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哥华和墨尔本是宜居性城市竞赛中胜出的佼佼者，其经验表明，它们遵循着非常相似的发展、政策和规划路径。尽管两座城市都面临着为未来做准备的挑战，它们目前仍处于发展的波峰时期。城市在宜居性方面取得成功，仅仅说明少数幸运群体的生活得以满足。实现宜居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但还需将另外两个群体考虑在内。而城市对这两个群体也负有责任：那些不能满足当前自身需求的人以及城市的未来居民。墨尔本提供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在城市生活的令人兴奋的概念。又因得益于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关于平等问题的普遍讨论，墨尔本公共生活的社交气氛非常好。相比之下，温哥华提供了一个关于城市生活的引人注目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城市居民和当地政府形成了互动日益增多、负有抱负的合作伙伴关系。墨尔本这座城市是一件展示品，一个工作的场所，一个供年轻人和爱打拼的人挥洒的舞台。温哥华有一个能够担起重任的大区域政府，它负责缩小郊区与城市在资源及发展规划方面的差距。在墨尔本，这样的大都市实体并不存在。区域治理是州政府的管辖权限，它保护的是既成关系，并与大开发商利益共享。

2011年8月30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主要日报《时代》（The Age）在其头条中，洋洋得意地写道：“认了吧，加拿大，我们的城市更好”。原因是在由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建立的世界最宜居城市排名中，墨尔本从加拿大温哥华手中抢到了冠军。而温哥华在2002—2010年的排名中一直独占鳌头。这场比赛的条款很可能有暗箱操控的嫌疑。但我们仍可借鉴墨尔本和温哥华获此殊荣的成功经验，以此了解是什么使这两座城市为各自赢得了夸耀的权利。为了相互比较，一位加拿大城市规划专家和一位澳大利亚城市规划专家交换居住在对方生活的城市。他们表示，墨尔本阳光充足的季节，正是温哥华的雨季，反之亦然。而两座城市的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季节方面。

本文就两座城市过去20年相似的发展背景作了比较，然后描述了为两座城市提供特殊和比较优势的关键元素。相比温哥华，墨尔本的社会经济差距较小，这使得一系列的政策对话都基于对平等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墨尔本关于公平的争论——质疑整个经济运行中，资本、商品以及服务的资源分配，以及将公平作为区别于经济效率，用以评价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基准——是从联邦到各个城市政策选择争论中的突出问题。相比之下，由于多种原因，在温哥华，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公平的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这些原因包括（但也不完全是）在省和联邦范围内，福利和社会服务是供“下载”的。因侧重不同的目标和群体，两座城市对发展重心的规划也不尽相同。墨尔本是CBD作为后工业经济发展中心、旅游业中心以及特殊生活方式代表的一个成功案例。温哥华也是CBD运营的一个成功案例。它表明CBD也可以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然而，由于墨尔本缺乏一个大区域政府，这可能会限制居民参与大都市未来筹划的能力；而温哥华的大区域政府却保留了对重要议题进行大区域范围讨论的渠道，这些议题包括交通、可负担住房，以及鉴于联邦和省范围内的“下载”决定，只有在大地区范围内才能被公平、有效处理的议题。墨尔本和温哥华的最后一点区别在于，两座城市在城市规划和管理方面，拥有不同的愿景，公民和政府关系的发展前景也不尽相同。这表明两座城市在领导方式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上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宜居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宜居？关于什么使一个城市宜居、什么使一个城市的发展可持续，以及这两个问题的契合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可说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还有许多其他更加技术性的可持续性定义被提了出来，这些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与计算出的经济物质生产量，测定的生态足迹，以及关键自然资本存量的维护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从系统原理出发，进行反方向计算，等等。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引用的上述定义，表明了当代人的现时需求与后代人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该定义提倡预先推迟即时满足，对于解决这一矛盾是有好处的。这种现时满足和后代正当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另外一种矛盾息息相关，而后者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于宜居性概念里。正如雷总结的那样，这种矛盾被人们用一种类名表达出来：“从一开始，城市宜居性的概念就难以统一。对中产阶级来说，宜居性意味着更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对艺术和文化的关注。对穷人而言，它则带有更多基本社会公正的意味，这些公正表现在工作、住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如同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任何事物，宜居性的概念与权力相关，而在当代城市的大环境中，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了20年，使用者各不相同。关于这个概念内容方面的争辩，显示了不同群体为定义城市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同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可持续性这个术语在现代城市中的使用：除了在确定和计算不同活动和场所的可持续性水平上展开竞赛之外，这个术语的使用也面临着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谈判。谈判的内容包括，谁的可持续发展，在何种特殊情况下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谁为代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性和宜居性都意味着对规范性前提和评估标准的竞争。而这些概念的各种制定方案，确认了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人为因素，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应该是市民们在当下可接受的措施，并被视作为支持特定实践或制度安排而做出的政治和文化决策的产物。

