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会有役”：毛泽东“百年观”初探

[摘 要]毛泽东对于“百年”这一关键词的思考，萌发于中国本土传统的“百年”观念与源于欧洲的“世纪”观念的相互激荡，并随着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推进。毛泽东在延安积极思考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百年压迫史和中国人民的百年抗争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历史定位，号召全党积极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考中国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谨慎地将所需时间定在百年左右；在晚年更是思考了“百年”所包含的代际更替意涵，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关联在一起。毛泽东对于“百年”的思考，体现了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对今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观与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百年；世纪；政治时间观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申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并将“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鉴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使命型政党”的属性，当下正在兴起的对于“党规党法”的研究，终究不可回避对党的使命和战略目标的研究。这就使得对党的时间观的讨论，具有了某种基础性意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在这一年已经全面实现。知识界有众多研究回顾百年党史，总结百年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展望新征程。然而，在探讨百年党史中具体的事件、思想、制度等方面之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遭到忽视：“百年”这一纪年尺度，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观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

　　在汉语中，“百年”是一个意义极其丰富的本土传统词汇；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此后历次党的全国大会不断重申这一奋斗目标，更使得“百年”有必要成为严肃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研究的对象。不过，要系统思考“百年”在党的时间观中的地位，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作为预备，本文尝试探讨毛泽东对于“百年”的理解。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毛泽东对于“百年”的思考，融合了中国本土的“百年”观念以及源于欧洲的“世纪”观念，生动地体现了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断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辨方正位”。

　　这一概念史研究工作已有前人研究为先导。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世纪的诞生》中，汪晖教授探讨了“世纪”这一纪年尺度的出现及其深刻的历史意涵。《世纪的诞生》指出，从19世纪以来，受到东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出现巨大危机。进入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开始密集使用“世纪”这一概念来描述新的时势。“世纪”源于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使用“世纪”一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深刻意识到，中国被卷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普遍历史进程，而原有的干支纪年、王朝纪年乃至晚清部分精英倡导的黄帝纪年、孔子纪年，都已经难以把握这一历史进程。汪晖明确指出，“世纪”的意识“体现了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该书还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首先确认了“20世纪”的存在，进而向前追溯，界定“19世纪”“18世纪”等更早世纪的特征。汪晖对于“世纪”观念的研究，为本文对于“百年”的探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发。不过，《世纪的诞生》尚未深入探讨中国本土的“百年”观念及其在“世纪”观念冲击之下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为本文留下了继续推进的空间。

　　“授时”是中国古代的大事，关系到政治正统的认定和宣示。天干地支纪年与王朝纪年是古代中国主流的纪年方法，“百年”不在这一主流纪年方法之中，但在古人的历史与时间意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古汉语中的“百年”指向自然生命的界限，西方主要语言中的“世纪”一词（Century, Le siècle, Jahrhundert, Secolo, Siglo, Século），均不如古汉语中的“百年”那样与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百年”既与“长寿”的含义相关联，更包含深刻的“新陈代谢”“代际交替”的意涵，因而与“变”关联在一起。《周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然而，“百年”之“变”，究竟又是多大幅度的变化呢？司马迁在汉兴百年时作《史记》，其中《天官书》写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司马迁在“天人感应”的认知框架中指出，天体运行中产生以三十年、百年乃至于五百年、一千五百年、四千五百年为单位的变迁，对应着人类事务的变迁。三十年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是“小变”，百年则是三到四代人的时间，人事将有“中变”，而五百年（这正是孟子常用的时间尺度，如《孟子·公孙丑下》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覆盖将近二十代人的时间，人事将有“大变”。司马迁将“百年”与“中变”关联在一起，阐发了一种在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观，它的底色并不是历史进步观，更不要说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了。

　　而“世纪”观念在中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种混合：对“进步”的确信与深刻的忧患意识。自从所谓“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的许多知识精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文明优越感，其历史叙事将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将欧洲对全球的殖民视为一个“文明化”进程。这种文明进步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感染了殖民地社会的本土知识分子。比如说，法国思想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思想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深刻影响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后者又深刻影响了旅日的梁启超，在其《新民说》等文本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与此同时，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力，也让殖民地社会的本土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从1900年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集中讨论席卷全球的帝国主义浪潮，讨论中国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的位置。作为“世纪”观念的先驱，梁启超一度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猛兽式竞争将是20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剧目，因而将鼓吹“国家有机体论”的伯伦知理称为“20世纪之母”，并期待中国在列强的猛兽式竞争中不落人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基本思路和梁启超类似，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或改良，提升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但不改变国际体系本身。

