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董希骁 我国欧洲非通用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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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学研究》| 董希骁我国欧洲非通用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Original 语言规划学研究语标 2021-03-18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东欧国家语言政策对我国非通用语人才规划的影响”（16YJC740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董希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罗马尼亚语语言学、中东欧国家语言政策、非通用语教育规划。

摘要

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本科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近年来，中欧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深入，对欧洲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也随之攀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新语种专业不断开设，原有语种的布点数量也出现了倍数增长。但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因前期论证不够充分、准入机制不够完善、培养模式不够清晰而导致的问题也集中显现出来。本文针对新世纪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展开探讨，并尝试给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欧洲非通用语外语专业建设外语人才培养

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各国的语言政策相对明晰，为我国培养对象国语言人才，发展对欧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通过几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欧洲语言本科教育已经步入了全面起步后的快速发展期。除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通用语种拥有悠久的教学历史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外，欧洲非通用语①教育在语种结构上也日趋完备，人才培养规模日益扩大。本文基于对我国欧洲非通用语教育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试图揭示一些具体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供外语教育规划制定者参考。

①我国外语教育界通常将“非通用语”定义为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之外的其他语种（戴炜栋、胡文仲，2009：412）。

历史与现状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建设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围绕着不同时期中欧政治、经贸、文化交往的需要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密切交往与合作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专业成为新中国最早创建的欧洲非通用语本科专业（梁敏和，2015：37）。到60年代初，不仅实现了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还开始涉足南欧、西欧、北欧语种，创办了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专业。即使在“文革”期间，欧洲非通用语教学亦未完全中断，1972年还创建了希腊语专业。到20世纪末，除了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分别有4所和2所院校开设外，其余欧洲非通用语本科专业均为全国唯一布点，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进入新世纪后，中欧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延伸，我国高校开设的欧洲非通用语种类也随之增多，个别“热门”语种的布点数量持续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更多高校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参与到了欧洲各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语种的建设中来。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高校已开设28个欧洲非通用语种，另有6个语种尚处于论证阶段（见表 1）。

①表中数据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的信息，以及历年在教育部官网上公布的《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同意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截至本文发表，2016 年度的信息尚未公布，军队院校未纳入统计范围内。语种名称后的星号“*”代表欧盟官方语言。创建时间为专业批准或备案时间，而非实际招生时间。院校名称为相关专业创建时的名称。29—34 为尚处于论证阶段的语种，其中一些不是对象国的唯一官方语言（如罗曼什语、卢森堡语），另一些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可替代性（如波斯尼亚语、黑山语、白俄罗斯语），或其语言地位存在争议（如摩尔多瓦语），相关问题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在谈及我国外语教育现状时，很多学者（如戴炜栋、王雪梅，2011；金志茹、李云密，2011；束定芳，2013；周谷平、阚阅，2015；苏琪，2015；等）都提到语种数量不足的问题。但从表 1 可以看出，在语种数量上，欧洲非通用语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沈骑（2015）所言，从开设语种的对象国和地区看，现有非通用语种主要以欧洲为主，中亚、南亚和非洲语种开设较少。目前，北外已经实现了对欧盟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且事实上具备了教授所有欧洲国家官方语言的能力。换言之，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教育已经走过了追求语种数量的初始阶段，应将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作为今后规划的重点。

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非通用语专业建设一直采取审慎，甚至保守的做法。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供需平衡，绝大多数欧洲非通用语都被列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进入21世纪后，我国逐渐从“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李宇明，2010），与欧洲各国的交往更为密切，对相关语种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在短短15年间，新开设的欧洲非通用语种数量已超过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高校增设非通用语专业的热度骤增（文秋芳，2016）。仅2015年一年，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布点就激增14 个，相当于 20 世纪末布点数量的总和（见图 1）。

在语种和布点数量“双增长”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和“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为外语教育指明了宏观发展方向。但是在微观层面，必须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展开探讨，方能及时做出调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就欧洲非通用语教育而言，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2.1