我们冒昧地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宜居”的概念代替“满足当代人需求”这一理想目标。这样做涉及到将“当代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相对优势的群体，他们可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另一类则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不能总是使需求得到满足。从宜居走向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额外的步骤：考虑那些生活在未来城市中的“下一代”。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三个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优势城市群体，他们正体验着宜居性；弱势城市群体，没有经历过宜居性；以及未来城市群体，他们介于前两者之间，渴望可持续发展并为之奋斗。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将回归到这三类群体，并且用类似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比较墨尔本和温哥华。这其中，两座城市在为优势群体提供居住满意度的对决中，可谓并驾齐驱，墨尔本在照顾相对弱势群体方面，比温哥华略胜一筹，而温哥华则为未来城市居住群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墨尔本很像温哥华

在许多方面，比起墨尔本这座真正的大都市，温哥华还有几年的发展差距，且少了几代人兴衰的过程。从时间角度看，墨尔本建立于1835年，温哥华建立于1886年。墨尔本容纳了约380万人口，温哥华只容纳了约240万人口。墨尔本市区内31个当地政府区域所占面积是温哥华23个自治区域所占面积的两倍（图1）。每年两座城市的城区人口有1.3%~1.9%的增长率（自2009年6月到2010年6月之间，墨尔本人口增长了79000人，同一时期，温哥华人口增长了39000人）。移民推动了人口增长（2001—2006年期间，温哥华75%~80%的人口增长是移民带来的，这一比例在墨尔本是61%）。两座城市的人口都呈现出老龄化。在温哥华，到2019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达到16.2%；到2016年，墨尔本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长近20%。

图1 墨尔本都市区（1:800000）和温哥华都市区（1:400000）的城市边界

从后工业转变取得的再发展成功来看，“墨尔本奇迹”和20世纪90年代的“温哥华成就”在时间和效果上基本一致：一个崭新的，高度宜居的市中心又使得城市重新焕发生机，随之而来的是独特且带有艺术气息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极富感染力（图2）。但盛景背后是相当不稳定的现象（对于那些有能力在房地产游戏中下注的人来说），即在内城，房价以天文数字在增长。自2009年起至2010年末，两个城市的房价都达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峰，温哥华的房价上涨了11%，墨尔本的房价上涨超过30%。尽管现在两个城市的房价水平趋于稳定，但相比五年前，温哥华的房价增长了60%，墨尔本增长了43.4%。

图2 双城成功的市区重建: 墨尔本和温哥华的天际轮廓线

这两座城市的市貌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确实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某些创意区。人们将温哥华的市中心区宣传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伟大的城市发展尝试，并将它描述为“未来城镇”。利用相似的城市条件——密集的人口、精致的绿化以及多姿多彩的街景布局，墨尔本的南岸区和南雅拉区可能发展成为温哥华的耶鲁镇和高豪港（图3）。墨尔本熙熙攘攘、充满历史感的悉尼路上曾经有一些来自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的移民社区以及不同种族人开的商店，但现在占据主流的是有着纹身和不受欣赏的嬉皮士一代的文化。而这也符合悉尼路的商业发展模式，因此悉尼路可以发展成为类似温哥华的金马素街或者南缅街那样的模式（图4）。然而，除了那些时髦的城区，生活在郊区，住着独栋别墅的人们，仍然像往常一样开着车来来往往。对于他们来说，也就可能感受不到现代都市热情洋溢的生活了。

