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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月1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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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4岁的张一昊，每天清晨都要骑着自己破旧的摩托，在荒芜的山坡间牧羊。近几年羊价下跌，一年忙到头，甚至可能赔钱。
那是20多年前的1996年，季节已经在记忆中模糊。22岁的张一昊与堂弟张一凡，带着130克海洛因，回到云南下关镇租住的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 逼仄的房间，昏暗的灯光似摇摇欲坠，张一昊手里紧拽着一个啤酒瓶，小心翼翼地朝着那块洁白的结晶物敲击，只两下，结晶物便裂成粉粒。这些粉末是海洛因，也是承载着兄弟俩发财梦的关键。 随后，张一昊与弟弟拿出事先备好的避孕套和胶带，将粉末放进避孕套，包裹、拉伸，再包裹，一层又一层，又用白色胶带缠绕稳固，如此反复，以保证粉末不会漏出。不一会儿，130克的海洛因便被包成了13颗大小不一的“水果糖”。张一昊毫不犹豫，一个个抓起，放进口中，仰头一吞。 塑胶包裹的“水果糖”不消化，像一堆石子入肚，定定地抓着肠胃，压得人喘不过气。张一昊顿时觉得非常不舒服，胃里难受得不得了。这种感觉二十年后都忘不了，回忆起当时的胀痛他的脸整个纠结在一起。 但那一刻的他，盘旋于脑海中的，是近在咫尺的致富希望。只要抵达广州，喝上几口菜籽油，排泄出腹中海洛因，他便能脱贫翻身。强忍不适，兄弟俩连夜返回昆明，少量进食后，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张一昊与堂弟张一凡，都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西沟村。那是一片被干旱压榨掉一切希望的土地。1972年，同心县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划入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200多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 这里常年干旱，风大沙多，目力所及，土地无树也无草。如今，西沟村随处可见的景象，仍是荒凉的黄土沟壑中零零星星地散布着的窑洞和土坯房。房子与周遭土石融为一体，如同历史遗址一般。这些废土房的主人如今大都搬到镇上。但在二十年前，这便是当地人生存的居所。十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往往要容纳一家几口的吃住起居。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贫困县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或许无法再追索谁是下马关第一个干起贩毒的人，但毫无疑问，贫穷是村民铤而走险的催化剂。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地毒品贸易悄然抬头，由几人向全村蔓延。 2004年，媒体援引当地有关部门的一份公开资料，下马关镇西沟村这几年来，因贩毒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多人，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0多人，被枪毙的有十余人，总共有130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 如果将涉毒范围扩至全县，数据更加触目惊心。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9年近二十年间，同心县因贩毒判处死刑的人员达234人，因涉毒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达到1382人，因涉毒被捕后留下孩子无人照料的家庭有73户。 