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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城市设计是渐进的，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形式。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理性框架源自早期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经过多年实践，在管控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区别于技术理性，西方城市设计中人文内涵的意义表达和创作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关注，导致设计一味追求纯粹、抽象的概念，与丰富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矛盾。针对这一点，本研究剖析了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和在中国实践的现状。“日常”（everyday）与“都市主义”（urbanism）这两个词——一个普通常见，另一个抽象晦涩——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通过城市日常生活来接近城市设计的新起点。它区别于早期库克（Cook）、林奇（Lynch）、本特利（Bentley）、威尔士（Wales）亲王等依据其视觉和体验展开的城市设计，也不同于新城市主义实践者寄希望于以回归传统来解决公正问题的“社区混居”规划模式，更不同于因日益脱离公众而屡遭失败的后现代都市主义。直至1999年由约翰·蔡斯（John Chase）、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约翰·卡利斯基（John Kaliski）所著的《日常都市主义》出版，日常都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后现代城市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路径，回应了政治经济导向下的美国城市化问题。这三种城市主义学派分别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几种类型——非正规地方的、正规经典的、前卫革新的，它们分别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文、传统文化以及差异的关注。
对“日常”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维度展开：（1）平凡和现代的二元关系下潜在维度的挖掘；（2）差异性和模糊性的呈现；（3）时间的动态切换。但列斐伏尔又警告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是模糊性，它难以被解读。日常生活的实践场所常包含多主体的参与；没有固有边界，可通过适时的积累重组操作；是重复性潜在意识活动，可通过行动进行呼吁。尽管如此，美国已有大量的相关实践经验，中国更是有着大量且丰富的日常实践的知识库，这些知识远远超越现有技术专业知识的研究范畴，值得我们城市规划设计者关注、欣赏、分析。从“上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基于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要求其能反映城市在地域文化、风土民俗、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这些内容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实践来完成，需要我们加强对日常都市主义的理解。日常都市主义是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的重要补充，可为现有的城市设计提供灵感，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在中国，本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指向一项学术研究或评论工作，而是希冀借此发出对城市行动的呼吁：理解在过去和当下一直以矛盾的、不稳定的方式发生，至今仍未定形甚至难以察觉的空间类型，接受视觉的“无序”性；积极面对被社会行动和被社会想象力激活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说，日常都市主义可能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当代城市主义都更有远见，因而也更加迫切地需要被引介，尤其是通过对空间“人文”的关注，在实践创作过程中寻找设计项目的特殊含义并为使用者赋权。这需要设计者发挥人的能动性，在中国找到比现有的城市设计方法更为灵活的实施机制，允许其在一些地方不受限于原有规划、建筑形式、条例等规范性规定。因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告诉我们，灵活性和模糊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运行的根本需要。——全文——
