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浩然、王赛珈译：脱离式论辩风格：作为表达手段的文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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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加塔著. 毛浩然、王赛珈译. 脱离式论辩风格：作为表达手段的文本类型，《当代修辞学》,2021(1)：31-43.
脱离式论辩风格：
作为表达手段的文本类型
安卡·加塔
罗马尼亚加拉茨多瑙河下游大学
毛浩然 王赛珈 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海南大学
摘 要：本研究基于语用论辩学理论，通过考察“欧盟环境与气候变化政策报告”这一机构话语中实施具体交际活动类型的话语事件，阐明脱离式论辩风格（van Eemeren 2019）的特征。根据批判性讨论的语用论辩模型，报告中的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被重构为结论阶段。由于受到惯例化和制度化的制约，这一交际实践具有特定的话语模式和结构，语境所强加的惯例化类型使得采用脱离式论辩风格成为必然，因此文本类型（Adam 1992）的概念有助于对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在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为保证陈述的客观性和简洁性以及报告总结或者关键结果中的信息密度，不再重申意见分歧，而是通过均衡叙述性、描述性和元话语的文本策略对至关重要的立场进行综合性表达。这就避免了对立场进行明确的否定性评价或陈述，但提出的建议可供决策者采纳或再议。
关键词：论辩风格；批判性讨论；脱离式；语用论辩学；文本序列
一、语用论辩学中的论辩风格
论辩风格是语用论辩学中的一个新概念，聚焦于论辩者通过对“潜在话题”（topical potential）、“受众需求”（audience demand）和“表达手段”（presentational devices）的运筹帷幄，使得话语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合理消除意见分歧（van Eemeren2019，2020，2021）。
本研究关于脱离式论辩风格特征的论述，主要基于批判性讨论的语用论辩模型（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1992）以及“策略操控”（strategic maneuvering）的概念体系（van Eemeren 2010）。作为“理论建构”的工具，批判性讨论的语用论辩模型可以用来重构论辩者在现实话语实践中的论辩过程和活动①；作为语用论辩拓展理论的核心，“策略操控”概念的分析和完善结合了“意见分歧”“批判性讨论的阶段性”等语用论辩学中的相关概念②。
van Eemeren （2019）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论辩风格：脱离式和参与式，并依据贯穿于批判性讨论四个阶段的策略操控，描述了脱离式论辩风格的阶段性特点。在冲突阶段，“运用论辩话步对潜在话题的选择”通过“对后续讨论进行就事论事的陈述”来实现；迎合受众需求需要“保持准中立的客观性”，而不凸显受众利益；表达手段优先考虑“不加修饰、实事求是的模式化阐述”（van Eemeren2019:166）。在开始阶段，话题选择一般考虑容易验证的事实作为论辩的出发点；受众需求调适通过“选择容易被认可、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来实现；表达手段倾向于“直截了当的对相关事实进行概述、对相关统计进行列举”，以便将个人参与度降到最低。在论辩阶段，话题选择倾向于“展示具体优点、自带建议措施的实用型论证”，较少使用类比论证；迎合受众需求通过“准中立的论证态度以符合受众利益，形式化的专家语言以避免个人承诺”来实现。在结论阶段，脱离式论辩风格通常选择“让听众或读者自然而然得出结论”的话题，“非突兀、含蓄”地向受众展现顺理成章的结论，“以非对抗的表达方式作出结论”。（同上，167）
本研究概述并进一步分析了van Eemeren（2020）有关脱离式论辩风格的观点，以此为出发点，本研究试图阐释：脱离式论辩风格还有哪些特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较为具体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1）如要更加精确地定义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特征，哪些分析工具可用来辅助语用论辩学的研究？2）如何在不忽视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前提下对更长的论辩性话语进行总体分析，同时根据论辩行为在话语中表现出的一致性和系统性，对其所属的特定论辩风格进行判断？3）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一段单独的论辩话语的论辩风格的转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选取了一份已发表的关于欧盟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报告的片段（出处见参考文献），对机构话语中这一特定分类进行分析，并考察了言语事件③的论证设计。这份文件（下文简称为《文件》或《生态报告》④）是基于欧洲议会的某一委员会的要求，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而成。（有关文本样本的来源详见参考文献）。
