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2017.1】试论19世纪英国城市公园的兴起成因

——精华版——

城市公园作为一座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显著特点。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政府出资建造同时向每个社会阶层免费开放——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从私家园林到城市公园的转变，既受到19世纪英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催化，也是城市中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主要是中产阶层）为消除城市化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一种尝试。

欧洲早期的公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世纪时期皇家或贵族所私有的园林，主要用途在于打猎，园林成为个人地位与财富的象征——进园林者，非富即贵。另一种形式就是出现在古代雅典的公共广场，但是能进入广场的是排除了广大妇女、奴隶、外邦人之外的少部分城邦男子。18世纪以来，早期公园的私人化色彩逐渐减弱，公园的公共化初露端倪。这一方面是由于数量很大的一批贵族公园开始向公众开放，许多市民因此有机会进行户外休闲；另一方面也与公用地（commons）的使用权由庄园主转交政府有关。

到了19世纪，英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交通事业、城市公共空间都有了新的变化。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很快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人与城市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自然环境方面，城市扩张导致自然土地大量减少，人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同时，城市的过度拥挤以及各种城市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产生了一种怀旧之情。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拉力”以及农村地区圈地运动的“推力”使得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密度。1800年整个英国还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已有5座，而到了1891年则达到了23座。然而，城市的基础建设却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脚步，“拥挤”和“肮脏”成为许多城市共有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各种疾病的肆虐也就不足为奇了。疾病的蔓延、死亡的降临让社会改革者和中上阶层意识到：工人阶层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多余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是为自己、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社会环境方面，建立公园，给普通公众以休闲的空间与权利，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缓解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

除了客观因素，在19世纪推进公园公共化的过程中，各个阶层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贵族阶层在民主思想的感染下加速了园林的改造；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使其有欲望也有能力成为推动社会改良和城市公共空间改革的旗手，试图掌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无产阶级虽然并没有很多休闲的时间，但其内心仍然充满着对自然的向往。

自19世纪中叶的英国激荡开去，造园运动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这既是城市化进行到更高层次的表现——从关注人口、大楼等数量指标到关注城市中的“人”，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为公共福利奔走呼吁的成果。如果说城市能够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公园恰恰就是两者间的天然纽带，发挥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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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上符合现代公园定义的公园始现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公园从私家园林到公共园林的转变，既有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城市改革者的主观因素。对私家园林到公园过程的探讨，折射出公共空间在城市化转型期的嬗变，对于当下的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公园作为一座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显著特点。它们同时也是城市绿地建设的体现，是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政府出资建造同时面向每个社会阶层免费开放——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从私家园林到城市公园的转变，既受到19世纪英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催化，同时也是城市中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为消除城市化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一种尝试。

1 城市公园之溯源——私家园林

循着历史轨迹看英国公园的发展，会发现早期的园林充斥着私人化的色彩，是有闲阶级进行炫耀的所有物，而后这种私人性逐渐淡化，公共性日益彰显，最终于19世纪形成了现代语境中由政府出资，对全民开放，目的在于休闲娱乐的公园。

欧洲早期的公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世纪时期皇家或贵族私有的园林，主要用途在于打猎，因此需要用墙或者厚厚的树篱围出一块专门的场地，将动物圈在其中并且赶走此块土地上的农民。园林成为个人地位与财富的象征——进园林者，非富即贵；同时，打猎这项活动也体现着有闲阶级的生活特质——炫耀式的免于一切有用的劳役，多多少少保有明显的功勋成分。另一种形式就是出现在古代雅典的公共广场，里面通常有雕塑长廊和用于宗教活动的场所，城邦公民在广场上进行体育锻炼、政治演说和一系列社会活动，但是能进入广场的是排除了广大妇女、奴隶、外邦人之外的少部分城邦男子。

从17世纪开始，许多西欧的城市都有了林荫道（tree-lined walks），通常是在城市的郊区地带，是当地贵族进行漫步、聚会和谈话的场所。同时还有许多商业的游乐场（pleasure garden），其中交织着一些装饰精美的走道和绿色植物的布景，还伴有音乐和灯光照明，但普通民众仍然被拒之门外。