　　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猛兽式竞争中相互削弱，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链条”上寻找“最薄弱环节”并加以突破的探索，震撼了所有帝国主义列强，极大地启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者。即便是战前对社会革命持有很大保留意见的梁启超，也在1919年欧游之后下了这样的断语：“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时势剧变之中，以“世纪”作为重要时间尺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传播，在给中国的革命者带来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信心的同时，也为他们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压迫与反抗提供了理论工具。这种对人类进步的确信与对中国深刻的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恰恰与中国本土的“百年”观念产生了有机反应，从而生长出更为复杂的对于“百年”的理解。毛泽东的百年观，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一、毛泽东早期诗文中的“世纪”与“百年”

　　我们先来看毛泽东早期诗文中的“百年”用法。毛泽东儿时先在韶山冲附近接受私塾教育，接着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1年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新军，1912年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就读至1918年。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呈现出新旧学兼修的特征。在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毛泽东即受康梁思想与文风影响，尤其受梁启超《新民说》吸引。在就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期间，国文老师袁仲谦先生认为毛泽东文风受梁启超影响太过，要求他潜心学习古文。而梁启超正是在中国传播“世纪”观念的先驱者，在1900年1月就有《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问世，其《新民说》更是充斥着“世纪”一词。毛泽东曾经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学任”，他将1918年发起成立的同人社团命名为“新民学会”，可见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深刻。

　　除对梁启超“世纪”论述的阅读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的早期诗文了解他对“世纪”观念的吸收。1917年至1918年间，毛泽东在杨昌济引导下阅读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并做了许多批注。此书常以“世纪”来标注不同时代的精神，而毛泽东也在批注中留下了“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样的评论。在1919年发表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批评守旧的老师“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在此毛泽东使用“二十世纪”一词，表达了一种基于历史进步论的断裂感：今时不同以往，旧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

　　在同时期的诗文中，毛泽东有更多关于“百年”的表达，比如说，1915年悼念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易昌陶的《五古·挽易昌陶》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此联是在日本向中国强加“二十一条”的背景下，痛惜亡友未能有所作为即与世长辞。“百年会有役”化用了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六》（一说为江淹《陶征君潜田居》）诗句，百年指人的一生，而“役”的意思是“役使，劳作，辛苦”，但在挽联语境中，显然被毛泽东赋予了“积极作为”的含义。1917年左右，毛泽东作有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二百年”是虚指，诗句呈现出积极刚健的色彩；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毛泽东写了《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写道：“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名世于今五百年”一句，用的就是《孟子》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典故，是对罗章龙的勉励，而后一句则表达了对当今达官显贵的不屑。1920年，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要为将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必如此才能以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在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段批注中，毛泽东也使用了“百年”的表述，他指出，一旦人找到人生意义，“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百年”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出现的频率高于“世纪”。毛泽东对“世纪”一词的使用体现出了建立在历史进步论基础上的历史断裂意识。梁启超《新民说》等早期论述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描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界较为晦暗的“世纪末”意识，对毛泽东同时期诗文并无显著影响。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论述基调是积极有为的，相信“二十世纪”应当比过去的时代更为进步。这种“世纪”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百年”观念。毛泽东的“百年”观念表述一扫古人目睹代际交替常有的悲秋之气，体现出一种积极改造世界的豪迈精神。

　　正是在这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确信与深刻的忧患意识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历史变迁的长时段分析。而经过列宁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更为宏大和细致的理论，体现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确信与深刻的忧患意识的结合，而且为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提供了解释和应对方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在诸多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场合使用了“世纪”概念，如“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需要给出绝对时间坐标的场合，毛泽东也倾向于使用“XX世纪XX年代”的用法，而在讨论相对时长的时候，经常在“半个世纪”与“五十年”、“一个世纪”和“一百年”之间切换。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使用“百年”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世纪”。在他后续对“百年”的用法中，我们可以继续看到不同来源的思想传统的相互激荡与融合。

二、百年压迫与百年反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世纪”与“百年”两个关键词的集中运用，主要发生在长征之后，尤其是延安时期。而这正是毛泽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他的理论思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百年为尺度”，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他将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界定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一百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乃至数千年封建压迫的一百年。相比于这一百年中的各种改良和革命，当下的抗战和革命包含了最为积极进步的因素，具有改变中国面貌的最大潜力。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这种共同支配，中国还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然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独占中国的步伐，时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主张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联合更多的阶级共同抗日。