二、论辩风格分析中文本类型/文本序列
为探究论辩风格在实践中的表现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本研究引入“文本类型”，或称“文本序列”的概念（Adam 1992），这一概念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利于从论辩角度深入研究实证话语。⑤亚当根据特定的话语目的所呈现的不同语用和语言特征，区分了五种文本类型：叙事性、描述性、解释性、辩论性和对话性。本研究涉及前三种文本类型，通过分析假定的语篇样本特征来阐明脱离式论辩风格。⑥
2.1 叙事性文本序列
叙事性文本序列一直是话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比如对“récit”与“histoire”这两种叙事文本顺序的区别。巴尔（1997）对叙事的研究方法以及描述视角很有价值。由于目前分析所关注的叙事序列的维度极小，亚当的方法（1992:70-72）更适切于当前的分析，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A）与其他文本序列一样，叙事文本序列可以是同一时间的一系列文本序列的一部分，或与不同文本类型结合形成异质话语；B）它可以是论辩交流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论辩导向的；C）分析中可用时间指示对其进行识别；D）叙事原型序列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子类型（包括历史、戏剧、寓言、演说、普通等），其中也有怪诞的仿写形式。后者是对叙事结构的修辞性探索，而历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更高层次，对进一步的分析起到重要作用。
2.2 描述性文本序列
亚当认为一个（典型）描述性文本具有以下特征：A）最少用一个句子或要素（例如列举）表示（1992: 81-82，100）；B）具有论辩取向（同上，78，82）；C）几乎不以文本为主导，在结构上取决于更高层次并且处于主导地位的叙事顺序（同上，100）；D）不同于叙事性文本的拟人化，由于可以介绍一个人、对象或者场景等等，因此表现出“去个性化倾向” (同上，79）；E）可以按照特定的宏观操作或“描述程序”进行概念上的分类（同上，85-95）。莱辛（转引自Adam （1992: 78））非常认可荷马描述时至多涵盖一个细节，以保证“文本进展”的连续性的风格。因此，至少在小说中，修饰被视为障碍、异质性标志以及文体缺陷。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很容易认可这一点：在诸如科学或医学的语境中，话语应该尽量详细，因为任何信息缺失都可能造成（科学和/或伦理的）消极后果。
2.3 解释性文本序列
解释性文本序列可以涵盖解释、信息和说明序列，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在解释的基础上，提供科学的、通过演绎或者归纳而得出的结论，来处理“为什么会发生”或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等问题。它通常作为论辩的一部分，代表某一特定论辩决定或取向的正当理由，也可以具有纯粹的信息价值，特别体现在为现象和具体事件提供科学的或基于数据的正当理由。（另见Adam 1992:127-142）
2.4 转述性话语和元话语序列
在本研究中，其他有助于分析的概念是“转述性话语”（更常用的术语是“间接引语”）和“元话语”。两者都可能成为结合了描述性、叙述性和解释性类型特征，同时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属性的文本原型，但没有包括在普通的文本类型中，可以被视为两类独特的“关于话语的话语”。“转述性话语”可简单定义为用二阶话语再现一个话语事件，在二阶表达的再现意在唤起一阶话语，后者实际上是由语言使用者实际或仅视为由其表达的话语（本研究的定义，改编自 Spronck & Nikitina 2019:122）。元话语是对话语的“注释”，是“话语使用者在说话或写作过程中自己表达出来的”（Hyland 2017:16）。
三、异质交际实践的样本分析
《生态报告》（共90页）关注的问题涉及欧盟环境政策和气候行动政策的发展，以及此发展与国际环境和欧盟议程的关系。该报告探讨了欧盟政策制定中有关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相关领域的大部分议题。
《生态报告》的目标受众较为确定：欧盟委员会委员（们）和作为终端用户的决策者。其调查结果可能会在以后的决策讨论中作为采取措施的理由。虽然报告中呈现的信息和数据以及一些积极的评价或评论随后可以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但可以推测的是《生态报告》的目标受众——欧洲议会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的人数相当有限。