18世纪以来，早期公园的私人化色彩逐渐减弱，公园的公共化初露端倪。这在一方面是由于数量很大的一批贵族公园开始向公众开放，许多市民因此有机会进行户外休闲。位于伦敦的格林公园（Green Park）和海德公园（Hyde Park）从1635年开始对公众开放，并且常被用来举行贵族的庆典活动。18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的春天花园（Spring Gardens，也就是之后的沃克斯豪尔公园）以及兰尼拉花园（Ranelagh Gardens）在重新设计之后，吸引了将近1万名游客来参加在公园举办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与公用地（commons）的转化有关。历史上，公用地就是没有圈用的荒地（山林、沼地、荒野或有草的山地），远离住宅附近的可耕、草甸和牧场。1235年的《默顿法案》承认了庄园主对公用地的权利。几个世纪以来，公用地的所有权与庄园主的许可权一直存在着矛盾，因为庄园主要保证剩下的土地能够满足饲养家畜的需要。19世纪，随着圈地运动的消亡（1865—1875年这10年是圈地运动的最后阶段），英国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圈围的土地。此外，工业革命和海外扩张形成的英国富裕资产阶级社会不是把公用地全部作为牧场，而是将其作为城市市民用地的一部分，在伦敦开始了保护公用地的运动。因此，公用地的许可权实际上移交给政府，逐渐被改造成主要用于休闲活动的公共土地。

2 城市公园之成因初探——客观因素

19世纪以来，英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交通事业、城市公共空间都有了新的变化。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很快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人与城市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土地的大量减少、各种城市病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环境的动荡，广大无产阶级逐渐觉醒，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呼告，社会矛盾日益彰显。此时，公园的公共化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是为改善城市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剂良方。

2.1 自然环境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对原有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许多破坏。其一，城市扩张导致自然土地大量减少，人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关于人行道和乡村进入权的报告》（Footpath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Report）中就写到：工业革命把人们连根拔起，越来越远离古老的土壤，原初的环境荡然无存，乡村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与乡村的亲密联系被剥夺了……从这种都市现状里产生不出有能耐的男男女女。19世纪初期，农业风景和公用地紧邻工业城镇而存在，在繁重的工作之后，人们可以步行到近郊放松身心。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尤其在使用蒸汽作为动力之后，工厂摆脱了单纯依靠水力的束缚，开始遍地林立。此外，随着城镇的扩张，那些人们便于使用的敞地和人行道逐渐消失了——奥海姆（Oheim）外的公用沼泽地就消失于8个棉纺厂和236栋房子之下。在城镇，专为上流社会使用的游乐场占用了以前的敞地。街道也有相当数量的发展，1820—1850年间，伯明翰附近的农田和花园被建筑物迅速吞没。公众的露天空间越缩越小，人们白天行走的范围甚至已经缩小到工厂哨声或铃声已圈定或正在圈定的半径范围内。

露天空间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低等阶层（追求）低级的、伤风败俗的娱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工人阶级在啤酒馆买醉，忘却了自我责任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家认为“啤酒馆是醉鬼的推动器，是仆人和孩童的堕落坑，是胡作非为的避风港，是教堂出勤的大敌，是过分饮酒造成第二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者将进入休闲风景区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

其二，城市的过度拥挤以及各种城市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产生了一种怀旧之情。对公园开放性和公共性的追求，充分表明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向往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结合的方式。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拉力”以及农村地区圈地运动的“推力”使得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密度。1800年整个英国还没有一个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已有5座，而到了1891年则达到了23座。根据人口统计，1801—1831年间，英国的总人口以每十年将近16%的比率增长；同期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得更为迅速，以五个省级城市为例，曼彻斯特每十年增长比率为27.85%，格拉斯哥为27.65%，利物浦为25.99%，利兹为25.78%，伯明翰为20.04%。1851年既让全世界看到了英国正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同时也见证了英国的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

然而，城市的基础建设却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脚步，导致各种城市问题层出不穷。一是“拥挤”。工人阶级不仅要在工作时挤在面积狭小、通风不良的工厂，工作后的住房条件更是恶劣。曼彻斯特统计协会（Manchester Statistical Association）调查了伯里市2755户工人住宅，平均一床睡2人以下的只有413户，其余的平均每床都睡2人以上，其中睡3~4人的有773户，睡4~5人的有207户，睡5人的有63户，有的家庭甚至6人同挤一床，把床的两头都躺满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连一个简陋的栖身之所都没有的劳动者，只能流落街头——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东不会去打扰他们的任何角落里度过漫漫长夜，或者花一两个便士去所谓夜店（lodging-house）里过夜，房子里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能放多少就放多少，每张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拥挤的城市使得人们对自由的空气、自由的空间更加向往——工人阶级前往风景区“不是为了用诗人之眼梦幻般地凝视自然，而是为了远离工厂的敌对关系，在山区和溪谷中重获友情”。