如今，尽管当地人称贩毒势头已被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特大贩毒案件被侦破的消息，似乎从未间断。与破败老村相距不远的下马关镇，至今街道两旁的砖墙上仍刷满了禁毒、戒毒、打击贩毒的警示语。但白底红字的“依法禁毒”，并不会让当地人心生波澜，他们熟视无睹地走过每一面砖墙，不多看一眼，不作任何停留。 毫无疑问，上世纪90年代直到千禧年初，乃是同心下马关贩毒的最高峰。 “那个时候的毒品泛滥，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庄稼一样，家家都种，没什么稀奇的。”曾经的涉毒留守儿童彭立生说。彭立生的叔叔、父亲，先后于他8岁、11岁时，因贩毒被捕。叔叔不久前刚刑满释放，父亲已在狱中熬了18年，几经减刑，还有5年的漫长刑期。 “跟你说个不夸张的话，我们下马关，有一百户人，算起来，就有七十户人贩毒。这三十户人不贩毒，都是家里是瓜子啊、傻子啊，或者腿瘸了的，大脑不清晰的，这些人干不了。”曾因吸毒屡次被送往戒毒所治疗的马连军如此形容当地的毒品泛滥之势。 当地常年干旱，天不下雨，便颗粒无收。90年代初，上山给人牧羊，看一只羊一天的报酬是三分钱。挖甘草，天没亮就佝偻着腰在山间忙活，一天下来，顶多扒拉个一两块钱。工地搬砖，从早到晚，收入不到五块。这些都与贩毒的收入无法比拟。 当时还年轻的张一昊彻底被那些归来的“成功人士”吸引了。他们将一叠叠现金，大概七八万，放入弹性良好的丝袜内，一拉，一捆，绑在腰间，大摇大摆带回村里乡里。身上是800元一件的皮夹克，脚上是一双锃光瓦亮的皮鞋，在自行车都算大件的当地，他们却开着一万多元一辆的广州五羊125摩托车，家里摆放的29寸索尼电视，售价同样过万。 “来钱快，又轻松”，贩毒归来的那些人让全村都看着眼红。唾手可得的财富与肆意的炫耀，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人心。 腐败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地贩毒的行情。“有钱的人，早上被捕，送完钱，下午就能回来。特别困难的家庭，拿不出钱的，就按正常程序走了。”这几乎形成共识。 张一凡的哥哥，被抓几次，最终的解决方案都是“给钱走人”。 不然试试？眼看着同乡好友亲戚蒸蒸日上的生活，张一昊暗自思忖，大家都在干这个生意，自己也可以靠这条路改善生活。张一昊找到自己已从事这行多年的亲友，打听好取毒路径，只要到达云南大理的下关镇，找到一位过去熟识、已在那里扎根的同乡，便能接一笔生意。
与张一昊同行的，是堂弟张一凡。兄弟、父子、夫妻同上阵，类似的家庭化团伙贩毒，是西沟村的常态。 兄弟二人自下马关出发，到同心县转班车至西安，再坐上往南通往昆明的火车。两天两夜后，火车驶入昆明。没有了家乡肆虐的风沙，迎接张一昊的，是昆明湿润的空气和恰到好处的暖阳。 来不及驻足，顶着疲惫，兄弟俩踏上了开往大理下关镇的班车。在那里，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同乡，拿到了130克海洛因。 彼时，下关的海洛因一克仅售三十几元，捎至广州，售价翻番，200元一克也可轻易出手。作为“车匹”——当地对运输毒品的马仔的称呼，亦可从中分得可观的酬劳。 几倍价差，哐当一声，放在一位闯荡冒险的青年面前，足以抹杀掉所谓信仰与法律的尊严，就像张一凡事后回忆所说，驱动力很简单，用生命做赌注，“要么死，要么发”。张一昊兄弟俩，带着毒品，回到下榻旅社，做好准备后，开始走上最后也是最关键一段路程——带毒赶往广州。 在那个x光安检还不普及的年代，吞食毒品不易被查出。张一昊顺利过了安检，凭票找到对应车厢落座。只要火车开动，几乎就胜券在握了。 但命运在那一刻不偏不倚地开了个玩笑，张一昊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一落座，警察循票找来，将自己带走。 另一车厢的张一凡，看到朝自己走来的堂兄与三位陌生人，意识到不对劲，立马起身，三步并作两步往隔壁车厢小跑而去。途中，他甚至听到了便衣警察随身携带的步话机传来的指令：“来回走动的人，就给我抓住。” 几乎已成合围之势，张一凡与堂兄一样，很快在火车车厢内被便衣擒获。 “完了，一切都完了”。被捕时，张一昊脑海中只有这一个念头，“老婆孩子怎么办，没有了我，他们怎么生存。”彼时，张一昊的儿子刚2岁，女儿才出生15天。“第一次啊，一分钱都没搞到，就被抓了，一切都完了。”被捕消息传回西沟村，张一昊的父亲刚做完礼拜，归家途中，听到儿子出事，他腿一软，眼前一黑，径直栽倒在马路上。 张一昊是偷着跑出去的，待父母知道，他人已在云南。再次听闻他的近况，竟是因贩毒被抓，父母接受不了，妻子也接受不了，儿女尚小，长辈们以泪洗面，也只能怯生生地在一旁看着。 关于被捕原因，张氏兄弟各有一方猜测，但谁都说不准，到底如何走漏了风声。