图3 双城的新城市宜居性：墨尔本的南岸和温哥华的市中心南部

图4 双城再利用的城市宜居性：墨尔本的悉尼路和温哥华的南缅街

而增长主要发生在郊区。2006年，温哥华37%的人口居住在有分层产权的房子里，但预计直至2040年，有这些房子的区域仍会有12%的增长率；而萨里郡郊区则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增长率为27%。在墨尔本，从2001—2006年，相比核心区0.9%的人口增长率，市中心以外区域的人口增长率是4.1%。2010—2011年，墨尔本市区人口（66900人）增长速度超过了澳大利亚其他所有城市，而其周边郊区，如温德姆区（7.8%）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位居全国首位。2009—2010年间，大约有68%的增长出现在距离市中心超过20km的地区。

与此同时，这两座城市的郊区在心态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你们（加拿大或温哥华）母亲那个年代”的郊区了。在温哥华，超过一半的新型郊区房屋是公寓或排屋：这种形式的房屋比例在一些地区超过了90%。2010—2011年，允许在墨尔本建造的新房屋几乎50%是公寓。墨尔本绿地发展计划制定的最小目标人口密度为每15位民居一公顷可开发用地（超出了北美智能发展模式规定的标准）。

墨尔本和加拿大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均等性

相比温哥华，墨尔本显得非常现代——从300m高的尤里卡大厦，联邦广场华丽的市民机构，到干净明亮、充满活力、繁华细致的巷道，再到神圣、宽敞的墨尔本板球场（MCG）——整个城市充满了引人注目的建筑。但与此同时，墨尔本又出奇的陈旧——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住房塔楼群和有轨电车，踏板和狭窄的车门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只收现金的商店；位于亚拉河岸边，令人毛骨悚然的皇冠赌场占据了一整个街区，吞噬了所有敢闯入其领域的车辆和行人；位于国王街的“男士娱乐场所”有很多扑克俱乐部和脱衣舞俱乐部。

关于墨尔本这座城市两面性的完美例证还得是咖啡。咖啡馆无处不在，而且基本上不是特许经营的；它是那些睡眼惺忪的人们的依赖，是一个核心的社会机构；它是珍贵的奢侈品，也是乏味的一天工作的惯例。无法解释，在没有特殊、严厉规定的情况下，政府是如何说服全城所有的小店购买昂贵的意大利咖啡机，学会制作精美拉花的。这使人们联想到了像谷歌服务器农场那样规模的咖啡师培训中心。而墨尔本人的解释很简单：如果他们不提供上好的玛奇朵咖啡，生意就会不好。至于温哥华的咖啡文化，实际上已经外包给了少数大企业，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好符合一个宜居郊区或宜居城市生活的宣传形象。典型的郊区居民有他们自己的咖啡文化——提姆•霍顿（Tim Horton’s，加拿大有名的连锁咖啡店），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一个同事曾提出过“星巴克指数”的说法，它指的是一个衡量标准——以星巴克半径200m的辐射范围为准，不在这一范围的温哥华人会感到安全感急剧下降。但在墨尔本，星巴克的运营举步维艰，2006年一年之内，新开的星巴克店70%被迫倒闭。偶尔的坏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总是发生在咖啡生意上。而在温哥华，试图超越寡头垄断的咖啡商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比墨尔本咖啡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咖啡文化。这也将引出我们的第二个区别。人们可以“不用掏一枚硬币”就可以在一间时尚的墨尔本咖啡店逗留。比如，卡尔顿的Seven Seeds咖啡馆，它位于墨尔本大学外的一个小巷，其特色是让客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咖啡树丛。老顾客们坐在桌旁，呼吸着咖啡的香气，享受完正在供应的美味，然后起身离开。咖啡馆里有一台自动收银机，希望顾客能自觉前去付款。