　　在全面抗战启动之后，毛泽东着力阐述抗战对于改变中国的伟大意义。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阐述社会的变化主要源于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道理时，这样写道：“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确是很大的……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这就是将抗战视为不同于地理与气候的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具有改造旧中国，塑造“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潜能。他在1937年9月20日所作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批评了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认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即便如此，“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是近百年解放运动的延续，具有前所未有的进步因素。在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或改良运动都遭到了严重挫败，中国仍然是一个居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但与此同时，“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动力量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产生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毛泽东同时做出诊断：“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强团结，尤其是将民众组织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更为密集地思考百年来的压迫史和抗争史。1939年5月1日《五四运动》一文探讨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其目标在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1939年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之前革命的失败经历证明，必须把民众组织起来，才能够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共产党人需要在此背景下，谋求青年运动的内部统一。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总是被地主和贵族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一节“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回顾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939年，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汪精卫投日，蒋介石集团也呈现出枪口对内的迹象。在这一严峻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已经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迄今尚未取得显著的成就，这就需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近代史论述的突破。毛泽东在1956年3月14日与长征、艾地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候，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如下问题：“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且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毛泽东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差不多一百年时间，中国是在努力争取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特点不是1840年来就有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才有的，这两个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在革命的阵线上说，则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百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前八十年属于旧民主主义，晚近的二十年属于新民主主义。这就在理论上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中的意义。

　　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继续深入阐发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达的洞见：“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由此，毛泽东倡导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他批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毛泽东主张：“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的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还倡导全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称其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范，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期待在中国也产生这样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品。在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感叹党的理论水平不够高，指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他指出，中共需要的理论家，是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其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家。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在1943年3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还拟定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牵头人员名单，指定范文澜牵头研究政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研究军事，陈伯达研究经济，文化方面，由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近百年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

　　在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1938年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于1941年8月改名中央研究院，张闻天任院长，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9个研究室。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原来仿照苏联，设立“中国问题”专业。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对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都以研究中国实际为主。其历史研究室设立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民族组，主要是完成毛泽东托付的《中国通史》编写任务。当时近代史组的三年工作计划，除了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下册之外，还包括苏维埃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史、抗战史、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东洋近代史等方面的研究。范文澜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 在历史研究室既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上册分期为从远古到五代十国，中册从宋代到鸦片战争前夕，下册叙述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这就不仅是在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界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更是立足于近百年的斗争，重述数千年的历史，进而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界定近百年来的斗争地位。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之时，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进行总结：“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和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相较于抗战初期的谨慎判断，毛泽东此处的判断有了更大的自信，而“百年革命”的分析框架在其论述中持续下来并不断精细化。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带来长久的国内和平，内战很快爆发。在经历过短暂的防守阶段之后，人民解放军很快展开反攻。1948年12月30日，在平津战役进行之中，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被推翻。”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采用公元纪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草拟碑文如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一历史分期基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百年历史尺度，而“三十年以来”则基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新、旧民主主义如何分期的思考。他所强调的百年之中数代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和不断超越，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次月，胡风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在1950年10月，毛泽东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以文学语言表达了对百年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三、百年赶超

　　如果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向前追溯百年，界定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朝向未来，设定了赶上进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但是赶超究竟要耗时多长，还需经历曲折的探索。最终，毛泽东基于对中国正反两方面条件的认识，确立“一百年左右”这样一个目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很快完成，不久就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而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历史经验，也给了中国很大的激励。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时候，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就是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更具体的五十到七十五年赶上美国的目标。在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那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956年9月24日，与南斯拉夫代表的谈话《吸取历史教训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提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阻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部分讲话《关于农业问题》中，毛泽东同样乐观地提出：“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啊？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他于1957年11月访苏期间发表的《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12月8日，在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再用二十至三十年赶上美国。

　　然而，“大跃进”开展之后，迅速遭遇到挫折，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调低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人基本上吃素，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斯诺提出中国何时能够赶上美国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毛泽东回答说：“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他强调了美国享有的优越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很早获得独立自主，没有封建地主所有制等因素。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一开始就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经过初步建设，“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文中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发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到中国的经济建设“碰了钉子”，需要总结教训。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1961年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对话，蒙哥马利认为中国有五十年就会非常了不起，毛泽东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毛泽东指出，西方有些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过三百多年，有了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中国进行赶超，优势条件在于，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可以做到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劣势条件在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而且经济发展尚缺乏足够的经验，五十年完成赶超的设想，将困难想得少了一些。毛泽东指出：“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的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的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是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1963年1月，毛泽东在国际局势持续动荡、反华浪潮纷至沓来的背景下写下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词句。结合前一年的讲话，毛泽东的完整主张是，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但即便是实现这样一个长时段的目标，也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赶超的优势条件和劣势条件的思考，具有深远意义。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必须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提出中国到20世纪末的目标是建成“小康之家”。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并于同年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三步走”中的“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非常谨慎的，它设想21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对总量是否已经超越最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未做具体论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而后党的十六大又将“两个一百年”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丰富了“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制定了“两个十五年”的具体方案。

