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月季，张颖，陈新锋 |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用说明：封面图和上图均为第一作者近照。
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限知识视角下农户技术采纳决策的动态仿真与实证研究”(71863006)；海南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有限知识视角下农业创新与农户采纳行为研究”(KYQD1615)。
作者简介：朱月季(1984-)，男，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摘 要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代际流动在经济学中反映着两代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福利的相关系数[1]。从社会角度来看，代际流动越高越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更新与替换[2]；从个人角度来看，良好的代际流动意味着个体间的发展机会均等。自Becker等[3]、Solon[4]和Mulligan[5]等先后提出并用弹性系数估算表示各国的代际流动情况以来，该方面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此后，学者们纷纷开始探讨代际流动与实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目标。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4617元①。由此可见，中国的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依然在农村，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孙三百等曾提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的困境，但通过劳动力自由迁移等方式可以增加就业平等，从而打破这一陷阱，促进社会公平[6]。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部分户籍制度、学籍制度和过高的房价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迁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7]。在新形势下，“代际流动”的本质则是要改变低收入者的困境，缩小社会居民收入差距，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新时期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问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早期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代际流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Becker等指出子代在未来的收入状况取决于其自身的禀赋和来自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禀赋是指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和家庭文化，生物学中这种继承是随机的；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接受较多的子代未来获得高收入的机会相对更大[8]。Yang等发现家庭条件较为贫困的父母在子代儿童时期的投资要少于家庭条件富裕的父母，并且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较低，这部分儿童在未来拥有高收入的机会较少[9]。然而子代在成年后的生活道路也会受到来自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10]。家庭社会地位处在较高阶层的父母容易接触到更广泛的资源，可以为子代建立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父母对子代的帮助则较少，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11]。Erola等运用芬兰的数据证实，父母职业的社会地位对子代成年初期的职业定位起着关键的作用[12]。然而对代际流动的影响重要的不只包括个人的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还有社会的开放度，以及社会结构的樊篱和变迁问题[13]。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几度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14]，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产生着新的工作机会，形成了新的流动空间，由此有了流动的动力，社会结构背景的变化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带来了挑战[15]。纵观现有的文献，学者们从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代际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探讨了婚姻配对、种族歧视和姓氏分布等因素对代际流动问题的影响[16-17]。尽管有学者注意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关注中国农村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对代际流动的间接作用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的代际流动的直接影响。在中国农村特有的文化背景下，这些影响是否存在性别效应与代际流动的区域差异值得更加深入的探究。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考虑代际流动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对代际流动的测算方法进一步改进，并将样本中代际流动的方向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未明显流动”三种类型；第二，基于有序多分类模型检验父代受教育水平在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效应；第三，采用子代求职过程中运用的社会关系表征家庭的社会资本，分析其对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影响及性别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的代际流动方向。（文章详细内容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引用本文：朱月季，张颖，陈新锋.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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