摘自《生态报告》的片段与文件正文前的“执行摘要”（1， 5页）和“关键结果”（1页）相一致。以下有关《生态报告》的总体特征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信息：a）作者称之为“研究”；b）数据和结论报告主要基于作者所进行的问题分析；c）本质上属于独白；d）类似于“公共政策分析”，是解决主要政策领域（针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的方法路径；e）技术性较高。
在语用论辩模型的框架下，本研究通过论辩最大化分析策略和最大化解释策略来剖析语篇样本。考虑到具体的互动类型或者话语体差异，即使在不确定语言使用者（这里指报告作者们的集体声音）是否具有论辩意图的情况下，这些策略也可以用来将文本样本重构为旨在解决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尽管《生态报告》本质上属于“独白性”的“研究”，但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接下来我们所分析的语篇（节选）仍然可以被视为意在解决意见分歧，其文本片段将基于分析概览被重构为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的一部分。宏观语境，即与交际活动的特定领域有关的交际实践，“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惯例化特征”（van Eemeren2010:130），与实现其所赋予的制度性要点方面所起的作用互相制约。例如，政治交际领域中“有一些交流实践惯例化程度较低”（van Eemeren2010:130）。《生态报告》可以用来阐释融合了三个不同领域——政治交际、组织交际和学术交际——制度宏观语境的特点。
van Eemeren （2010:143）没有区分“组织交际”这一领域，不过他指出交际领域的划分实际上具有开放性。本研究中的“组织交际”指的是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交流，以及组织与媒体、广大公众、组织可能接触的个人之间的交流。⑦不同交际活动类型中的制度语境约束着论辩的策略操控，因此要明确论辩所处的交际活动类型，比如《生态报告》的语境依赖性使其“在某些方面受到普遍存在的制度先决条件的制约”，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三种不同交际领域的制约（van Eemeren 2010:129）。组织交际同时与政治交际（惯例化程度较低）⑧学术交际（惯例化程度较高，尤其是书面形式 / 实践）存在共性。基于这些区别，这两个领域截然不同的区别性特征在分析时都应该加以适当考虑，从而探索论辩风格与这种异质性宏观语境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内容，按照负责制定政策的欧盟委员会的要求，《生态报告》的惯例化有助于实现其制度性要点或原则，即“提供有关领域所做工作的文件资料，对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专家评估”，或者基于这些分析设想结果以及预测所调查的特定领域的未来。《生态报告》可以看作是一个实施“技术研究”类交际活动类型的具体话语事件，在组织交际领域中根据所属的语类，可划分为“争议”这一类型。⑨
交际领域 | 交际活动语类 | 交际活动类型 | 具体话语事件 | |
组织交际 | 争议 | 技术研究 | ——提出一个概念想法 / 计划 / 报告 ——应官方机构 / 研究 / 调查的委托/要求 | 911调查报告 欧盟研究（《生态报告》） |
（基于 van Eemeren 2010:143）
四、简要分析概览
本研究从全局角度出发将《生态报告》视为言语事件，下面列出对其进行的简要分析概览。
（1）在冲突阶段，由于质疑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利害攸关的意见分歧是虚拟的，需要通过分析重构。面对或者即将面对委员会的成员们，《生态报告》的作者们代表着正方。潜在或者虚拟的反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欧盟议会中的政客、公众舆论、媒体。在普遍性的层面上，意见分歧可以是非混合型的（反方仅质疑正方立场），也可是混合型的（反方不仅质疑，且反对正方立场），此时在陈述立场时双方刻意隐藏自己的态度以使意见分歧不至于过早复杂化。意见分歧可以重构为：目前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是按照或者符合欧盟既定政策的，今后还要应对未来的挑战。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这些分歧可以重构为多重和混合的。这类具有多种维度的“言语事件”在分析中非常有必要作为多种意见分歧来处理。
（2）在开始阶段，正反两方就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达成一致，并围绕对方的妥协或认可之处来回顾报告主体（参考法律文件、采取策略等），同时通过数据和事实加以佐证。
（3）在论辩阶段，通过对具体的子立场的细节进行重构，最后归纳为两个主要立场。论证具有表征性，并且有数据和数字支撑。每条政治行动路线都有相应的子论证，例如土地使用或资源效率。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归结为一个特定的中心论证，这个中心论证可以表示为一个复杂的论证结构的一部分，具有多重和复合的论证（包括并列论证和从属论证）。论辩阶段主要可以通过《生态报告》的主体来重构。