张一昊回忆，被捕后，兄弟俩被送往缉毒大队。拘留的三天时间里，“没有吃一口，没有喝一口。”饥肠辘辘之外，还得承受突如其来的打骂，“那个时候，很随便，随时都可以打你。抡起火钳可以打，拿个杯子可以砸，或者把你的胳膊吊在门板上，他（警察）过去一脚，过来一脚，像踢沙包一样。” 到了第三天，警察给张一昊喂了一种不知名的药物，“那个药物灌下去，肚子马上就痛得你受不了，就把东西（海洛因）排出来了。” 人赃俱获。兄弟俩无法辩驳。 几个月后，判决下来，张一凡、张一昊兄弟俩，分别因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被判死缓。 在这之前，张一凡的三哥，刚因贩毒，“被枪打掉（枪毙）了”。按照当地习俗，遗体需运回土葬，张一昊的哥哥为此南下，赴广州安顿后事。 “那一次，在我们这个地方，枪打了五个人。一个是张一凡的三哥，另外四个来自邻村。”张一昊的哥哥回忆。到达广州后，他雇了一辆货车，将盛着遗体与防腐冰块的棺材并列排放，开了三天两夜，于第三天夜间抵达西沟村。“都吃了这个东西（毒品）的亏啊” 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家族中的另两位青年，这么快便重蹈覆辙，身陷囹圄。对张一昊来说，这一进去就是十六年，人生最宝贵的十六年，只能在监牢里度过。
染毒的村庄 连接毒源地金三角的贩毒线路，在中国境内从云南延伸开去，最终无疑走向更有购买力的东部沿海省份。但随着下马关人在贩毒行当中的参与，毒品也被带到了贫瘠偏僻的西北农村。在连满足温饱尚是问题的西沟村，一个人一旦染毒，人生便如同一棵黄土中被断掉水源的禾苗一般。 在贫穷落后的西沟村，吸毒不是一件主动为之的事情，部分年轻人，出于好奇，尝试后沦陷，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亲朋好友所“陷害”。马连军便是后者。 1989年，作为瓦工，马连军应邀去为朋友盖房。每日开工前，朋友会递上一支香烟，他没多想，接过点燃便抽。 “第一次抽，吸了一口，心慌，恶心得不行，我就把烟扔了。”朋友见状，拾起被扔掉的香烟，说，“这烟五毛一根，你就随便扔啦。” 在挖一天甘草才挣一两块的八十年代末，连军并不能理解朋友口中香烟“五毛一根”的含义。“后来朋友每天都发，上午一根，下午一根，吃多了就没感觉了。不吃，反而开始打哈欠。” 一个多月后，马连军恍然大悟，香烟被动了手脚，“里面藏了海洛因”。此时，纠正已晚，“有瘾了，不抽我就起不来了。”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戒毒，前前后后，马连军去过戒毒所七八次，工作人员对他这张脸早已熟稔于心，但有何用呢？毒瘾一上来，四肢都不听使唤，何况理智。撒泼打滚算轻的，瘾至极致，“手啊，恨不得放到火炉里，留的头发，都拔了。”马连军转动着手里的香烟，幽幽地说，“难受嘛，心痒痒，管不了那么多。” 如果吸毒者只有马连军，外界的压力兴许能转换为戒毒的动力。但放在彼时的西沟村，吸毒只是村民眼里“打发时间的娱乐”，也可以说，成了一种默许的“时髦”，没人会因为你吸毒而说三道四，大家习以为常。“当时封闭的情况下，不知道海洛因是什么东西，就觉得是个好玩儿的东西。那会儿也不知道犯法是啥，丢人是啥。”马连军回忆。 瘾来了，他就出门逛逛，寻到卖家，凑上去问问，“你有包包子吗？” 圈子里的人都听过马连军的名声。认识，是交易的第一道敲门砖，“有有有”，卖家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迅速递给马连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陌生人，没有内部牵线，是无法突破圈层的，“我是吸的，我到你这儿买，私人去不卖的，没有接触过的人，也不卖。” 一小截废报纸，包着一粒米大小的海洛因，售价20元，以此类推。毒品猖獗的千禧年初，只要有钱，“一车（海洛因）都没问题”。 