二是“肮脏”。污物和噪声成为维多利亚城市的特征——污物来自火车、工厂和住宅的烟囱、马匹，噪声则来自二轮货车、马车以及马蹄叩击圆石块所发出的声音。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就连人们呼吸的空气也没有逃过被污染的宿命——由于工厂烟囱和家庭燃煤取暖排放的烟尘，以及来往于泰晤士河上的燃煤船和铁路上的火车头所排放的污染物，使整个英国笼罩在一层烟尘之中，甚至产生了一个新词汇——烟雾（smog）。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各种疾病的肆虐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甚至被看作工人阶级的报复。被仆人、商贩等组成的非常贫穷的群众所环绕的富人们，突然变得非常容易受疾病感染。当时还未就任的坎特伯里大主教泰特的7个子女中有5人于1856年死于猩红热。1832年一次可怕的霍乱流行病从中东掠过欧洲，大约使31000英国人丧生。疾病的蔓延、死亡的降临让社会改革者和中上阶级意识到：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多余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是为自己、为整个社会谋福利。1837年，激进的改革家约瑟夫•休姆（Joseph Hume）提议：在所有圈地议案中，应该规定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用于周边居民的锻炼和休闲；假如委员会（圈地）议案里没有这条强制性规定，他们需要专门向议会呈交报告说明其不遵守议会条款的理由。

2.2 社会环境

建立公园——给普通公众以休闲的空间与权利，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缓解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18世纪中期的英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逐渐壮大发展。过低的工资水平、几乎不存在的政治权利、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开始主动争取属于自我的权利。要求改革的游行之频繁和波及范围之广，显示了危机的严重性和几近革命的不满之深度和广度。游行的规模也很庞大：1831年秋和1832年春在伯明翰和伦敦举行的游行分别有10多万人参加。工人阶级通过占领街道、广场、公地等公共空间彰显自我权利，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例如在1848年的宪章运动中，无产阶级就选择了伦敦南部的肯宁顿公地（Cannington Common）作为游行示威的场所，之后政府有目的地对其进行改造，于1852年将其变成肯宁顿公园，园内建设了林荫道、花圃、草地、儿童嬉戏场所，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样的环境里举行抗议活动。

3 城市公园之成因初探——主观因素

在19世纪推进公园公共化的过程中，各个阶级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贵族阶层在民主思想的感染下加速了园林的改造；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使其有欲望也有能力成为推动社会改良和城市公共空间改革的旗手，试图掌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无产阶级虽然并没有很多休闲的时间，但其内心仍然充满着对自然的向往。

3.1 中产阶级

17世纪末期以及整个18世纪，当时被称为“中等类别”（middling sort）的阶层开始崛起：商人、工匠、（也许最重要的是）新近迅速壮大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社会秩序的重组。中产阶级成功的其他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几点：制造业、商业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因城市发展和工业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专业化；由于议会改革而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依赖于农业和地产的旧贵族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中产阶级对城市公共空间改革的倡导，其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他们对上层阶级趋于模仿的态度。他们立志模仿绅士的教育、风度、举止而绅士化，正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说，“英格兰正发展起一个贵族资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贵族。”因此，一个由风景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等级。在18世纪，新的公共建筑在城市中矗立起来，包括剧院、歌剧厅、医院、军营以及教堂；同时，一些豪华别墅（smart mansions）、联排住房（terrace houses）开始流行起来，其中经常缀以私人的公园或园林。当然，它们主要是为一些地主、商人以及富裕的中产阶级准备的。

其次，中产阶级向郊区的扩展也促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在英国的城市中，中产阶级的别墅通常都有用墙围起来的花园，别墅通常建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以此远离环境污染、社会秩序混乱的市中心，这也就逐渐形成了相对隔离的市郊地带。1855年一位法国游客曾说：“伦敦的居民……居住在郊区，仅仅把城市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无需赘言，居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能够享受到清新的空气、美妙的风光，这种田园风情为中产阶级改革者提供了灵感，在城市中也建立起一个拥有自然风光、清新空气、美好景观的公共空间便成为城市改革的目标，公园自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

最后，随着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对社会活动的热情也在增加，以此达到扩大其阶级影响力的目的。也就是说，英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通过一种饱满的热情控制、提升并且重组下层阶级，加强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受浪漫主义【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曾影响人类思想和感受的文艺思潮，其特征包括：强烈的主观性，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提倡自然】诗学和政治的影响，中产阶级对自然产生了一种向往，开始反思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一种人与自然的隔绝状态，这可以从19世纪中等阶级所倡导的改善工人阶级健康和卫生状况的改革运动中窥见一二。