（4）结论阶段通常是分析方法的“次要阶段”：在进行论辩之后，讨论的结果往往不予重述。由于结论阶段在经验实践中通常处于潜藏状态，因此需要基于其他要素的分析对其进行重构。语篇本身不可能在模型中重构，因为它依赖于语境，特别是每个说话者的创造力；但是没有这种表现行为，就仍然很难想象语言表现方面的结论阶段是什么。
所选择的文本样本被正方—作者命名为“执行摘要”⑩和“关键结果”。重构论辩互动过程时，经验现实中的同一要素可能有助于重构批判性讨论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因此，这两个样本都可以被重新构建，要么代表批判性讨论的四个阶段，要么作为冲突阶段⑪。基于其标题、内容和交际意图，可将其重构为结论阶段。作为实际且明确的言语行为复合体，它们所对应的是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作为一种子语类，执行摘要在商业中很常见，与商业计划相对应，“提交给客户的提案中会附带有说服力的摘要”（Sales 2006:214）。另一类是项目报告的执行摘要，更接近选定的样本。Miller & Pessoa（2018:128）指出“执行摘要的语体类型似乎包括直接、事实和客观的写作，与报告的总体目标相对应，而不是描述性的、评价性的或主观的”。关键结果重申了立场并提出了建议。理论上，他们可能会开启一轮新的讨论，但是在调查的实际案例中，作者的声望和认可度使得这一立场和建议很少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参照框架不允许的情况下。此外，鉴于上文提到的“编制”《生态报告》的实际惯例，从这两个要素开始重构结论阶段，是以这些文件强加性结构为指导的。
五、文本类型/序列的选择与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结论策略操控
在批判性讨论模型应用于独白话语策略操控的结论阶段，对正方而言，从论辩角度考虑是为了“明晰批判性程序的结果”，从而确定正方是否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从修辞的角度考虑则是为了表明这些立场是可以坚持的。（参见 van Eemeren 2010:44-45）在经验性实践中，这种惯例化交际活动类型中的另一方或受众通常没有“发言权”，因此为了使得虚拟的反方放弃质疑，结论阶段至关重要。为了考察结论阶段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特点，本研究从坚持立场的论辩话步中所运用的结论策略出发对其一致性和系统性进行分析。其他需要重构的论辩话步还包括要求使用声明或执行使用声明，例如定义、规范、详述等。（van Eemeren 2010: 11）由于文本类型 / 序列的概念可以用来表明语言使用者特别致力于“用非对抗性的方式表达达成一致结论”，从而减少分歧或者消除分歧，因此这一概念有助于描述结论阶段论证文体的特点（van Eemeren2019:167）。
在惯例化交际实践中，结论阶段必须以某种方式经验性地进行表达。在《生态报告》这一言语事件中，结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结果必须被明确的表达出来，因此策略操控的具体步骤和表现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在特定语境中，论辩话步只有利于正方（报告作者）来消除意见分歧，因为在这一阶段，反方通常只能对发布的结果采取接受态度而不能采取论辩话步。在《生态报告》的语境中，正方会重申根据论证作出的结论性言论，而我们的分析也必须对结论阶段进行重构从而识别脱离式论辩风格的这一具体特征。很显然，正方对于批判性程序中的结果已经有了明确的预判，因此在样本分析中我们应该展示正方对话题的客观处理。
接下来的研究将聚焦结论策略的表象特征，主要体现为特定文本类型或文本序列的选择。第一节讨论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在报告文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到第四节分析叙述性、描述性、元话语和转述性语序对结论策略操控的贡献，第五节分析如何通过间接言语行为的指令性实现“建议”这一虚拟立场。基于语用论辩学的理论视角，选择一种特定的“表达宏观手段”作为文本类型或文本序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有助于发现脱离式论辩风格话语在结论阶段的特定语言结构。由于涉及到特定的惯例化交际活动类型（报告中的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所选择的语篇样本有利于考察在结论阶段中符合特定实践惯例的实证成果，这在一般交际中是不常见的。分析试图表明，表达手段的具体选择似乎是一个战略性情景的结构前提条件，这也可能是大量采用脱离式论辩风格话语的实践情况。与此同时，在更实际的层面上，脱离式论辩风格的概念范畴可能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话语实践中的对结论进行明示的咨询和建议行为。
5.1 执行摘要及关键结果的定位及角色
在一般的对话或者交谈中，语言使用者自然而然地进行准确陈述，把其作为一个立场来推进，或者通过提出必要的论据来对其进行质疑，从而检查可能的防御和攻击方式，最终接受或拒绝这个立场。这与惯例化程度较高的交际实践并不完全一样。在此处所考查的案例中，可能与大多数报告的案例一样，在一开始《生态报告》就给出绝对明确和无可争议的结论，陈述报告惯例化的总体结构体现了策略操控，为正方提供了随后的论辨部分。报告的正文包括一个全面的论辩程序，涉及大多数利益点以及次要问题。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通常放在报告开头，这有助于在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之间进行策略操控。其作用是简要概述主要结论所涉及的方面、范围和基础，明确正反双方出发点的基本信息。