而在北美，人们习惯了在这个方面有人监督：在商店或饭店有人监督，在公共交通上有人监督，在公园和公共场所的行为有人监督。而简单的澳大利亚人这种避开谈钱的方式，避免了买方—卖方在结账时，清点钱数的尴尬，这是一种文明的、有助于产生信任感的方式。而这似乎也带来了其他临时发生的一对一谈判，但却是温哥华人不敢想象的；这种你给我取的方式使你确定，你确确实实完全融入在这个城市里。而在北美，整个城市化的基础并不是这种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经合组织（2011）为其“更好生活计划”（Better Life Initiative）进行了一项调查，澳大利亚位居榜首，加拿大紧随其后。受访者被问到在过去一个月里是否帮助过陌生人。在这方面，加拿大比澳大利亚略胜一筹。66%的加拿大受访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澳大利亚受访者的比率是65%。但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似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区别无法仅用交换价值来测量。也就是说，无法仅用经济或者金钱价值衡量给予和接收的“帮助”。“大温哥华食物银行社会”（The Greater Vancouver Food Bank Society）组织运营着15个区域性仓库，每周为大约9000人提供食物救济，还通过向100个代理机构提供援助的方式，为另外16000人提供食物。该组织估算，其中40%的受助者是儿童【该组织的网址是https://www.food-bank.bc.ca/】。而早晨在食物银行门外排起的长队，往往使澳大利亚游客感到震惊，因为这样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不存在。在澳大利亚有住在落后郊区的被主流人群所忽视的弱势群体，但没有排队领取食物的需要。维多利亚食品银行（Foodbank Victoria）接受来自批发商与零售商所捐助的食物，并将其分配给慈善组织，而不是直接发放给个人。通过这种方式，该机构每周给全国18 000人提供食物。这种通过慈善组织渠道分配食物，而不是直接面向个人打开食物仓库的方法是由慈善组织与政府社会服务部门构思并运营的。他们将这种服务称为“网关服务”（gateway service），这样，至少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国家社区健康中心网络也会对饥民提供支持与帮助，从而为健康、瘾君子或精神健康看护等方面的需求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墨尔本市2010年对于流浪者的街头统计调查发现，1300人处于各种无家可归的状态，并且约100人露宿街头。温哥华市则发现1715名无家可归者，其中，在进行统计调查的2010年3月份，有421人处于露宿街头的状态。考虑到人群的差异性，比较两个城市无家可归人员的绝对数字并无意义，而应当比较两个城市在满足最底层民众的需求方面表现如何。在墨尔本，不到8%的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而在温哥华则有大约25%的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对于温哥华而言，这个数字还是在2009—2010年大力投入新庇护所建设，使街头无家可归者比例较2008年下降近一半之后的结果。点滴细节的堆积使真相逐渐清晰：真正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不均等性。从全国层面看，在2004年，加拿大收入分配中前10%人口的收入是后10%人口收入的4.8倍，相较而言，在澳大利亚仅为2.8倍。在城市中，两极化的情况更为严峻。2006年，在温哥华都市区，收入分配中前10%人口的收入是后10%人口收入的10倍。而同一年在墨尔本都市区，即便考虑收入分配中前20%的人口，其收入也只是后20%人口收入的3.6倍。大多数差距存在于收入分布的低端，因为如果将前10%的人口收入与中位数收入进行对比，两个国家的比值都在2倍左右。差距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不同的人口群体中，这可能会扭曲某些数据（年轻人、新移民、女性）（LaRoccelle-Cote & Dionne, 2009）。这表明不平等是由最低工资水平以及提供的总体社会服务水平造成的。这是我们在街道和市郊所看到的区别的最根本原因。

澳大利亚有一个最低工资的国家线，每年会根据澳大利亚法定审查机关——公平工作委员的审核做出调整，并且会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设定的条件。2011年7月，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了每小时15.51美元。此次提高是基于一次关于社会公平的辩论，辩论认为这种程度的调高并不过分，且在雇主支出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从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全国，当然包括墨尔本市的最低工资实际价值上涨了7.1%。而与此同时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最低工资却停滞在每小时8美元。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的省政府最先宣布一系列政策之一就是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0.25美元（在2012年5月之前）。尽管政府承认哥伦比亚省的最低工资在加拿大所有省中是最低的，但在提高工资的辩论之中，关系的不仅仅是平等，更多的是竞争力，因为低工资被视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克拉克总理曾说过，“不列颠哥伦比亚工人的工资需与他们在工作上面临的挑战成正比，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承认企业应该得到稳定和可预测性的保障……”。

