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对越战争，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根本性转型，此后，中国外交工作重心转向富国同时抛弃穷国。更为重大的后果是一厢情愿地攀附富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导致外交和安全战略方面步步错失，结果是今天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战争部署来具体地威胁中国安全。

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积累下来的威慑信用，在美国决策层那里业已贬值为零了。几十年过去之后，我们迫切需要认真反思那些对中国安全和外交战略至关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一、对越战争与中国外对战略的转折

毛周时代的外交，基于全球的结构和国家利益分析，确认中国与第三世界具有相似的处境和利害关系，团结第三世界同时反对霸权主义。经过这一战争之后，国内把毛周时代的外交宣传成蠢猪政策，说对外交往的都是阿尔巴尼亚和越南这样一些白眼狼，是彻底吃亏上当的对外战略，此后只能够与富国交好同时与穷国疏远。

此后数年的宣传中间，国家的外交和利益目标被彻底虚化，好像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利益就是“挣面子”似的。这在宣传上，反映在对中日围棋对抗赛“聂旋风”逆转局势的高频度宣传，女排和“铁榔头”为国争光的宣传，旧金山第一块金牌的宣传，压倒一切地输入给民众，这确立起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好像中国唯一值得关注的国家利益、民众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方式就是如何“为国争光”，而对于实质性的国家利益和冲突，在高频度宣传中间被悄悄地取消了。

有人认为对越战争是向美国等富国俱乐部交投名状，这个说法是诛心之论，且难于检验;递交投名状的有效性，是在你显示了忠诚之后，真的获得了入伙富国俱乐部的资格，不仅那时候没有加入，现在也加入不了。应该说，中国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富国俱乐部的入伙资格，这是结构性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永远绝对不会容许你进入富国俱乐部，这是一个地球绝对承载不起的发展远景。

在越南选择与中国为敌的宣传之下，民众逐步地认定毛周时代确实不对，认定从前是支持了那些不该支持的国家，并被诱导不再去思考中国在全球格局中间的地位以及谁与中国有共同利益，毕竟要通过结构分析去对民众去讲清楚道理，这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够以一场战争确立新的敌我分界线，然后通过宣传把还没有放弃国家认同的民众，轻而易举地装进去。

二、对国家利益目标的取消和问题意识的颠覆

更为重要的颠覆是：在宣传中间说毛周时代是闭关锁国，这不仅把美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并封锁禁运的欠账一笔勾销了，而且还偷偷地宣扬一种弱国有完全自主选择权的假定。这样一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也就不成立了，对于中国来说，要么选择与美国合作，要么选择对立，似乎这些都是中国自主选择范围内的事情。正是通过这样的胡说八道，就把中美对立的责任转嫁到毛和周身上了，好像中美对立是因为这两个人不识相。就这样，把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选择，说成是错误地引致与富国对立的原发性原因，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理论和宣传，其内在逻辑是：不对帝国主义投降是绝对的错误。这种宣传如果不是头脑发昏或者掩盖对外投降，显然是以“想当然”和“一厢情愿”去代替严峻的现实。

中国精英们在成功地忽悠民众放弃结构和国家利益分析之后，自己也丧失了分析结构和利益的能力，沈志华、时殷弘、吴建民一类人是其典型代表。全部外交和国家战略都被这些人的言论所驱使和左右，结果是很显而易见的：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需要坚守，也就不知道有什么原则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

在这个宣传中间，照顾到了对外战略转型所需要的民心民意转变需要，但是，却根本性地颠倒了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似乎中国作为国际竞争格局中间的弱者，反而拥有了完全的主导权，美国人的战略反而是被中国的选择牵着鼻子走的。

有一年在北京出差，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J总书记有个最新战略思想：他说美国对中国就是要西化和分裂中国，J说他反复思考过了，还是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据后来其他渠道的信息，出租司机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大街上都知道的事情，恐怕无法隐瞒线人遍布中国的美国。后果我们是清楚的，从银河号事件到轰炸大使馆，到现在公然以战争威胁中国的盟国和邻国。萨德入韩的部署，不仅是挤压中国的潜在安全空间，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决策门槛——这使得战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爆发。

在中国作为弱国缺乏主导权的情况下，要承认美国是强国并拥有主导权，中国的唯一正确策略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任何鼓励美国决策层认定中国永远不会反抗的信息，都将促使美国进一步升级其战争准备和更多地威胁中国的根本利益。这个以妥协求团结的做法，借用基辛格的说法，肯定要被美国解读为“要把威慑付诸实施”的“可信度为零”。美国在国际关系一切方面，往往粗暴地践踏中国的利益和立场，其原因盖在于此：认定中国永远都不会选择支付最必须的安全成本。

