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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教育漫话:教养与人情世故

约翰·洛克 人文英华 2022-03-19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8.29-1704.10.28),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洛克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Empiricism)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教养

 

我在上面说过,人人都希望导师具有谨严和博学的品质。一般认为这就够了,父母们通常寻求的也不过如此;但是一旦这样一个人把自己从大学里面学来的拉丁文与逻辑等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之后,这种装饰难道就能使学生变成一个优雅的绅士吗?难道就能期望,学生会比年轻的导师更有教养、更懂得世态人情、在真正的德行与慷慨大度方面有更好的基础吗?

 

为了培养一个恰如其分的青年绅士,他的导师自己应当具有良好的教养,懂得对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地方应当有什么样的举止与礼貌,并且要在学生的年龄所要求的范围内尽量使学生遵守。这是一种艺术,不是能从书本中学得到的,也不是可以根据书本教会学生的。除了良好的伴侣并结合以实践,什么都不能使它产生出来。裁缝可以使儿童的衣服合时,舞蹈教师可以使儿童的动作得体,但这些东西固然可以把外表装饰得很好,却没有一样能够造就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绅士;即使他还具有学问也不行,学问如果处理得不好,反而可以使他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更加无礼,更加令人难堪。教养润饰了人的所有其它美德而使之光彩夺目,使这些美德变得有用,为美德的拥有者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尊重与善意。没有良好的教养,其余一切成就就会被人看成骄夸、自负、无用或愚蠢。

 

在没有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带有野蛮的色彩并且也必然被别人视为野蛮;学问变成了迂气;才智变成了滑稽;率直变成了粗俗;善良变成了谄媚。缺少了教养,无论什么美德都会变样,反而对美德的拥有者不利。不仅如此,德行和才能虽然应当得到应有的赞誉,却不足以让人得到别人的喜欢、到处受到大家的欢迎。没有经过琢磨的钻石是没有人喜欢的,这种钻石戴了也显不出价值。但是一旦经过琢磨、加以镶嵌之后,它们便生出光彩来了。美德是真正的精神财富,但是使它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教养;任何人若要受人欢迎,他的行动就不仅要有力量,而且要优美、坚实、甚至于有用,都是不够的;必须优雅,才能光彩夺目,惹人喜爱。在大多数情况下,做事的态度对后果的影响较之所做的事还要大;他人之感到满意或厌恶,也就在于这个态度。这不在于脱帽致礼,也不在于见面问好,而在于根据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自己的言谈、容貌、动作、姿态、位置等等,全都做得镇定自如,而这些东西是只能通过习惯与运用才能学会的,尽管这超出了儿童的能力,并且年幼的孩子也不应该为此受到烦扰。然而,一个年轻的绅士在独立进入社会之前,就应当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这些东西,而且要学到相当的程度:因为小事情上的一些习惯性粗鄙言行,到了进入社会后再去希望改正,通常就太晚了。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只有到了习惯成自然的时候,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就像技艺高超的音乐家,指端所触,无不成调,不必用心,也不必思索。假如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其内心还在时刻警惕自己的某一部分行为,那么,他的行为不仅得不到纠正,相反会很勉强,不自然、不优雅。


英国十八世纪的绅士形象 


良好的教养是最需要由导师来调教养成的,因为教养方面的错误虽然最初就会被别人注意,但却最后才能为本人听到;这种错误不仅一般人极爱加以非议;而且他们的非议犯者本人往往是永远听不到的,他无法利用别人的评判、通过别人的指摘来予以改进。的确,这种地方是非常敏感难弄的,即便朋友之间希望对方加以改进,也常常不敢明说,不敢告诉自己所爱的朋友,说他们在某件事情上犯了不良教养的毛病。其它方面的错误,常常可以客客气气地告诉别人;要别人改正其它错误是不伤礼貌、也不伤友谊的;然而良好的教养本身就不允许一个人去触及教养方面的错误,不允许一个人去暗示别人,说他没有教养。只有那些有权管束别人的人才能指出这种错误;对于成人,则有权管束他们的人也会难以启齿,即使说了也不会中听;对涉世不深的人来说,无论这种批评如何委婉,听了终归是不高兴的。所以,让儿童具有良好的教养应当是导师的主要任务,他应该在儿童没有离开他之前,尽量使儿童的一切言行举止养成一种习惯性的、优雅有礼的态度;使他在后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接受、又没有人来给他这种指导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劝告。因此,导师首先应当自己具有良好的教养;一个青年绅士从导师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德,日后所得到的好处是很大的,他会发现,这一点成就为他打开了更宽广的道路,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达到更高的造诣,这是他从文科教育或导师的渊博的百科全书中所学到的困难词句或真正知识所赶不上的: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那些词句和知识,而是说决不可把它们看得比教养更重要,或者竟因此把教养排挤掉了。