新建语种疏于论证

在我国，外语专业多以语种命名，各语种外语专业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因此，哪些语种应作为本科专业开设，成为非通用语教育规划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近年来有的院校在规划新专业时疏于论证，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将是否具有官方语言（或国语）地位作为开设新语种的唯一标准。将某国的官方语言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是出于双边交往的实际需要，还体现了对该国独立主权的认同，具有象征意义。但应该注意到，在文化认同、民族权利、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对象国的语言地位规划可能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在制定语种规划时就可能陷入被动，甚至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此类问题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尤为突出。东欧剧变导致民族联邦制国家相继解体，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各自的官方语言或国语，一些语言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南斯拉夫解体后几经分合，最终形成了6个国家①。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4国公布的官方语言并无太大差别。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书写方式上，前者用西里尔（俄文）字母书写，后者则用拉丁字母书写。黑山语、波斯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更为接近，为了体现其语言独立性，黑山、波黑两国人为制造了一些正字法和词汇差异。这两种语言能否被称为独立语言，学界至今莫衷一是。从人才供需关系看，北外原有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完全可以满足与上述4国交往的需要。然而，按语言地位标准设立的专业往往会被赋予政治化解读。2005年，应对象国使馆的要求，北外拆分了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专业。照此逻辑，黑山语和波斯尼亚语也有从塞尔维亚语中分离出来“另立山头”的可能。相近语种重复建设不仅会摊薄本已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还会使学生的视野愈发狭窄，知识体系支离破碎，并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更为极端的例子出现在摩尔多瓦：该国大部分领土历史上曾在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苏联）之间反复易手，其主体民族与罗马尼亚人同宗同源，使用同一种语言。苏联时期，当局在巩固俄语地位、限制当地人的母语教育权利（张宏莉、赵静，2015）的同时，通过培植一种摩尔多瓦民族身份来保障苏联西部边界的安全（King, 2002: 29）。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捏造了“摩尔多瓦语”的概念，并强制用西里尔字母代替拉丁字母，以体现和罗马尼亚语的差异，疏离当地居民对罗马尼亚的认同。1991 年，摩尔多瓦宣告独立，并在《独立宣言》中赋予了罗马尼亚语国语地位，但 1994 年颁布的《宪法》又将国语称为“基于拉丁字母书写的摩尔多瓦语”。自此，国语名称几乎成为判断个人或政党政治取向的标签：称其为“摩尔多瓦语”者被看作亲俄派，称其为“罗马尼亚语”者则是亲欧派。2013 年，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再次确认了罗马尼亚语的国语地位。我国的罗马尼亚语教学迄今已有 60年历史，为发展中罗、中摩关系培养了大批人才。进入 21世纪后，以欧洲一体化为契机实现统一的呼声在罗、摩两国政界和民间持续高涨。如单纯以摩尔多瓦变幻不定的语言地位规划为标准，贸然开设所谓“摩尔多瓦语”专业，不但有画蛇添足之嫌，还可能得不偿失，给中摩、中罗，乃至中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①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 6 国，科索沃未被我国承认。

2.2

增设布点急于求成

步入21世纪后，我国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很多院校看到了不断增长的非通用语人才需求，却忽视了人才培养能力有限、师资严重短缺的事实。以欧洲非通用语中最为“热门”的葡萄牙语为例：20世纪末，我国仅有 2 所高校设有葡萄牙语专业，占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布点总数的 14%。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我国与安哥拉、巴西等葡萄牙语国家的经贸关系迅速升温，葡萄牙语专业出现“井喷式”增长。到2015年，布点数量激增至26个，实现了 1200%的增幅。个别高校在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匆忙开设本科专业，甚至出现过学生入学后发现教师尚未到位，被迫“自学”的情况。

2012年，教育部重新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已列入《专业目录》的本科专业的设置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教育部只负责备案，高校因此享有了更大的专业设置自主权。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中虽然提到了办学定位、发展规划、学科依托、人才需求、培养方案、教师队伍、图书资料等方面的要求，但并未制定明确的指标。一些院校的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匆忙上马，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缺乏依据和约束，导致师资供给远远跟不上专业开设速度，先招生再找教师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院校完全依赖外籍教师开展教学，且对外教的资质不加审查，甚至出现病急乱投医，通过脸书（Facebook）找外教的现象。能否保证教学质量姑且不论，由于外教用纯外文授课，如无懂得这种语言的本土教师配合，其讲授内容就无法得到有效监控，有可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学生造成误导。

2.3

培养模式不够清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高校应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向“复合型、复语型”方向发展，在掌握外语技能的同时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是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由之路。尽管“复合型、复语型”已被很多高校写入人才培养方案之中，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大的探讨余地。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在这个方面做过很多探索，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尚未形成特别清晰的培养模式。