【摘要】现实中的城市设计是渐进的，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形式。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理性框架源自早期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经过多年实践，在管控方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区别于技术理性，西方城市设计中人文内涵的意义表达和创作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关注，导致设计一味追求纯粹、抽象的概念，与丰富、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设计的一个基本矛盾。针对这一点，“日常”与“都市主义”这两个词——一个普通常见，另一个晦涩难懂——被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通过城市生活来接近城市设计的新起点。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和实践案例调查来探讨日常都市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和在中国实践的现状，试图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结论指出中国蕴含了大量而丰富的日常实践知识库，这些知识远远超越现有技术专业知识的研究范畴，值得欣赏和分析。日常都市主义是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的补充，为现有的城市设计提供灵感的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
1938年路易斯·沃思在其著作中对用城市物质空间来识别城市主义进行了评判，强调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数十年来关于城市设计定义的讨论。这些定义用尽了所有学科发展中用于描述城市形式的形容词，如库克将城市设计作为实现视觉，功能，环境、城市体验的品质过程；林奇的五个表现维度；本特利对城市七个品质的理解；威尔士亲王的十大原则等等。这一切都起源于视觉和体验，目的仅仅是寻找一个理想化的美丽英国田园，这一愿景后来发展成为英国城市设计控制和美国分区控制的主要目标。而以新城市主义者为代表的实践者进一步误认为回归传统“社区混居”规划模式可以解决公正问题；并意图依赖当地衍生的、统一风格的建筑，以及美国小镇标配的复古审美、技术指标等重构物质形态，进而统筹城市设计。这一切恰好适用于当时城市设计工作中所需求的控制理论。另一方面，自1970年代开始，后现代都市主义举旗批判控制理论下所形成的国际风格缺乏人文内涵，建筑师发现人们越来越需要“第三场所”“第四景观”所形成的特殊性场所文脉和地域性文化，来倡导城市多元性、差异性等精神内容。但其并没有指出行为体验所应蕴含的场所结构体系，并带有含混的消费文化指向，最终成为设计师个人的实践，因日益脱离公众而遭遇失败。直至1999年由约翰·蔡斯、玛格丽特·克劳福德、约翰·卡利斯基所著的《日常都市主义》出版，日常都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后现代城市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路径，并回应了政治经济导向下的美国城市城市化问题。三种城市主义学派代表了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几种类型——非正规地方的、正规经典的、前卫革新的，它们分别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文、传统文化、差异的关注。
2017年住建部颁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应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逐步推进的方针。在当下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化的时代语境中，城市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其在人文、社会、艺术交互空间的作用将日益凸显。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谋划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以人为本”也常常在“综合设计”的过程中沦为口号。在过去10年间，中国自己的城市设计理论开始浮出水面，尤其在生态技术、计算机智能技术、网络平台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且领先于世的背景下，试图回应形体“美学语言”与人类集体生活的“空间逻辑”整合路径。然而从“上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基于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要求反射了城市在地域文化、风土民俗、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亟须增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这些内容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实践来完成？需进一步加强对日常都市主义的理解。
从思想研究和实践活动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都市计划、苏联模式到欧美模式，再到本土实践、制度化等等一系列宏观历程[9]。结合其引介欧美思想的本源来看，价值维度始终绕不开空间美学语言，并与现代技术理性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被普通民众参与创作。因此想要理解我们自以为清楚看到的真实场景，需要基于上述“技术—价值”维度，并将其嵌入欧美思想源头去阐述其中的缺失。