接过“包包子”，连军小心翼翼地放进裤兜，揣着手，回到家，待没人，便拿出来“享受”。他熟练地从香烟盒里撕下一块锡纸，海洛因搁在上面，打火机放在正下方，点燃，烟雾缭绕，他猛地靠近，鼻子用力一吸，“浑身都有好感，轻飘飘的感觉，冬天睡到地上，也不会觉得冷。” 从1989年染上毒瘾，马连军吸了26年。做瓦工的所有收入，都归了海洛因，分文不留。2014年，村里退耕还林，按人头给予补贴，外加当月的劳动所得，马连军手里一下有了6900块钱。但这些钱的保质期，仅一个月出头，“犯瘾了，抽了34天，钱全没了”。 海洛因的伤害，他一清二楚，但没办法，“忍不住，越抽，量越大。就像吃饭，今天吃半碗，明天吃一碗，后天吃两碗，需要的量越来越大。” 在贩毒猖獗的西沟村，马连军这样的染毒者并不少见。沦为了毒品俘虏的他们，底线、尊严已通通抛诸脑后。犯瘾时，噬骨的疼痛摧毁掉仅有的理智，为了获得毒资，吸毒者可以不择手段。 时至今日，西沟村村民们就寝前，都会将停在院子里的摩托车，推回里屋停放。哪怕院子上了锁，他们也担心自己一睁眼，车就没了。“吸毒的人，一犯瘾，就偷去给你卖了。”这样的事，在西沟村时常发生。 因为吸毒，儿女与马连军几乎断绝了来往。宽阔的院落，独辟出一处“站在炕上，头都抬不起”的土坯房，那是马连军26年来的住所。虽然抬头不见低头见，儿女却很少与他交流。有时候买了肉，做了菜，也让孙辈送去马连军屋，避免与他的正面接触。 前段时间，递烟给马连军的那位朋友的父亲，在街上与马连军偶遇。对方毫不避讳地打趣，“你这些年，要是不吸这个，存的钱多了嘛。”马连军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要不是你儿子害我，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但这些责备，他终究没忍心说出口。因为那位朋友，早年间，已因贩毒被枪毙。 马连军痛恨毒品，更痛恨对毒品的纵容。一次，吸毒被抓，前来执行任务的警察，指着他斥责，“别人卖（毒品）的，是为了生活自救，为了家庭，你嘴巴怎么这么糟呢，吃这些东西。” “生活自救”四个字戳痛了误吸者马连军，仿佛自己被毒品耽误的二十几年，活该为他人的“自救”埋单，“我们吸毒的人，也就是痛恨这个，你不抓卖的人，光抓抽的人。抓了卖的人，我们就没地方买来抽了嘛。”
恨，是西沟村多少人关于毒品的关键词。张氏兄弟恨自己莽撞的第一次，马连军恨自己管不住嘴，因父母所为而被耽误的儿女，恨与毒品沾边的一切。 比如彭立生，他对毒品的深恶痛绝，从父亲入狱开始。 90年代初，父亲由同村人带着，南下贩毒，之后，叔叔又由父亲带着，入了伙。被捕前，父亲往家里送了好几万，一家人自老村搬到镇上，盖了房，生活似乎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彭立生回忆，那时小，不懂法，只知道贩毒是“一个生存的观念，过好日子的唯一途径”。他说，“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庄稼一样，家家都种，没什么稀奇的。” “贩毒合理”一度成为村民间的共识，“大家会觉得，一个挣钱的事儿，政府为什么要打压呢？”彭立生说，“那个时候，99.9%的人都在抱怨政府。” 转折点发生在彭立生八岁那年，叔叔被捕，父亲害怕受牵连，东躲西藏，过上了有家不能回的生活。有时在亲戚家避风头，有时干脆躲到野外去，少有在家的时间，一听到警笛响，心提到嗓子眼，夜不能寐。 三年后，这块心病终于落地，父亲也进去了。 某种意义上，被捕，也是一种解脱。张一凡就说，被带至缉毒大队的头几天，他睡得最踏实，“没出事儿的时候，一天到晚睡不着，一出事儿，瞌睡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了。”结束了踩着钢丝过日子，从内心来讲，获得了救赎。 但监狱外的人，却因此被拖入艰困的境地。 那是2000年，彭立生11岁，读五年级。当时学制五年，毕业就该升初中。彭立生头脑聪明，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同心县重点初中，却因家里没钱，不得已放弃。他折回镇上学习，转卖了自己考来的就读名额，“卖了450块钱”。 切断了经济来源，母亲白天去工地打工，饭点回家照顾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黄米饭、咸菜、黄米饭、咸菜，是彭立生兄妹四人不变的食谱。 