由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委托进行的对所有人口群体进行的调查表明，澳大利亚的实际财富平均分配状况并不像澳大利亚人认为的那样好。他们表示自己愿意生活在一个公共财富分配更加平等的国家。他们认为的最低理想工资比实际情况多了2美元。当告知实际最低工资的水平时，83%的人认为它应该更高（5%持相反意见）。这就是说，如果墨尔本人对本市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尽管相比温哥华的标准，他们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比较低了，但墨尔本人也将不愿意接受这种状况，或者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基于“卢森堡收入研究”的数据，2004年加拿大在美国之后，险些成为拥有最多低收入工人的国家，也就是四位工人中有一位的收入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在澳大利亚，此类人群所占比例为11.4%【“卢森堡收入研究”（http://www.lisdatacenter.org/）是一个跨国的数据中心和网络数据库管理系统。尽管拿不到更多最新的国家比较数据，但基于低收入调查和菜篮子调查，2004—2009年之间加拿大的低收入水平是停滞的，而失业率几乎增长了1%~8.4%。在澳大利亚，最近的可用数据还显示从2005—2006 年，平均实际家庭可支配收入处于低收入组】。

温哥华在哪些地方产生了差距呢？让我们想象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区域

墨尔本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缺少一个能够参与到“大都市构思”中，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机构。它缺少一个将当地市政局联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大都市区的区域政府，就像温哥华有一个“大温哥华区域管理局”。墨尔本市好像是在代表整个大都市区的利益说话，但实际上，无论在政策制定还是规划上，都不是这样。而大温哥华区域政府及其制定的区域增长战略，允许23个地方政府在区域规划的范围内，表达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区域政府还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制定“延伸目标”，而这是地方政府所做不到的。比如，最明显的城市增长界限问题，地方政府就无力解决。温哥华的一个城市发展界限规划（大约800k㎡，占整个区域面积的28%）规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将农业用地、重要保留区域，以及不适合未来城市发展的农村地区排除在城市发展用地的范围之外。而在墨尔本，为了使房价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为了达到5年的预计增幅，墨尔本的城市增长界限（目前是2786k㎡）不断被保守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扩大。因此，温哥华的增长界限是一个关于发展的合同，它规定，发展需要与农业用地和开放空间的保存相匹配。而在墨尔本，国家建立的增长界限是为郊区土地储备而服务的。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体现出温哥华区域政府在扩展可持续发展愿景方面的价值，这在最近一轮的区域规划中也有所体现，那就是区域政府规定，建设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虽然这个计划在这一次的尝试中没有成功，但是该计划在未来还是会被执行（已经有3个区域市政当局各自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在温哥华，20%的新建房屋必须是经济适用房）【温哥华地区三个包容分区策略的城市有温哥华、北温哥华和萨里。对于这些政策的诠释和执行可谓多种多样。在温哥华，20%的政策要求单位建新房时要提供保障性住房，但有时政府高层从建设到运营的支持非常稀缺】。区域规模上的交通规划也发挥了效率。在温哥华，代表该区域所有的市政当局的市长们形成了一个市长议会。2011年，该议会投票通过了增加汽油税和未来财产税的决议，并以此为资金改善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统。同时，这个议会也正在游说，以获得更多的省级资金来源。在墨尔本，国家管理的综合城市交通系统“Metlink”也许会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变更管理体制的需要。之前，该市引入了智能交通卡系统“Myki”，但现在的状况是，它比预定时间晚了5年时间，且耗资10亿之多，而墨尔本市民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这个系统。Myki的失败不断消磨着墨尔本人对于Metlink和继任州政府的信心。人们在火车站出行时问题重重：IT系统负荷过重，经常出现收错钱或多收钱的状况，尤其另人不解的是，购买单程票的程序极其繁琐。想要单程旅行的游客必须先购买一个6美元的myki卡，至少在里面充值10美元，然后等待24小时，才能使用这个卡。

谁是城市生活的合理受益者，这个未解决的问题也体现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墨尔本的公众参与显得不足，公民—政府关系也有些盲目的家长式作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墨尔本与温哥华的差距。温哥华区域政府和市政府都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而温哥华公民在长期规划和战略决策上的参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大区域范围内，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Talk Green到Us网站【可以从网址http://talkgreenvancouver.ca/获取信息】，从设计之夜（Pechakucha）活动和其他与艺术相关的公众互动集会，到第二届年度大温哥华可持续发展会议【2011年可持续大会的信息可以在http://www.metrovancouver.org/region/congress/Pages/default.aspx找到】和定期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早午餐对话等（已持续5年）。