梳理中国历年来品目繁多的城市设计类型，如总体城市设计、片区级城市设计、地块级城市设计，发现它们包括了大量基于空间美学语言的城市设计内容，如天际线、景观风貌、历史风貌、色彩、界面、视线廊道、景观大道等，其涵盖的形式包括了概念设计、提质改造、景观修复等。从这些项目名次可以窥探到，中国历经20年的城市设计一直承载着城市设计师对空间美学揣测的梦想。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城市依旧在逐渐失去其特色并变得日益陌生，继大轴线、大广场、大马路之后，越来越壮观和集中的购物街、大型商场、主题公园，以及近年各个城市耗费巨资迅速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的公共文化建筑等随之而来。这些千篇一律的城市设计组织起了壮观的城市空间，却忽略了城市设计应基于人的尺度进行细腻的创造，其快速、简单的逻辑使地方政府愈加将城市设计作为吸引资金的手段，且备受认可。它们当中有一些成功了，但大部分失败了，因为现实无不展现出其设计思想越来越偏离城市设计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并一味地摒弃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使得民众熟悉的日常生活空间被严重割裂和破碎化，将中国灿烂的地域性生活文化隔绝在固定的美学空间模式之外。这些城市公共空间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新居住、重新利用、重新创造，并以一种自我建设的方式参与到设计之中。例如：那些秩序井然的广场、人行道等都可能成为老百姓的迷你公园，大学城附近的街巷总能成为极具学生气质的街道，而大多数普通住宅区里都存在着非正规的菜市场。
自19世纪晚期以来，设计师开始试图将城市中的趣味性直接转化为城市设计固定原则、标配式城市美学语言、纯粹概念等。直到20世纪中期，多数观点仍支撑了“城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学问题”这一观点，如“城市设计一直是三维的空间艺术”，“城市设计涉及城市规划美学的部分”，“城市设计决定了城市的秩序、形式和连续视觉作为组织原则的观念”，“城市设计是制作或塑造城市景观的艺术”等。这些早期城市设计理论将空间形式与社会内容剥离开来，认为城市设计与其他过程无关，从而饱受争议和批判。当今城市设计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人的城市化，而其中地域性生活文化特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1.2 数据驱动的城市设计纯理性技术难以反映空间差异
区别于传统的视觉美学，开启现代主义运动的勒·柯布西耶在1935年提出的光辉城市中所期望的乌托邦秩序图景粗暴地废除了城市中的情景节奏，坚定地推行着功能、人群、建筑和自然的严格区分，奠定了之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理性设计方法的基础，专注于开发控制规划和设计指导的监管体系。城市设计纯理性技术也迅速成为主导中国城市可控发展的主要方法，一方面以设计控制辅助分区控制规划来完成各地块的形态指标，建筑群的高度、天际线、色彩等内容基本形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形态；另一方面交通工程师制定的绝对标准限定了专业实践。进入2010年代后，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城市设计逐步形成了“社会经济—建筑工程—方法技术”三足鼎立的结构，培育了大量“超级街区”“孪生建筑”“兵营式城区”等城市空间，其增长的势头似乎难以控制[7]。而利用纯理性统计人本量化、经验量化使得城市设计再次异军突起，将定量研究和定性判断结合起来，包括量化感知、量化历史、量化生活、量化图景等数字化集成术将不同量纲、坐标、单位、格式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得到了用于城市设计的统一时空数据。这一切看似完美无缺，但是如果仅将群体性的大尺度数据运用到个体的治疗方案中，就会再次忽略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https://news.berkeley.edu/2018/06/18/big-data-flaws/】。然而，大量因差异化生活所呈现的空间被冠以非正规或者非法而遭遇整改或驱逐。即便如此，城市人仍有着自己的习惯，数百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累积，让彼此独立的分区化空间领域联合起来，修改着设计师一直逃避的现有城市生活现实，反映出差异化的空间活动与体验（图1）。