入夜，孩子熟睡，母亲收拾完家务，还得给孩子纳鞋。空荡荡的黑夜搅和着突如其来的委屈感，母亲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哭泣。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足以扛起这个家，但现实没有给她时间去思考答案，除了硬着头皮挑起重担，别无他法。因压力过大，母亲一度精神分裂。 “几乎是度日如年，太苦了。”不得已，2003年，初一结束，彭立生放弃学业，远赴内蒙古打工。那年冬天，刀郎很火，大街小巷都在播放《2002年的第一场雪》。14岁的彭立生，走在呼和浩特的街头，顶着皑皑白雪与漂泊不定的生活，像一只失控的塑料袋，任由狂风带向不知名的远方。 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当过传菜员，卖过保险，做过小工，开过铲车……为了生存，不停穿梭于大小工地、酒店餐厅。 与部分涉毒亲属一样，他几次萌发轻生的念头，但想想母亲，又咬咬牙，把自己从绝望的泥沼里拔出来。数年前，他为自己起了个网名“笑着活下去”，至今未变。 阴影还蔓延至恋爱。数年前，彭立生交了个女朋友，几经来往，双方感情甚好。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致命因素便是彭立生的家庭，“都知道我们家情况，这么穷，没有爹，我也没什么出息，（他们）害怕女儿受罪，都不愿意嫁。” 类似的情况，其他涉毒留守孩子也曾遭遇。“看不起人的话”劈头盖脸地向彭立生们砸来，这加剧了他们内心的自卑，择偶标准“从趾高气昂，要找一个好的，开始降降降，降到没有水平。”到后来，“只要是女人，只要能嫁给我，就行。”彭立生从办公桌抽出一张纸巾，揉了揉眼。 “这个社会好现实，你心肠再好，善良也没用，别人只看你有没有钱。”言及痛处，彭立生言语有些哽咽，他摆了摆手，没有继续往下说。 好在，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有了自己的子女。但涉毒的阴影，依旧没有完全散去。 2015年，彭立生在当地成立了一家涉毒家庭救助组织“同心爱心救助协会”，救助那些像他过去那样因为家庭涉毒而得不到关爱的儿童，两年来，陆续开展了禁毒教育、暖冬之行、心理辅导、亲子探监等活动，至今已先后救助了上百名儿童。2018年，他希望能将“服刑人员再就业”提上帮扶日程。 西沟村那些年纪尚小的涉毒留守儿童，对失去“父母”常常没有太多感知力，身边太多与自己类似经历的同学、朋友，抹去了他们敏感痛苦的神经，逐渐对此习以为常。 “小的时候，根本没反应。也没想，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随着年龄慢慢长大，我才越来越想念我爸爸。”救助会志愿者、曾经的涉毒家庭留守儿童张晓回忆。 在张晓7岁还是8岁那年，父亲因贩毒被捕，判了死刑。消息传回家，母亲一个人坐在炕上一角哭泣，她与弟弟、妹妹坐在地上抓石子，还无法理解家里的大变故。张晓清晰记得，自己在某一瞬间，抬头看到了难过的母亲，但当时，她连过问的想法都没有，更别提难受。 “你们从此以后，就没有爸爸了。”母亲望着他们，悲伤哭诉。 但那一刻，无论是张晓，还是弟弟、妹妹，没有一个人对此做出反应。稍微年长的张晓，也只是心里咯噔一下，“出事了，但也没想，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之后，张晓的母亲也因贩毒入狱，她自己，也在2010年因贩毒被捕。“我第一次意识到毒品的严重性，真的就是我自己坐牢。我妈妈第一次出事时，我也没有。所以我说，我们那儿的小孩，对毒品究竟有多大伤害，是没有概念的。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职业。” 直到张晓长大，偶尔会在睡梦中想起自己的父亲。梦里，父亲撑着一把伞，张晓能听到他的笑声，但没办法看清他的脸。她总是被这个梦惊醒，凌晨三四点，一个人坐在床头，因想念而哭泣。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父亲牵着孩子嬉闹，张晓也会触景生情，“我会觉得，我们没有过（那种经历）。”这种思念，在她自己身为人母后，更加强烈。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张一昊几经减刑，于2012年刑满释放。