5.2 叙事性文本序列
在《生态报告》的两个部分可以找到一些叙述性文本序列：
（1）第七次环境行动计划确定了三个主题优先事项（...）（ES/9⑫）
（2）这些优先事项将继续与...密切相关（ES/9）
（3）到2030年为止，已经制定了相当多的环境和气候目标和战略。（ES/9）
（4）成员国遵守和执行环境立法是过去的一项重要任务... （ES/9）
（5）截至2019年的立法期间，已完成了大量新的或经修订的立法。（ES/9）
（6）……通过了一个全面的一揽子计划，……（ES/9）
（7）通过了全面的立法一揽子计划，更新了有关......的立法（ES/9）
（8）……更新了有关新车和新轻型商用车辆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规，同时也更新了有关重型车辆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料效率的新法规（ES/9）
（9）欧盟委员会当选主席范德莱恩的计划中强调的环境领域的其他具体优先事项。（KF/11）
这种叙事性序列的主要特征是使用过去完成时态或现在完成时态、过去分词、时间状语（“已经”）来表示在欧盟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通过立法）采取的步骤。与此同时，现在或将来时态或者时间决定（“直到2030年”）给出关键事件或后续事件序列的概述。作为计划或者时间表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大多用“优先事项、立法、任务、目标、战略”来表示。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事态的“就事论事”（van Eemeren 2019:166）的表达反映了脱离式论辩风格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报告本身所关注的问题，而且特别能够了解结论的出发点。
因此，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反映了对有关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进行审议以及虚拟争议的整个过程，通过列举最为显性相关的专题作例子使得该议题得到《生态报告》主体框架内其他专题的补充说明。该叙事序列还表明，正方除了适当考虑文件（立法、战略等）所反映的已经存在的一系列议题和关切之外，没有主观选择和具体参与。结论阶段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有助于证实欧盟文件所反映的特定议题的至关重要性，并在客观上为报告的结论指明方向。这种叙事方式向受众提供了部分或基本知识，因此受众可以把结果看作是“他们[正方和(虚拟)反方的出发点]”（van Eemeren 2019:167）。以过去和当前可核实的事件为基础，或以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为基础，如战略、计划或立法实施内容的一部分，客观叙述可以作为工具或文本/话语技巧出现，形成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策略。
5.3 描述性文本序列
在上下文的例子中也有描述性的文本序列，它们同样有助于形成一种脱离式论辩风格。在选定的样本中，描述性文本序列包括以下这些内容：欧盟（政策）文件和战略的标题（“第七次环境行动计划、2030年气候和能源框架、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清洁能源计划”）、与优先事项相对应的具体结构要素（见下文第11项）以及其他描述性成分。前面提到的名词（“优先权、立法”等）是描述性范式的一部分，使报告作者能够强调所考虑的文件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对报告进行非描述性而是指令性、指导性和程序性的解读，以便于决策者确立一套用以贯彻执行的行动方案：
（10）第七次环境行动计划确立了三个主题优先事项（保护和加强自然资本，建立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经济，保护公民健康、增进公民福祉）。（ES / 9）
（11）作为执行《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废物处理部门通过了一个由六项指令组成的综合性一揽子计划以及一项循环经济塑料新战略和一个监测框架。（ES / 9）
在全部或有选择地列出问题（“三个主题优先事项、六项指令”）之前，先列举这些话题是出于专业和修辞的考虑，有助于使篇章内容更加透明，特别是有些复杂的名词结构包含专有词汇，读者在第一次接触报告时难以掌握。事实上，除了数词外，形容词或状语修饰语也可以用来修饰宾语、动作或事件。它们特别适用于典型的描述性文本，在节选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另见上一节的例子：“主题”优先事项、“全面”的（立法）一揽子办法、“大量”“最新”的立法、“具体”优先事项、“高度”优先事项”；另见12-15）。