人情世故

 

导师除了应具有良好的教养之外,还应该深知世态人情;他应该懂得他那个时代人们的行径、脾性、罪恶、骗术和缺点,尤其是他本国人的。学生到了能够懂得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学生;他应该使学生练达人情,应该向学生揭穿人们的各种假面具,使学生看得出假面具底下的真相,以免他像一般没有经验的青年人那样,如果没有人在旁边提醒,便会以黑为白、以貌取人、自我炫耀、对优雅的举止或乐于助人的行为进行冷嘲热讽。导师应该教导学生,使学生懂得如何去推测和防备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图谋,对人既不过于多疑,也不过于轻信:由于年轻人最容易走极端,不是过于多疑就是过于轻信,导师便应当对此加以纠止。人们在一些小事情上的表现常常最能说明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内心状况,尤其是当他们不故意做作、没有提防的时候,导师应该使学生习惯于尽量根据这些迹象对别人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应该使学生熟悉人世的真情实况,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地评价一个人,既不把人看得太聪明也不把人看得太愚蠢。这样,他就可以安安全全、不知不觉地由一个孩子长成一个成人。度过整个人生旅途中这一个最危险的阶段。所以这是应该格外小心的,应当十分努力地帮助年轻人度过这一天;不应像现在的通常做法,让孩子脱离导师的指导,突然地被抛入社会,一切全靠自己,这样做不无立即堕落的明显危险;许多青年人一脱离严格的教育之后,立即变得骄淫放荡、无所不为。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为常见的了;我觉得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错误的教养方式,尤其是在世态人情这方面;他们是在对世界的真实面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养育长大的,一旦进入社会,才发现世间的情形与导师所教的理想状况和自己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于是就会很容易地被他们必然会遇到的另外一种导师所说服,相信他们以前所受的管教和所听的教训都只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是为了约束儿童;相信成人是有自由的,可以充分享受他们以前被禁止去享受的事物。这另一种导师让那些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看到,世界上到处充满了这类时髦灿烂的榜样,使青年人立即神昏目眩,把握不住。我的少主人也和其他年岁相同的纨绔子弟一样,想要表白自己是个成人了,于是就去过一种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样来抛弃他以前的谦虚谨慎,来博取名誉和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他刚刚独立自主,就开始反对先前导师教给他的—切关于德行的规则,以为那就是有勇气。

 

我认为,防止这种弊害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在他踏入社会以前,便把社会的真情实况告诉他,他应该逐渐地得知各种流行的邪恶,应该得到警告,懂得那些以败坏他人为己任的人的做法和图谋。他应该被告知那种人所用的手段和所设的陷阱;此外还要不时地把世上正在这样堕落或已经这样堕落的人的可悲可笑的事例放在他的眼前。这个时代并不缺乏这种事例,这些事例应该用作他的前车之鉴,使他看到那些本来很有希望的青年,由于这样堕落下去,弄得名誉扫地、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被人看不起,从而引起他的警惕,并且还使他看到,那些扮成朋友、假装敬重他们、使得他们堕落的人,居然也瞧不起他们,甚至当他们堕落之时起火行动,欺负他们;这可以使他在付出昂贵的经验代价之前明白,那些人之所以劝他舍弃导师所给的严肃认真的训诫和他自己的理性忠告、说那是被人管束,其目的只不过是想自己控制他;他们使他相信,自己已经是个成人了,行为是自己作出的,为的是他自己的快乐,而实际上他还完全是个孩子,被他们引诱去作最有利于他们的坏事。这种知识,导师应该随时地努力进行灌输,应该用尽一切方法使他们懂得并彻底信服。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无不是咖啡馆常客,他们参与铸就的咖啡馆文化对当时及后来的英国政治生活、文学创作和社交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把咖啡馆看作“英国公共领域发展的样板”。

 

