确实如此。

现如今，STS的实践者们深陷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形而上学沼泽，以说服自己接受这些语义学工具，这表明我们完全拒绝接受人们对此领域的评判。STS最近总在谈论技科学的“分散式”和“突现”本性之类的最“激进”之事，归根结底，通往此类事物最便捷的理论通道存在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工作之中，他为市场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支撑，这一工作很可能让亚当·斯密都羞愧不已。当然，他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反政治（他是选举制度的当代怀疑论者之一）。由此哈耶克对诸如里根、撒切尔和皮诺切特等人的影响就顺理成章了。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些政治上正确的领域内哈耶克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同。毕竟，我们这些在STS领域自命“激进”的思想家们，绝不会认为我们一直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不过，将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判定——更加严厉的判定。在诸如大学之类的制度和社会主义之类的运动等看来，我们最终很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尽管这一看法并不准确。不管怎么说，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发现STS所带来的过于时髦的一系列思想转向，会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思维模式提供不竭的洞见。

因此，如果下面的问题不是太过夸张的话，我们可以问，STS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亦即我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我可能会说，STS促成了某一辩证法——其目标在于实现启蒙运动关于真正普遍知识的梦想——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诸如布鲁尔以及拉图尔和伍尔迦等人的工作已经表明了，规范的科学哲学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描述完全是一厢情愿。哲学家们认为，科学家仿佛一直都在努力实现他们所设定的规范性理想，尽管哲学家自己对这些理想可能都莫衷一是。STS指出，与其说哲学家受制于一种有害的信念，倒不如说他们受制于纯粹的轻信。他们及其社会学同行者，如罗伯特·默顿等，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过于相信他们的自我宣传。就如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规范性话语的“制造出口”质量。直截了当地说，“科学方法”更多在训练学校学生和管控各种非科学方面发挥影响，而非指导现实中科学家的实践活动。

我自己的“社会认识论”就是要在“是”与“应当”这一重要分裂之间架设桥梁。这逐步引导我开始反思知识是如何被体制化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即某种能够让绝大多数人获益的存在物，尽管这些人并未参与它的制造过程。在STS的流行话语中，这一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所有知识必定是“共同生产”的。由此，经济学家们传统所认为的与公共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如“公地悲剧”，就可以被解读为纯粹是为了贬低子孙后代在采取完全相异的方式解释公地潜力时的创造性。此类的诡辩并没有吓住我，我一直在捍卫古典大学和更时兴的共识会议，而反对过度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和“知识管理”，它们所指代的这两个领域使用诸如“门槛”、“准入”甚至“民主化”等修辞策略，其目的仅仅是降低对研究者的技能要求并贬低系统的科学探索。STS的实践者们一直都在积极为这些领域贡献力量，但这也似乎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沦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我们对解构谈得太多，却未对重构给予足够重视。

即便如此，对大量的拥护者来说，STS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有用的”。这些拥护者包括努力推进基础研究的科学政策制定者，热衷于最大化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工程师，当然，也包括那些寻求更富创造性的会计技术以期降低成本并提升利润的部门经理们。STS已经承载了如此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着同样多的理论争议，这表明我们这一领域的实践与理论是完全分离的。某位缺乏宽容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能认为，拉图尔和哈拉维的理论，对两人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众多拥护者来说，整个STS都可以还原为他们的理论——尽管奇特，但也不过是建立在柔焦监控基础上的“上层建筑”，STS大量的经验工作都表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在评估了多个国家的基金申请、学术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和为获取终身教职以及职务提升的大量候选人之后，必须承认，我对上面那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狭隘的判断表示赞同。或许，没有其他学术领域的成员能够具有如此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当下的学界生态中，STS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蟑螂，某些进化论者可能如此评说，这是一种极致的赞美。

STS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可用的东西，给那些高高在上并满怀欣喜地忽视了技科学运转的理论家们提供了某些时髦的东西，给那些不得不为艰难抉择提供辩护的苦恼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某些更为细节的东西。STS缺乏统一的目标，缺乏对其经验工作如何开展（事实上，也就是其理论的应用，或者用一个更好点的词，其理论的试验）的清晰认识。读者可能认为，我关注统一性的缺失，实际上是一种可悲的现代主义式的焦虑。不过，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STS为何一直无法完成学术的体制化。而且，并非只有STS才获得如此对待。科普作品的爱好者们经常会读到“混沌”和“复杂性”，它们被用以指代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模拟方面的技术进步，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对人工系统进行考察或表征）的特定的数学特性。当下，许多完全无关的现象也可以被模型化为混沌系统和复杂系统。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一种内在一致的世界观呢？与科普作品中的夸张言论相反，答案是否定的。在各个学科中，混沌和复杂性仍然只是常规科学可资使用的定量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当STS面对更大的知识系统时，情况便会与此类似。