挑战的重要性、未来的优先事项和任务以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重大”差距、下一个立法期的“关键”问题、“关键”决定、“更宏伟”的2030年气候目标），是通过带有“情绪性”消极内容和暗示不满的名词修饰语来进行强调的。带有消极内容的名词修饰语可以支持以动词为中心的话语的言外之力，具有指示性语用意义：
（12）此外，在实施、执行、融资或政策一体化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正威胁着欧盟目标的实现，……
例（12）是动词有助于实现描述的代表性案例：动词“威胁”不对应于任何特定的行动或状态——没有明确提及任何事件；其功能是修辞性的，因为它实现了拟人化，因此对“重大差距”所指的概念进行了补充/过度描述：这些不仅重要，而且具有“威胁性”，意味着差距可能阻碍欧盟目标的实现。如之前所述，我将这种类型称为“衍生描述”，目的是为了将最初的描述性文本序列解释为一项指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而这在样本文本特定部分甚至整个报告中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13）需要就提高欧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做出一项关键决定。（ES/ 10）
（14）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制定一项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详细规定到2030年的时限、目标和具体措施，以及关于体制结构和治理框架的具体建议。（KF/ 11）
（15）第七次环境行动计划确定的主题优先事项仍然是高度优先事项。（KF/ 11）
描述性文本序列可以采取脱离式风格，从而让语言使用者有机会做出符合客观性目标的话题选择，并提供示范性案例作为所讨论问题的说明。这些可以被视为“放大技术”，用来唤起读者注意在不同领域进行的分析和结论的可靠性。
在语用论辩学框架中，定义被视为使用描述性言语行为，在文本类型分类中属于描述性文本序列的范畴。一些类似定义类型的陈述性言语更像上下文描述或情景描述。
（16）关键问题在于上一个立法期间的立法工作尚未完成的领域。
这可以改写为“立法需要完成或扩展……”，表明描述或定义可能具有指示性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这样一份报告的关键结果部分按照惯例通常会附上建议。《生态报告》在相对应的部分遵循了这一做法，尽量不使用描述性文本序列。这符合实践中报告的惯例性做法，即关键结果应当限制在一页纸的篇幅，更具指示性而不是描述性。
执行摘要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通过为关键结果中提出的建议提供合理性参考来评估利益攸关的问题。执行摘要中描述性策略的组织和安排符合报告两部分的功能和文件的总体策略设计，以避免多余和不相关的信息。正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虚拟或显性论证尽可能地透明和简洁。因此结论阶段仅运用最简单的修辞语言手段，相应的，比喻的使用也降到最低，与此同时，主要的修辞兴趣集中于话语结构和遵守惯例化实践。以脱离式论辩风格措辞也是出于对受众及其期望的考虑：1）受众不一定熟悉特别立法和技术问题，这部分是用来确保受众尽可能的快速理解报告正文中详细揭示的最为相关的话题；2）描述性文本序列具有良好的沟通效果，可以用掩饰的手法巧妙地向欧洲议会提出建议。
5.4 解释性、元话语和转述性文本序列
在批判性讨论理想模型中，完整的结论阶段要求对意见分歧、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论证过程以及讨论阶段的特点做出简明概览。这种情况在高度惯例化的书面或口头经验实践中普遍存在，但仍然存在一些创新空间。
从经验上看，转述性话语、元话语和解释性段落符合这一理想的“要求”。在这里所讨论的话语中，元话语使用的常规公式如下：
（17）本研究报告第一部分概述了欧盟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立法、主要目标和战略的现状，特别侧重于最近采取的行动。（ES / 9）
（18）第二部分探讨下一个立法年度的挑战和关键议题。（KF / 11）
（19）第二部分还涉及欧盟委员会当选主席冯德莱恩概述的优先事项，如…… （ES / 10）
（20）这项研究回顾了欧盟正在进行的环境和气候立法的现状，并分析了未来五年的主要挑战。（KF / 11）
这些元话语文本序列通过将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与《生态报告》主体联系起来，有助于语篇设计的透明化。因此，正方将整个报告及其结构要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进行了话题化，同时本研究明确了文件所属的惯例化交际实践的类型。在脱离式论辩风格中，正方—作者仍然倾向于选择客观、简洁、朴素的表达方式，从而将总体建议和具体建议作为其立场传达给受众。
转述性文本序列在样本中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一般是具有法律权威性或政策性的特定文件。如5.2和5.3中所述，在结论阶段的讨论中，“战略、优先权、立法”等通用术语和特定名称的使用，都有利于正方展示论证的实质性出发点以及进一步对其立场进行维护。这种方式非对抗性的，且基于合法、质性（“间隙、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和量化（提名时间表——2030年、2050年）的数据。两份样本都提到了当选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工作计划，用来证实报告作为参考内容的权威性。