我知道人们常常认为,让青年人知道各种当代的邪恶就等于把那些东西教给他。我承认,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所以才需要一个有才干的谨慎的导师,他了解世态人情,能够判断学生的脾性、喜好和弱点。此外还应当记住,现在这个时代(先前也许同样如此)要使一个青年绅士完全不知道邪恶的事情以免染上邪恶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终身都把他关在密室里,永远不准他和别人来往。他这样被蒙蔽的时间越久,则一旦走出来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就越看不清楚外面的事物,就越容易成为自己与别人的牺牲品。一个大孩子初见世面的时候,样子清纯可爱,必定会吸引全城鸟儿的目光,注视着他嘁喳议论,其中不免有猛兽鸷鸟,立刻就会展翅向他飞去。

 

对于人世的唯一防备,就是对它有透彻的认识,一个青年绅士应在他的承受能力以内逐步走入社会;而且越早越好,以便能够得到可靠的、有能力的人的指导。场景应该渐渐地展开,应该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入场内,还应该向他指出某些地位、某些气质、某些图谋和某些团体的人会给他带来的危险。他应该准备着遭受一部分人的打击,获得另一部分人的爱护,应该事先得到警告,什么人会反对他,什么人会误导他,什么人会陷害他,什么人才会为他效力。他应该受到教导,懂得如何去认识他们、分辨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应当让别人明白,在什么时候要对别人及其目的与图谋装作不知道。假如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去冒险,那么,让他不时地受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麻烦,只要不致损伤他的清白、健康或名誉,也不失为是教他加倍小心的一个好办法。

 

我承认,这里面包含着很大一部分智慧,它不是泛泛地思考或者多读一些书就可以得到的,而是一个人睁开眼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有了经验、经过观察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便是利用一切机会,去把它教给青年人,使他日后自己投身于人海之中时,不会像那些在海上迷失了航线、失落了指南针或航海图的航海家一样;他会事先注意到暗礁、浅滩、急流和流沙的所在,并且又懂得一点驾驭的技术,从而在获得经验以前不会遭没顶之灾。一个人如果认为,对他的儿子来说,这种知识没有语言文字和高深的科学重要,也更不需要一个导师的指点,那么他就忘记了,正确地判断人和聪明地与人相处,其用处要比会说希腊文与拉丁文或者能言善辩大得多;也要比将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深奥理论塞满子女的脑袋有用得多;甚至比精通古希腊罗马的作家有用得多,尽管对一个绅士来说,精通古希腊罗马的作家要比做一个良好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笛卡尔学派的学者好得多,因为那些古代作家对于人类的观察与描述还是很深刻的。凡是到过亚洲东部的人,都能发现一些有能力而又可亲近的人物,他们并没有以上所说的任何一种学识;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德行,不谙世态人情,没有礼貌,那么他在哪儿也不会有成就,不会有价值。

现在欧洲学校所时兴的大部分学问和通常的教育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绅士所不需要的,没有它,既不会对他自己造成任何重大的贬损,也不会妨碍他的事业。但是小心谨慎和良好的教养却是在人生的事事处处中都不可少的;大多数青年人都因为不谨慎或缺乏教养而吃了苦头,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进入社会时,其为人处世显得比较生疏拙劣;这些品质本来最应该进行教育培养,也最应该得到教师的帮助,可是大家往往不重视它们,不认为这些品质的培养教育是导师的主要职责,或甚至认为那根本不是导师的事。大家嚷嚷的只是拉丁文和学问;最注重的是让学生拿捏那些大部分不属于一个绅士所应当精通的事情,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是合乎他地位的行为举止,是要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成为国内杰出的有用人材。在此之外,一个人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或者有兴趣钻研某一门刚被导师领进门的学问,那么,他在以前学到的那些基本知识就已为他奠定了足够的基础,使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所向往的或力所能及的目的了。如果他认为,借助于老师的帮助来克服学习中的某些困难可以省些时间与气力,那么他到时候也尽可以找一个精通那门学问的人,或去选一个他以为最适合于自己的目的的人。而对导师来说,要在青年人日常不能不学习的任何学问方面对学生作些启蒙,只要有一般的能力就够了。做导师的人不必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必对于青年绅士需要略知一二的那些科学都有透彻的了解。想要深入钻研的绅士必须在此后凭借他自己的天才与努力: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在教师的管束之下得到了高深的学问或成为科学上的杰出人物的。

 