图1 城市广场白天（左）与黑夜（右）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由胡塞尔（Husserl）在1936年《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提出，他认为站在科学对立面的日常生活是针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解决良药。随后这一概念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兼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先锋导演和潜在的革命者居伊·德波、人类学家兼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图所关注和发展成为世纪性话题。他们是调查那些完全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经验领域的先驱，坚持将理论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将思想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列斐伏尔指出，“正是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社会体验的所有基础，也是空间争论展开的真正范畴”。德塞图更是在无意识重复进行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区分出战略和战术，强调日常生活是早已存在于文化中的规则和产品，只是尚未得到认可；并倡导将城市地方文化作为总体规划的另一个方面来考虑，如一个地域性的即兴创作等战术性的努力。玛格丽特·克劳福德将“日常”与“都市主义”这两个词结合起来，为理解城市化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试图与其他众多的都市主义区别开来，用以表达一种地域性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社会语言和地方文化，也概述了一个广为流传但尚未系统化的城市设计态度。
概念涌现源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主要是《日常都市主义》作者本身对1990年代洛杉矶城市空间变化的观察和实践调查——这些设计“完好”的空间不断地被居民以新的方式重新居住、重新创造，作者认为洛杉矶的民众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似乎在控诉着对现行城市设计论述局限性的不满，挑战着设计的专家和学者。首先，日常生活的空间超越传统意义上边界分明的居住、工作和商业机构等物理空间类型，与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没有定形，甚至难以察觉，却极具城市生活的活力。其次，它是一个能涵盖更多不同活动的概念，而不限于狭义的、规范化的空间控制。我们以每日、每周、每年的常规重复性活动在环境中创造了大量极具美学意义的社会空间，但它们很少成为主流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关注焦点。另外，世界各地已有许多建筑师、规划师、学生开始积极关注现有城市的日常生活，并逐步调整他们的设计策略。
“日常”是普通人经验中的元素，在常识层面，“日常”描述了城市居民共有的生活经验，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普通的惯例，如：通勤、工作、在城市街道和人行道上穿梭、购物、吃饭等。日常生活是围绕日常行程按时间和空间组织的，通过工作和休闲的模式，在工作日和周末以重复的通勤和消费发生。但列斐伏尔又警告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是模糊性，它难以被解读。我们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理解。
列斐伏尔区分了日常生活中两个同时存在的状态：平凡和现代。平凡——一种永恒的、谦虚的、自然重复的生活节奏；现代——因物欲和科技产生的不断变化更新的习惯。围绕这个二元性，列斐伏尔构建了他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寻找过去被遗忘的潜在维度，努力挖掘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深刻人性要素。他努力尝试将目光集中到二元论的另一方面，重现那些被隐藏在城市角落和缝隙中的平凡的品质。这些要素的品质常常与日常生活一起隐藏在街道、人行道、城市空地、城市公园或者相交的边界地带。
日常生活像一个现实屏幕，社会将人们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自发性活动都投射在这块屏幕上，它常常发生在个人、群体以及城市的交汇点——进行多种社会交易与经济交易的场所，在那里可以积累各种生活的经验。它们的重叠构成了城市中社会交换的主要形式，也常常发生在新兴的具有斗争的公共场所，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有潜能进行调整，从而形成更好、更合乎道德的设计。日常都市主义认为这些差异相互碰撞或相互影响的地点往往就是释放城市生活活力的地点。它在中国广泛存在但并未被完全理解，或被现有的空间秩序所认可，从而使得城市真实生活呈现出差异性和模糊性。
日常生活是与时间紧密结合并通过时间建构起来的，这既包括自然的时间——白天与黑夜的轮转，四季、周年以及气候的循环，也包括被现代性强加的时间表，如工作时间、周期性固定日程、节假日等。它是思想、实践在不同时间灵活的集合，可根据特定的环境重新配置，并通过具体事件得以呈现。在这些日常的行为背后隐藏了由社会实践所建构的复杂领域——具有时空特征的意外、欲望和习惯的结合。
日常空间的概念描绘了日常公共活动的物质形式，与一连串的日常生活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存在于这些可以识别的物质空间领域之间。如洛杉矶车库销售和街头售货活动所构建的新型公共空间（图2）；摊贩非正规地占用街角和人行道边缘以便接触驾驶者和行人，通过他们的商品销售为城市空间带去有地区特征的家庭生活；洛杉矶移民不断发展自己的花园，并丰富了花园的园艺文化内容。丹尼斯·凯利的专题摄影揭示了罗森塔尔花园的美丽和幽默等，二手交易市场用便宜的地毯覆盖了废弃的粗糙铁链，大量悬挂的衣服与明亮图案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女性身份的壁画。以上种种定义了一个集体的城市客厅，唤醒了许多场所，建立起了人们内心之间的亲密关系。