第二类转述性文本序列大体上可以通过两个文本样本来表示，即“关于《生态报告》的转述”。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是二阶话语，采用传统的结论形式（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提出立场并由同一语言使用者来转述，属于直接转述语篇，由于代表相同的立场，因此不需要通过论证得到支持。根据样本中的隐藏的论辩结构以及节选话语的总结和考察功能，可以将其重新构建为虚拟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
鉴于所选取部分具有的规约性维度，《生态报告》中没有出现明显的解释性文本类型。然而，大多数元话语和转述性话语文本序列具有显性或者隐性的解释性，因为它们指向不同事件类型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进展——决策——立法——执行——后续步骤”。其间的关联可能是在分析中得以体现的，因为论辩风格特征可以在二阶层次上被识别出来。如此一来，一般在结论阶段论辩就被转述而不再向前推进了。这两个话语样本似乎几乎无法对其加以反驳，除非对整个文件、部分文件和 / 或所涉及的技术程序提出质疑。然而，在由一个专门科学机构处理这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本身存在争议的话，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5.5 叙述和描述中的直接性
叙事性和描述性的文本序列，可以用以证实《生态报告》的作者们向委员们提出建议的合理性。间接或直接使役性言语行为是通过总结报告正文中更详细部署的论证来实施的。
（21）[这些优先事项将持续关联]，而且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继续不受干扰地执行欧盟政策。（ES / 9）
（22）会员国的遵守和执行环境立法“在过去是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在下一阶段需要得到更为果断的处理。（ES / 9）
在例（21）和（22）中，未来和过去事件或状态作为时间参照用以呈现叙事文本序列，以类推的隐性论证为基础，为建议提供支持：即过去如此，今后也应如此。
（23）除非各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否则欧盟很可能无法实现2030年气候和能源目标。（KF / 11）
在（23）中，一个关于未来的简短叙述性文本序列，是以（“很可能无法实现的”）肯定性预测形式，并结合描述性文本序列（“2030年气候和能源目标”），简练地指向一个隐含的建议，即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样就避免了对负面后果进行显性论证，不至于让作者因为预测忽视这一建议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攻击。因此，直接性是间接执行的，如评价性描述序列的例子：
（24）在市政废物回收方面存在执行差距，... （KF / 11）
（25）生物多样性也在持续丧失。（KF / 11）
例（24）和（25）中含有负面内容的名词，也指出了可能或很有可能的负面后果，间接地传达了对上述问题加强行动的建议。由于这项研究的作者不是决策者，所以他们避免以更具指导性的形式重述报告主体中陈述的观点。
六、受众对科学/技术研究/报告的期望
在结束分析之前，还需要就如何迎合“受众需求”作一些评论。考虑到论辩者所要构建的参考框架以及倾听者或读者的偏好，应该特别注意这两个要素。
首先，论辩者应遵循参考框架，即遵守制度语境中默契的、传统的、隐含的“规则”，以及遵守话语语体类型的结构和形式要素。在所研究的案例中，考虑到这是一个专门委员会要求的“研究”，论辩者应该与相同情景要求下所提交的其他研究中使用的结构和形式手段保持一致。其次，论辩者不仅应该满足研究要求者的偏好，还应该满足更广大受众（机构行为者、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共领域）的偏好。
在文件正文和两个样本中都能找到这种迎合的例子，比如引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环境和气候问题方面所做的提高和维持行动的承诺，这便是考虑到参照框架和某些特定观众的偏好。虽然这些引用是用来说明欧盟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具体担忧，但同时也发挥了贯穿于《生态报告》中的被标示/收集的数据和建议所假定的警告功能。在对现状的“描述”和对可能结果的“预期”（即对将要采取的行动或对政策本身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之间保持平衡，符合特定的参考框架（过去、现在和未来）和受众的偏好（聚焦于欧盟行动的具体问题以及将要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范围）。同时，这也与正方—作者采用惯例化交际模式，均衡具体建议和脱离式非对抗性论辩行为的做法保持了一致。
