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白左”概念掩盖了什么？：街头政治与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研究议程

摘要：

所谓“白左”的兴起与全球大中城市不断爆发的“街头政治”，恰恰是08危机后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试图“保卫”其特殊性的反应，此类运动走向何方，却依然取决于更宏观的阶级斗争情势。

参考文献：

Tuğal, Cihan. (2015). Elusive revolt: The contradictory rise of middle-class politics1. Thesis Eleven. 130. 74-95.

Cihan Tuğal："Why was the Left Unequipped to Address the Global Fall of Liberalism?",2017.3.15.

作者简介:

Cihan Tuğa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图为作者Cihan Tuğal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爆发于世界各地大中城市的“街头政治”不断进入各国媒体的视野。一些持保守立场的观点倾向于将发达国家的街头政治简单地指认为所谓“白左”作祟，然而，现实却远比这一图景复杂。

如果进一步观察此类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运动既发生在美国这样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无可辩驳的中心，也出现在如埃及这样的“边缘国家”。如果从诉求的角度观察，我们也常常发现此类运动常常承载着多样的政治议程，从自由主义到反资本主义再到极右翼民粹主义，不一而足。那么，这类运动是否存在着一些共性？对于当代的进步运动来说，它们又意味着什么？

一些观点认为，此类运动的兴起意味着运动所在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失败，持不同立场的论者或欢呼于又一波“民主浪潮”，或煞有介事地谈起“西方民主的衰落”。（无论其预设的 “好的”国家制度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些事实（即国家无法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当下的社会矛盾） ，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切入问题，既不能解释运动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也难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运动本身的性质与特征。

然而，当我们试图从其内部把握运动时，却似乎陷入了更大的麻烦：此类运动发生的地区，具体诉求与结果大不相同。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运动，我们有可能找出其中的共性吗？美国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希汉·图戈尔(Cihan Tuğal)自2015年来的一系列研究指出，此类纷繁复杂，情况各异的运动恰恰都体现了鲜明的“新小资产阶级”性。

“99%”？：“搭台唱戏”的中产阶级

实际上，“街头政治”最早并非兴起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在1979年，乃至在1968年的全球革命浪潮中，此类无组织，无中心，无明确诉求的民粹主义群众运动便已经存在。然而，2009年以来，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起义则大大凸显了这一特征。在发达国家，此类运动常常带有反商品化（但一般不直接提出反资本主义）诉求，而从具体的运动形式上看，则常常表现为对公共产品或公共空间（比如主要的城市广场）的占领活动。除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之外，2013年土耳其爆发的群众运动在英语圈子里也常常被称为“占领盖奇”（Occupy Gezi）。

然而，以“占领公共空间”为特征的运动常常带着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从空间上说，此类“占领运动”更容易吸引当局和媒体的注意，而贫困街区与工业区的抗争（也就是贫困人口与产业工人的抗争）常常被边缘化。同时，公共空间的占领者常常试图直接实行直接民主与自治，在实践中，这一模式恰恰使得运动进一步走向精英主义：广场上的抗争倾向于边缘化底层的抗争，而在仓促产生的“直接民主”实践中，那些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精英则能够进一步确立的自己的权力。

图戈尔认为，此类街头政治背后的都有一股主导力量——即“新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产阶级”。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概念不同，“新小资产阶级”并非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自耕农”或“小店主”，而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教育，依赖“专业知识”的群体。从生产关系上说，此类群体依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生活环境、自我认同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却又与一般产业工人有所区别。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与其余波中，各国“新小资产阶级”开始走上街头，试图捍卫或“夺回”自己的利益。

为说明以上观点，图戈尔分别分析了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与埃及四国的街头政治的案例。并且指出，即使在国情各异的四国，此类政治行动依然存在着以上共性质。图戈尔指出，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打出了“99%”的旗号，却是四国的运动中最“精英主义”的。在运动的某一时刻（鉴于极高的人员流动性），专业人士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参与者的占比高达70%。而突尼斯的运动则是中产阶级的主导力量最弱的，在该国强大的全国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支持下，工人阶级与农村贫困人口构成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突尼斯的运动中只有4.7%的参与者有专业学位，而工人与失业人口的比例则分别为10.5%和21.6%。相较而言，突尼斯的运动也恰恰是四国运动中最持久的。在埃及的运动中，虽然由中产阶级主导的解放广场运动与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同时发生，后者（在有力地推进了运动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地影响抗争的政治议程。而在土耳其的“占领盖齐”运动中，虽然示威者采用了共产主义话语，乃至在占领的盖齐公园宣布城立“塔克西姆公社”（the Taksim Commune），但是该运动（在尝试了大量再生产环节的“合作化”之外）并未提出合作化生产的诉求（这意味着他们的“公社”无法自我维系），其中中产阶级的相对比例也显著高于无产阶级。

理解“新小资产阶级”的两条线索

然而，即使我们可以指出各国的街头政治的背后都有着“新小资产阶级”的身影，我们也很难直接从中把握出运动在诉求方面的“共性”：在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美国与作为半边缘国家的土耳其，运动体现出了强烈的反市场，反商品化的经济取向；而在作为外围国家的埃及与突尼斯，其运动则更多凸显出反对威权主义的政治诉求（虽然两国的运动也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劳工权益问题）。那么，“新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些运动背后，我们是否能看到一些相对一致的政治诉求？图戈尔并未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提供了两条思考这一问题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对“新小资产阶级”本身政治特性的讨论。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兰查斯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图戈尔指出，新小资产阶级的关键特征是对专业技能的垄断，而这一特征又导致其常常持有一种“阶梯式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ladder），这意味着该阶级往往一方面主动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区隔开来，另一方面则不断试图打破资产阶级在政治、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资源垄断，以实现自己的“阶级跃升”。而在其实际的政治行动中，这一诉求又常常倒向本雅明提出的“政治美学化”。