　　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经过了重大调整，历届领导人对于中国发展的优劣势条件的战略思考却前后相继，体现出高度的连续性。毛泽东在1962年所讲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是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势的思考和论述中更是不断获得回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中，都出现了“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表述。近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冲击，也使得“伟大斗争”的具体内涵变得日益具体和清晰。

四、百年传承

　　一个政党的政治生命和个人的自然生命构成了什么关系呢？在1949年6月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曾明确论及政党的政治生命：“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是为特定的使命而设，具有某种过渡性，并不追求权力的永续。对于作为组织的党来说，“长寿”的正面价值并不是无条件的，而必须结合党的历史使命加以考虑。但毫无疑问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努力克服时间流逝带来的侵蚀和败坏，维持自己机体的健康，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建设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得毛泽东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不利条件，从而设定了更为谨慎的战略目标。但过渡时期的拉长，使得个人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加速凸显出来，而这就需要考虑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问题。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样概括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青年毛泽东赋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然而，自然生命的有限性终究是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晚年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和自然生命相联系的“百年”理解的某种回归。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做，请你一查，告我为盼！”并附上默写的诗歌全文：“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他在诗后注云：“诗歌颂李克用父子。”毛泽东默写的这首诗歌实际上是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的《三垂冈》。据《新五代史·唐庄宗纪》，李克用一次出兵回来，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此为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歌唱人一生的经历和悲欢。唱到人衰老之时，歌曲转为悲凉，李克用笑而捋须，指着五岁的儿子李存勖说：“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毛泽东求学时听杨昌济讲过李存勖，并通过杨昌济受到王夫之对李存勖评论的影响。他能够默写《三垂冈》，可见对此诗歌烂熟于心。 

　　陆机《百年歌》写的是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和新陈代谢的必然性，而一项伟大的事业如何能够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呢？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已经在真正思考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和革命事业的传承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对于“百年”的复杂理解，与他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考，有机地融合起来了。这一思考所带来的实践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毛泽东的动机。而毛泽东也完全意识到了其探索的效果与动机之间的落差。1975年5月16日，已罹患白内障的毛泽东对被他称为“小广东”的李医生再次提到《三垂冈》：“我送你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后一句就是我此刻的心情。”

　　然而，毛泽东所思考的社会主义事业如何传承的问题，绝非无足轻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毛泽东在60年代对苏共的批评及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强调引发了新的关注，王震将军更是留下了“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慨。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使命型政党”如何能保持初心，完成事业不断传承的问题，他为回答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探索实践，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的一部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仍然鲜活，激励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与时俱进的回应。

　　政治领导权的行使，不仅是关于空间的技艺，需要“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天官·序官》），更是关于“揆气定时”的时间技艺。如何度量时间，赋予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历史意义，并建立关于未来的集体预期，不仅关系到政治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塑造和维护，更关系到其未来集体行动的路径的选择。一个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必然需要对时间的度量，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探讨党史中的“百年”观念，可以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提供一个“时间政治”视角。

　　本文运用概念史的方法，对毛泽东著述中的“百年”概念进行了初步考察。通过初步的梳理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早年诗文中对“百年”的运用，体现出了中国本土的“百年”观念与源于欧洲的“世纪”观念的激荡；毛泽东在延安积极思考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百年压迫史和中国人民的百年抗争史，在“百年”的时段中定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设定了中国近代史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论述了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号召全党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学习中国自身的历史；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考中国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中国的优势与劣势，设定未来发展目标，为后来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他在晚年思考了“百年”所包含的代际更替的意涵，立足于党的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和个人自然生命的有限性，思考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的思考与探索，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对于“百年”这一时间尺度的思考。作为党的领袖，他“以百年为尺度”，重述过去的历史，设定未来奋斗目标，思考事业的传承——这恰好是一个政治家在实施领导权时必然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就此而言，毛泽东“以百年为尺度”的战略思考，不仅对于今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观及建立其上的对党的使命和战略目标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更为思考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领导权提供了生动范例。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如果说陶渊明（或江淹）的“百年会有役”强调的是“辛劳”，毛泽东强调的恰恰是积极的奋斗和作为，他的一生验证了对“百年会有役”的这一转义。在毛泽东的思考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看到中国文明深层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与外国文明成果相互激荡后所焕发的新的活力。这一切，均构成当代中国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道路上可时时回溯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