图2 洛杉矶街头销售
城市活动本身就有建筑的意义，因城市活动而形成的空间是流动且与邻里不断发生互动的。建筑形式相对于永久的形式而言，更多地取决于在实践场所中不同主题的参与再利用所制定和更新的形式。如在表演中构成的新建筑，曼哈顿唐人街街头舞狮队的游行，人们自发活动所形成的空间不同于将城市刻意设置成剧院。近年纽约街道的表演俨然已成为城市空间利用的新形式，街头表演者、摊贩、小孩、城市移民、小型的企业、家庭主妇等都成为其实践的主体（表1）。这些实践主体之间的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跨越了单一的部门和空间，从而使其具有社会的含义。
与大多数城市设计技巧不同，日常都市主义认为设计作为一种积累性的方法，在没有自己独特身份的情况下，空间可以通过适应现实短暂活动来塑造和重新定义。如举办车库销售活动时（洛杉矶限制每年两次家庭车库销售的条例），往日空荡的前院草坪被激活，房屋内部空间被展现在公众眼前，公众可直接购买展示的物品，公共空间与房屋非常私密的空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交接（图3）。此外，洛杉矶市中心的中央市场改造将原有道路空间局部划分出服务于市中心人们的就餐空间（图4）；纽约的商务中心区在洛克菲勒中心开辟了午餐市场计划（图5）；旧金山的星期天街道计划在周日这天将旧金山众多的公共交通干道转变为城市生活街道（图6）；而洛杉矶海滨自发形成的各种活动空间打破了原有设计对于空间的划分，重新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类型。可见，这些尝试首先会打破公私产权边界，或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重新界定产权和管理边界、社会形态和经济形式，对原有空间再发现，并使其彼此之间发生对话（表1）。它的实践是谦逊的，常常是对已存在的某些区域进行微调，在现有城市环境角落和缝隙中操作并对现有元素重组、重新解释和发明，从而获得不断变化的意义。从小的变化开始积累从而改变更大的城市状况。它不寻求取代其他城市设计实践，而是与它们一起、在它们之上或在它们之后协同工作，进行地方叙事以加强和展示城市生活中更多的普通故事。
图3 洛杉矶车库销售
图4 洛杉矶中央市场改造
图5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改造
图6 旧金山星期天街道计划
日常生活是重复性潜在意识活动，可以被理解为当地民众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包含地方文化风俗。它通过行动进行呼吁，如在美国广为流传的民间音乐节，受普通老百姓喜欢的临时性农夫市场和跳蚤市场等（图7），街道和广场的涂鸦等暖化了原来冰冷的城市墙面，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向往和集体文化的表达，还有为纪念社区重要人物所进行的追忆活动等，开始迈向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主义”。城市对话主义作为城市文化分析的一种模式，需通过不断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观点来形成特定的认知，使其形成具有地方集体生活的文化。我们希冀在现有的规划和监管框架下回应整个社区的多重需求，为那些每天为生计奔波于城市建筑之间的人们创造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公共空间。
图7 旧金山跳蚤市场
如前文所述，当代城市设计过于标准化从而抑制了城市活力的增长，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义的蓝图、网络化的公路运输网、数据化的流动示意图。这很难为当前城市丰富多样的活动创造空间，但城市设计仍然是保持设计作为社会艺术地位的主要方法，并希望在模糊不清、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创造空间。
近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内容包含了城市广场、公园、绿地、街道、公共建筑以及私人产权所有者提供的公共空间等等，除街道外它们分别有着清晰的空间边界和明确的行政治理主体。而伴随日常生活而生的现实公共空间是真实的、琐碎的、丰富的、变化的，常跨越了不同的功能分区、不同的产权主体，并在不断变化的时间中产生或者临时性地存在，因不同城市人群的对话而精彩。而对于这样的中间地带很少有设计理论会涉及，同时在具体的行政治理框架中因找不到对应的行政责任主体而无从深入。基于此，接受视觉的“无序”性并不断尝试促进城市对话非常重要。
如列斐伏尔所言，专家和知识分子虽身处日常生活中，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相信日常生活微不足道，无需在意，因而在方案设计中更喜欢使用华丽的修辞和元语言代替“经验的永恒性”，以至于忽略了这些平凡的中间地带。日常都市主义相信在定义城市时，生活经验比明晰的物理形式更重要，因而城市设计的真正任务不是美化城市或创造管理完美的城市，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创造日常生活空间。这种理解批判了那些基于抽象原则建立的专业设计技术成果——任意大量繁殖的抽象概念设计仅仅是不断的复制推衍而已——更是在浅薄地批判人们在日常使用中所带来的无序。不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对空间进行日益均质而专业的划分，都无法包容城市真实生活的差异性和视觉上的多维性，包括来自自然、时间、历史的差异以及那些来自不同职业、年龄、性别、人群、种族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多维性常常被城市设计师理解为“无序”，接受并理解这种“无序”需要我们转而面对城市使用的基本需求，以及普通居民在城市中间地带中的挣扎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流动摊贩所面临的挑战。