在言语行为层面，在话语的每一个环节，叙述性和描述性的断言以及指示性的建议都将与研究的主题和次主题“欧盟环境与气候变化政策——现状、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密切相关。受众的期望实际上也是一种“挑战”，即建议被认可并用于指导行动和改革还是被无视，这种对未来的挑战实际上也是对未来研究的挑战。无论是受众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有着不同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值得引起关注。
七、结论策略操控中脱离式论辩风格的文本类型特征
在论辩话步中重申（或者提出）带有批评性的立场，不太容易被接受。在批判性讨论中，《生态报告》中提出这一立场的一方实际上扮演了正方的角色并有义务维护这一立场。在惯例化交际实践中，这一方同样被要求在惯例化话语结构中（也就是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中部分小节）的开始便对这一立场进行重申。由于这一立场有潜在的负面性，如果不想扮演反方角色的话，目标受众更有可能感觉受到批评并为自己辩护。
批评有可能引起消极情绪，而且这种消极情绪会随着批评本身所具有的倾向增强，因此针对受众期待的策略操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批评要兼具合理性以及描述性和客观性，从而发挥其批评功能。此外，批评的措辞需要慎重，以免被视为“人身攻击”，即使“攻击”的重点是机构而不是个人。
如《生态报告》中执行摘要和关键结果部分所示，相关策略的选择可以被视为脱离式论辩风格的典型表达手段。为了在报告中向决策者提出带有建议的立场，采用一种异质性话语论辩方式。在报告的两个引入性关键章节的话语样本中发现了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特点，基于语用论辩学的理论框架，这两个章节被重构为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
在惯例化交际实践中，这一报告对语言使用者（即《生态报告》作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他们代表了指令性或程序性立场的正方。一般来说，在就欧洲议会的具体立法行动提出建议时，决策者可能同正方立场一致。根据我们的研究，相关语境要求正方采用一种标准的格式。采用脱离式论辩风格似乎成为必然，分析应以策略操控概念和文本（原文）典型序列为依据，在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为保证陈述的客观性和简洁性以及报告总结或者关键结果中的信息密度，不再重申意见分歧，而是通过均衡叙述性、描述性和元话语的文本策略对至关重要的立场进行综合性表达。这就避免了对立场进行明确的否定性评价或陈述，但提出的建议可供决策者采纳或再议。
研究表明，文本类型的概念可能有助于对脱离式论辩风格的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惯例化交际实践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话语模式时。在对论辩结果进行总结并指出其主要发现的结论阶段，通过均衡叙述性、描述性、元话语和转述性文本序列来构建话语是一种有效策略。一篇较长的文本可以通过分析其主体部分的惯例化成分以确定其论辩风格的特点；同时这也可以指导研究者将采用了特定话语模式的文本重构为批判性讨论的不同阶段。正方所遵循的惯例化模式进一步凸显了脱离式论辩风格，这意味着这一模式对客观性也提出了要求。当这些特征贯穿于整个“长”文本时，可能进一步表明正方采取了一种脱离式论辩行为，并明确划定了其精心论辩的要素。纵观采用脱离式论辩风格的整个语篇，参与式论辩风格也有显现，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式论辩风格不能始终如一地表现出来。相反，这可能意味着在脱离式论辩中，含蓄的批评或者保守的陈述风格可以作为表达手段进行策略操控，从而避免在批判性讨论的结论阶段将批评和建议直接话题化，虽然这一言语事件就是将批评和建议准确的传达给目标受众。
注 释
参考文献（略）
英文摘要（略）
*基金项目：本译作系毛浩然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非对称博弈的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案例库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002）的阶段性成果。吴鹏教授、高伟教授、郭月琴教授、郑凌茜博士、朱珊副教授、苏慰凰副教授、王晶晶副教授、刘碧秋老师、林艳老师、李雨同学等提出了修订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安卡·加塔，博士，罗马尼亚加拉茨多瑙河下游大学“话语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主要研究领域：话语论辩实践，翻译策略，外语教学（法语与罗马尼亚语）。
*译者简介：毛浩然，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修辞，实验心理语言学；王赛珈，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话语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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