就如混沌和复杂性一样，STS中所谓的主导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万能的方法。模仿威廉·詹姆斯，丹尼尔·丹尼特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王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方法论魔法以下述方式发挥作用：你认为你可以在我们的技科学世界中隔离出谁或谁可以为更大的效应担责吗？这也就意味着你并没有为所有的“行动者”提供说明。一旦你这么做了，你将会认识到“能动性”是分布在大量实体中的，这些实体跨越了通常的本体论范畴，特别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分割。一旦你认可这一观点，那么，在“指责”或“信誉”的归属问题上，你将会抑制自己向任何结论的跳跃。这些道德属性需要在更大范围的实体中更加均匀因而也更加稀疏的分布。没错：这并不是什么拟人论。事实几乎完全相反。行动者网络理论者并没有将原初仅限于人类的属性分配给扇贝和关门器。相反，他们想做的是把这些实体的惯常行为转变到能动性的基准范围之内。在此，未被明言的隐含之意是，人类仍然保有的那些独特属性的价值被降低了。确实，那些使我们能够掌控自然的人类智力的独特展现，可能会被挥霍一空；在某种怪异的“政治生态学”（近年来拉图尔试图对之进行描述）中，它们成为了工业污染在形而上学上的对等物。

诚然，这一思路的开创者并非STS，但由于这一领域在发展中面临非常少的理论包袱，因此，与大多数利用这一思路的领域相比，它占据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从当前的智识史来看，STS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在其中20世纪晚期两股大的反人类主义思潮被搅合在一起，并伴随着其可能引发争议的科学和政治方面的后果。在一般意义上，前者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思潮，它根植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工作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在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开始形成，后者宣布了各类事物诸如“作者”、“主体”或者直接说“人”的死亡。第二股反人类主义思潮起源于新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技术强化版本，在后冷战时期它对科学政策和公众理解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者特别通过取代（如果说事实上不是通过贬低的话）两种最坚定支持人性概念的现代式方案，即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它们共同质疑了人性的唯一性。我们是否确定自己希望STS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一思想轨迹中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著作代理人、今日智识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约翰·布洛克曼借用“第三种文化”（用以指代社会科学的一种旧说法）来囊括一种宽泛的、跨学科的、致力于在“人性”中重获“自然”的研究领域。理查德· 道金斯、E.O.威尔逊以及史蒂文·平克仅仅是与布洛克曼的计划相关的其中几个人，他们的相关情况在网站上很容易查询，更不用说在过去25年中他帮助出版的大量流行著作了，其中最早出版的是颇具原创力的赛博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的著作。STS自己“制造出口”的学术大师拉图尔和唐娜·哈拉维未被接受为其成员。拉图尔从不隐藏他的信念：在讲英语的人群中，偏好“生物社会性”而非“社会生物学”完全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事情。他很乐意接受其中之一或两者都接受。至于哈拉维，战后人们试图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人性确立生物学统一性的努力进行解构，而在20世纪90年代哈拉维则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以对这种解构进行解构。近年来，她非常草率地打起犬儒主义式的退堂鼓，在其最新的学术册子《伴生种宣言》中，她对狗进行了讨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读完她那无休止的名称核查以及对虚拟语气的滥用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哈拉维实际上认为理解人类状况的最好方法就是研究我们与犬科动物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已经使用过其他全部更加显而易见的考查方式的人或者对于那些寻求人类与狗之间的确切差别的火星人而言，这或许是有效的。然而，我们并未生活在其中任何一个世界之中。STS受到科幻小说的启发是一回事，而成为科幻小说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人们可能会因为其中人类状况的临时化而记住这一时代。技术进步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和丧失存在，STS通过提出一种能够促进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属性交流的话语，从而为此做出了自己在概念方面的贡献。作为世界范围内公共哲学的引领者，彼得·辛格的出现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他呼吁一种左派政治，主张用达尔文取代马克思政治领袖的地位。在这种政治中，辛格主张将道德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生活形式之上。他的乌托邦观点认为，我们此前已经将道德领域与周围所有生活形式割裂开来。然而，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不管是国家之间还是在一国之内）却表明情况与此相反。乌托邦政治吸引了STS中的很多学者，他们自称我们在历史上要比现实走得更远。辛格鼓起勇气提出这一信念，但他至少为人类为什么应该限制甚至放弃自己的生活以便为非人类腾出空间进行了诸多论证，从而为这一信念提供了辩护。STS当然知道怎么说，但是它敢这么做吗？

文编/曹永泰

美编/隋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