张建华（2016）认为，复合型人才不是外语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前提，是外语人才的题中之义和应有的文化形态。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并没有统一的范式和标准，要根据本校、本专业、师资构成、学生队伍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复合形态和范式。欧洲非通用语专业面临的最大矛盾在于人才需求类型多样，但总体数量有限。一方面，中欧关系已经进入了全方位发展阶段，外交、经贸、科技、文化、军事、传媒等领域均有用人需求，且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大相径庭。另一方面，除了葡萄牙语有大量使用者之外，每个语种的使用人口都十分有限，这决定了欧洲非通用语教育不可能走规模化发展道路，更不可能像通用语专业那样，基于自身力量实现学科多元化。例如，北外英语系（学院）凭借其可观的教学规模、强大的师资队伍、深厚的学科底蕴，逐渐分化出国际商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院系，实现英语专业与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学科的高度融合。然而在欧洲非通用语专业聚集的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绝大多数专业的教师编制不足4名，其中有7个专业仅有1名中国教师，各专业每届招收的学生数量也不超过24人。依靠本专业的力量来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若采取与其他院系联合培养的模式，则需突破学科和院系间的壁垒，并提升辅修专业的含金量。

所谓复语型人才，广义上也可以被看作复合型人才中的一类。英语作为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对于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复语”应该指除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语种。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大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外语类院校中开设。尽管这些高校拥有丰富的语种资源，但这一优势在复语型人才培养方面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可供选择的语种数量不足，特别是一些相对“热门”的语种敝帚自珍，未能向全校学生开放。另一方面，学在选择时乏引导存在盲性有人全凭趣有人出于猎奇，有人为凑学分随意选修，最终半途而废者亦不在少数。学生的自主选择固然应该尊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引导，就无法保证复语型人才培养的效率。

对策和建议

虽然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总体规模不大，但涉及语种较多，每个语种对象国情况各异，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要凭借有限的教育资源，在狭小的平台上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殊非易事。现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3.1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

任何一门新专业的开设都必须以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为基础。就新语种设置而言，单纯按是否具有“官方语言”地位这一标准来决策显然过于草率，应从以下几个层面综合考察。

首先，需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分析拟开设专业与现有专业之间的关联，优先开设类型差异较大，在使用中不可替代的语种。在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高度相似的情况下，最理想的做法是改变目前以语种命名本科专业的方式。以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黑山语、波斯尼亚语为例，如能开设诸如“西巴尔干国家语言文化研究”之类的专业，就可以将这些语种全部涵盖在内，有效规避因语言名称带来的分歧，并在确保学习语言技能的同时拓宽其视野，培养其区域研究能力。在区域研究的框架下开展外语教育，是欧美国家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做法。

其次，要深入研究对象国语言政策，掌握该国最真实的语言使用状况。仅凭查阅文献来获取对象国的显性语言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开展实地调研，与对象国政界和学界广泛接触，了解民众的语言使用习惯以及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对象国的官方语言固然是考察的重点，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需基于对该国历史文化、民族构成、政治生态、地缘环境的认识，探究其语言地位规划的背景和动机。

此外，教育主权意识应贯穿语种规划的始终。必须时刻从我国的战略需要出发，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语言名称涉及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在考虑对象国合理诉求的同时，不能受其国内政策风向的左右，更不能被其绑架。教育是百年大计，在暂时无法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对个别语种的处理宜缓不宜急。

3.2

划定底线、悉心培育

在增设专业布点方面，需要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高校密切配合，确保专业建设质量。简政放权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也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与此同时，还要注重放管结合，警惕高校陷入“一管即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此，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4月考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时指出：“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熊丙奇，2016）。

