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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拼多多23岁员工猝死、程序员跳楼自杀，疲惫的年轻人对996,007怨声载道。

但一周休两天这个制度，现代年轻人们觉得理所当然，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人们的奢望。

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是在1995年5月1日，才由中国国务院正式宣布的。

这个想法从第一次提出到执行，耗时十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将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天8小时至10小时。

那时社会主义建设才是“打工人们”心中的头等大事。每周工作六天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当时国家高层曾鼓励工人加班，认为“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工人们不应该提倡这种生活。

这时，大多数欧美国家已经实行每周工作5天，一周40小时的制度，而且社会仍能保证高效和低能的生产。

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最先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1984年，高层建议将每周工作六天改为五天半。

无独有偶，1986年，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胡平进一步提出了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想法。随后，胡平成立课题组，对中国企业展开广泛调研，得出了两个颠覆人们认知的结论。

一个是，尽管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长高于国际平均，但实际的劳动时间与工作五天的德国工人几乎一样。

一个是80%以上的受访者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 之间选择了后者。

即使有这样的调研结果，决策者仍然担心五天工作制会导致经济大幅度下降，最终这个提议不了了之。

到了1992年，在锐意改革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劳动部重启缩短工时的研究。

那时，决策者认为直接由六天工作制缩减为五天，从每周工作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主张先减到44小时。但对不少行业来说，“五天半”的工作日太难安排。

最终，官方决定一周休2天，一周休1天，依次循环，自1994年3月1日起实施。于是人们就把休息两天的那周称为大礼拜，工作六天的那周称为小礼拜，今天互联网公司实行的“大小周”就沿袭自这一制度。

在“大小礼拜”实行一年之后，恰逢1994年的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在家。于是劳动部顺势而为，将工时制度直接缩短为5天，希望人们腾出更多休闲时间，以此带动旅游、文娱、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

就这样，1995年的劳动节之后，全国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随后又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双休日的制度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25年后的2020年，很多互联网大厂反而回到了90年代国企实行的“大小周”制度，这是一种倒退呢？还是一种倒退呢？

马云：996是你们的福报

“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bai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而所谓996，则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如何看待工作与休息、奋斗拼搏与加班文化、员工权利与企业治理，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讨论。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企业的焦虑可以理解，但缓解焦虑的方法不是让员工加班越多越好。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委托—代理”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

从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

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996引发的讨论，是一个反思互联网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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