与历史街区、博物馆、城市广场、绿化带等被解释为示范性的公共空间不同，日常都市主义更强调和要求在不同层面形成公开意见表达的场所。这些场所的设计不能套用设计控制、风格引导、历史保护等固有形式，而需要有选择性地回应人们作为不同公共角色的需求，并促使其发生“对话”。这挑战了大多数设计专业人员惯用的概念，而日常生活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因为它基于常识而非权威解释，站在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一边，是反复出现而非独特的现象。这要求城市设计师彻底重新定位，将专家权力转交给普通人，或者说普通人对于空间的话语权不仅仅限制在意见征求阶段。城市设计需要从近处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追寻并重新研究中国地方民众的行为习惯、习俗节庆所产生的特殊空间形式。如中国城市广泛出现的屋顶晾晒、中心区室外就餐广场、社区菜地、早市、夜市、路边摊、菜市场、学生街批发市场等空间应成为城市居民理解和参与自身环境建设的一种媒介，让普通民众得以交流、休憩、共享、聚餐等。忽略这些日常活动，努力尝试进行规划控制或管理在现实看来不可靠且徒劳。关注当下的城市生活，关注如何通过城市设计促进其获得合理的空间形态，并在社会活动中寻找存在再造的机遇。需要让城市居民成为周边环境的主要设计师、转译员、演绎者等等。这些类型的城市设计创作没有固定的形式，在操作的过程中也常常跨界，对中国城市设计的思考逻辑提出了巨大挑战。
4.2 固定的空间设计框架无法积极发挥人的动态能动性
城市设计涉及每个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达方法和内容大不相同。现实中不管城市规划发挥或不发挥作用，城市始终在那里并呈现渐进发展，但它有可能并不被认为是城市设计。区别于一般城市设计的简要框架，日常都市主义认为城市设计的共同基础应该是人，并要求设计师研究人们如何生活、工作，图绘（mapping）出城市的社会地理形态，将其作为设计的起点去建构设计的维度，寻找普通场所未被预见的可能性，通过创造释放日常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将设计重新连接到人类、社会和政治关怀上。
现有固定的空间理想模型常无法支持城市的“自发展”，更遑论创造出高质量的建筑环境。因此城市设计可能需要一个模糊动态的设计框架——根据不同时间和地点作出多样化的反应，其对策首先应消除上下之间一些可以明确看到的界限，其内容应该既是战术性的（非官方授权的行动，不是政府或任何官方权力机构授权的正式行动）也是战略性的（由权力人士自上而下形成的规划），打破城市中独立的、专业化的和等级化的结构。其次需调整固定的设计周期，使得其能适应不同城市设计项目的时间要求。再次将参与设计的主体扩展为广义的社会主体，对其参与城市设计的时间、阶段、内容进行赋权，并通过不同时段的社会行动尝试促进相关利益人交流并达成共识。最后，它可能跨越了常规的界限，因为设计内容和方式不限于单一的正式空间产品，而是既包括能涵盖人、场所和活动的共存所创造的条件和政策，又包括因为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具体行动策略等等，确保项目在特定城市需求下呈现其不同的生命。
《日常都市主义》1998年出版，2008年再版，一直在积极影响美国城市空间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如果说日常都市主义仍然被当作一种设计策略，那么它在极具生活智慧的中国城市是广泛存在的，并可以成为未来开展城市设计的切入点。在中国，本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指向一项学术研究或评论工作，而是发出对城市行动的呼吁：理解在过去以及当下一直以矛盾的、不稳定的方式发生，到目前仍没有定形甚至难以察觉的空间类型，积极面对被社会行动和被社会想象力激活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说，日常都市主义实际上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当代城市主义都更有远见，因而也更加迫切需要被引介，尤其是通过对空间“人文”的关注，在实践创作过程中寻到设计项目的特殊含义并为使用者赋权。这需要在中国找到比现有城市设计方法更为灵活的实施机制，允许其在一些地方不受限于原有规划、建筑形式、条例等规范性规定，因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告诉我们：灵活性和模糊性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运行的根本需要。作者：陈煊，加州伯克利大学环境设计学院博士后，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chenxuan@hnu.edu.cn
玛格丽特· 克劳福德，加州伯克利大学环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史学会主席。mcrawfor@berkeley.edu
日常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