而墨尔本的公民参与，要么是敷衍的——一个计划中的未来墨尔本脸书网页，将邀请那些有兴趣的人参与公众事宜讨论，但这个计划似乎从未实现过；要么是精心策划的——一群高格调的专家小组在联合广场闪亮的BMW Edge剧场开会讨论。而这些参会者看起来对彼此很了解，且双方长期以来一直对某个问题持相反意见。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本来就彼此很熟悉，有可能从高中开始就认识。而温哥华政府早已吸取了教训，那就是无论尝试任何改变，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公众广泛地参与到实施一个计划的过程中。墨尔本的策略则更像是在后屋进行的秘密讨论，他们不希望公众了解到相关信息。但通常，爱管闲事的记者总会捕捉到一些风声。2010年，墨尔本的《时代》日报披露，当时的政府已经提前决定了要阻止一个著名的遗产地标——温莎酒店的重建计划，但为了给其决定提供辩护理由，他们计划伪造一个公众咨询过程。这些丑闻导致了一种情况，那就是除了骗过那些轻信的公民，这种让公民参与的努力遭到了澳洲人的嘲笑。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澳大利亚人，至少那些参与调查的澳大利亚人，都认识到了公平的重要性，特别是公平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而且这种认知是政府治理结构所支持的。这种结构保护一些致力于经济公平的措施。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对于整体城市生活质量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墨尔本提供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在城市中生活的令人兴奋的概念：它拥有非凡的文化机构，在这里人们可以与各行各业的人接触；丰富的公共生活、酒慢摇吧（pop-up bar）和提供小规模现场演出的场地；看似很多的高质量工作机会；不断刺激人们感官和视觉的繁华景象；可以触摸到的城市历史，等等。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禁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在“谁生活在城市中，又是为了谁”——这个老问题上的陈旧观念。高度发达的墨尔本市中心针对的目标人群很明确：大学生、老年人、外国投资者和号称“空中飞人”的专业人士。但城市的发展目的也可以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温哥华在这一点上就赢过了墨尔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市化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一个规划和政策的概念，然而墨尔本的城市规划者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概念。墨尔本的中心商务区内没有小学，除了熙熙攘攘的“维多利亚女王露天市场”，很少有地方能购买到新鲜食物。尽管墨尔本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但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关键服务仍然有所欠缺。

政府和企业部门之间却没有这些紧张的关系。墨尔本市作为州的首府和经济中心，实际上只有约10万居民，因此它的重点放在了商业关系而不是公民关系上。墨尔本市的居民确实有权投票，选举出自己的市长和议会。但任何两个联名业主，或者任何拥有商业资产的人，只要这种商业资产是上税的，也都有这样的权利。是的，在墨尔本市的选举中，一张企业投票算两票，而一张公民投票却只是一票。但这条规则并不适用于其他构成墨尔本大都市区的郊区城市。这一战略对于确保墨尔本在澳大利亚及整个南太平洋的商业中心地位是相当成功的。墨尔本可以在市区生活方面向温哥华学习，而温哥华则可以在市区的商业经营方面向墨尔本学习一二。很多大公司的总部，像NAB和澳新银行，都位于墨尔本的达克兰区，且全部达到国家最高的绿色建筑标准（6星级），尽管经历了几轮裁员和离岸外包，它们仍然解决了10000人的就业。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过程对于城市生活和规划的民主参与来说却不被看好。