导师的重大任务在于塑造学生的言行举止,培养学生的心灵;在于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德行与智慧的原则;在于将人世的真情实况逐渐地显示给学生,使学生喜爱并且模仿优良的值得被人称赞的行为;在于培养学生的活力、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勤奋不懈的品质。导师要学生所进行的学习,只不过是在锻炼学生的能力,利用学生的时间,不让他游手好闲,教他做事情,使他习惯于吃点苦,让他尝尝自己的努力必定会带来成果。因为,谁会期望一个青年绅士在导师的管束之下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批评家、演说家或者逻辑学家呢?谁会期望他去深入钻研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或者数学呢?谁会期望他成为一个历史学或年代学的大师呢?虽然这种种学问他都应该学一点,但其目的只是给他打开大门,让他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了解一点情况;而不是让他长久停留在那里:如果做导师的人让学生在那里停留得太久,或者钻研得太深,那么导师就会大受责难。但是良好的教养、关于世态人情的知识、德行、勤奋以及对于名誉的爱好,对于学生来说是永远不会嫌多的;而一旦学生具备了所有这些东西,他也就不会长期地缺乏他在另一方面所需要或所希望的东西了。

 

在电影《简爱》中,简·爱独立自强,更拥有不凡学识修养,成年后成为了桑菲尔德贵族庄园的家庭教师,并最终获得了真挚的爱情。

 

我们既然不可能希望学生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所有的事物,那么大部分精力便应当用在最需要去学习的事物上面;而他主要追求的东西便应当是他在世上最有用、最常用的事物。

 

塞内加抱怨过他那个时代的相反做法;然而塞内加的时代也还不像现在那样到处都是Burgesdicius和Scheeibler之类的学者。假如塞内加生活在现在,眼见一般导师以为自己的重大任务就是用这种作家来充塞学生的课业和头脑,他真不知会有什么感想。他一定会更有理由去说他已说过的话了:“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学问”,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辩论;我们的教育使我们适应的是大学生活而不是社会生活。不过,造成这种风气的人,使风气适合他们自己的所得而不去适合学生的需要,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上都一样,风气一旦形成之后,就会流行一时,谁会对此感到奇怪呢?这种风气越是通行无阻,便越能抬高一些人的身价,那时如果有人背离了风气,那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立即就会嚷嚷说,那是异端邪说,谁又会对此感到奇怪呢?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有地位、有才能的人居然也被风习与流行的信念如此深地引入了歧路。假如问问理智,理智便会告诉他们,子女的时间应该用来学习那些对于自己的将来有用的东西,而不应该用来使自己的头脑填满了许多废物,那些废物的大部分他们通常是一辈子也决不会再去考虑的(他们却是也不需要再去考虑);如果保留那些废物,只能给他们带来坏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我要请那些花钱让子女去学这种废物的父母们想一想,当他们的儿子进入社会时身上带着那种学问的迂气,难道不是有些可笑吗?他们在与人交往中显露出那种迂气,难道不会降低他们的身分、使他们丢脸吗?人们在最需要表现自己的才能与教养时因缺乏而感到羞愧的东西,才真正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学识,值得成为教育的内容。

 

还有一个理由,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导师所应当具备的东西主要是有良好的教养并且熟知世态人情;那就是,一个年纪较大而有才干的人,尽管自己没有深入的研究,也能够带领学生对那些科学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可以借助这方面的书籍来指明道路,足以使他走在前面领导一个年轻人;但是如果他本人对于世态人情、尤其是对于礼貌教养并不怎么了解的话,那么他是决不能够使得别人懂得世态人情与礼貌教养的。

 

这种知识导师必须自己具备,他要通过应用与交际吸收它,用他在最优秀的社交圈子里观察到的言行举止来长期地塑造自己,在自己身上培养起这种知识。假如他自己没有这种知识,那是无法从别处借来以供学生使用的;即便他能够从书本找到一些有关的论文,其中详细地谈到一个英国绅士应有的种种行为,但如果他自己没有良好的教养,那么他自己的不良榜样就会毁掉他的全部教训;与粗野的、没有教养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良好教养的人的。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具有良好的教养并且熟知世态人情的导师是每天都可以遇到、用一般的薪水就可以请来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有能力的人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应当怕去寻访或者吝啬钱财了;而那些付不起高薪的父母们也应当记住,他们在选择负责教育自己子女的导师时,最应当关注的东西是什么;当子女是由自己照管、跟随在自己身边时,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最应当注意检点;不要认为,教育全在于拉丁文和法文或者某些枯燥无味的逻辑和哲学体系。

 
本文节选自洛克《教育漫话》“教养”“人情世故”两小节,徐大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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