然而，图戈尔试图进一步指出，虽然布尔迪厄与普兰查斯敏锐地意识到，“政治美学化”与“阶级跃升”的诉求使得绝大部分新小资产阶级的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跃升为资产阶级的愿望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塑造，但是他们却因此过于武断地否认了这一阶级在某种情况进行长期且自主的政治表达的可能。而社会学家塞勒尼则强调，作为“想成为资产阶级而不得”的群体，其政治行动恰恰能够带来更复杂的结果，乃至可能成为促成“后资本主义”转型的关键因素。

如果我们觉得当下的理论探讨过于驳杂，观察历史或许能够称为理解此类运动的第二条线索。从历史与现实运动看，今天的新小资产阶级政治也已经与普兰查斯的时代不同。在普兰查斯生活与写作的60年代与70年代，新小资产阶级中最为政治化的群体一般是最无法行使特权的部分，而在今天，即使是新小资产阶级中保佑最大特权的那一部分也开始迅速地政治化起来。在60年代，政治化的小资产阶级常常以“无产阶级”的自我认知参与政治运动，而在今天，直接由小资产阶级组织并主导的环保运动与反战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已经代替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成为了左翼政治的“主流”。在西方世界，这一现象似乎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金融危机之后，直到最近十年，工人阶级的政治才开始艰难地回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

在阶级政治缺位的30年中，许多持“后物质主义”立场的观察家主张，工人阶级政治的退潮意味着温饱问题不再称为政治的核心，而对精神认同的追求则成为新时代左翼政治的主题。图戈尔在承认认同问题对新小资产阶级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即使在新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物质问题也并未缺位。除了“占领运动”中的反商业，反商品化诉求之外，许多文艺作品也反映出这一点：在当代那些体现反商业情绪的电影中，反抗资产阶级商业精英的不再是《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普通人，而是《黑客帝国》与《头号玩家》中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图戈尔认为，新小资产阶级的反商业倾向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深化的体现：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危机的威胁不仅动摇了新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甚至还威胁到了其赖以维系其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这使得一些顶级专家也不得不感受到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在波浪上保持平衡”

然而，新小资产阶级是否真的能称为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力量？虽然在美国与土耳其，中产阶级的占领运动确实提出了反资本主义诉求，但是现有的事实证明这一运动无法仅凭其本身维持与推进。图戈尔进一步指出，只有将2009年以来各国群众运动中其他阶级的参与与政治行动，才能真正理解新小资产阶级“街头政治”的潜力与局限究竟在何处。

当然，作为研究议程，本文的许多判断当然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修正与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议程不仅仅有学术意义，还直接关切到许多地区现实的政治斗争。从政治的角度看，如何介入此类新社会运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今天，另类右翼已经开始深度介入并操纵“街头政治”，并使其服务于“特朗普式”的政治。例如，以布赖特巴特（Breitbart）与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民粹右翼已经对此有过论述：

1、 如果你无法建立一个政党，那就瘫痪，规避既有的政党，然后夺取它的控制权。

2、 在你控制该党的最高权力之前，保证该党的所有组织已经支离破碎。

3、 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处组织起来。

4、 不要低估所有政治场合与组织场合，即使（并且尤其要注意）它们看起来在你敌人的控制之下。

5、 从你的敌人那里夺走尽可能多的组织领域与意识形态话语，然后拆解掉那些你夺不走的。

6、 如果你不能对你的敌人实施以上任何一种策略，就向他们挑衅，让他们做出不成熟或不合法的行动。

面对对街头政治与民粹主义运动有着明确纲领与策略的另类右翼，当下的左派应该如何应对？或许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套路”不仅出现在西方国家的街头，也出现在此岸的运动中，并由进步运动直接的敌人娴熟地操弄着（或许互联网空间中的“舆情管控”是最直观的体现）。不难理解的是，我们显然不能光凭道德义愤与情怀面对这样的敌人。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革命者就像冲浪运动员一样，不是要制造出自己冲击时所需的波浪，而是要在波浪上保持平衡。”在中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街头政治”浪潮中，如果左翼力量缺席，或许就意味着又失去一个政治时机。虽然图戈尔本人的著作尚未真正揭开“新小资产阶级”政治的全部面纱，其文章本身的逻辑也未必如此连贯。但是其提出的研究议程与政治问题却是无比真实的：单单指出新社会运动的“幼稚病”与小资产阶级性，贬斥其参与者的“特权”地位乃至简单地将其斥为“白左”并与其划清界限恰恰是另一种“幼稚病”（甚至直接是敌人的圈套）。我们不能要求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战士，也不能要求每一次政治集会的契机都是典型的“工人起义”——说到底，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我们无法也不该试图将重心放在“制造出自己冲击时所需的波浪”上，而是在无论是新小资产阶级主导的街头政治，还是由工人，农民运动掀起巨浪之时敏锐地介入，并“在波浪上保持平衡”，让浪头把我们送到我们需要的方向。

本期译者：江春琦

责编：吴衢、椰子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