三、朝鲜核战略选择的两个出发点

朝鲜被逼迫研发核武器，这个高成本自卫权的选择，是中国和美国联手逼迫其实施的。换言之，中国的背叛和不可靠，美国的战争舆论动员，是朝鲜背负高成本、选择核战略的两大认识基点。

有人认为，朝鲜的核战略会鼓励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同样迈入核门槛，这不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还潜在地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这个看法有一部分道理，问题在于是美国错误地选择了威胁他国，制造了不安全的局势和战争舆论，并且至今拒绝放弃，这是一切国家被逼迫寻找有效自卫权的原发性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制造了不安定要素，并带来全世界的不安全感受和针对性措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道义基础去谴责基于自卫权的选择，中国唯一应该选择的还是要与受威胁的国家团结一道，反对霸权主义以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朝鲜的核战略选择，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

很多人以为只要中国承诺保护朝鲜，就能够换取朝鲜弃核，这是不可能的。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重建，可置信承诺的珍贵性，只有在你失去之后才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中国已经不可能不支付高成本就获取朝鲜的再信任了。不要说朝鲜领导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今天的中国统治阶级成员有什么担当和信誉，能够信守什么承诺——尤其是信守这个承诺还要冒着与美国扳手腕的状况。所以朝鲜弃核是不可能的，其当初选择核战略的两个出发点，今天不仅一个也没有消失，而且还变本加厉地昭示出更多威胁朝鲜生存和安全的迹象来。

在参与对朝制裁方面，中国的精英们是极其错误和有害地诱导了美国的错误想法，给美国决策层传递了极为错误的信息——似乎中国绝对不存在任何国家利益是想要坚守的，一切都可以谈判和放弃，这通过对朝制裁的愚蠢选择明确地揭示出来了。结果，美国开始公开地以战争相威胁，在炮舰政策过去很多年以后，美国再一次重拾旧殖民主义的手法去竞逐其国家利益，蔑视和践踏中国的潜在安全利益，更为可笑的是，这个践踏过程还是中国某些精英们的鼎力支持和辅助之下实现的。

四、迫切需要新的对外战略认识论

毛历来很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认为这些人比正面教员的教学效果要好许多。所以，有时候坏事也能够变成好事，美国制造了朝鲜危机局势，这个局势引发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如果能够借此确立中国不可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共识，打破过去的幻想，说不定外交局面会因此焕然一新。危机和局势，很多时候恰是一个有助于形成新认识的合理起点。

因为多年来以妥协求团结的结果，团结早已经不存在了，甚至已经不存在低成本回复团结的可能性了。所以，必须为此做出支付高成本的心理准备，假如萨德部署不撤销，应该认真考虑支持朝鲜统一半岛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高成本支付，相对均衡的战略态势和多边安全的务实考虑，美国决策层是不会接受的，这只能够导致今日失衡的世界格局日益走向战争危险。

作为美国军工综合体有机组成部分的约翰·奥林基金会，赞助哈佛教授亨廷顿所写的战略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历史的重建》，就设想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开局;一个美国投机资本家索罗斯，也公开叫嚣对中国的战争。中国如果再不醒悟，继续放纵美国的炮舰政策，有可能鼓励出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只看到采取战争手段只有可观的收益而没有不可接受的损失。

考虑美国一贯的预防性战略思维——在第一时间预防性地毁灭对手的反击能力来增进自身的安全，同时也考虑到美国已经无法像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本土免于战火的波及，下一次世界大战中间，美国很有可能第一波就选择对中国的毁灭性核打击，这比常规战争的逐次升级的可能性更大。中国人民需要居安思危，必须在这样的高度上，来重新看待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外战略。

对于美国的战争冒险，要高度警惕，其实也大可以不必紧张。中国古人从来倡导的都不是战争杀人，而是提倡“止戈为武”——以战争手段确保战争被消灭。战略安全追求无需欺骗和隐瞒，可以明确告诉美国决策层，中国只发展有限的战略威慑能力，永远不会被拖入核军备竞赛，而是会保持在这样一个限度上：如果美国以战争手段威胁中国，中国将保证把美国打成墨西哥的殖民地，让其帝国主义梦想永远终止于此，永世不可恢复就够了。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上兵伐谋”——最好的战略就是让敌人清楚地知道通过战争手段什么也捞不到，让敌人永远都不要幻想通过战争捞好处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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