当然，墨尔本也拥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布购物袋几乎和围巾一样成为人们身上普遍的装饰物。人们对于支持本地商业和绕开连锁店（考虑到墨尔本拥有众多种类丰富的独立企业，这种做法就没有任何负担）感到非常自豪。房屋中的节水和节能设备十分先进。它们由像零碳莫兰【详情可登录http://www.mefl.com.au/get-involved/zero-carbonmoreland.Html】和塞雷斯【网站http://www.ceres.org.au/上有关于塞雷斯社区环境信息中心和墨尔本城市农场的信息】这样的当地项目支持安装，旨在帮助业主更加高效的节约能源。你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关于节能家居装修、节能改造的免费建议，免费获取自行车安全帽上的LED灯，以及其他一些自行车修理配件。联邦计划已经准备好或已在全国范围内对屋顶上的绝缘材料和太阳能电池板进行了补贴。然而，这些项目涉及的都是拥有房产的个人。而那些邀请市民参与到政策和规划中的行为，比如邀请市民对可持续发展城市进行设想和参与行动，使其考虑个人为实现更少排放目标而承担的责任等，则只发生在了温哥华【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哥华格林斯特2020 年计划”（http://vancouver.ca/greenestcity/）】。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两座城市对于“政府和公民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所持的不同观念。当然，澳大利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95%）中，拥有最高水平的选民投票率。1925年以来，在法律处罚的威慑下，澳大利亚投票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而公众对这种义务投票的支持度也很高。这样一来，就没有政党敢篡改规则。优先选举制是无可争议的规范，选举都在周六举行。选民会支持不同的对象，选举后的庆功会或安慰会一直开到深夜。人们拥挤在酒吧和院子里，密切关注着选举情况的进行。而加拿大人在选举站的表现却是怠忽的、悲观的。最近在哥伦比亚省的选举中，人们的这种情绪就有所体现。政府对“简单多数当选”制度进行了改革，旨在消除潜在的不民主因素，而选民们却对此改革却表示深深怀疑【200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公民选举改革大会覆盖了省里每一个选区的代表，并研究和推荐了新的选举制度以供公民选择。大会的技术报告记录了这些建议（http://www.citizensassembly.bc.ca/resources/TechReport(full).pdf）。新的选举制度跟澳大利亚使用的制度几乎相同，并且2005年和2009 年的备忘录向该省的公民提出了建议，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然而，用投票率以外的其他指标衡量，加拿大的公民参与率高出了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70%受访的加拿大人认为，相比加入一个政党，加入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实现改变政府政策这一目标的更有效方式。近40%的加拿大人声称加入了某个组织。这些组织有时扮演着诉求团体的角色；11%的加拿大人声称加入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而这种比率在过去20年中不断上升。通过调查询问澳大利亚人他们认为民主的哪些方面是最重要的，哪些民主措施实行良好或不好，我们得出了澳大利亚“民主赤字”的性质和范围。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的民主模式不同于加拿大，对他们来说，政治家们的诚实和正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民主制度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公众对税收、法律和政治公平、媒体多样性的信心不足，也包括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中。

结论

我们看到，在宜居性竞争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潜力发面，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不同的结果。对于那些有钱或者有立足资本的，有工作或有工作能力的，接受过良好教育或可以接受教育的，在面对希望在哪里生活这个问题时，有选择能力的群体来说，我们的意见相左。这种分歧的解决，需要依靠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网页上进行探讨。有好咖啡豆，才有好咖啡；有刺激，才有文化；有娱乐，才有休闲。这些都是文化和生活方式偏好选择的问题，它们涉及这两座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前景。两座城市将一直在这些方面展开竞争。而对于那些没那么幸运的群体，墨尔本有关于社会公正的辩论，无论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饭桌上；而温哥华的穷人会更穷，几乎没有人敢议论说公平应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

而在未来城市发展方面，我们认为温哥华占据优势，因为公众更倾向于自己而非借助他人为未来城市进行设想，更重要的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城市未来规划中。换句话说，温哥华可能在错误的国家历史政策环境下，用一个正确的治理机制和民主习惯去创造一个宜居、可持续的城市。相比之下，墨尔本更有可能将宜居性与可持续性发展结合起来，但对于谁才是关键参与者，以及如何将公民和政府结合起来这样的问题，却缺乏理解。但如果国家及省级政府不去监督企业运行，不去确保社会安全，那么无论公民在城市和区域的政策和规划方面的参与程度有多高，都抵消不了这些影响。然而，改进、激励和引导公民、地方政府、区域政府的力量，找到城市宜居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点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强调宜居和生活方式的价值。那些城市当中的佼佼者，比如墨尔本和温哥华，如果它们敢于声称，宜居性并不是一个城市奋斗的全部目标，而且不仅仅城市有可持续宜居的需求，国家也应有此需求——城市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那么它们就可以明确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在公平问题上采取一个原则性的立场，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和方向就永远无法指引我们解决城市中的许多人还享受不到宜居性的问题：整体城市规划需要宏观思考和行动。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鼓起勇气一致地思考城市未来的长期发展，那么不仅在城市层面，在省级和联邦层面同样如此，我们将错失从内部开始进行改革的机会，而只好等待外部危机迫使我们进行改变。

感谢天津理工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李博老师对译文的指导和建议。

作者：梅格•霍尔登，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mholden@sfu.ca

安迪•赛里，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andy.scerri@rmit.edu.an

译者：刘倩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liuqq.15b@igsnrr.ac.cn

公众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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