回家当天，父母妻儿、岳父岳母等亲属都提前去到30多公里外的太阳山大巴车站等候。 下车时，见到父母，张一昊扑通跪倒在地，泣不成声。22岁离家，归来已近不惑，十几年的牢狱生涯，张一昊有太多的“对不起”想与父母诉，但见面的那一刻，“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就是不停流泪。” 父母扶起他，指着站成一排的三个孩子，“哪个是你儿子？” 张一昊懵了。离家时，儿子两岁，女儿刚出生。他对儿女所有的记忆，都凝固在妻子不定期寄来的静态照片上，“儿子又高了”“女儿剪了短发”。 现在，他们都成年了，和哥哥的孩子站在一起，哪里分得清谁是谁，“只见过照片嘛，没见过，出来都是这么大了，我咋认识，我怎么会认识。” “这是你儿子”，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男孩，向张一昊介绍。 盼了十几年，盼来了合家团聚，但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使儿女一时半会儿很难适应。儿子尚且还好，大男人之间，容易找到亲近的话题。女儿稍显别扭，才回来的一个多月，女儿不敢讲话，家也不回，住在舅舅家，来“躲避”这位突然出现的父亲。 无奈之下，女儿上学放学，张一昊都随身接送，没话就找话，嘘寒问暖，慢慢磨合感情，“没办法嘛，不然你这娃生的，不愿意跟你说一句话。”血浓于水的亲情最终还是盖过了分离十几年的生疏感，渐渐地，儿女才成了真的儿女。 2015年，用光所有积蓄，张一昊一家搬出老村，在新村拾掇出现在的房子。女儿嫁了人，儿子在镇上打工，他与妻子以放羊为生。每天清晨，吃几口早饭，就去到老村的山坡上牧羊。山上风大，刮得脸生疼，张一昊也没什么怨言，“就是不容易，没办法，你得活下去嘛”。 张一凡就没那么幸运。被捕时，他刚成年，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最挂念的父母，相继于2002年、2006年去世，没能为父母送终，他抱憾终身，“我这一生中，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别的任何人，我不欠他。但是父母，唉，一辈子没办法原谅自己。”虽获减刑出狱，但无所依倚，落了个孤寡中年。 2012年，经人介绍，张一凡与本地一寡妇结婚。寡妇的丈夫因贩毒入狱，独自带着两个小孩。婚后，妻子也曾怀孕，但张一凡没要，“那个时候的心态，还停留在十几岁的年代，想说，要孩子干嘛，麻烦死了，往后走走再看，就打掉了。” 之后不久，张一凡又因毒品二进宫，他自称受了骗，但法律面前，任何辩解的理由都显得苍白，他又在狱里待了一年，2016年出狱后，离了婚。 “一无所有”，他说，这是出狱后自己最真实的写照。“后悔啊，到头来，鸡飞蛋打，家破人亡。”如今，他借住朋友家，打些零工糊口。他渴望建立家庭，希望找到一份正经工作，而劳改身份，成了一道越不过的屏障。 马连军最终也戒了毒。2015年，马连军68岁，已无法靠体力挣钱，“没钱抽了”，他才下决心断了瘾。二十几年没有做成的事情，切断经济来源，便成了。他在炕上折腾了七八天，不吃不喝，辗转难眠，“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颠来颠去。”抱着“死了就当死了”的决心，挨过了一天天，毒瘾也逐日变轻。 “改邪归正”后，马连军与儿女的关系逐日缓和。今年6月，儿子为他收拾出一间新房，他得以告别逼仄的土坯房。身体也渐好，从一百零几斤，增重至一百五十多斤。他与妻子，早出午归，以拾发菜为生。 “害人啊，为了毒品，花多少钱不说，身体受的罪啊，一言难尽。”他取出一根香烟，点燃，低头吸一口，沉默几秒，又抬起头，凝视着门外，门外有一条路，路的尽头是西沟村破败的旧址，那里有他、他们痛彻心扉的过去。 （应采访者要求，张一昊、张一凡、马连军、张晓均为化名） 来自《凤凰周刊》 马云湖畔大学，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 残雪：许多作家都在文坛混，同那些所谓批评家抱成一团来欺骗读者 以死明志！法官抗议司法干预，宣读誓词后当庭举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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