教育部应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划定底线，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审批依据。国外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按照捷克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必须拥有5名以上相关学科教授组成的师资队伍，方能成立一个专业。鉴于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可酌情放宽标准。但无论如何，本土专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是兼职人员或外教无法替代的，至少要有1名本土专职教师，方能达到专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与合作，随着更多院校参与到欧洲非通用语教育事业中来，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变得更为广阔，兄弟院校间的良性竞争机制也将逐渐形成，但前提是要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摒弃急于求成的想法，更不能将增设专业布点看作争夺资源的手段，以牺牲人才培养质量为代价来缩短师资队伍建设周期。北外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欧洲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单位，在新专业建设方面一直秉承严谨务实的态度。例如，该校的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斯洛文尼亚语本科专业获批已有 7 年，但一直处于培育阶段，没有急于招收本科生。在此期间，相关专业的青年教师一边提升学历层次（3 名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一边配合外教开设选修课，在实践中积累教学经验，除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外，还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在兄弟院校组建欧洲非通用语专业的过程中，北外向其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充实其师资队伍，并积极配合北京市提出的“双培计划”，利用本校资源为地方院校培养相关语种人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专业从无到有，并要在今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财政投入，更离不开悉心培育，否则就有“揠苗助长”之虞。

3.3

扩充选项、加强引导

在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培养方面，院校应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由于教育资源有限，高校的学制规定极其严格，致使许多院校的学分制改革步履维艰，转专业难于登天，辅修学位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双学位”地位①。在现有条件下，较为务实的做法是打破院系壁垒，整合教学资源，鼓励各院系开放更多课程以供选修。

跨院系、跨学科合作只有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方能持久。在“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的背景下，非通用语种已经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相关专业在与其他院系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过程中并非单纯的受益方，而是平等的合作方。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固然需要拓展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掌握一门非通用语同样能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将非通用语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是培养“专业 + 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的另一条途径。业 + 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的另一条途径。北京大学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每个语种开设1—2个班，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报名，学习时间为一年或一年半，小班授课，少至3人，多至40人。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既无密度又无强度的非通用语课程很容易导致“高投入、低产出”（文秋芳，2016），但应该看到，国家对于复合型人才外语能力的要求是多样化的。例如，一个理工科的学生选修非通用语，并不需要达到口译员的水平，今后驻外工作时只要会用对象国语言简单寒暄，就可以拉近彼此距离，有助于实现“民心相通”。北京大学开设的非通用语以亚洲语种居多，但其经验也值得欧洲非通用语专业借鉴。一个专业只有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才能体现更大的价值。

在复语模式选择方面，相关院系在扩充语种选项的同时，还需进行必要的引导。针对欧洲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建议在继续提高英语能力的基础上，参考以下三种方案：（1）根据主修专业所属的语言谱系，在“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中等通用语”中进行选择，从而实现“非通用语 + 中等通用语 + 英语”的“小中大”三语复合。例如，罗马尼亚语专业的学生可选修同属罗曼语族的法语或西班牙语；挪威语专业的学生则可以选择日耳曼语族的德语。（2）选择一门同地域、同语族的非通用语。例如，丹麦语专业学生可选修北欧的瑞典语、挪威语、冰岛语；塞尔维亚语专业学生可轻松掌握克罗地亚语、黑山语、波斯尼亚语。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尽可能多的语种，还可以为区域研究打下基础。（3）根据主修专业，选择一门在对象国通用性较强的语言（包括主要少数民族语言）。例如，拉脱维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脱离苏联后，不再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其境内仍有大量俄罗斯族居民，俄语具有一定通用性，北外在“乌克兰语 + 俄语”复语教学方面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

结语

相对其他语种而言，欧洲非通用语教育面临的问题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我国的非通用语教育规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我国的欧洲非通用语教育在语种结构上日趋完备，今后教育规划的重点应从“做大”向“做细”“做强”转移。在语种规划方面，要基于对语言本体属性和对象国语言政策的深入了解，充分论证开设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力求在学科设置上实现突破，改变以语种命名本科专业的单一模式，将非通用语教育融入更为宏大的学科视野中。在布点设置方面，应进一步健全本科专业审批和备案制度。高校在积极回应国家人才需求的同时应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秉承以人为本、对学生负责的理念，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谋求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培养方面，须重视对现有教育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打破院系和学科壁垒，提升各专业开放程度，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选项。非通用语专业则需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等、靠、要”思想，通过科学设计和引导，主动开放课程资源，充分展现自身价值，逐渐提升学科地位。

要彻底解决本文提到的问题，可能会涉及学科设置、学制安排、院系架构、专业命名等多个层面，非一朝一夕之功。在现有条件下，只有在摸索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方能兼顾国家需求、学科发展、学生利益，使欧洲非通用语教育规划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略）

征稿

《语言规划学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学科的重要刊物。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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