3.2 无产阶级

在中产阶级之下的人数更为众多的无产阶级在19世纪也有了一种思想上“休闲的萌芽”，这可以从当时《图说伦敦新闻》（Illustrate London News）所谓的“全景热”（panoramania）现象中得到验证。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最初全景画和立体布景要么在独立的圆形大厅展出，要么在特许剧场哑剧中以卷轴画的形式展现，主要观众是贵族和中产阶级。而到了19世纪，剧场布景画家离开哑剧舞台，转而为集市上的巡回演出绘制全景画，广大的公众也就有机会接触全景画和立体布景了。由于布景画家的参与，全景画和立体布景得以推广到首都之外的城市，出现在当地专门为此修建的圆形大厅，那里面为不同阶层的观众提供不同的设施。全景画在“更低的阶层”大受欢迎。虽然从实际而言，在一天筋疲力尽的工作之后无产阶级并没有精力去进行休闲活动，但他们对大自然仍然心向往之，此时在城市中公园的开放无疑是大众的心声，是历史的潮流。

当然，历史的发展有时也有其偶然性，例如1847年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坐落于繁华港口利物浦的对岸，伯肯海德地区经历了从偏僻乡村到繁华城市的激变（由于一系列城市问题，利物浦市民开始迁往该地）。19世纪20年代后期，当地居民人口的数量达到原有的数十倍。随着新城的不断发展，人们意识到不能让伯肯海德重蹈利物浦的覆辙，于是议会在183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即组建了伯肯海德发展委员会来运营这个城镇的发展。由于伯肯海德地处郊区，土地广阔，地价低廉，委员会才有足够的资金来建立公园。

4 城市公园的成果及启示

自19世纪中叶的英国激荡开去，造园运动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法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建设了城市公园，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展了城市美化运动，建造了诸如纽约中央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等地标性场所。这既是城市化进行到更高层次的表现——从关注人口、大楼等数量指标到关注城市中的“人”，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为公共福利奔走呼吁的成果。如果说城市的调解功能是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公园恰恰就是两者间的天然纽带，发挥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

4.1 城市公园的内部建设

与专属贵族的园林相比，城市公园的设计更加注重平等性与公共性，能够较好地满足各个阶层的休闲需求。公园被设计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和开阔大草地，用途广泛，设计多样。如伯肯海德公园的土地使用就分为三大块——公共园林用地（landscaped parkland）、公园设施用地及运动场地（park facilities/sports grounds）和居住用地（residential），其中运动场地包括橄榄球场、板球运动场、网球场、足球场、游戏场所等等。而建于1927年的科帕公园（Cupar Park）则有这样几个景观功能分区：林荫散步区、大草坪景观区、儿童活动区、疏林草地景观区、雕塑纪念区及管理区。

相比之下，我国的城市公园分区就显得较为单一，往往是几块草皮或简单的运动器械了事，运动场地大量缺乏。当然，在大城市地价如此高昂的情况下要求大面积的运动场地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因此从满足羽毛球、网球、篮球这些运动入手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4.2 对整座城市环境的改善

不论是将私有园林改造为公园，或者是在荒地上创造出公园，都为被钢筋水泥环绕的城市增添了几分绿意，使普通民众有了更多机会亲近自然。公园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城市环境，缓解了城市拥挤、肮脏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此外，公园也是城市复兴的重要因素，如在伯肯海德公园的建造过程中，政府将周边1/3的土地用于私人住宅的开发。由于公园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周边的土地地价高升，出让这些土地的收益在支付了公园的土地购买费用和全部建造费用后还有盈余。并且在之后若干年内，公园的良好经营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也使周边更广大的地区地价上升。位于伦敦纽汉地区的泰晤士河坝公园（Thames Barrier Park）的建成则成为该区域复兴的催化剂，沿着公园西面边界建设的、鸟瞰全园的住宅区在完工之前已经销售过半。另外，有针对伦敦绿地进行的边际价值研究，显示房价与距离公园绿地中心的远近成反比，距离越近，房价越高。

4.3 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

公园是城市之肺，是钢筋水泥的城市中的那一抹绿色。现代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加，人们对自然的呼唤、对休闲的需求愈加强烈，公园是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无门槛场所。人们可以在公园中静静地欣赏花草湖泊，与自然亲密接触；可以独自放空，暂时忘却工作和生活的烦恼；也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进行体育运动或只是简单地相聚。此时的公园具备了个人社会化的重要作用，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之一。

此外，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使人与人的交往能够达到“部分共有”，而非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共有”【规划理论中一个古老的理想，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分享某些东西，那么他们就能分享更多的东西，转引自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55.】。也就是说，公园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场所，陌生人可以在此进行没有负担的交流，离开这个场所之后彼此也不会想要分享更多“私人空间”。同时，与熟悉的街道相比，在公园里面也没有人会对个人的行为加以干涉，人们的天性可以充分释放，自由能够得到张扬。反观2015年伊始上海外滩发生的悲剧，除了管理方面的原因，是否正是因为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所压抑的空间与自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集体爆发所导致的呢？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城市，应当是能够为人们提供充分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城市。

作者：刘竹柯君，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liuzhukejun@163.com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1期，pp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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